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奠基（1900－1979），中国现代著名逻辑学家，生前曾任湖北师范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汪奠基对逻辑学的贡献，以现代逻辑和中国逻辑史为最大，他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出了我国第一部中国逻辑史通史――《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该书对以后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主要依据《中国逻辑思想史》，并参考汪奠基其他中国逻辑史研究著述，对其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方法、贡献和历史地位等作一探讨。
在20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长河中，汪奠基的研究颇具特色，因为他对如何研究逻辑史和中国逻辑史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而他的逻辑观直接影响了其逻辑史观，我们先从其逻辑观说起。
一、汪奠基的逻辑观
汪奠基认为逻辑学应是“人们认识现实、研究现实的工具”，是人们“科学思想的方法论”。[1]（P12）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作为中国逻辑史研究对象的中国古代逻辑“必须包括形式逻辑及其方法与辩证思维认识” [1]（P12），即不仅包括中国古代有关形式逻辑理论，还包括古人对认识对象的辩证思考。
逻辑是研究思维规律的，但在汪奠基看来，思维规律不是抽象而是具体的，人们在某一领域形成理论或进行论辩时，所依据的最高准则也可以成为思维的规律――用汪奠基的话说，是“思维规则”。他在谈到荀子以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伦理规范――“礼义”作为尺度，衡量辩说之好坏时说，“如此看来，思维规则，好象不是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而倒是反映主观伦理的规范的” [1]（P23），这表明，在他看来，在荀子那里，“礼义”是思维规则。以“礼义”为衡量是非的标准是儒家的政治主张，儒家以外的先秦各家也都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汪奠基看来，他们各有自己的思维规则。于是乎，在先秦，儒、墨、道、法等各家，都分别有自己的思维规则，因而也都有自己的逻辑。由于先秦历史上各个政治派别的政治主张基本是围绕“正名”问题而展开的，因此，汪奠基认为，先秦各家关于“名”的理论就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主要内容，他说“名言”这个词“合用就成了与逻辑同义的术语了” [1]（P21），“‘形名’就是古人讲的‘逻辑’一类的名辩之学” [1]（P24），――形名论辩之学成了中国古代的逻辑。
今天，人们普遍认为逻辑学是关于正确思维的理论，主要是研究推理的，中国古代逻辑也应如此。汪奠基对逻辑和中国古代逻辑的看法有些特别，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在20世纪30至40年代和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由于宣传唯物辩证法的巨大热情，也由于受前苏联思想界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就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关系问题进行了两次大讨论，讨论中，一些学者对形式逻辑展开了批判，认为唯物辩证法是最科学的理论，相比之下，以亚里士多德和培根逻辑等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形式逻辑脱离事实，不能很好地起到认识工具的作用。汪奠基是最早在我国传播西方现代逻辑的学者之一，他的《逻辑与数学逻辑论》（1927年出版）是第一本我国学者自著的数理逻辑专著，因而，对“什么是逻辑”这个问题的看法，汪奠基原来的观点肯定是“西方形式逻辑”式的。但受这两次逻辑大讨论的影响，汪奠基似乎要对“什么是逻辑”的问题作一番新的思考。
汪奠基认中国古代的名辩是逻辑的看法不能说不受两次逻辑大讨论的影响，但主要是中国逻辑史研究发展的需要使然。20世纪初，人们普遍地采用比较研究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即以西方逻辑和印度因明为指导，阐释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用这种方法人们发现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但在研究中也出现了明显的失误，就是以西方逻辑和因明条文肢解有着丰富和完整思想内容的中国古代思想文献，把它们搞得支离破碎；甚至以西方逻辑和因明曲解中国古代逻辑理论的含义。到20世纪40年代，人们开始对20世纪初的这种研究进行批判，有些学者以探讨中国古代固有的逻辑为目的，从中国古代思想文献的文本出发，在古代文化的有机体中，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和发展规律，――此即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历史分析方法。名辩理论中有着丰富的逻辑思想，又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我们认为，认名辩为逻辑，应是当时尝试研究中国古代固有逻辑的一种表现。认名辩为逻辑的，在当时还有赵纪彬和沈有鼎等人，但汪奠基应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其所作的相应研究也最为详尽。
我们所认同的逻辑观与汪奠基的逻辑观有所不同，下文在谈到他所说的逻辑时，都要特别地加上引号。
汪奠基曾经谈到“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他认为“逻辑”史的研究对象与“逻辑”相比，“一定有不同性质、不同形式和多种多样的逻辑哲学的东西须待彻底地清理。如果只是简单地把它当作概念、判断、推理和证明的叙述或记载史来看，那无异于把逻辑和逻辑史的对象等同起来。这是非科学的看法。” [1]（P10）由此，再结合他对中国逻辑史所作的具体研究，可以得知，在汪奠基看来，“逻辑”史的研究对象是“逻辑”；“逻辑”史要研究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各样“逻辑”理论的特点，它们演变和发展的规律。汪奠基对中国“逻辑”史的看法主要包括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这些都源于他对“逻辑”史的看法。
（一）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
关于中国“逻辑”史的研究方法，汪奠基提出了很多见解。首先，他特别强调要结合中国古代各思想家的哲学观点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他认为，“历史上逻辑思想的进步主要是在唯物主义战胜唯心主义的强烈斗争中取得的”。 [1]（P8－9）如在先秦，正统的正名主义“逻辑”（实际上是正名主义的政治伦理学说）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而他的反对派如墨家等为了反对正统的正名主义理论，提出了自己的学说（这在汪奠基看来是墨家逻辑），这些反对派的学说里包含了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成份。其次，要分析各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因为对相当一部分思想家来说（自然科学者除外），他们的“逻辑”即政治伦理学说，是代表本阶级的利益，为解决社会问题而提出来的。再次，要完整地、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的思想文献，要从整个逻辑思想的对象出发，从科学思想与逻辑认识的历史联系出发来研究。[1]（P41－42）最后，要结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史来考察中国古代“逻辑”。因为，邓析、惠施、公孙龙的那些辩证命题，都反映了古代自然科学的认识。另外，也由于在古代自然科学中存在着一些科学方法如分类和定义等，需要我们从逻辑角度去总结。[1]（P50）
为什么要用以上方法研究中国“逻辑”史？这是符合汪奠基自己的思路的。汪奠基把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说当作逻辑，要对这些学说进行深刻的研究，那就必须分析各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哲学倾向，要分析从这些学说中表现出来的思想家的思维水平，要对这些学说的载体即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作完整、准确地理解。
从我们的逻辑观点看，汪奠基的看法仍然是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中国古代逻辑（很多情况下包含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伦理学说中），也需要完整、历史地考察中国古代思想文献，决不能断章取义，甚而曲解。也需要结合中国古代科学发展情况，因为不仅科学尤其是数学对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作用关键，而且科学发展情况最能反映其时人们的思维特点，由此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也需要分析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因为政治立场可能影响到思想家研究逻辑的积极性和研究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甚至需要分析思想家的哲学观点，我们说，科学的逻辑所研究的思维规律、规则，应该是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可能影响到他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从而影响到他们逻辑理论的科学性。但我们认为，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对逻辑思想的发展虽然有影响，但不起决定作用。汪先生的看法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特征。
（二）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
汪奠基认为，研究中国逻辑史，从研究对象上讲，既要研究中国古代的形式“逻辑”思想，也要研究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情况；从理论形态上讲，既要研究“逻辑”理论，也要研究逻辑应用。汪奠基认为传统形式逻辑的理论和方法仅是中国古代“逻辑”的一部分，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古代有理论也有应用。汪奠基强调对中国古代的逻辑应用要给予足够的重视，他说古代在某些场合对形式逻辑基本规律的运用不能只看作是运用问题。[1]（P19）显然，他认为这些场合的逻辑运用，是在掌握了逻辑规律后的自觉运用，甚至，古人是在通过分析一个特殊问题，阐述他们关于这些规律的理论。
具体到中国古代思想文献，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是相当广泛的。就先秦来说，如《春秋》的正名、邓析的辩讼、惠施的历物、老庄的无名无为、墨辩的“逻辑”科学、荀卿的正名论、战国纵横家的辩察名实的理论等，都是中国逻辑史应加以研究的。[1]（P43－44）不仅如此，如《孙子兵法》、《黄帝内经》等科学著作也属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因为它们中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也包含了诸如分类、定义这样一些形式逻辑的方法。[1]（P198－201）
与20世纪初的很多中国逻辑史研究者相比，汪奠基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范围大为扩大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在当时是革命性的。20世纪初，治中国逻辑史的很多学者，仅仅是在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中寻找符合西方逻辑或印度因明的内容，其研究范围是非常狭窄的。但正如汪奠基所认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不仅要研究中国古代固有的逻辑的体系、特点，还要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这样中国逻辑史研究的范围应当是非常广泛的：既要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成熟形态，还要研究其萌芽形态（逻辑应用）；既要研究中国古代逻辑，也要研究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但汪奠基有无限扩大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的倾向。
三、汪奠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成就
与中国古代逻辑相关的因素，包括有中国古代的正名、论辩和辩证思维情况等，这些汪奠基在自己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但是，是以特殊的方式涉及到的。他在研究各思想家的政治伦理学说时涉及到了这些因素，因为这些政治伦理学说中，就既有正名的理论，又有关于论辩的理论，也有辩证法思想。各家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包含了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方法，如定义、分类和推理等，汪奠基也研究了这些方法。总之，我们所认为的中国逻辑史要研究的内容，汪奠基的研究中都涉及到了，只不过，由于他的“大逻辑”观之故，这些因素，被放在一起介绍，以下我们将分别叙述之。必须指出，汪奠基的研究还分析了他所谓“逻辑”与各思想家的阶级立场、哲学观点和科学思想之间的关系，由于其“逻辑”中包含了我们所说的逻辑，可以说，汪奠基分析了中国古代逻辑产生的历史背景。
（一）研究了与中国古代逻辑有关的因素
1、正名和论辩
汪奠基研究了中国古代，主要是先秦，还有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正名理论，他认为，各家正名的主张与他们的阶级立场有关。儒家和法家站在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立场上认为必须靠正名的工具来维护自己阶级的利益，企图通过“正名”以“正政”。[1]（P38）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学派，批判统治阶级的等级名分制度，主张“无名”，企图使社会复归到上古“小国寡民”的原始状态。[1]（P156－157）墨家站在“农与工肆之人”的立场上，反对儒家末流的言行不一致的错误，提出为言立仪的“三表法”。[1]（P101）墨家在正名问题上的主张，汪奠基没有讲到；据后来学者研究，墨家实际上主张“以名举实”。[2]（P171）
同样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但所处时代背景不同，其正名主张会不同。孔子“正名以正政”，“始终以概念之名的实在性为基础” [1]（P125），实际上是以名正实；到了法家的韩非则是“控名责实”，企图以此“禁心禁言”；[1]（P38）再到了西汉的董仲舒，则变成了为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服务的“名号”思想。[1]（P219）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正名理论，在哲学上都是唯心主义的，其方法具有形而上学的特征。各思想家对论辩所持的态度，往往也是对中国古代逻辑有直接影响的。对论辩的态度与各思想家的政治主张有关。在先秦，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正统的“正名主义者”，对论辩都持否定态度：孔子反对“巧言”，主张“雅言”；[1]（P127）孟子反对“邪说”、“淫辞”；[1]（P132）荀子主张“止辩”；[1]（P142）韩非对百家主张“禁其言，息其说”；[1]（P197）而代表劳动人民的墨家学派则是提倡辩论的。[1]（P103）
2、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
由于把辩证思维认识当作“逻辑”，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较为全面地揭示了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情况，这项工作对于今天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仍有很大意义。中国古代辩证思维情况对中国古代逻辑有重要影响，研究它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及其发展变化。
汪奠基的研究表明，中国古代的辩证思维是十分发达的。反映在科学上，像《孙子兵法》、《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等，这些著作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孙子兵法》是讲用辩证法解决军事问题的，“是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典型著作。” [1]（P198）《黄帝内经》“把自然现象的矛盾变化，同人的生理病象联系起来，把人体各部机能相互制约和相互联系的关系与外界环境的关系也联系起来”，其基本方法是朴素辩证的。[1]（P202）而《伤寒杂病论》则是在《内经》理论基础上根据各种病的发展变化进行“辩证论治”，它对疾病的辩证认识和诊疗方法比《黄帝内经》有进一步发展。[1]（P286）中国古代辩证思维的发达也反映在社会政治伦理学说中。邓析、惠施、墨家等学说中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老子“无名论”的思想是一种朴素辩证的“逻辑”思想。[1]（P156）汪奠基认为《墨经》提出的辩论原则“以类取、以类予”中所谓“以类取”，是“取同观异、同异交得的辩证法”。[1]（P112）
（二）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汪奠基的“逻辑”包含了我们所认同的逻辑――关于正确思维的理论；他的中国逻辑史研究，也研究了中国古代关于正确思维的理论。
汪奠基认为中国古代有西方传统形式逻辑那样的理论。中国古代研究了概念、判断、推理三种形式：对它们进行了界定，阐述了它们各自在思维中的作用，揭示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对思维规律，如矛盾律、排中律和充足理由律有所揭示。
汪奠基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颇有发现。首先，他认为《墨经》的名、辞、说是一种表述形式，它们与概念、判断、推理的组织形式实质并不一样。[1]（P112）
其次，汪奠基着重阐述了中国古代主要的推理模式以及古人对这种推理模式的认识。汪奠基认为，中国古代主要推理模式是建立在“类”的基础之上的推理形式，他统统称之为“推类”，而运用最普遍的是类比推理。“推类”的关键是对事物“类”的把握，所以，古人对“类”的论述很多。
汪奠基认为，古人对“类”的认识受到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的影响。荀子讲“听断以类”，这是以统治阶级的“礼义”作为“隆正”即标准，判断认识对象的类别。这是政治立场对“类”观念的影响。
《荀子•非相》篇讲：“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这是要“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就是要推类。汪奠基认为，荀子这种推导有其不科学之处，因为他相信“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汪奠基在这里实际上指出了荀子的哲学观点对其“类”观念的影响。[1]（P32）
汪奠基指出《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作者都承认“类固不必可推知”，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宇宙万物变化无穷，人们无法确知事物是否相同，因而也就无法确认它们是否为一类，所以推类的结论不可靠。[1]（P212、217）这也揭示出了哲学观点对“类”观念的影响。
通过“类”这个中介，汪奠基把思想家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与逻辑联系起来了，以此为基础，他指出中国古代长期的封建正名思想的统治阻碍了中国古代逻辑的发展，[1]（P52），因为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基本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四、汪奠基中国逻辑史研究的历史地位
第一，汪奠基的中国逻辑史研究，涉及中国古代逻辑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因素，揭示了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和产生原因，在当时，这种研究是相当深刻的。
第二，汪奠基以他独特的研究视角，向我们展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中除比较研究方法之外的另一种主要研究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汪奠基以“类”为中介，将各思想家的政治立场、哲学观点等与中国古代逻辑贯通起来，研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真正做到了对中国古代逻辑的历史分析。汪奠基的研究方式对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古代名辩学研究产生了积极影响；这种方法至今仍有其巨大价值，因为研究中国古代逻辑的特点和演变规律，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推理的特点和发生、发展，仍是二十一世纪中国逻辑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第三，汪奠基的研究直接影响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他广泛研究与中国古代逻辑有关的各种因素的做法为人们所接受；二是他的“大逻辑观”和扩大中国逻辑史研究范围的做法引起了人们的反思。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人们主要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形式逻辑的角度，主要在正名和论辩的范围之内，对中国古代思想文献中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挖掘和整理。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又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注释】
[1]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2]崔清田.《名学与辩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
（原载《湖北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