一、引言
《逻辑或思维的艺术》（
在出版以后的二百余年里，《波尔·罗亚尔逻辑》一直是欧洲最有影响的逻辑著作。该著作论及的主题广泛，包括逻辑、语法、语言哲学、知识理论以及形而上学等等。1981年，P·克莱尔（Pierre Clair）曾列举了该书63个法文版本与10个英文版本，其中1818年版还被用作剑桥与牛津大学教育课程的教科书。
适逢2004-2005是中法文化年在中国举办的时期，同时这两年也分别是该书二位作者去世310周年的日子[4]，笔者有幸受约承担该书中文版翻译的工作，[5]在埋头译作的同时，心中感慨万千，特编译此文，以表怀念。
二、《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历史背景
1、阿尔诺与尼古拉
1612年，安托万·阿尔诺生于巴黎。其父亲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律师之一，最初他想研究法律，但后来尊重母亲的愿望而到索邦大学研究神学。
阿尔诺最重要的神学著作是《论频繁通合》（De la fréquente communion，1643年），该书使阿尔诺获得了伟大的阿尔诺（Le Grand Arnauld）的称号。他在书中宣称，一个人更可能通过不太频繁的通合而获得赎罪，并论证了在接受圣事前内心皈依的重要性，即，在忏悔前需要真正的悔悟，在赦免前潜心完全悔罪（基于上帝之爱），在（与神）通合前显示悔过。虽然该著作受到当时最有影响的耶稣会会士们的猛烈攻击，但阿尔诺宣誓“保卫真理直至最后一滴鲜血”。他历经多次宗教斗争，并被迫多次隐居和流亡。1694年，阿尔诺在布鲁塞尔去世。
阿尔诺的神学著作还包括，《新的异端》，有关哲学意义之罪的《五个谴责》，以及8卷本的《耶稣会的实践伦理》等等。阿尔诺论证风格曾被圣柏夫（Saint Beuve）称为“没有同情心的逻辑家”，许多评论家都遗憾他将自己的时间致力于神学争论，而未能专心于逻辑等方面的研究。除了《波尔·罗亚尔逻辑》、《波尔·罗亚尔语法》[6]二部传世大作，他还曾出版了《几何学的新要素》与《论真假观念》等著作。1780年，在瑞士洛桑出版了他的作品全集，共44卷。
皮埃尔·尼古拉生于1625年。他在索邦大学学习神学时与那里的詹森主义者交往；后来一起到乡间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des-Champs）隐居；1654年，他成为阿尔诺的秘书，帮助其翻译拉丁文本。
尼古拉著有《道德论文集》（Moral Essays），是十七世纪最杰出的詹森主义作者之一。他曾和阿尔诺一起流亡，但他向往和平，最终承认自己厌倦斗争，并于1683年回到巴黎与当局和解，直到1695年去世。
2、波尔·罗亚尔与詹森主义
十七世纪，法国存在着天主教会与法国新教、胡格诺派之间的剧烈冲突。詹森主义是法国天主教义内的一项激进改革运动，它根据科内留斯?詹森（Cornelius Jansenius）而命名，詹森的代表作是1640年出版的《奥古斯丁》，书中的理论依据是奥古斯丁关于自由意志与恩典效验间关系的观点，它也是天主教会对成长中的新教的回应，。
波尔·罗亚尔修道院是十七世纪法国天主教运动的中心。历史上出现过两个波尔·罗亚尔修道院，一个是巴黎西南二三十公里的乡间波尔·罗亚尔修道院；另一个是巴黎圣雅克区的巴黎波尔·罗亚尔修道院（Port-Royal-de-Paris）。当时有一批著名学者在该修道院里隐居，他们被尊称为波尔·罗亚尔隐居者们（solitaires）。除了为修道院做一些体力活，他们还研读《圣经》，翻译某些宗教著作，后来创立了波尔·罗亚尔小学校（Port Royal Little School）。
宗教争论标志着詹森主义的历史。《奥古斯丁》一书中的不少命题曾被斥责为异端，几位教宗为此先后颁布过四次通谕。通过1656年公开的两封信件，阿尔诺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信中提出了两个命题：第一个是有关信念的问题，即：“众神父通过圣彼得向我们表明，一位公正者在一段时间内缺乏恩典，尽管没有恩典人们将一无所成，但我们仍不能说他没有罪过。”第二个是关于事实的问题，即：“人们可能怀疑，英诺森十世与亚历山大七世所谴责的五个命题、詹森的命题及伊珀尔主教的命题等，是否真的在这位雄辩家的书中出现。”阿尔诺承认，只有教宗才能决定那五个命题是否为异端，但他又指出，它们是否确实在詹森的著作中出现，这是一个需要具体调查的经验性问题。
由于他拒绝接受那种责难，1656年，阿尔诺被索邦大学开除，并隐居到乡间波尔·罗亚尔修道院。1669年，教会和平通谕（the Peace of Church）颁布后，阿尔诺宣布停止为詹森主义辩护。他在新著《天主教会有关圣餐的信念的永恒性》中，将詹森主义从新教主义中划分出来，并试图缓和与教会的关系。虽然他曾受到教宗克莱门特九世与路易十四世的尊重，但他一直未能回到索邦大学。
在教会和平通谕颁布之后，阿尔诺主要为反对新教而写作，可是他后来对耶稣会的攻击激起了国王的不信任。1709年，在教宗的许可下，路易十四世驱散了波尔·罗亚尔修道院修女们，并迁移了较为杰出的隐居者与修女的尸体，1711年，那些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波尔·罗亚尔从此消亡，但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詹森主义运动一直存在。
3、《波尔·罗亚尔逻辑》创作缘起
根据二位作者的自述，创作《波尔·罗亚尔逻辑》不是一项有严格计划的行为，而是出于一种偶然的机遇。
该书的创作缘起于作者与一位思维缜密的年轻贵族的谈话。听到这位年轻的贵族说，有位绅士自称年轻时曾得到某人的帮助，在两周内掌握了逻辑学，阿尔诺开玩笑地回应：如果那位年轻贵族不嫌麻烦，他自愿在四、五天内教他有关逻辑学一切有用的东西。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二位作者开始尝试写作。由于普通的逻辑书既不够短小也不够精悍，他们决定专门为那位年轻的贵族创造一个删节版的逻辑教材。
他们原以为，写这样一个删节版花费时间不会超过一天，但当着手工作时，脑海里却不断涌现出许多新的思想。结果撰写该书的主体部分所花费的时间，不是一天，而是四、五天，随后又进行了大量的增补。尽管书中的内容比最初的想法多了很多，结果他们还是如愿成功了。因为那位年轻的贵族可以将该书的内容缩减为四个图表，学习每张图表只需一天时间，理解它们实际上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值得一提的是，也许是因为那位贵族对于智力问题特别有头脑，作者当然并没有期望一般人如此轻易地学习它。
书稿完成后，作者一开始并未想到出版。但由于该书手抄本的很快流行，出版商们主动联系作者，称考虑出版该书。为避免公众得到有缺陷的手抄本，经过慎重考虑，作者又增补了约三分之一的内容，最终于1662年正式出版了第一个完整的版本。
三、《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哲学主题
在哲学主题方面，如果说圣奥古斯丁为詹森主义神学勾划了轮廓，则笛卡尔是《波尔·罗亚尔逻辑》真正的哲学之父。阿尔诺与尼古拉在书中完全接受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虽然书中的哲学却不限于知识论问题，但其知识理论几乎逐字逐句地源自笛卡尔。从宽泛的角度上看来，笛卡尔理性主义也可与奥古斯丁的观点相容，因此二位作者经常引证两位哲学家的权威性。
1、神学与理性
波尔·罗亚尔的神学基于圣奥古斯丁的原罪原则：人类无法自然地根据其自由意志而有道德地行动，以及恩典效验的不可抗拒性。奥古斯丁认为，信念与理性各有其正确的范围：信念适用于宗教事务，理性适用于自然现象。在接受这一观点的同时，二位作者通过在神学事务中补充信念而强调人类理性的重要性。他们曾引用奥古斯丁的话，坚持信念总是预设了某些理性，因为理性劝说我们：存在着我们应该相信的事务，即使我们缺乏合适的证据。
《波尔·罗亚尔逻辑》的理性主义部分地也源自其反修辞的辩论。在作者那里，理性主义与詹森主义的精炼本质结合在一起，因而他们谴责那些非常依赖于隐喻或带有形象化风格的作品。他们认为，感觉经历干扰了对实在“清楚与明白”的感知，哲学作品应当避免求助于感情。不论主题是否关乎臆测的事物，都不应该影响感情，一种词藻华丽的风格只会导致诡辩与错误的推理。
2、理智与感觉
《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的二元论与机械物理原则。我们可以发现，他们从笛卡尔的《心灵的指导原则》、《方法谈》、《沉思集》等书中完整地借用了某些论证。例如，有关观念的本质与来源、精神能力的分析，以及理性的首要作用或获得确定性的理解力等等。实际上，整本书都隐含着笛卡尔的反经验主义与理智至上的原则。
一方面，阿尔诺与尼古拉把Cogito论证（我思故我在）作为理智直觉的知识的第一例证，称这种感知“清楚而明白”，这种无可怀疑的知识是基于理解力直觉到的自明命题。但他们的分析与笛卡尔的考虑有所不同，在《波尔·罗亚尔逻辑》的第一与第四部分，他们指出，有可能同时在心、物的本质上获得确定性。作者还提到，奥古斯丁也有过一个类似的论证，他宣称一个人不可能怀疑自己正在思考与存在，它被称作“内在化原则”，这正与笛卡尔说某个人自己的精神状态是自明的、自证的真理形成巧合。二位作者对待数学的态度与笛卡尔类似，他们将数学，尤其是几何学，视作知识的范式，并坚持认为，只有数学在其概念的简单性与演绎的严格性上，展示了一门真正的科学的本质特征，尽管他们在第四部分批评了欧几里德的定义与证明序列。
另一方面，二位作者认同笛卡尔对感觉状态的评价：含混与令人困惑。他们不信任感觉经历，经常引用一些感觉欺骗的例子，对于颜色、声音、气味、口味、冷热这样的感官性质，他们和笛卡尔一样，仅仅视其为心灵中的感知内容，而不是物质实体的真实属性，即使这些感知在发展科学假说中发挥作用。例如，在几何学中，偶尔会用到空间形象，但真正的实在只能基于纯粹的理智而再现。他们认为，正如儿童假定世界实际上是它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感觉经历的一种天真的信任误导了经验主义者。然而，通过正确地应用“自然理性”及笛卡尔的怀疑方法，认识者能克服这些孩提时期的偏见，从而对于世界能获得一种科学的理解力。
3、批评与争论
《波尔·罗亚尔逻辑》的批评对象有三类，一是亚里士多德及经院哲学；二是经验主义者；三是怀疑论者。
《波尔·罗亚尔逻辑》书中充斥着对亚里士多德基本观点的批评，它们大都直接来源于笛卡尔。例如，对于心灵，亚里士多德持有一种非二元论的或功能性概念，他称其为所有活物生存的基本原则。对亚氏来说，甚至植物与非人性的动物也赋有心灵，但只有人类能够进行高级的理性活动。与此相对照的是，二位作者接受了笛卡尔关于心灵的分析。根据笛卡尔的二元论，心和身是两个不同的实体，心灵或灵魂可确定的属性是思考，而物质实体的本质特征是广延性。由于在思考与广延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心与身不具有共同属性，并能独立存在。而在所有存在的事物中，人类是唯一的心灵与物质实体的结合体。意识、经历都只是精神状态，尽管它们可以偶尔与物理实体的状态相联系。这样，在心的概念及其与物理实体的关系上，亚里士多德与笛卡尔截然不同。因而毫不奇怪的是，《波尔·罗亚尔逻辑》全书都能找到对亚里士多德心灵观点的攻击。
阿尔诺与尼古拉攻击同时代的经验主义者，尤其是霍布斯与伽桑狄，作者认为，不仅他们有关知识观点是错误的，他们的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理论也是错误的。由于坚持身心二元论，二位作者坚决反对那些所有实在都是有形的观点，不论其倡导者是古代哲学家卢克莱修、伊壁鸠鲁及斯多葛派等，还是他们同时代的霍布斯与伽桑狄。这些论证很多大都出现在作者对定义方法及定义类型的讨论中。
此外，根据笛卡尔的机械物理学，二位作者认为，感觉性质不能是物理事物的真正属性。身体仅有的属性是广延、位移与形状，因而物理状态的所有变化都可以通过粒子相互间的位移与撞击来解释。作者谴责那些通过“自然位移”或“吸引”力的远距离作用，如磁力与重力等，而做出的“神秘”解释。他们也反对经院哲学有关实体形式的理论。例如，根据这种理论，某一身体传递一种性质（如，热）给另一身体，是将热的“形式”从第一个身体传递到第二个身体。从机械主义的观点看来，这些实体形式从头到尾都是神秘的、不可理喻的远距离的作用力。原子论者区分了一个粒子占据的空间与组成粒子的物质，与之不同的是，笛卡尔机械主义认为物质唯一地由广延构成，因此没有虚空这样的事物。根据这样的推理，阿尔诺与尼古拉也驳斥伽桑狄的那些设定了虚无的理论。
除了经验主义者，《波尔·罗亚尔逻辑》还有一个主要的论敌，即当时的怀疑论代表人物蒙田，他复活了古代极端怀疑主义，作出了不少怀疑式的论证，并表现出自由主义倾向。笛卡尔一方并不感到有关感觉的怀疑论证是一种威胁，因为他们本来就否认感觉在产生确定的知识过程中起重要作用。但对于怀疑主义则不同，二位作者特别严厉地反对那些哲学家质疑理性有能力产生有关自我、上帝以及外间世界的知识。
四、《波尔·罗亚尔逻辑》的逻辑贡献
虽然《波尔·罗亚尔逻辑》曾长期作为欧洲的逻辑教材，但对于哲学家、语言学家、神学家与修辞学家来说，该书都有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方面。以下仅以现代逻辑为视角，主要从语义学、命题理论等方面考虑《波尔·罗亚尔逻辑》对于语言学、逻辑学的历史贡献。
1、语义学
说到语义学，就应当提到阿尔诺的另一部著作，《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姊妹篇：《波尔·罗亚尔语法》[7]。
N·乔姆斯基曾在《笛卡尔语言学》（Cartesian Linguistics）一书中宣称，《波尔·罗亚尔语法》预示了现代转换生成语法。在他看来，《波尔·罗亚尔语法》的重要性在于它代表了对语言的一种古典“理性”的思考，例如，阿尔诺与朗斯洛认为，一个句子的“表层语法” （书面与口语句子的组织结构）不必成为其“深层语法”（有关语义解释的方面）的镜像，这正与近来的行为主义理论相对。尽管有很多理由质疑《波尔·罗亚尔语法》如何系统地或自觉地形成这一观点，以及该理论所包含的其它一些特征，是否足以界定其为一种转换生成语法，仍有待进一步讨论。事实是，估且不论乔姆斯基宣称的历史准确性，在过去几十年间，它确实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兴趣展开对《波尔·罗亚尔语法》研究。[8]
在时间上，《波尔·罗亚尔逻辑》出版晚于《波尔·罗亚尔语法》，它在很多方面都是一部更具历史影响的著作。它不但结合了《波尔·罗亚尔语法》中的某些理论，从中借用了一些材料，而且更广泛地扩展和丰富了对知识与意义的解释，为逻辑与语义学史做出了前书所没有的贡献。
在总体上，《波尔·罗亚尔逻辑》的语义学属于笛卡尔观念论的范畴。笛卡尔“思想先于语言”的观点对当时语义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笛卡尔认为，语词仅仅是独立的个体心灵状态的外在的约定记号，因而严格地说，语言表述指示着言说者心中出现的思想。尽管语词与观念之间的联系是约定的，因此也是任意的，就二者都是被清晰表达的系统而言，语言能够指示思想：在一个复杂的语言表达式与观念表达的自然结构之间存在相互关联。在笛卡尔的形而上学理论基础上，波尔·罗亚尔发展了自己的语义学。他们承认中世纪关于范畴词与非范畴词之间的区分，但没有使用那些术语。范畴词主要用于命题的主词或谓词，非范畴词则指的是动词与量词，因为它们意义是对观念的操作而不是观念本身。
《波尔·罗亚尔逻辑》对语义学最有意义的贡献无疑是对普通名词的分析。普通名词是诸如“人”、“哲学家”之类的范畴词，它们表示的观念代表着一个以上的个体。在第一部分第6和第7章，作者在逻辑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普通名词的两个重要特征：内涵与外延。普通名词的内涵由它所表达的观念的本质属性集合所构成；外延由“这一观念的应用对象”所构成。尽管这种区分在古代与经院哲学著作中都得到预示，莱布尼茨也曾有过阐述，但波尔·罗亚尔的分析是对中世纪指代理论的重要化简，其解释也代表着那个时期最清晰的处理方式。与现代逻辑不同的是，波尔·罗亚尔所考虑的外延，不仅涵盖该普通观念的种（或子集），而且包括拥有相关属性的个体（集合的分子）；而在现代逻辑看来，一个谓词的外延等同于该名词所适用的个体。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定义理论。该书第一部分第12至15章讨论了定义理论，第四部分阐释了公理定义与演绎的关系，这些都与另一位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相关。[9] 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实质定义（即，从事物的定义到字词的定义）与名义定义，帕斯卡尔在《论几何学的心灵与劝说的艺术》一书中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但其处理方式有所不同，他拒绝了亚里士多德的属与种差定义的理论，代之以一种笛卡尔式解释：即，定义可以通过所有人都能自然获得的观念而形成。帕斯卡尔还认为，不可能定义所有的词汇，因为有些观点是如此简单，以致表述它们的单词不能被定义。而这些观点大多都被全盘引入到波尔·罗亚尔的科学方法理论中。
2、命题理论
《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命题理论是中世纪与十七世纪理论的有趣结合。一方面，作者希望保留性质命题的传统理论，在该书的第三部分讨论推理时，他们还是致力于以中世纪的逻辑词汇描述三段论理论；另一方面，作者在理智直觉与推论本质上坚持笛卡尔的观点，并试图将笛卡尔有关判断的观点强加于传统的命题理论之上。也可以说，他们的理论是把一个新的知识理论嫁接到一个既定的逻辑框架中，因而将不可避免地引发问题。
在命题理论中，二位作者依然遵循笛卡尔观念理论的一般框架，包括心灵哲学以及认识论。传统观点认为，科学知识需要有四种心灵操作：构思（conceiving）、判断(judging)、推理（reasoning）与排序（ordering），这些操作必须以这种顺序出现，而每一操作的要素都是前一操作的结果。而笛卡尔坚持，构思由理解力对观念的简单领悟所构成，判断则是意志的一种行动，有可能对观念进行操作而无须做出判断，例如，由更简单的观念构成复杂的观念，并将复杂观念分析成它们的部分。
二位作者大体上接受了笛卡尔的这些观点，但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如何通过判断活动鉴别命题形成的问题上，笛卡尔本人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区分了做出判断与纯粹领悟一个命题，因为心灵在纯粹的领悟中是被动的，而观念可能采取一种命题的形式；但在《波尔·罗亚尔逻辑》中，动词既联接主词与谓词，具有断定的力量；因此，形成一个命题就等于是对它下判断，波尔·罗亚尔对动词采取如此的处理，就使得有可能在简单地领悟一个命题与判断其真理性之间做出区分。
《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命题理论依然保留了传统的主谓词结构。即，每一简单命题都由相同的要素构成：主词、谓词与系词。作者将所有命题根据量划分为全称的、特称的与单称的，根据质划分为肯定的与否定的，他们用标准的A、E、I、O记号分别指示全称肯定、全称否定、特称肯定与特称否定命题，根据传统，他们也将单称命题当作全称命题来处理。但他们力图将更复杂的命题形式纳入这种性质命题的框架中，尽管二位作者碰到了困难，但这一努力却在十九世纪末促进了现代逻辑的发展。
通过对对复杂名词与复杂命题的讨论，《波尔·罗亚尔逻辑》还区分了限制性或“确定性”从句与非限制性或“解释性”从句，而他们有关嵌入式命题的理论也预示了分析命题与综合命题的区分。
对否定命题的处理也是《波尔·罗亚尔逻辑》一个重要特色。根据传统的观点，波尔·罗亚尔将肯定与否定做为命题的两极形式。但他们解释说，否定是肯定的对立行动。由于在肯定中，人们将主词与谓词的观念联结，形成一个命题统一体；而在否定中，人们必须将主词从谓词从分离出来，因此，否定属于行动而不是该行动的命题内容。
3、《波尔·罗亚尔逻辑》的历史地位
《波尔·罗亚尔逻辑》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逻辑的主要代表，这本书在当时具有一种清新的活力，书中的逻辑思想广泛地得到认同，并在其后二百余年里被多数哲学家用以指导逻辑研究。涅尔夫妇曾在《逻辑学的发展》中指出，虽然它是以后混淆逻辑和认识论这种坏的方式的根源，但它仍包含有某些值得我们研究的新东西。[10]
现代逻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波尔·罗亚尔逻辑》中某些理论难点的突破。研究《波尔·罗亚尔逻辑》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回顾十七世纪以后逻辑与语言哲学的历史发展。
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中将判断视为一种综合活动，虽然康德接受了传统逻辑，他同时拒绝笛卡尔有关真理的被动理智直觉概念，以及构思先于判断的观点。
其后，弗雷格在《概念方案》（1882年）中通过放弃传统的命题理论而宣告了现代逻辑。弗雷格抛开传统的系词理论，放弃了命题主谓词分析，进而强调对象的表达式与函项-表达式的明确区分：前者是“完全的”，而后者由于包括为其它表达式（预留）的空位，在该意义上，它们是“不完全的”。因此命题的统一不仅依赖于系词这样的联结词，也依赖于完全的表达式与不完全的表达式之间的相互适合。根据这种句法结构，弗雷格创立了语句逻辑与量词逻辑的框架，他用量词取代了全称、特称与单称命题的分类，并允许一种嵌入式全称化的解释，这在传统主-谓词分析中是不可能的。弗雷格也拆解了肯定与否定命题的传统分类模式，否定被分析为语句函项，是命题内容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否定行动。
降及二十世纪，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1963年）中有关私人语言的论证，对于将语言仅仅解释为私人化的独立思考的外在表达的观点，提出了严重的挑战。随后语言哲学与心灵哲学的发展形成了有关意义的新观点，它比笛卡尔的观点更具社会依赖性。言语行为理论所总结的言辞力量的概念，已经反映出弗雷格对断定的考虑，这也导致人们解释了意义的语境特征。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这些发展明确终结了笛卡尔有关思想先于语言、构思先于判断的观点。
《波尔·罗亚尔逻辑》在逻辑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阿尔诺与尼古拉在书中提出了大量深邃的洞见，一定意义上，它是中世纪逻辑到现代逻辑的桥梁，若需要找出一部著作，用以理解从十七世纪至现在逻辑学与语言学理论中所发生的重大转向，无疑它是《波尔·罗亚尔逻辑》。而在逻辑形式化发展日趋成熟的今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逻辑对于认识论的意义，面对道义逻辑、认知逻辑、语言逻辑等的蓬勃发展，《波尔·罗亚尔逻辑》无疑具有相当的历史参考价值。
（原载《复旦学报》2005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