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确地将价值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领域或分支是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的，但哲学研究价值问题，几乎是从哲学一诞生就已经开始的。哲学对价值问题的研究，在古代关注的重点是与个人好生活直接关联的个人德性问题，在近代关注的重点则是与好社会直接关联的社会(主要是国家)的社会德性问题。价值哲学对社会德性问题的关注从近代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个人的德性问题又重新回到了哲学家的视野。到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在西方，形成了既重视社会德性问题又重视个人德性问题的价值哲学研究新格局。笔者认为，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代表着价值哲学的未来走向。本文试以西方哲学为背景，就价值哲学研究对德性问题研究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一概要性阐述，旨在给价值哲学研究者提供一种历史的宏观视野。
一、德性问题：价值哲学关注的焦点
一般认为，是康德第一次将“价值”概念引入哲学的，而德国哲学家洛采(R. H. Lotze)第一次提出建立价值哲学学科。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接受了这种主张，于是哲学开始有了价值哲学这个领域。差不多同时，德国哲学家迈农(M. Scheler)、艾伦菲尔斯(C. Ehrenfels)提出并致力于建立一般价值论。受他们的影响，美国的一些哲学家致力于研究一般价值问题。①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的初期即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兴起了价值哲学或一般价值论。当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认为价值哲学就是研究一般性价值问题的一个哲学领域或分支。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的价值哲学和一般价值论传入中国，国内价值哲学界更进一步强化了价值哲学就是研究一般价值问题的看法。一直到今天，这种看法仍然是国内的一种流行看法，不仅价值哲学界内的研究者这样认为，价值哲学界外的学者一般也如此看。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是值得反思的。笔者认为，价值哲学当然要研究一般价值问题，但并不限于此，而且主要不在于此。无论从西方哲学史看，还是从学科的内在逻辑来看，价值哲学研究的焦点问题是德性问题，即个人和社会的优良品质问题。换言之，这个问题也就是人类个体的“好生活”和人类整体的“好社会”问题。
从西方哲学史看，哲学家们对价值问题的关注在苏格拉底以前就已经开始，但自苏格拉底开始成为哲学的重点问题甚至中心问题。只不过当时所使用的概念不是“价值”而是“善”以及与之对立的“恶”。在西方，“善”(good)即“好”，其含义非常广泛。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善是宇宙万物的终极原因和终极目的，当然也是人的目的。人追求善目的的过程就是善生活，即好生活。在他们看来，对于人而言善有三类：灵魂之善、身体之善和外在之善。在这三类善中，灵魂之善是第一位的，其他的善是为其服务的。柏拉图明确说：“富裕确实是一切社会最真实的善和荣耀，但财富是为身体服务的，就好像身体本身是为灵魂服务的一样。由于财富对实现这些善来说只是一种手段，因此它必定在身体之善与灵魂之善的后面占据第三的位置。”②灵魂之善的体现就是德性。他们认为，人们之所以希望拥有“善”，那是因为拥有了善就拥有了幸福。③既然德性是善的体现，所以只有真正具有德性的人，才是真正善的人和真正幸福的人，即所谓“善人是幸运和幸福的，因为他是节制的和正义的”④。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看来，不只是个人的目的是德性，社会的目的也是德性。柏拉图认为，“整个城邦显然像一个有机体的躯干”⑤，它是一个整体，它的各个部分有相应的德性，一个好(善)的城邦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公正这四种德性。在《国家篇》中，苏格拉底说：“如果我们的城邦已经正确地建立起来，那么她是全善的”，“她显然是智慧的、勇敢的、节制的和正义的”⑥。
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上述思想观念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西方价值哲学包括伦理学。亚里士多德的价值哲学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学，就是围绕着善、幸福、德性以及作为德性实质的实践智慧展开的。中世纪的价值哲学就其世俗性内容而言基本上没有超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范围。近现代西方与古代不同，一方面他们关注的问题不再主要是个人的德性问题，而是社会的德性问题，如自由、平等、公正等问题；另一方面自19世纪开始关注一般性的价值问题，如什么是价值、如何实现价值等问题，以及元价值问题，即价值术语(“善”、“价值”等)的意义以及由它们构成的判断的认识情形(是否有真假)和功能等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又重新重视个人德性问题。
从对西方哲学史的考察我们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价值哲学是自古以来存在的，至少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他不只是道德哲学的鼻祖，也是价值哲学的鼻祖。第二，价值哲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类个体(个人)和人类整体(社会)内在的善。这种善就是好，也就是价值，价值与好、与善不是两个概念，而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不同表述。我们不能将西方的善概念与汉语中的善概念简单地等同起来。第三，个人和社会内在善的体现就是德性，即善的品质。德性是好个体的规定性，也是好社会的规定性。达到这种规定性的理想状态就是至善，而这种至善的生活就是好社会中的好生活。第四，价值哲学要研究一般意义的好或价值问题，更要研究好生活和好社会的规定性即德性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这些德性的问题。因此，德性问题是价值哲学的关键问题。虽然在不同时期，价值哲学研究可能侧重个人德性问题或社会德性问题，但所关注的还是德性问题。
西方价值哲学重点关注德性问题，并非只是一些偶然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有学科的内在逻辑的。一般都认为哲学是智慧之学，它研究的目的是要使人类更有智慧。这种智慧不是日常智慧，而是生存智慧，或者说人类如何更好地生存的智慧。要使人类具有这种智慧，哲学首先要研究世界(包括人类以及人类与世界的关系)的本来状态是什么，这是本体论或本体哲学关注的；其次要研究世界可能的面目是什么，这是认识论或认识哲学关注的；最后要研究世界的理想状态是什么，这则是价值论或价值哲学研究的。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研究归根到底是为价值论研究服务的。人类是世界的主人(至少人类自己这样认为)，因而价值哲学着重要研究人类的理想状态。人类既指个体，主要是个人，也指整体，主要是以国家为基本形态的社会。因此，价值哲学要研究个人的理想状态，这被称为“好生活”，也称为幸福生活；也要研究社会的理想状态，这被称为“好社会”；还要研究“好生活”与“好社会”的关系。它不仅要研究好生活和好社会的规定性即德性是什么，也要研究这些德性如何获得。当然，还要研究与之相关的一些一般性问题，包括好生活、好社会以及善、至善、幸福、德性等概念和由它们构成的命题的含义、意义、功能等价值语言问题。在所有这些问题中，德性是什么，以及如何获得德性，是其中的关键性问题。它既是好生活、好社会之好的体现，又是实现生活之好和社会之好的内在条件和保障。因此，它也就成为了价值哲学需要关注的关键性问题。
二、从重视个人德性问题到重视社会德性问题
哲学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总是时代最突出的问题，古希腊、古罗马一直到西方中世纪重视个人德性问题都是与当时时代相关的。古希腊哲学最早关注的是世界本原问题，或者说是自然哲学问题(因为当时主要关注的是自然本体问题)，这时是古希腊特别是古雅典的黄金时代。适应民主制的需要，出现了一批以教人以德性的教师即智者，个人德性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但真正使德性问题凸显出来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使成千上万的人丧生，并激发了希腊城邦之间血腥的内战，社会陷入混乱，人与人之间相互倾轧，人们的生活笼罩着悲观失望的阴影。在这种背景下，“人应该怎样生活”或“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苏格拉底把目光聚焦于个人的德性，第一次使德性问题成为哲学关注的焦点。“对德性本性率先展开系统研究的正是苏格拉底；他将这一研究置于道德哲学的中心地位，也将其置于整个哲学的中心地位。”⑧苏格拉底思考的重点是德性的本性问题，提出了“德性即智慧”的著名命题。他的学生柏拉图，以及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传统，都关注研究个人德性问题。此后，个人德性问题成为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哲学家关注的主要问题。罗马帝国的压迫和统治导致基督教的兴起，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占据统治地位之后，由于基督教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是人死后如何进入天堂，即获得至福，而德性特别是神学德性被看做是进入天堂的必备条件甚至充分条件，因而德性问题也是神学家关注的重点问题。
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的古典时期，哲学家研究了广泛的个人德性问题，如德性的一般含义或本质、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德性的类型、德性的可教性、幸福及其与德性的关系等问题。柏拉图系统阐释了得到希腊普遍认同的“四主德”的智慧、勇敢、节制和公正，亚里士多德建立了系统的古典德性伦理学，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使信仰、希望、爱(仁爱)三大神学德性成为个人获得至福的最重要的德性，托马斯·阿奎那还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基督教神学德性伦理学。从古典时期思想家对德性问题的研究情况看，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确实是个人的德性问题，并且将这一个问题作为破解“人应该怎样生活”，“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什么是幸福，如何获得幸福”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钥匙。诚然，古典时期的思想家研究一些社会德性问题，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研究了理想的国家应具备的品质以及怎样使国家具备这些品质的问题，罗马思想家大量地研究了法治问题，中世纪思想家也涉及不少国家德性方面的问题。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的思想家关注的重点还是个人的德性问题。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的论著更多，内容更丰富，更是因为他们这方面的思想更有价值，影响更深远，并且形成了古典个人德性思想传统。
使古典德性思想传统中断，使思想家关注的重点从个人德性转向社会德性的根本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兴起。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必须具备与其要求相适应的社会条件。这些要求概括地说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要求社会以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终极追求；第二，要求经济市场化、资本化、科技化；第三，要求社会生活自由化、平等化、享乐化；第四，要求政治生活民主化、法治化。然而，所有这些社会品质在近代以前的西方社会都不具备，而且也不能自发形成，而要通过人的努力来构建。近代西方历史表明，这一构建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血与火”的过程。要建立具有这些品质的社会，就必须认识它，研究它。正是适应这种需要，新的社会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以及如何构建具有这些品质的社会，就成为了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到19世纪思想家关注的重点。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兴起和发展并不要求个人必须具备什么样的德性品质，而只是要求社会给予个人充分的自由和平等，使他们能成为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同时将他们的行为纳入社会规范的范围，从而确保人们相互竞争而不相互妨碍和伤害。这样个人的品质问题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逐渐为思想家所忽视。
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家探讨了广泛的社会德性问题，这些问题归纳起来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即社会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品质或规定性；二是怎样使社会具备这些品质。西方近代以来思想家对这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而且存在着诸多不一致的观点。不过，他们也形成了一些共识，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认为理想的社会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科学技术为力量的自由、平等、公正、民主、法治、富裕的现代化社会；而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必须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政治民主和依法治理社会的制度和机制。近代以来，除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一大批思想家研究个人德性之外，也有一些思想家研究过德性，如英国情感主义思想家、功利主义者等。但是，他们大多不再在古典的意义上将德性理解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理解为人生活的内容和目的，而是将德性看做是实现幸福的手段。更重要的是，很多思想家只研究社会德性问题，而不研究个人德性问题，以至于一些当代德性伦理学家认为，近代以来德性问题被忘却，德性研究被边缘化。
总体上看，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西方思想家虽然对个人德性也给予了某些关注，但关注的中心是社会德性问题，对个人德性问题的重视是相当不够的。思想理论的这种状况的直接实践后果就是社会生活中个人德性问题被忽视。导致这一学术研究重大偏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思想家们的认识局限，没有意识到个人德性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但是，近代以来社会问题非常突出和紧迫，也是导致这一重大偏差的重要客观原因。近代西方一直面临着与封建主义、基督教教会的斗争，面临着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思想家们忙于思考和探索新社会设计和构建，似乎顾不上个人的品质问题，而且这方面已经有丰富的古典成果。因此，我们对这一偏颇不能过于指责。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家们的长期研究，形成了西方近现代主流社会德性思想，这就是西方近现代主流价值观。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构建起了现当代西方主流价值文化和西方现代化社会。
三、从重视社会德性问题到同时重视个人德性问题
从西方的历史事实看，轻视个人德性确实导致了很多问题。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普遍倡导个人自由，同时为了个人自由得以普遍实现，也为了社会和谐有序，逐渐建立了基于现代民主政治的完善法律制度。自由化和法制化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格局。作为现代西方社会的奠基者的启蒙思想家普遍认为，有了个人自由和完善法制，人类社会就会进入理想的美好状态。然而，几百年的社会实践表明，尽管西方有了普遍的个人自由和完善的社会法制，但在自由和法制的现代社会，充斥着犯罪和欺诈，环境被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不可再生资源迅速消耗；个人变得越来越贪得无厌、不择手段和冷漠无情；社会和自然环境恶化与个人贪婪之心恶性膨胀交互作用，使人类面临生存危机。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普遍忽视人的内在的良好品质，只讲强力，不讲德性。亚里士多德曾经指出：“人一旦趋于完善就是最优良的动物，而一旦脱离了法律和公正就会堕落成最恶劣的动物。不公正被武装起来就会造成更大的危险，人生而便装备有武器，这就是智能和德性，人们为达到最邪恶的目的有可能使用这些武器。所以一旦他毫无德性，那么他就会成为最邪恶残暴的动物，就会充满无尽的淫欲和贪婪。”⑨正因为如此，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敏锐的思想家重新关注个人德性问题，出现了德性伦理学的复兴和个人德性研究热。
西方德性伦理学家之所以要复兴德性伦理学，重要原因是认为近代以来流行的康德的义务论和功利主义在理论上存在着重要缺陷。它们注重行为，忽视品质，所提出的一般原则不能解决具体情景中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正是因为这种理论上的偏颇导致了现代西方文明的诸多问题。罗莎琳达·荷斯特豪斯在谈到德性伦理学为什么会在当代复兴时指出：“关于为什么对义务论和功利主义日益增长的不满导致了德性伦理学复兴，有不少不同的说法(而且没法确定哪一个更精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种说法中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现在流行的文献忽视了任何一种适当的道德哲学都应该关心的一些主题，并使之边缘化。”
德性伦理学与义务论和功利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它所关注的不是“人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而是“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应该怎样生活”。对于德性伦理学的总体特征，荷斯特豪斯有一个比较简要的阐述。她说：“关于德性伦理学的一个共同信念是它不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这个信念是纯粹在这样一个得到表达的假定被表明的某种东西，即‘以行为者为中心’而不是‘以行为中心’的德性伦理学关注是(being)而不是做(doing)，关注好(和坏)的品质而不是正当(和不正当)行为，关注‘我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人’而不是‘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⑩荷斯特豪斯的意思是，德性伦理学主要不是聚焦于正当行为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关注德性的本性和内容，即好人应具有的那些品质和理智的特性，或者人的好生活组成部分的那些特性。德性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超出了简单复兴的范畴，它不仅对整个当代西方伦理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已经涉及许多其他领域，如心理学、认识论、法学以及环境、教育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出现了德性问题研究方兴未艾的局面。有研究者认为，“德性伦理学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它作为道德理论的第三种类型所作出的贡献的范围。正如已经注意到的，对德性伦理学兴趣的复兴已经引起了其他理论观点拥护者对德性的更大关注。德性的研究也已经导致当代伦理学考察问题的范围普遍拓宽。”(11)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
德性伦理学家反对义务论和功利主义，这是学术之争，但他们笼统地反对伦理学研究规范问题，主张伦理学只应研究德性问题，这是有偏颇的。笔者以为，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德性问题，也要研究价值问题、规范问题和情感问题，价值论、情感论、规范论和德性论构成了伦理学的四分支学科。(12)不过应该肯定的是，西方德性伦理学的复兴促进了当代西方学术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对德性问题的重视和研究，从而弥补了近现代西方价值哲学研究忽视个人德性问题研究的缺憾。这样，当代价值哲学研究形成了社会德性和个人德性问题研究并重的新格局。从学科的角度看，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侧重于社会德性问题研究，而当代西方伦理学则侧重于个人德性问题。两个学科从各自特殊的视角对价值哲学展开的研究，必将促进价值哲学研究的两个基本领域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互交融。我们相信，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有望克服西方古代价值哲学和近现代价值研究各自的局限，使价值哲学成为更完整的学科体系。
四、走向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的统一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当代西方学界出现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的格局，并不是西方思想家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自觉所为的，而不如说是他们的一个“意外”收获。到目前为止，这种格局的形成在某种意义上说尚具有自发性。也正因为如此，这两个领域的研究还是隔离的，尚未关联起来，甚至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价值哲学研究的相互关联的基本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通过回顾和反思使目前自发出现的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格局走向自觉，建立以德性问题研究为中心、以个人德性问题和社会德性问题研究为两翼的价值哲学学科体系，使价值哲学研究既重视社会德性，又重视个人德性，并且使两者关联、统一起来。
实际上，不论是从理论逻辑上看，还是从历史事实看，个人德性问题与社会德性问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社会的德性是通过其成员特别是社会管理者的德性体现出来的，在现代社会，也是他们自觉构建的；而个人的德性总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并且是社会德性要求(原则)的程度不同的内化。离开了社会德性，无所谓个人德性，同样，离开了个人德性，也无所谓社会德性。历史事实也表明，只重视个人德性或只重视社会德性，无法解决人类的德性问题。同样，孤立地研究个人德性或社会德性，也是无法将其说清楚的。只有将二者联系起来，同时有所侧重地进行研究，才有可能对它们作出科学的阐释，并提供构建它们的合理方案。
要使目前已经形成的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研究并重的格局，从自发走向自觉，建立两方面的研究相统一的价值哲学，以下一些问题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首先，价值哲学界要增强对这种格局形成的必然性的意识，更加自觉地从这两个方面研究价值哲学。前面已经提及，目前所形成的社会德性研究与个人德性并重的格局基本上是自发的，研究者们对此缺乏自觉意识，尚未认识到这种走向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另一方面，形成这种格局的区域主要是在西方国家，特别是英语世界国家，欧陆国家似乎没有出现这种并重的迹象。更重要的是，我国价值哲学界这方面的意识更弱，价值哲学家目前关注的仍然主要是一般价值问题，社会德性问题、个人德性问题还未纳入其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对个人德性研究和社会德性研究两方面研究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的认识，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国价值哲学界30多年来，一直局限于一般价值问题的研究，使研究的领域越来越窄，内容越来越空洞，甚至陷入一些没有多大意义的概念之争。要改变这种状态，使我国价值哲学研究走向繁荣，必须拓展研究空间，特别是要抓住社会德性和个人德性这两个价值问题中的关键问题，以此为中心展开有关问题的研究。
其次，不仅要有一批学者研究社会德性，有一批学者研究个人德性，而且要使两者关联起来。当代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单个学者的精力也十分有限，不可能研究所有有关个人德性和社会德性的问题，因而学者们的研究必须有所侧重。有些学者侧重研究个人德性，有些学者侧重研究社会德性，有些学者研究一般意义的德性或其他有关价值的问题，这是合理的。但是，他们不能像过去那样，研究个人德性就只研究个人德性，不考虑个人德性与社会德性的关系；或者研究社会德性就只研究社会德性，不考虑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常见的伦理学研究(研究个人德性)和政治哲学研究(研究社会德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哲学研究。只有当一个学者着眼于社会德性与个人德性的关系来研究个人德性或社会德性时，他才是在从事严格意义的价值哲学研究。当然，到目前为止，人类的学术研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没有统一的组织和规划。学者专门研究个人德性而不考虑其他也未尝不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当代人类个体与社会越来越一体的情况下，孤立地从事某方面的研究是产生不了什么真正有价值的成果的。
再次，需要根据两者并重的原则重构价值哲学体系的总体构架，形成新的价值哲学学科体系。自价值哲学或一般价值论作为一个学科出现以来，就有不少学者努力构建价值哲学体系，这种努力对于增强学科的自我意识从而促进学科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是必要的、有价值的。但从已有的体系构建来看，存在着一个共同的问题，这就是用对一般价值问题的研究取代了对不同领域的价值问题的研究，研究到一般价值问题就止步了。实际上，对一般价值问题的研究只是价值哲学的总论部分，不是主体部分，更不是全部。构建价值哲学体系，丢掉这些部分，实际上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主阵地。这种状况是必须改变的，否则价值哲学研究的道路就会越走越窄。笔者20多年前读到一本美国出版的哲学教材《理论与实践：哲学引论》，该书将哲学划分为“形而上学”、“价值论”和“认识论”三个主要部分或领域。其中的价值论包括伦理学、美学和政治理论三个部分。(13)该书的作者并不是一位价值哲学家，在他的眼里，价值哲学就应该包括这三个领域。将价值哲学划分为伦理学、美学和政治理论，这只是从学科的角度进行的划分，是一种外在的划分。如果就其内在内容来划分，可以将其划分为社会价值问题和个人价值问题，而社会德性问题与个人德性问题是其中的关键。根据这种思路，我们有可能给价值哲学构建一个包容性更强、研究空间更大、内容更具有内在关联性的学科体系。
【注释】
①参见江畅主编：《现代西方价值哲学》引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②[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31页。
③[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47页。
④[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3卷，第408—409页。
⑤同上书，第731页。
⑥[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2卷，第400页。
⑦关于哲学的本性和主要研究领域，可参见江畅：《德性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37页。
⑧[英]肯尼：《牛津哲学史》第1卷，吉林出版集团2010年版第309页。
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⑩Rosalind Hursthouse, "Normative Virtue Ethics", in Johnson Oliver A., Andrews Reath, eds., Ethics: Selections from Classical & Contemporary Writers(9th Ed.),Thomson Learning, Inc., 2004, pp. 454-455.
(11)"Introduction", in Rebecca L. Walker and Philip J. Ivanhoe, Working Virtue: Virtue Ethics and Contemporary Moral Problems, Clarendon Press, 2007 p. 4.
(12)参见江畅：《德性论》引言，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3)Gerald Runkle, Theory and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2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