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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仁宗】人类增强的哲学和伦理学问题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改进自我、增强自我的愿望,而且都在设法以种种方式成为一个“更佳的”人:体格更强壮,长得更高、更美、更帅,跑得更快,记忆更好,更聪明,活得更久,等等。我们读书学习、锻炼身体、注意营养、服用补药、美容,都是为了满足这一愿望,而且这种愿望往往延伸到我们的孩子。生物技术、神经科学、计算机技术和纳米技术的进展及其结合意味着我们将拥有新的增强技术,使我们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改变我们孩子的遗传结构,将人造装置插入体内,创造转基因(GM)运动员,大大延长生命。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未来学家、哲学家正在探讨人类增强技术对人类本身和社会的含义,它可能的后果,以及专业人员、决策者和公众应如何回应。世界过渡人文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1]和牛津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已经组织了多次学术研讨会讨论这些问题。在20078月北京举行的第8届世界生命伦理学大会上,牛津大学的哲学家们还专门组织了一场关于“增强”(enhancement)的卫星会议。
一、人类增强概念及增强技术的主要类型
人类增强是用人工的手段即技术克服人体的目前限制,增强人的认知、情态、体能以及延长寿命,使得人比目前更健康和幸福。医学上传统的健康概念是指人体功能在正常范围之内。但按照增强的概念,原来意义上的健康是有局限和缺陷的,需要像计算机软件一样不断更新。因此,健康是人的能力、功能和身体结构已经获得最大限度增强;而疾病是身体没有得到增强,局限于未增强的身体内。增强就是通过药物、手术、基因技术、电子技术或其他手段使人体增加超出人类这种物种范围的新能力,治疗其仅限于人类功能范围的缺陷和局限。[2]
增强技术的主要类型有:(1)利用药物。一是利用精神药理学来改变脑的状态或情态。例如,现在人们利用百忧解(Prozac)来治疗焦虑,利他林(Ritalin)来治疗多动症,莫达非尼(Provigil)治疗嗜眠症,但许多没有这类病的正常人服用这些药物来增强情态、增强注意力、延长觉醒状态。二是利用其他药物改变身体形态或功能。正常的人也服用生长激素、伟哥等,使自己长得更高,性功能更强(即使并未患有勃起障碍症)。(2)利用美容术改变面部或身体外观。(3)利用植入前遗传诊断。即在8个细胞阶段将早期胚胎取出,经检查后将含严重疾病(例如亨廷顿病、囊性纤维化等)基因的胚胎舍弃或进行治疗,今后还可能将合意性状的基因转移进去。(4)基因“治疗”[3]。将合意基因引入体内改变细胞基因结构,既可以用这种办法治疗疾病(例如现在进行的体细胞治疗),也可以以此增强性状。(5)控制论方法。通过植入体内芯片、电子系统或人—计算机相互作用来改变精神或身体功能。(6)纳米技术。例如,用纳米装置即微型化分子机器来摧毁肿瘤或重建细胞壁。[4]
2002年,一些科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预言,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包括生物医学、基因工程)、信息技术与基于认知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的其他新技术相结合,将形成汇聚技术(convergent technology),大大增强我们身体和脑的结构、功能或能力。在生物技术、生物医学方面,人们可以利用植入前遗传诊断技术“设计婴儿”,将支配偏好性状(长寿、个儿高、跑得快、抗艾滋病)的基因转移进去;利用基因治疗,将增强性状的基因插入病毒,让人体感染,增强人类能力。在人工智能方面,人们需要硬件、软件和输入输出机制。输入输出机制已经为人类所掌握,摄像机、话筒、机器人臂等给计算机提供了各种各样与环境互动方式。在硬件方面起限制作用的因素不是记忆而是速度。在软件方面则要知道人脑如何工作。人们开始理解生物学大脑的计算机制,随着对神经元和皮层之间联系了解得更多,已经在描绘神经元网络结构图,但对高层次思维的理解仍然很差。现在的模拟限于数量较小的神经元。纳米技术可应用于制造极端快速的计算机,生产更轻更强的物质,使产品生产过程更干净、高效,能生产出便宜的太阳能,制造微型医用机器人,进入细胞在分子水平进行清扫工作,清除大多数疾病和抗衰老,将人脑上载(upload)到计算机(这是创造人类水平的人工智能的第二条道路)。在神经科学技术方面,神经影像技术使我们能够解读心理,控制思想。这种技术包括质子射线断层影像仪(PET)、功能性核磁共振仪(fMRI)、核磁脑电图(MEG)等。可口可乐和宝马公司开始扫描顾客大脑对新设计反应的影像,以预测顾客未来行为。神经影像技术相当于提取“脑指纹”,人们在考虑是否有可能利用这种技术检测罪犯、恐怖主义者脑中储存的信息,他们的脑是否显示异常模式。另外,人们也在试图用微波技术和跨颅核磁刺激(TMS)控制思想。
科学家、哲学家和未来学家预测,这种结合的技术将以几何级数增长。未来技术的发展会达到一个“奇点”(singularity),使整个世界一夜之间发生急剧变化。例如,百合花长满池塘一半需13天,而到达奇点后长满池塘另一半只需一天。达到奇点可能要依靠机器智能,产生超级智能机器,但这必须将人的头脑(human mind)上载于计算机上。[5]
二、增强的进展及其问题
1.认知的药物增强
增强记忆的药物源于研究老年性痴呆(Alzheimer)和其他认知障碍,正在研发的某些产品不仅能改进病理状态的记忆,而且能增进健康个体的记忆(“脑的伟哥”);增强注意的药物源于研究注意缺陷多动症的神经化学,研制的药物可增强健康人的注意能力;减少睡眠的药物,最初用于治疗嗜眠症,现发现可改善健康男人短期记忆和计划能力。
认知的药物增强引致的问题是:其一,使社会问题医学化。美国出版的《美国诊断和统计手册》中列有反社会行为症、敌对行为症、多动症(8~13岁男孩发生率为10%)等。但反社会行为和敌对行为是社会问题,还是医学问题?药物能够解决反社会和敌对行为问题吗?孩子为什么多动?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由家庭环境不好、课程枯燥、歧视等原因造成的,而不是仅靠药物能解决的。其二,一旦有一部分人使用认知增强药物,其他人就会受到使用这种药物的压力,担心没有这种药物不能在社会上进行竞争。结果,对正常认知能力的态度就会发生负面的变化。正常的能力倒被认为是缺陷,被作为病态对待,需要治疗。其三,广泛利用认知增强药物破坏公平考试制度。考试鼓励学生使用认知增强剂,这也许要我们重新思考考试的作用。现在美国一些学校通过随机药物检测来限制使用娱乐性药物(毒品),如果改善人脑功能的药物被学生广泛使用,是否需要将这种检测范围扩大到认知增强剂,即他们未来对成绩A的学生要不要做尿检?而且教师和父母可能会迫使成绩差的学生使用认知增强药物。其四,是否应该迫使人使用增强认知的药物。一些西方国家军队已经表示对战斗人员服用增强认知药物感兴趣,这些药物很可能会增强战斗力和保护士兵不受损伤。在伊拉克服役的美国飞行员已在服用增强注意和减少睡眠的药物。同时,也有可能要求从事危险作业的雇员服用这些药物。在一些职业领域,雇员要获得提升,有所成就,不得不“自愿地”服用增强认知的药物。最后,认知增强后生活是否一定更好。答案并不确定。例如,人类就是应该忘掉一些事情。如果一个人经历的所有极端痛苦的体验,永远牢记心中,每天历历在目,就不会感到幸福。[6]还有人指出,智商高的人自杀率比智商低的人更高,这是2004年维也纳大学Voracek教授研究的结果。这可能是聪明人认为他们能做他们想做的一切,而不必担心什么。他们容易有“自我中心主义”,只注意自己,不考虑他人,感觉不到对他人有责任,认为自己无所不知。他们不能适应一般生活条件,不容易与他们认为不很聪明的人相处,结果与他人异化,导致自杀。[7]因此,生活的关键不是努力变得更聪明,而是更明智。
2.情感的药物增强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口的20%,新研发的抗抑郁症药物显著增加,而且这些新药比老一代的抗抑郁症药更有效,更少副作用,对正常健康人的生活质量会有正面影响。未来的药物非常可能更为有效地使健康人不仅控制情态,而且控制相关功能,例如睡眠、饮食和性交,健康人也许越来越谋求用药物改变他们的性生活、胃口和延长觉醒能力。
情感的药物增强引致的问题有:首先,通过药物手段诱发的情感是否是“真正的”情感。例如,甲本来不爱乙,服用了药物后爱乙了,那么这种“爱”是真正的爱吗?即使这种情感是真实的,那么使用药物诱发情感是否已将自己工具化,而丧失了自主性?在上例中,甲因为服用了药物做了他本来不愿做的事:去爱乙。这样我们会不会逐渐认为我们的内心生活不过是我们用来实现外在目标的工具?其次,当我们的情态越来越变成医疗技术的产物时,我们的个性的真实性会不会受到损害?越来越多地使用药物来增强情态会不会使所有的痛苦经验和状态(迄今为止是日常生活的一个正常部分)医学化?最后,这种进展会不会影响精神病诊断和治疗的范围?即精神病医生目前是治疗精神病人,而将来他会越来越多地面临要增强自己情态的正常人,精神病医生应该对他们进行诊断治疗吗?
3.体力的增强
体力增强的办法有:服用药物(兴奋剂);基因改变,即通过转基因培养出GM运动员(基因经过修饰的运动员);植入增强体力的芯片;等等。
体力增强引致的问题是,影响比赛的公平性。国际体育界正在全力对付服用兴奋剂问题,他们也正在考虑如何对付未来可能出现的转基因运动员问题。
4.基因的增强
改变人的基因可有两个目的:治疗疾病和增强性状。人的基因的改变有两类:体细胞的基因改变和生殖细胞的基因改变。不少哲学家支持通过改变基因来治疗疾病,但反对通过改变基因,尤其是改变生殖细胞基因来增强性状,反对“设计婴儿”,因为这样做就会改变人的本性。哈贝马斯论证说,人的本性在于“有能力成为他自己”(being-able-to-be-oneself)。基因增强和设计婴儿使得人失去了成为自己的能力。[8]反对这一论证的人则反问说:为什么不能改变人的本性?
基因增强的结果可能产生“转基因人”(GM humans或基因经过修饰的人),这些人都是“过渡人”(transhumans),最终出现“后人类” posthumans),这是一种新的人类,不再是“智人”(homo sapiens)了。例如,产生了多于23对染色体的人,出现新的人种。或者将动物基因转入人体,形成嵌合体人,出现新的物种(如孙悟空、猪八戒)。另外,在这种变化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物种斗争?
5.生物电子的增强
生物电子学领域涉及研究电子和生物组件的混合系统,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微型化。生物电子学的目的有:为有感觉、运动或认知缺陷的病人增加治疗选项;寻找给病人完全再建业已丧失的运动、感觉和认知能力的方法;找到改进人类能力,即感觉、运动和认知能力的方法。如果这些在将来能够成功,生物电子学系统也可有益于原本健康的人。例如,使用生物电子学系统改进人的认知能力,就有可能开发增强记忆的方法,即能储存和提取大量新信息,帮助人们迅速学习一门新语言和掌握一项新工作。生物电子学的目的还有:使与不同地点的人进行无形交流成为可能,称之为电子思维(cyberthink);应用生物电子系统改进正常的性状和能力,以增加人类生物系统与技术系统之间的符号联系。这种现象称之为人体电子化(cyborgization)。
生物电子的增强可将人脑神经元网络内发生的过程植入电子介质内,这样就有可能克服死亡,并且作为绝对的电子人,他将完全摆脱人性,摆脱人性固有的所有限制。这是一种“后人类人”(post-human man),是一种非人(nonhuman)的人(person),它与自然人、GM人、嵌合体人是否能和平共处?同时人们批评这是对“肉体的蔑视”,虽然克服了死亡和摆脱了人性的限制,但作为人也不存在了。[9]
6.延长生命
最早提出人类可大大延长生命的是俄罗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梅特奇尼可夫(Metchnikoff)。目前的代表是英国剑桥的德·格雷(de Grey)。他声称人能活150岁,甚至1000岁。现在他正在进行让3年寿命的小鼠活5年的实验,认为只有拿出实验结果才能令人信服。如果再生医学能够得到顺利发展,那么,大大延长人类生命就是可以实现的。问题是:生命延伸是否就比更替好?[10]
阿亨纽斯(Arrhenius)进行了如下论证:情况A: 先有500x人群活了100年,然后另一个500y人群又活了100年。情况B: 500x 人群活了200年。每年给每个人的福利是相同的,那么两个结局的总福利是相同的。结局A是生命更替,结局B是生命延伸。哪一种结局更好呢?根据总体效用论是: AB一样好。但如果我们选择A, 那么x人群将会受到伤害,因为他们仅得到我们选择结局B本来会有的福利的一半。如果我们选择By人群不会受到伤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存在。AB在福利方面同样好。在伤害方面A更糟。因此,总起来考虑BA好。换言之,生命延伸比更替好。[11]
但人活得越长,因衰老带来的虚弱、病痛越多,因此,超常生命是否合意,超常生命是否可行?M.P.贝廷(M.P.Battin)论证说,会有不同的情景发生,但人们会做出明智的选择。她分析了三种可能场景:
场景1: 超常生命意味着“更长的健康”:人们通常活得非常长,在他们死前处于相对好的健康状态。
场景2: 超常生命意味着“更长的死亡过程”:人们通常活得非常长,但身体大为衰弱,临终前和临终是一个持久的衰退过程。
场景3: 超常生命意味着“更长的衰退”:在更长的健康场景与更长的死亡过程之间。人们通常活得非常长,但随着寿命的延长从健康到死亡有一个很长的下降过程;在这个时期身体和精神逐渐退化。
M.P.贝廷认为,人们会选择场景1,避免场景2,但对场景3则不确定。[12
三、有关哲学和伦理学问题的争论
增强引起的一些哲学和伦理学问题已经在前节提及,这里拟较为集中地讨论若干论证。
一些科学家和哲学家对支持人类超越人类本性的增强的主张提出了批评。这种批评从两方面进行:实践批判和伦理批判。实践批判否认人类有可能这样做;伦理批判是反对支持增强论背后的伦理原则和世界观。这两方面的批判也就是在面临知识不完备时改变人类生物学是否可能和是否应该。批评者认为,超越人类本性的增强威胁人类价值,这种增强将会转移对医疗卫生、教育、通讯等社会解决办法的注意和资源;他们尤其反对人类生物学代际的改变,例如克隆人和生殖细胞/胚胎选择技术,认为夸大增强前景的人显示了一种科学主义、盲目狂热和虚无主义。公共卫生教授斯托克(Gregory Stock)认为,21世纪人类将会越来越多地与机器整合,但他们仍然是生物学的,其形态和性格的主要变化来自对遗传学、代谢和生物化学的直接操作,而不是计算机软件。[13]
有关人类增强的哲学和伦理问题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
1)狂妄自大或扮演上帝角色论证。这种论证有神学的和世俗的两种形态。神学论证认为,人类不能代替上帝。但也有神学家认为上帝与人都有义务利用基因工程改善人类生物学。世俗论证主要反对改变人类胚胎基因和设计婴儿,强调生物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生物学家纽曼(Stuart Newman)引用动物克隆的教训,指出克隆和生殖细胞基因工程往往出现差错,破坏胚胎的正常发育,给人类胚胎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这也就破坏了《赫尔辛基宣言》。[14]但也有人认为,现今的国际协议并没有妨碍父母利用生殖细胞和胚胎选择技术来改良他们的后代。
2)青春永驻或蔑视肉体论证。哲学家米奇利(Mary Midgley)认为,企图通过超越人类肉体达到不死(头脑上载)是伪科学的推测和非理性的、惧怕死亡导致的幻想,是对青春永驻的唐吉诃德式的追求。政治科学家吉森(Klaus-Gerd Giesen)批评增强人体是原子化的个体论和消费资本主义的终极表现。但波斯特朗(Nick Bostrom)断言,重返青春、超越人体局限是一种泛文化、泛历史的追求,增强是与人类基因组计划一样的科学研究方案。[15]
3)轻视人性或“足矣”论证。人(Person)是许多国际文件的基石。虽然许多humans没有当做人,但如果我们超越了科学界定的“智人”(homo sapiens),那么会发生什么呢?人格的标准又是什么?考虑到新技术的现实,是否必须重新界定人格?重新界定人格对今日被认为人的人们又会有怎样的影响?今天被认为人的人们会被认为是非人吗?人类增强就会提出这些问题。[16]
环境伦理学家麦吉本(Bill McKibben)在2003年出版的《足矣:将人类留在工程世纪》中反对生殖细胞和胚胎选择技术、纳米医学和生命延长战略,认为试图克服人类局限,例如衰老、生命极限、身体和认知能力的局限在道德上是错误的。他声称,人类在人性所限内生活就已足够,无须企图克服人性,在这些局限被技术克服的世界内人类生活再也没有意义。但支持增强的人认为,这些技术并没有消除人类面临的个人和社会的挑战,他们将以增强的能力去对付更复杂、更困难的挑战,从而使生活更有意义。[17]
4)能力分隔或遗传分隔论证。对增强的有些批判集中于增强的可能社会经济后果,认为贫富分化会因增强而加深。种种增强技术越可得,能力分隔就越大。例如,目前98%的互联网页仍然不为盲人所及。有钱的父母送他们的孩子到好的学校,提供给他们穷人不可得的个人通讯和信息技术。这些优越性导致孩子以后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增加社会不平等。虽然在目前政策下我们不可能缩小这种能力分隔,但人们需要讨论,哪些分隔,在什么条件下,为什么是可接受的。每一种技术都导致形成新一类的边缘人群和新的不平等。在商品化条件下人类增强技术成为少数人拥有能力的技术。为了达到分配公正,有人认为应首先增强那些最需要增强的人,或保证没有人能从增强获得地位上的好处,没有人把他们的愿望强加于他人,不管是他们的孩子,还是其他人。如果我们一如既往,就会出现新的下层阶级——未被增强的阶级。[18]
麦吉本指出,人类增强技术可为拥有更多经济资源的人所利用,加剧贫富鸿沟,造成“能力分隔”。连支持增强的生物学家西尔弗(Lee Silver)也担忧,如果社会民主改革落后于增强技术的实施,增强会造成一个两层社会:经过基因工程者和未经基因工程者。因此人们主张,不应该鼓励增强,甚至应该禁止,因为它赋予有权力者更多的权力。一部分主张增强的人也承认,目前和未来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需要靠政治和技术的解决办法相结合来处理,但禁止会使情况更糟。[19]
5)民主威胁论证或“美妙新世界”论证。许多人论证说,采取人类增强技术的社会将会是一个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他1932年的小说《美妙的新世界》所描述的dystopia(反乌托邦,即糟糕透顶的社会),其中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将破坏殆尽。富库亚马(Francis Fukuyama)指出,对人性做根本改变将破坏自由民主的平等理想,导致社会等级制度“自然化”,将新的控制工具置于极权主义统治者手中。但科学记者贝利(Ronald Baily)在2004年一篇文章中争辩说,政治上的平等从来不是立足于人类生物学事实,并非基于事实上(de facto)平等,而是基于法律上(de jure)平等。基因工程将改善而不是加剧人类不平等,是将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赋予许多人。他认为政治自由主义已经解决了人类和后人类的权利问题,在自由社会中法律平等地应用于所有人,不论贫富、有权无权、有没有受过教育、是否经过增强。[20]
6)非人化论证或Frankenstein论证。生物政治学家利弗金(Jeremy Rifkin)和生物学家纽曼承认生物技术将使有机体本性发生深刻变化,但他们反对人类基因工程,因为他们担心混淆人与物之间的界线。英国哲学家李(Keekok Lee)认为,这种发展加剧了这样一种现代化趋势,将技术用于使 “自然的”转化为“人工的”。其极端将是制造“怪物”(如克隆人、人—动物嵌合体、生物机器人等)并奴役它们。一些人主张,由于生物技术有可能创造出“客体化的”、社会上无地位的“低于人类的人”(subhumans),因此应该在国际上禁止人类基因工程。但主张增强的人认为,人类不应该对其他生物具有人类特征患恐惧症,即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称之为的“Frankenstein”情结,只要它们有自我意识,不管是克隆人、人—动物嵌合体,还是被提升的动物,都是独特的人(person),理应有尊严、权利和公民地位。他们说,伦理问题不是创造了所谓的怪物,而是“厌恶因素”和“人类种族主义”,因而将这些创造物视为“怪物”。[21]
7)强迫幽灵论证或优生学战争论证。一些增强的批评者认为,使用类似“局限”、“增强”和“改进”等概念反映了一种追求“最佳能力”的偏见。鼓励优生学的增强技术会促使老的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伟大种族这种纳粹意识形态复活,回复到国家强制实行遗传学歧视、人权的破坏,例如对有遗传缺陷者进行强制绝育,杀害被认为“劣生”的人和种族。卫生法教授阿那斯(George Annas)和技术法教授安德鲁斯(Lori Andrews)认为,使用这些技术可导致人—后人类人这两种种性之间的战争。支持增强的学者们谴责强迫对遗传学上“不合适的”人进行绝育,强迫对遗传学上合适的人进行选择性繁殖,也反对认为通过选择性繁殖人类可达到优生学改良的伪科学理念。生命伦理学家布坎南(Allen Buchanan)、布鲁克(Dan Brock)、丹尼尔斯(Norman Daniels)和威克尔(Daniel Wikler)在他们2000年出版的《从偶然到选择:遗传学与公正》一书中论证说,只要不侵犯个人生殖权利,或不对未来的父母是否使用这些技术施加不正当压力,社会有义务尽可能广泛地鼓励采取优生学增强技术以使公众健康最大化,不平等最小化(这种不平等既可以由于自然遗传素质,也可以由于获得遗传增强服务不平等所致)。[22]
8)生存威胁或终结者论证。一些批评者指出,发展增强技术很可能终结人类的存在,例如能够自我复制的纳米机器人一旦失去控制,会消耗掉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全球生态吞噬(global ecophagy)现象。他们认为,这种高技术不可避免地要为公司利益服务,对社会和环境有摧毁性后果,因此必须制止。一些强调采取防范措施的人相信,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有可能产生一种威胁人类生命的认知能力。许多人在争论中引用电影《终结者》的例子来说明,恶意的计算机网络会发动核战争来尽可能多地杀害人类。支持增强的学者回答说,对正在兴起的技术施加限制并不一定能减轻“生存威胁”的前景,但维持现状本身也会造成严重威胁,如地球资源的耗尽。波斯特朗建议有区别地发展技术,应努力推迟可能有害的技术及其应用的发展,而加速可能有益的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加速那些保护人们不受其他技术有害效应的技术的发展。[23]
 
【注释】
[1] 本文仅限于讨论与人类增强有关的问题,不过分涉及有关“过渡人文主义”的争论。世界过渡人文主义协会的宗旨是合乎伦理地使用扩展人类能力的技术。过渡人文主义者(transhumanists)认为,人类最终会过渡到“后人类”(posthuman),后人类的能力大为扩展。
[2]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The Man Who Wants to Live Forever,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51~58; Gregor WolbringThe Unenhanced Underclass,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122~128.
[3] 使用“基因转移”的术语更为合适。
[4]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Stronger, Longer, Smarter, Faster,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13~28.
[5] Nick BostromWelcome to a World of Exponential Change,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40~50Steven RoseBrain Gain,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69~78.
[6] Steven RoseBrain Gain,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69~78Dan DavisPharmaceutical Enhancement of CognitionSpecial Symposium on Neuroethics,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Bioethics, Beijing, 2006.
[7] Raj PersaudDoes Smarter Mean Happier?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129~136.
[8]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2004.
[9] Greg KlerkxThe Transhumanists as Tribe,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59~66Bert GordijnBioelectronics and Implanted Devices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humanism.
[10] Jon TurneyMore Life,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95~102.
[11] Gustaf ArrheniusLife Extension Versus Replacement, Satellite Conference on Enhancement,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Bioethics, Beijing, 2006.
[12] Margaret P. BattinLife Extension: Challenging a Central Assumption, Satellite Conference on Enhancement, the 8th World Congress of Bioethics, Beijing, 2006.
[13] Gregory StockRedesigning Humans: Choosing Our Genes, Changing Our Future, Mariner Books, 2002.
[14][15][20][21] 引自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humanism.
[16][17][18] Gregor WolbringThe Unenhanced Underclass,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122~128pp.122~128,pp.122~128.
[19] Gregor WolbringThe Unenhanced Underclass, in Paul Miller & James Wilsdom (eds.), Better Humans? The Politics of Human Enhancement and Life Extension, DEMOS, 2006, pp.122~128.Lee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Harper Perennial, 1998.
[22][23] 引自Wikipedia: http://en.wikipedia.org/wiki/Transhumanism,并参阅Allen Buchanan, Dan Brock, Norman Daniels, Daniel Wikler From Chance to Choice: Genetics and Justi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