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语境主义(Contextualism)反对语义学最小主义(Semantic Minimalism)的论证中，下列语句经常被引用来支持前者的立场：
(1)天在下雨(It is raining)。
(2)钢是足够强的(Steel is strong enough)。
(3)约翰准备着(John is ready)。
直觉上，这些语句本身似乎缺少一些内容，使人们对它们是否能表达一个真值可评价(truth-evaluable)的命题产生怀疑。此类语句被K.巴赫(Kent Bach)称为“语义上欠决定的语句”(semantically underdeterminate sentences)，用以表明他的一个基本结论：存在着句法上合格的，但概念或直觉上不完全的语句。巴赫认为，这些语句需要在使用的语境中被听者以两种不同的过程变成完全的。(Bach，1994：127)
如我们所知，语义学最小主义的核心原则可以表达为：语境对于语句的真值条件的任何作用，都必须出自句法的要求(cf.Borg，2004；Cappelen and Lepore，2005a；Stanley，2000)。根据这个原则，语句的真值条件是纯粹的语义学概念。语境因素如要进入语义学的考虑范围，只在一种情况下是允许的，即语句中存在语境敏感词。最小主义坚持形式语义学的传统，只承认D.卡普兰(David Kaplan)的索引词(indexicals)是唯一的语境敏感词，因此也是唯一可合法地要求语境介入语义解释的语词。(cf.Kaplan，1989)由于在通常所谓“语义不完全”的语句中，不存在卡普兰的语境敏感词，并且，在形式上和语义上，又没有理由否定此类语句有它们自己的A.塔尔斯基(Alfred Tarski)风格的真值条件，因此，只能承认这些语句是语义上完全的。但是，直觉上这些语句确实存在着某种不完全性。比如语句(1)，当没有一个地点被指明时，我们对这个语句表达了什么样的命题，缺乏确定的想法①。典型的语境主义者通常用这些语句作为反例，去质疑语义学最小主义的基本观念(cf.Perry，1986)。他们坚持认为，此类语句的大量存在，证明语义学最小主义与语言事实之间存在非偶然性冲突，因此，最小主义理论是错误的。
语义学最小主义者面对语境主义者的进攻时，通常采取两种态度中的一种：一部分人会坚称那些被其敌手用作反例的语句仍表达了最小命题。至于直觉上能感觉到语句的不完全性，则是因为人们通常把一些形而上学问题上的不确定性，或者形而上学问题上的困难，不自觉地认为是语义学上的不确定性，或者语义学上的困难。因此，被感觉到的不完全性并不是语义学的不完全性，由其得出的所谓“语义学的不完全性”只是一种概念混淆的结果。(cf.Cappelen and Lepore，2005a：155-175；Cappelen，2007：15)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将那些直觉上不完全语句释义为直觉上真值可评价的命题，即希望被释义语句的逻辑形式有能力表达一个直觉上完全的命题。(cf.Borg，2004：209-258；Borg，2007：350-351)
第一种态度完全从字面上解释直觉的不完全语句，而不准备假设语句的逻辑形式中隐藏着其他语言成分。这种态度下的语义学策略，基本不需要语义学描述本身作出任何改变。从纯粹概念的角度看，它为维护原有的语义学最小主义理论花费了最小的语义学代价。然而，它的问题是，相应语句的真值条件缺乏直觉上明确的解释。另一种态度所促成的语义学策略，通过在语义学中作出相应的改变而去掉直觉上的不完全性，看起来直接达到了辩护语句完全性的目的。然而，我们发现，这个策略并不成功，因为这个策略下的语义学解释并不符合这些直觉不完全语句本身的语义内容。本文将试图论证这一点，并且由此表明，第二种态度下的解释策略是失败的。
一、存在量化的释义策略
第二种态度下的解释策略倾向于把原来直觉上语义不完全的语句释义成存在量化的语句，例如，分别把语句(1)、(2)、(3)释义为：
(1’)某个地方天在下雨(It is raining somewhere)。
(2’)钢对于某物(或某种用途)是足够强的(Steel is strong enough for something)。
(3’)约翰准备着做某事(John is ready for something)。(Borg，2004：230)
看起来，这个释义是相当自然的。如果想对上述语句字面说出的内容作出一种不是直接去引号的释义，存在量化是比较理想的选择，因为这种量化式相较于其他选择具有更加抽象和一般的性质。具体地说，在一般人看来，任何断定更加具体情形的语句都自然地蕴涵上述的存在量化语句。比如，无论语句“北京正在下雨”或者“巴黎正在下雨”，都蕴涵语句(1’)，无论语句“钢对于帝国大厦的基本结构是足够强的”或者“钢对于第38届奥运会主体育场的基本结构是足够强的”，都蕴涵语句(2’)，无论语句“约翰准备着做一次远足”或者“约翰准备在国会讲演”，都蕴涵语句(3’)。但是，反方向的蕴涵关系似乎并不成立。甚至，一些语境主义者在反对索引词主义(Indexiealism)时，会否认类似(1)—(3)的一些语句本身包含着隐藏的指示词或其他索引性表达，从而承认它们是字面上的完全句[尽管语境主义者同时会提出，在说出它们时，它们的说话者意义(speaker meaning)会超出这个字面的意义，因此在后一种意义上是不完全的。因为，对语境主义者来说，真值的最终承担者是人们说出语句时表达的话语，而不是语句本身]。(cf.Recanati，2004：110-112；124-125)此时，他们实际上也经常把其中一些语句解释为一种存在量化语句②。可见，存在量化的释义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们知道，持第一种态度的最小主义者假定(1)—(3)在字面上表达了真值可评价的命题。如此，它们的塔尔斯基风格去引号的真值条件应该是：
(T1)语句“天在下雨”是真的，当且仅当天在下雨。
(T2)语句“钢是足够强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钢是足够强的。
(T3)语句“约翰准备着”是真的，当且仅当约翰准备着。
而第二种态度下的解释策略，实际上把原来的语句(1)、(2)、(3)解释成与前面所给定的那种存在量化语句等价、甚至同义的语句。如此，原来语句的真值条件在此释义下应该表达为如下形式：
(T1’)语句“天在下雨”是真的，当且仅当某个地方天在下雨。
(T2’)语句“钢是足够强的”是真的，当且仅当钢对于某物(或某种用途)是足够强的。
(T3’)语句“约翰准备着”是真的，当且仅当约翰准备着做某事。
对第二类语义解释，我的反对意见集中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将说明，此种语义解释策略的释义，直觉上并不同义于原来语句的语义内容，甚至也不等价于原来语句的语义内容；第二，我将指出，一些句法和语义学本身的事实，并不支持最小主义者所提议的释义策略；第三，我将进一步通过一些事例来论证，这类释义并没有句法上的根据。这些批评一般性地表明，此类释义并不符合最小主义者坚持的语义学基本原则，即对所有的语义解释，都要求或者原初语句的表面句法结构中存在对应项，或者有真正句法证据支持的隐含对应项存在。
二、从直觉角度提出的质疑
首先，我们将讨论已有的一种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由巴赫提出，它建立在如下断定的基础上：任何语句都可以依据字面来使用。根据这个断定，如果语句(1)真的与语句(1’)同义或等价，那么，就存在一种使用的场合，使得前者表达后者的语义内容。巴赫认为，不存在这样的一种场合，在其中语句(1)被如此使用。因为，如果要明确地表达语句(1’)的语义内容，则必须使用(1’)，而不是(1)。(Bach，1994：130)巴赫给出的原因是正确的，因为我们将在其他论证中表明，有能力的英语使用者并不默然地同意前述的两个语句是同义或等价的。因此，如果他们想明确地表达语句(1’)的语义内容，必须选择说出这个语句本身。尽管如此，巴赫的论证仍存在一个问题。在假定字面使用原则正确的条件下，我们需要问，一个语句的省略形式是否是它的字面使用?如果是，则最小主义释义策略的支持者会说，从字面上说出语句(1)时，它表达了与语句(1’)在字面上所表达的同样的语义内容。既然如此，因为后者明显表达一个真值可评价命题，于是前者也表达同样的真值可评价命题。此时，巴赫只好直接去否定前者是后者的省略，这个否定不能是他论证的前提(那将是循环的)，它本身需要一个独立的论证。
我们不难设想一些场景，在那里语句(1)被说话者用来表达语句(1’)的字面内容。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雷卡纳蒂的气象预报员的例子(cf.Recanati，2002：317)，我们还可以想到其他的例子。比如，设想我知道我的一个朋友(假定他叫“张三”)有这个习惯，只要他准备做点什么事时，就表现出某种特征。当这种特征出现时，我说“张三准备着”。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是张三准备做点什么。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设想张三由于车祸陷入昏迷，经过治疗，我们看出他有苏醒的征象，于是我们可能说“张三(正)准备着”。此时，张三也许准备说话，也许准备与站在他病床边的朋友握手，也许准备一下子坐起来，等等。无论如何，他确实有可能准备着做某事。此时，最小主义者与巴赫及通常意义上的语境主义者的分歧只在于，在这些场景下，(1)是借助语言学的规定而以省略形式表达了说话者所说的，还是由语境的丰富，即由语境给出句法中未述成分(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cf.Perry，1986)而表达了说话者所说的。于是，我们又回到争论的起点上。
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另一个可能的反对意见。这个反对意见也许是更实质的，它的着眼点基于如下事实：如果我们是一种语言的有能力的说话者，我们应该掌握这种语言最基本的语言知识，因此，对于并不是非常复杂的那些语句，我们对于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同义性或其他语义学关系，会有直觉上比较一致或相对清楚的认定。但是，对于在(1)—(3)与它们的释义句之间这种被假设的同义性，我们缺乏可靠的直觉认定。设想一个人说，“天在下雨”，我们自然可以问，“当你说这句话时，你的意思是在任意不确定的地方，还是在某个具体的地方下雨?”可是，如果这个人说的是“某个地方天在下雨”，我们就不能自然地或者正常地问同样的问题。我们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提问题的自然性表明，我们并不理所当然地认为，两组语句之间有同义性或其他类似的关系。
稍微复杂一点的语句也能证明我们的语言直觉并不认同释义策略的支持者所建议的同义性关系。考虑语句“无论什么时候天在下雨，张三都抽烟”。直觉上，我们可以接受这个语句的两种解读。一种解读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张三所在的那个地方下雨，他都在那里抽烟。另一种解读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有某个地方下雨，张三都在抽烟。可是，如果释义策略是正确的，则只能允许一种解读，即第二种解读，因为“天在下雨”总是意味着至少存在一个地方，在那里天在下雨。
语言直觉与释义句所给出的解释之间存在着的不同在许多否定语句上表现得更加突出。文献中经常出现的一个例子是“约翰不能继续”(John can’t continue)。按照释义策略，这个语句应该释义成“约翰不能继续(做)某件事情”，其意为，至少存在一件事情，约翰不能继续(做)它(即存在量化解释)。我们知道，约翰作为一个人，总会有一些事情是他不能继续的，因此，这句话在经验的意义上明显总是真的。同理，这个语句只在一个可能世界为假，即没有什么事情是约翰不可以继续做的世界。③可是，直觉上，我们并不觉得当自己说这句话时说出了一个理所当然为真的语句。通常，我们会认为这个语句表达了更多的信息。重要的是，尽管语句的使用不能决定语句的意义(这是包括本文作者在内的多数形式语义学纲领的支持者所共享的假设)，但如果一个语句在几乎所有的使用中总是倾向于被解释为非字面的意义，那么对它的字面意义是什么确实应该重新考虑。总是被不依字面解释只在一种情况下不需要对相应语句的字面意义进行重新考虑，即字面意义本身表达了一种对普遍接受的信念来说很怪异的情形，因此不太可能依据字面来使用。可是，“约翰不能继续”、“约翰不能完成”(John can’t finish)等显然不属于这种情况。
三、从语义学与语言学角度提出的质疑
一个语义学的证据不利于正在讨论的释义策略。工作在语义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如果两个语言表达是同义的，至少在非命题态度的语境下，两个表达可以相互替换，而不改变语句的真值条件，因此也不改变相应的真值。请看语句“当成为一个律师的所有要求都已经被他所满足，约翰准备好了”。根据这个策略，此语句的释义句应该是“当成为一个律师的所有要求都被他所满足，约翰准备好了做某事”。显然，这个语句最优选的解释应该是：当成为一个律师的所有要求都被他所满足，约翰准备好了做一名律师。可是，这个释义策略只允许一个解释，且不是优选的或自然的那个解释。
有人可能会质疑上例和其他类似例子作为反例的合法性。这类例子都是复合句，复合句中其他语句的内容帮助确定了通常所谓“不完全”语句的语义解释。但是，质疑者为此必须预设，在此类复合句中，不完全语句不能有它独立存在时的解释，或者说正常的解释。问题在于，当在此情况下的解释成为一个规则时，就会出现麻烦。请看语句“当约翰符合重症病人的所有标准时，约翰准备着”。按照质疑者提议的规则，此句的语义解释应该是：当约翰符合重症病人的所有标准时，约翰准备着成为一个重症病人。即使我们忽略这个解释本身在直觉上的不自然，我们也得承认，这个语句有不按这个规则而得到更自然解释的可能。不难看出，类似的问题不是简单的由语言结构引起的问题，因为它在非复合语句中也可以发生。比如对于以下两个语句，“那个未来的真正数学家准备好了”、“那个未来的真正坏蛋准备好了”，当把对于前一语句比较自然的解释机制固定为规则时，就会在解释第二个语句时造成类似的解释困难。
另一个语言学的证据也不利于正在讨论的释义策略。工作在语言学领域的人都知道，如果一个语言表达式是另一个语言表达式的省略形式，那么被省略的表达式完全可以依照语言学的规则得到恢复，而不需要借助任何非语言学要素的帮助。请看A和B两个人下面这段对话：
A：你真的认为约翰准备好了明天的数学考试吗?
B：是的。他仔细地温习了教材，并且做了大量的习题，尽管几乎所有老师都不认为他是一个勤奋的学生。
A：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我不得不说他准备好了。
依照释义策略，A所说的第二句话是一个原本更长的量化语句的省略，故它应该并且只能释义为：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我不得不说他准备好了做某事。但是，直觉上优选的释义应该是：如果你说的确实是真的，我不得不说他为明天的数学考试做好了准备。即使A所说的第二句话允许最小主义释义给出的解释，那也不说明此释义策略的正确性，因为它只允许一个解释，且不是优选的那个解释。况且，省略句是以语言学规定的方式来恢复的，它本质上就只允许单独由语言学资源即可决定的解释。
一些人可能又要提出我们已经考察过的那类异议，只不过这次异议是针对语篇的。他们可能会说，由于问题中的语言表达出现之前已经有了丰富的谈话内容，因此，后出现的语言表达就不能简单地使用它们通常的语义解释。对于这个异议，我们的回应在要点上是类似的。一个最小主义者必须把类似语篇中的解释概括为一种规定，而不是像语境主义者所提倡的那样，任由语境在每一个具体谈话的场景中来决定。但是，我们不用费太大的劲就能找到类似的谈话，它们不能在直觉上自然地符合这一规定的解释。于是，我们有类似的论证来回应此种质疑的语篇版本。重要的是，我们有更为一般的理由来消解异议者的责难。
面对我们的回应，异议者如果坚持其思路，只能诉诸于更复杂、更细致的规定，无论是借助在语言结构上的细分或词义上的限制。显然，这样的细化或限制都只是为解释具体的困难而特别规定的，并没有预见性，即它不能统一地解释典型的语句，更不用说所有的语句。更实质的问题在于，这些规定多数只能针对语言表达式的内容，而不是语言表达式所在的更大语言成分的句法结构(因为同一结构经常引起语义完全性方面的不同结果)。可是，最小主义的基本原则是语义解释要有明确的句法根据，而为特定困难所建立的规定缺乏与原来语句相关联的句法依据。因此，至少在上面的两个例子中，看不出释义策略所代表的态度相较于第一个态度，即坚持字面的简单去引号的真值条件，有什么优越之处。量化释义策略的问题在于，它在把直觉上语义不完全的语句直接解释成在直觉上也是完全的语句时缺乏语言学本身的基础。这正是我们在下节要具体说明的。
四、从句法角度提出的质疑
释义策略最典型的支持者博格在分析语句的逻辑形式时，一直提倡一个原则：要假设任何在表面句法中未表达的语言成分，必须有显明的直觉理由或者经验的证据。根据她自己的原则，她应该只在有确定的直觉或经验的证据时，才能在释义句的逻辑形式中假设那些在表面句法结构中未出现的语言成分。关键之点在于，在释义策略的实际应用中，它的可应用性或者适用性是选择性的。实际出现的情况是，在一组结构相似或内容相似的语句中，只有一些似乎应被释义策略的支持者释义为相应的量化形式，而另一些似乎并不需要如此。因为，即使不释义成量化式，后一类语句本身似乎也并没有不完全之感。于是，我们就更有理由发问，有什么直觉的或经验的理由能够支持人们作出如此的选择。我们最终发现，释义策略的支持者手中并没有这样的理由。
首先来看这对语句：“巴黎在下雨”、“天在以某种方式下雨”。两个语句在句法结构上基本相似，但一个直觉上是完全的，另一个不是。后者的完全性似乎可由释义策略提供，即其相应的逻辑形式被表达完整的释义句应为“有某个地方正在以A方式下雨”。对于另一对语句“某个地方在下雨”和语句“天在以某个量下雨”，情形是相似的。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对于语句(1)“天在下雨”，当把“在巴黎”或“在某个地方”嵌入相应的句法位置时，可产生直觉上语义完全的语句，但当嵌入其他语言表达式，比如“以A方式”或“以某个量”时，并不产生类似的结果。
明显地，产生这样的对比并不是句法作用的结果，因为在相应的语句对中没有特别实质的句法方面的区别。此时，注意力似乎应该从句法方面转向词语的词库语义要素，也就是说，语句内容的区别可能起源于处于相同句法位置的词具有不同的词义。但这确实是一个太仓促的结论。让我们把“在巴黎”嵌入语句(2)或语句(3)，则得出语句“钢在巴黎是足够强的”，或语句“约翰在巴黎准备着”。看来，把同样的语言表达式嵌入到不同的直觉上不完全的语句中，并不总是产生直觉的语义完全句。
问题在于，无论是直觉的语义完全语句或直觉的语义不完全语句，都是合语法的句子，且语义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不正常的涵义。可见，释义的选择性并没有清楚的句法或语义学理由。在没有这样的语言学理由时，最小主义释义策略的支持者也许会说，直觉本身是选择性的证据。但是，这个理由并不提供真正的论证，因为争论的各方都不否认两类语句之间有直觉上的不同。问题不是告诉这个事实，而是解释它。量化释义策略要想真正成立并达到辩护最小主义的目的，必须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说明这些直觉的语义不完全语句其实在纯粹语义学的意义上是完全的；第二，说明释义策略的选择性是有语言学根据的。
任务一由释义策略本身来完成。相应地，任务二要求用语言学的理由去说明，为什么“天在下雨”的逻辑形式为“某个地方天在下雨”，而不是“以某种方式天在下雨”。其实，任务二也要求解释另一个事实。语句(1)是直觉上不完全的，但语句“约翰在跳舞”看起来却是完全的。照常理，跳舞同下雨一样，总是要有一个地点。任何时候约翰跳舞，他总是在某个地方跳舞，正像任何时候天在下雨，总是在一个或几个地方下雨一样。这一点同语句“约翰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约翰是一个好人”不同，后面的两个语句当其为真时，并不需要一个被指明的地方。也就是说，地点并不是它们为真的决定要素。可是，为什么语句(1)是直觉上不完全的，而语句“约翰在跳舞”是直觉上完全的呢?什么是这个结论的语言学理由?指明地点是语句(1)表达一个真值可评价命题的条件，但不是语句“约翰在跳舞”表达一个真值可评价命题的条件。类似地，语句“天在以某种方式下雨”是直觉上不完全的，而“约翰以某种方式跳舞”却是直觉上完全的。
有人可能设想，专名在一个语句中的存在似乎对直觉完全性起一种实质的作用。可是，当把这个表面现象概括成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时，看起来并不成立。回到语句(3)就足够表明这一点。语句“约翰准备着”里面也有专名，但专名在其中的存在并没有使它成为直觉上完全的语句。甚至，我们还可以丰富语句(3)的内容，给它再加一个专名，比如使它扩展成“约翰在北京准备着”，两个专名同时出现在一个如此短的语句中对它的直觉完全性也没有帮助。看来，专名的出现既不是语义完全性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它的必要条件(注意：“存在某个地点天在下雨”是直觉完全的)。我们不能认为，只要在一个语句的适当位置出现一个专名，这个语句就是直觉上语义完全的；也不能认为，只要一个语句是直觉上语义完全的，这个语句就必须含有一个专名。看起来，句法结构和某类语词的出现，并不是直觉语义完全性的决定性条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给定的语言表达式对于一个给定的语句的完全性没有作用)。关于释义策略有选择的适用性或可应用性，并不存在清楚可见的句法的或语义根据。
反对者可能会质疑这个结论过于轻率。他们也许会提出，尽管专名等名词的出现并不具有决定作用，但可用作谓词的语言成分在语句中具有更强的结构作用。此类用作谓语或谓词的语言成分，其词库要素规定了某些强制性的搭配。比如“准备”作为谓语或谓语的一部分出现时，它强制地要求类似“准备做某事”这样的短语结构。不过，这个假定看起来是一个特设性的(ad hoc)假定，因为无论在英语或汉语中，类似的谓语如果要求强制搭配只能要求相应位置的一个变元，而不是要求一个固定的语词。显然，“准备做某事”在这里不能解释成“准备做x”(x在这里是一个变元)，因为这种解释将使释义后的语句成为一个开语句或者一个语境敏感的语句(如果x被替换为一个索引词)，偏离了最小主义者的初衷，即把直觉不完全语句释义为句法上正确，且直觉上完全的闭语句。此外，如果把x替换为一个索引词，则最小主义者将在实际上接受某种索引词主义的观点，这不是他们能作出的选择(最小主义者不接受卡普兰索引词之外的索引性表达)。于是，余下的唯一可接受的解释就是存在量化的解释，但给出这个解释的唯一理由似乎只能是它满足最小主义的目标，而不是语言学上的要求。
如果确实如上面所论证的，存在量化的释义缺乏语言学的证据(无论是语言直觉或语言经验的证据)，那么，它就没有成功解决最小主义者原初想用它来解决的问题。就概念的可能性而言，最小主义者只能满足于简单的去引号真值条件的解释。然而，对于简单的去引号的真值条件，有两个直觉上的现象需要解释或至少需要一种合理的说明：第一，对(1)—(3)那样的语句，其简单去引号的真值条件被满足会是一种什么情形，需要有一个合乎直觉的说明。比如语句“约翰准备着”的简单去引号的真值条件被满足时会是一种什么情形。第二，对于满足去引号的真值条件的语句为什么仍在直觉上是不完全的，需要一种解释。去引号的解释本质上是一种语义学的规定。它的辩护者可以声称，要求一种统一的语义理论在每一个实例上都有直觉的对应是过高的要求，以此避免直接描述某些有争议的语句真值条件被满足时的直觉图像。至于为什么具有去引号真值条件的语句仍在直觉上是不完全的，最小主义的支持者可以采取两个策略：他们或者干脆提议，解释直觉上的不完全不是语义学的任务(因为不完全的直觉其根据是非语义学的)；或者，他们可使用一种非语义学的资源，用以说明为什么在纯语义学和句法标准下是完全的语句，在直觉上是不完全的。
【注释】
①为论证的简单性，在本文中，我们将忽略语句的时态和相应的时间性因素，或者，我们一般假定语句表达的时间都是现在时。
②最为典型的是F.雷卡纳蒂(Francois Recanati)的气象预报员的例子。(cf.Recanati，2002：317)
③E.博格(Emma Borg)本人承认，如果此类被她和一些人所建议的释义是对的，那么所说的那些语句的真值条件就是如此。至于这样的真值条件听起来有点不自然，她认为这只涉及语言交流中使用语句的恰当性问题，而恰当性问题完全是语用学所处理的事情，无关乎语义学。(cf.Borg，2004：234-235)
【参考文献】
[1]Bach,K.,1994,“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Mind & Language,vol.9,no.2,June.
[2]Bach,K.,2001,“You don't Say?”,Synthese,vol.128,no.1-2,July.
[3]Borg,E.,2004,Minimal Semantic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Borg,E.,2007,“Minimalism versus Contextualism in Semantics”,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malism,Gerhard Preyer and Georg Peter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Cappelen,H.,2007,“Semantics and Pragmatics:Some Central Issues”,Context-Sensitivity and Semantic Mini malism,Gerhard Preyer and Georg Peter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Cappelen,H.and Lepore,E.,2005a,Insensitive Semantics:A Defense of Semantic Minimalism and Speech Act Pluralism,Blackwell Publishing.
[7]Kaplan,D.,1989,“Demonstratives”,Themes from Kaplan,Joseph Almog,John Perry & Howard Wettstein ed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Perry,J.,1986,“Thought Without Representatio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Supplementary Volumes,vol.60.
[9]Recanati,F.,2002,“Unarticulated Constituents”,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vol.25,no.3,June.
[10]Recanati,F.,2004,Literal Meaning,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Recanati,F.,2005,“Literalism and Contextualism:Some Varieties”,Contextualism in Philosophy:Knowledge,Meaning,and Truth,Gerhard Preyer and Georg Peter eds.,Clarendon Press.
（原载《世界哲学》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