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 （以下简称《手稿》）既是马克思早期的一部经济学著作，也是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用辩证法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同时，始终坚持以道德及其道德分析方法的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问题，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并在道德批判中力图寻求人类经济活动与道德精神的结合点。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不夸大道德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从来不从道德上去论证经济的资本主义形态灭亡的必然，而是通过发现和创立剩余价值理论从经济学上论证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和共产主义必然来临。”[2](P55) 因为，道德毕竟是经济活动的精神层面，“道德不能代替经济事实”[2](P56)。但不能因此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矛盾中就排除道德因素，甚或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也不从道德上谴责资本主义。事实上冠以“政治”修饰词的经济学，其本身就内涵着价值判断的因素。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主体和经济关系分析法，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道德分析法。离开了道德审视和道德价值判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活动和社会发展之“应该”就难以科学确认，仅凭经济学的数据分析是难以完整、科学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因此，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作经济道德解读，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
一、经济事实与经济主体及其关系的价值分析
在《手稿》中，经济主体及其经济关系的本质是马克思分析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也是马克思区别于国民经济学家的独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说：“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国民经济学“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1](P266)， “把他应当加以说明的东西假定为一种具有历史形式的事实”[1](P267) 由于阶级局限性，国民经济学家对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采取了一种无批判的描述性分析方法，把客观存在的经济事实看作是永恒存在、不需说明的。因此，这种研究方法只能确认经济事实，而不能揭示经济事实背后的内在原因。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穿透了资本主义经济事实的表面，对隐藏在经济事实背后的人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了深刻的价值分析，准确把握住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主体及其经济关系的本质，克服了国民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的根本性错误，从而科学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工资、资本的利润、地租以及异化劳动等经济范畴的分析，都是基于这个出发点。马克思从分析决定工资的斗争这一经济事实入手，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经济关系。马克思认为，工资的高低是由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斗争决定的。在这一斗争中，正如亚当·斯密所证实，胜利总是属于资本家的。因为，“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资本家的联合是常见的和有效的，工人的联合则遭到禁止并会给他们招来恶果。此外，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1](P223) 与亚当·斯密只是客观地列举事实不同，马克思认为工资斗争这一经济事实内在地反映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和对立的经济关系。在工人和资本家为工资决定的斗争中，吃亏的总是工人。工人和资本家的经济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关系上的根本对立。“工人成了商品，如果他能找到买主，那就是他的幸运了。工人的生活取决于需求，而需求取决于富人和资本家的兴致。”[1](P223—224) 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是如此的泾渭分明：“工人和资本家同样苦恼，工人是为他的生存而苦恼，资本家则是为他的死钱财的赢利而苦恼”[1](P227)。这种对立关系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任何状态之中。马克思指出，“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增长的状态中，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完满的状态中，贫困持续不变”。[1](P230)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与工人在经济利益上的对立与冲突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工人才可能摆脱贫困的生存状态。
马克思在对资本这一经济范畴进行考察时，不把资本只看作物，而看作社会经济关系的表现。他认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资本家拥有这种权力并不是由于他的个人的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他的权力就是他的资本的那种不可抗拒的购买的权力”[1](P238—239) 在这里， 马克思把资本归结为资本所有者对他人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这样一种经济关系，并且强调这种支配权不是由于他的个人或人的特性，而只是由于他是资本的所有者决定的一种客观的经济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探索了资本的本质：“资金只有当它给自己的所有者带来收入或利润的时候，才叫作资本”[1](P239)。资本的目的在于为资本家赚取利润，而这一目的的实现，必须通过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的劳动这一雇佣劳动形式来实现。从经济关系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使得马克思超越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深刻地揭示出资本的本质，为其进一步研究资本的运动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对地租的论述中，马克思透过地租这一经济现象，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马克思认为，与工资的高低取决于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相同，“地租是通过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确定的”。[1] (P254) 这就是说，地租斗争这一经济事实本质上是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对立的经济关系的反映。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进一步研究了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对抗关系。他说：“在国民经济学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各种利益的敌对性的对立、斗争、战争，被承认是社会组织的基础。”[1](P254) 马克思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土地所有者和整个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各个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其一，土地所有者利益的增长与贫困和奴役的增长是一致的；其二，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同租地农场主、雇农、工业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相敌对；其三，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由于竞争，也决不会同另一个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而不同经济主体之间利益的对抗，最终归结为阶级对抗，其根源在私有制，“在私有制的统治下，个人从社会得到的利益同社会从个人得到的利益正好成反比”。[1]( P257) 正是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一方面科学论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向资本主义土地所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揭示出私有制必然衰亡这一客观历史规律。
在分析异化劳动时，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这一资本主义经济事实创造了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剥削和被剥削的经济关系。他尖锐地指出，“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1]( P269)，因此，工人和资本家在物质生活上日益趋于两极分化：“一方面所发生的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另一方面产生着需要的牲畜般的野蛮化和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1](P340) 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造成了工人和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1](P288)。
正因为准确地把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主体与经济关系的本质，马克思得出了与国民经济学家不同的结论：“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1](P278) 由此，马克思以消灭异化劳动和私有制为基础，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由之路。
二、异化劳动导致劳动关系的非理性化
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蕴含了丰富的劳动道德思想。马克思在研究异化劳动问题时，一方面阐述了劳动的“应然”的道德特质，另一方面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关系进行了道德审视。
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1](P273)，也就是说，自由是人类劳动“应然”的道德本质，同时也是人类劳动应当追求的道德目的。自由之所以可能，因为这是人的劳动与动物的所谓生产活动的根本区别所在，“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273—274) 这一论断表明，劳动不仅仅是实现目的的手段，而且应当理解为人类自由的基本要素。在劳动中，人应当能够自由地发挥全部潜能，在生产劳动对象、改造自然界的同时自我发展、自我完善，满足肉体与精神的双重需要。只有在劳动中实现了自由，人才能成为具有真正社会意义的人，成为“社会存在物”。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成为使人和人际关系变形并畸型化的异化劳动，丧失了其应然的道德本质。马克思以唯物的辩证的世界观为指导，考察了异化劳动的表现、后果与起源，对资本主义条件下非理性化的劳动关系进行了无情的道德批判。
首先是劳动主体与劳动产品关系的非理性化。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P268) 而且这种异化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1](P268) 人不仅不能够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相反，劳动产品已经成为一种资本，日益成为统治生产它的劳动主体的社会力量。因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1](P268)
其次，劳动主体与自身劳动关系的非理性化。异化劳动不仅表现为工人与其劳动产品关系的非理性化，而且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工人不但不能够在劳动中发挥其丰富潜能，甚至享受不到劳动的丝毫乐趣。“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在生产行为本身中使自身异化”[1](P270)，所以，劳动不再是合乎其道德特质的自由自主的活动，而是被迫的强制劳动。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只是满足劳动以外的那些需要的一种手段。于是，“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1](P270—271) 在这种状况下， 劳动主体的生产与生活、劳动与享受完全割裂开来。“对工人来说，劳动的外在性表现在：这种劳动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别人的；劳动不属于他；他在劳动中也不属于他自己，而是属于别人。”[1](P271) 在这里，马克思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最本质的特征。
第三，劳动主体与自己的“类生活”① 关系的非理性化。 人的类生活是人类的基本机能——劳动本身，“异化劳动，由于（1）使自然界，（2）使人本身，使他自己的活动机能，使他的生命活动同人相异化，也就使类同人相异化”。[1]( P272) 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工人无法在劳动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无法满足丰富多样的个体需要，因而丧失了自觉自愿进行劳动的兴趣，仅仅把实现人类本质的自主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手段。马克思总结道，“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的精神的类能力——变成对人来说是异己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1](P274) 人的生产活动不受自己自由意识的支配，而是不自觉地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规律所支配，所以，“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样使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1] (P274) 这种异化产生的结果是工人作为人的“类特性”的丧失， 即马克思所说的：“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是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P271)
第四，人与人关系的非理性化。马克思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P274)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马克思进一步分析道：“如果劳动产品不属于工人，并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那么这只能是由于产品属于工人之外的他人。如果工人的活动对他本身来说是一种痛苦，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他人带来享受和生活乐趣。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有人自身才能成为统治人的异己力量。”[1]( P276) 而这个“他人”无疑是资本家。因此，马克思所指的人与人的异化，实质上是指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阶级对抗。马克思意识到被物的关系掩盖着的人和人的经济关系才是客观存在的资本主义关系，而这种关系是敌对的、不平衡的。所以他说：“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1](P276)。
三、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道德缺损
在《手稿》中，马克思对经济问题的分析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道德批判交织在一起的。
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并非是绝对对立的关系，“国民经济学和道德之间的对立本身也只是一种外观，它既是对立，又不是对立。国民经济学不过是以自己的方式表现着道德规律”。[1](P345) 国民经济学有自己的道德定律，如“谋生、劳动和节约、节制”等，其历史功绩是不可否认的：“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力量”[1](P289) 但是，由于国民经济学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局限性，这种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国民经济学与道德的对立。马克思指出：“每一个领域都用不同的和相反的尺度来衡量我：道德用一种尺度，而国民经济学又用另一种尺度。”[1](P344) 二者的对立集中表现在国民经济学非人化、反人道的本质。
马克思认为，从表面上看，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提高了人的身价，宣布人是财富的创造者，但从实质上看，“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1] (P290) 因为它所讲的劳动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形式下，“人本身已不再同私有财产的外在本质处于外部的紧张关系中，而是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这种紧张的本质”。[1](P290) 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把这种异化劳动当成是普遍的、永恒存在的，是唯一的政策。所以，马克思认为斯密的学说必然是从“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我活动等等开始”，而走向彻底的否定人的本质这样一种理论，而斯密之后的国民经济学“自觉地在排斥人这方面比他们的先驱者走得更远”。[1](P291) 马克思以道德批判的方式揭示了国民经济学的本质。
首先，对国民经济学人性基础的批判。马克思说，“不言而喻，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即既无资本又无地租，全靠劳动而且是靠片面的、抽象的劳动为生的人，仅仅当做工人来考察”。[1](P232) 这表明，在国民经济学的视野里，人不是有着肉体和精神双重需求的自然人，而只是“没有感觉和没有需要的存在物”，只是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工人”，除了物质需求外，别无所求。并且，这种物质需求只能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为限度。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P233)，“工人完全像每一匹马一样，只应得到维持劳动所必需的东西”。[1](P232) 国民经济学的人性基础是由其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的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1](P282) 所以，“对人的漠不关心”是国民经济学最本质的特征，是“斯密的二十张彩票”[1](P251)。
其次，对国民经济学生产观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在国民经济学看来，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追求利润，而不是满足人的需求。人不是目的，只是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手段。他不留情面地批判道：“在李嘉图看来，人是微不足道的，而产品则是一切”[1](P248) 更明确地说，“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人这种商品的或高或低的生产率——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工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1](P282) 在国民经济学这一生产观的引导下，资本主义劳动不仅生产了产品，同时也生产出异化的人。“生产不仅把人当作商品、当作商品人、当作具有商品的规定的人生产出来；它依照这个规定把人当作精神上又在肉体上非人化的存在物生产出来。——工人和资本家的不道德、退化、愚钝。”[1](P282)
第三，对国民经济学分配观的批判。按照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应当全部属于工人，但是，“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只得到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1]( P230) 国民经济学家却把这种不公平的分配状况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对此，马克思分析道：“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工人的需要不过是维持工人在劳动期间的生活的需要，而且只限于保持工人后代不致死绝的程度。因此，工资就与其他任何生产工具的保养和维修，与资本连同利息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一般资本的消费，与为了保持车轮运转而加的润滑油，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1](P282) 说到底，国民经济家只是“经验的生意人”，他们的理论出发点是维护资本家的经济利益，而不管工人的死活。马克思讽刺道：“国民经济学这门关于财富的科学，同时又是关于克制、穷困和节约的科学”，“这门关于惊人的勤劳的科学，同时也是关于禁欲的科学”[1](P342)。
四、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的悖论
马克思充分肯定了经济发展对道德进步的促进作用。他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工业的力量：“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P306) 并且，“只有通过发达的工业，也就是以私有财产为中介，人的激情的本体论本质才能在总体上、在其人性中存在；因此，关于人的科学本身是人自己的实践活动的产物”[1]( P359) 这就是说，经济本身的发展并不会阻碍道德进步，并且，只有通过经济的发展，道德进步才能获得相应的物质基础。但是，马克思转而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与道德进步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论。
首先，经济发展只见货币不要道德。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使得人的需要异化为对货币的需要，使人的道德水平滑落到了谷底。他预见到，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们的需要也将获得极大的增长。“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的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的新的充实。”[1](P339) 但是，“在私有制范围内，则具有相反的意义。”[1](P339)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是追逐最大的利润，攫取最大数量的货币。因而，人的丰富多样的需要被简化为货币的需要。“对货币的需要是国民经济学所产生的真正需要，并且是它所产生的唯一需要。”[ 1](P339) 有了货币就有了一切，所以，对货币的需要是无止境的，“无度和无节制成了货币的真正尺度。”[1](P339) 只有以货币为基础的需要才是真正有效的需要，以人的需要、激情、愿望为基础的需要则成为无效的需要，成为“纯粹观念的东西”。于是，人除了对货币的激情外再没有其他的激情，除了对货币的愿望外再没有其他的愿望，人的意识异化为拜物教徒的意识，“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1](P342—343)，人的一切道德都荡然无存。
其次，经济发展以缺德为代价。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的这种异化了的需要成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用以发财致富的手段，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指望使别人产生某种新的需要，以便迫使他作出新的牺牲，以便使他处于一种新的依赖地位并且诱使他追求一种新的享受，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经济破产。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找到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1](P339) 每个人都企图损害他人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资本家更是利用迎合他人的需要这种卑鄙无耻的手段来发财致富。“随着对象的数量的增长，奴役人的异己存在物王国也在扩展，而每一种新产品都是产生相互欺骗和相互掠夺的新的潜在力量”[1](P339) 马克思形象地说明了资本家的生产经营意识：“每一个产品都是人们想用来诱骗他人的本质即他的货币的诱饵；每一个现实的或可能的需要都是使苍蝇飞近涂胶竿的弱点；对共同的人的本质的普遍利用，正像每一个缺陷一样，对人来说是同天国联结的一个纽带，是使僧侣能够接近人的心的途径；每一项急需都是一个机会……工业的宦官顺从他人的最下流的念头，充当他和他的需要之间的牵线人，激起他的病态的欲望，默默盯着他的每一个弱点，然后要求对这种殷勤服务付酬金。”[1](P340) 即便是工人的粗陋的需要，资本家也不会轻易放过，因为“工人的粗陋的需要是比富人的讲究的需要大得多的赢利来源”。[1](P345) 可以说，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充斥着贪婪、欺诈和掠夺。
第三，经济发展颠倒了道德的尺度。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造成了人的需要异化、经济活动的非道德化，也使得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成为最高的善，社会正常的道德尺度因此而颠覆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因为具有购买一切东西的特性，因为它具有占有一切对象的特性，所以是最突出的对象。货币的特性的普遍性是货币的本质的万能；因此，它被当成万能之物……”[1](P359) 这一万能的特性使人和自然的特性发生了颠倒。马克思说，“货币是一种外在的、并非从作为人的人和作为社会的人类社会产生的、能够把观念变成现实而把现实变成纯观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人的和自然界的现实的本质力量变成纯抽象的观念，并因而变成不完善性和充满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样地把现实的不完善性和幻想，个人的实际上无力的、只在个人想像中存在的本质力量，变成现实的本质力量和能力”，[1](P363—364) 货币的力量是如此的神奇， “它把个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赋予个性以与它们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P364) 不仅如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而这个纽带是作为颠倒黑白的力量出现的，破坏了人与之间合乎理性的关系。“货币作为现存的和起作用的价值概念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所以它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混淆和替换，从而是颠倒的世界，是一切自然的品质和人品质的混淆和替换。”[1](P364) 总之，货币是衡量一切的道德尺度，是最高的善。
马克思认为，只有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才是人自由的生产活动，才能生产出人作为人而存在的人，人才有可能成真正成其为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是一种“用爱来交换爱”、“用信任来交换信任”[1](P364) 的正常的、合乎理性的关系。进而，经济社会的发展与道德进步的矛盾才能够彻底消除。
（来源：《伦理学研究》2006年5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