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新时期政府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的目标。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加强社会正义建设；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文明素养。一个合格的现代公民不仅要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也要有德性。文明的健康发展需要这两方面的支撑。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只重视科学文化教育，忽视对德性的培养，并将科学文化教育扭曲为应试教育，将潜能开发片面地理解为对纯智力或技能的训练。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恶性竞争和道德边缘化的格局。道德建设方面的突出误区，表现在将个人德性的培养与人生的整体发展割裂开来，使道德成为脱离道德主体的抽象概念。其实，道德的根基在于道德主体的品性，是出自主体自觉自愿的选择。一个人的道德品性是其人生经历和追求的积淀，所以，在道德建设的问题上，不仅要研究影响道德的各种宏观社会因素，更要从微观上将道德主体的德性养成与其人生的发展和追求联系起来。
不管对现代性做何评价，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代社会的文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良好愿望而消失，我们也无法脱离现代社会而生活，而且，全球化的扩展正在进一步强化这一趋势。因此，简单的批评和指责并不能为道德找到积极的出路。如果能找到一条和现代性文化相得益彰的道德发展之路，那么，这个方向将是更加富于建设性的。既然德性根植于人心，道德成就于人性，那么，最好能够从现代社会的人性中寻找道德的萌芽。
一、为何要关注潜能
我想我可以回转去，与动物为伍，它们是如此恬静温和、默默无言，
我伫立着，久久地凝望着它们，
它们不为自己的生存条件忧虑烦恼，哀诉悲嗥，
它们不在黑暗中沉思不眠，为自己的罪过哭泣叹息，
它们不为上帝的责任争论不休，因而使我厌恶作呕，
没有谁感觉不满足，没有谁因为强烈的占有欲望而发狂疯癫，
没有谁向另一个屈膝下跪，或是向千年前的祖宗顶礼膜拜，
在整个大地上没有谁体面高贵或是痛苦不幸。
——Walt Whitman（1819—1892）
美国诗人惠特曼对生命的反思发人深省。和动物相比，人类富有创造性并追求有意义的存在，然而，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文明对人自身的精神状态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而这种精神状态和人的创造力之间又形成了什么样的循环？和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相比，我们对自身的了解更少。面对万物之灵，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一次次地追问：人是什么？我是谁？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这既是对人生的追问，也是对人的潜能的思考。狄尔泰认为，生命不是实在，不是实体，而是一种不能用理性描述的活力，是不可遏制的永恒的冲动。而柏格森更是将世界的本质都理解为生生不息的“绵延”，即“生命之流”。“生命之流”是一切生物进化的动力和源泉，而文明往往以各种理性的束缚阻碍生命的创造和进化。19世纪的尼采秉承生命哲学的衣钵，以极端的方式对人类文明提出了质疑。他不仅批评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文明导致了人类的退化，而且也指责现代文明助长了人类的败坏。在他看来，西方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文明是以“阿波罗精神”为代表的理性战胜、压抑以“狄奥尼索斯”为代表的激情的历史。这样的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人，是懦弱无能的“病兽”，是“庸众”对“天才”的压抑，是肉欲对创造力的扼杀。他所向往的理想是超人的世界。这种“超人”不受一切外在规条、习惯和观念的束缚，他的全身充满了生机和力量，他无所畏惧，具有钢铁般的“强力意志”。“大地的意义”就是造就“超人”。虽然尼采并未使用“潜能”这个词，但在他看来，健康的人性只能来自于激情和创造力的迸发，而文明严重压抑了人的本性，也就是压抑了人的潜能。
如果说，哲学对人的理解还停留在思辨和猜测的水平上，那么，心理学对人的研究就具有更多的实证基础。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叶，统治心理学界的是行为主义和精神分析学派。精神分析学派的创立者弗洛伊德，根据临床研究的经验，最后得出了和生命哲学相似的结论。他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本能的冲动，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以对人的压抑为代价的，所以文明和人的本性永远相敌对。行为主义只关注人的行为和外界刺激之间的关系，并不关心人的意识世界，因此，被人们称为“没有心理的心理学”。在行为主义者看来，人的行为和“小白鼠”没有本质的差别，都是环境长期强化的结果。而该学派恰恰忽略了人之为人最本质的东西。马斯洛说：“各种行为主义似乎都冷酷无情地把人看成是被动无助的，几乎根本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1]15 而弗洛伊德主义则过分注重人和动物的连续性，将精神病的原因理解为文明对本能冲动的压抑。虽然他提出的潜意识理论和人格结构理论对于了解人的心理世界有着巨大的作用，但他无论对人类还是对文明都得出了消极悲观的结论。马斯洛指出：“如果一个人只潜心研究精神错乱者、神经症患者、心理变态者、罪犯、越轨者和精神脆弱的人，那么，他对人类的信心势必越来越小，他会变得越来越‘现实’，尺度越放越低，对人的指望也越来越小……一个更普遍的心理科学应该建立在对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上。”[1]14
所以，马斯洛宣称：“人本主义和第三思潮的人的形象明白无误地表明有史以来我们一直没有给人类本性以足够的评价。而这种人的形象的改变就其后果来说无疑是一场革命。”[1]14 但他们研究的对象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人类中的佼佼者，那些出类拔萃的人，马斯洛称之为“自我实现者”。马斯洛曾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假如你想知道一个人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影响越来越大，潜能开发的问题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有人断言，人类只使用了自身潜能的很小一部分，还有很大的开发空间。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曾经指出，世界上最有作为、最杰出的人物也只开发了自身潜能的10％左右，人类的精神力量在所有人身上基本处于沉睡状态。
“潜能”是还没有表现出来的能力、尚未发挥出来的能量。生理学告诉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生理差别——无论是体能还是脑的容量和结构——都是很小的，然而，社会化的结果却产生了人与人之间在品质、能力和创造性上的巨大差别。为什么有些人成为社会的栋梁和人类的楷模，而有些人却蜕变为社会的败类？而更多的人却挣扎在自我保存和自我满足的状态？
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把我们引向了一个千百年来人类苦苦思索的问题：人类的未来何在？由于人类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纷争、歧视、压迫、互相残杀和种种不公平的现象，所以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在不停地寻找走出困境、缔造美好社会的出路，乌托邦的信念促成了人类历史上无数的革命和战争，也造就了种种宗教、思想和理论的产生。难道这一切都是根置于人性的恶吗？人类是否有希望实现自己的理想王国？
马克思曾经指出，未来的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而这一理想王国的实现有两个前提，其一是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其二是人的道德水平的极大提高。而现代社会只是在积累第一个前提，对第二个条件却无能为力。其实，历史和现实只不过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它根源于人类的思想和观念。人们总是习惯于到自身之外寻找问题的原因，其实根源恰在人自身之内。正如约翰·米尔顿所说：灵魂就是它自己的归宿，它可以将地狱变成天堂，也可以将天堂变成地狱。
一切宗教和道德教化的努力就在于改造人自身，使人性中恶的倾向得到抑制和消解，也让人性中善的种子不断生根壮大。但现代性的特征之一就是“祛魅”（韦伯语），即消解一切神秘和神圣的东西，社会彻底走向实证化和世俗化。这导致了宗教和道德的力量逐渐衰弱。所以，麦金太尔断言，德性的边缘化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结果。因此，如何拯救道德、拯救价值就成为现当代思想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现代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环节，道德仅仅是人性状况的一个折射。康德站在新时代的门槛上作出了现代社会的道德预言：道德是“自由意志”（善良意志）的产物。虽然许多人批评康德将道德的保证系于“善良意志”显得软弱无力，但是，康德是正确的。现代社会可以用法律来防止和惩罚人的恶行，但无法以强迫来造就人的善心。正是现代社会的文化遮蔽了人性中的“善良意志”，才使得许多人对道德作出了悲观绝望的判断。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启动人性中的善良意志。
显然，消极的批评和抱怨并不是问题的出路。既然追求人生的成功和幸福已经成为现代人的生活目标，那么，如果有充分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德性和人生的这种追求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就可以找到一条将潜能开发和德性成长结合起来的纽带。
二、潜能开发与德性成长
在心理学的四大流派中，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对人性的假设是基本相似的，他们的结论也是相似的。行为主义的基本假设是：道德是没有科学基础的，一切道德和价值观都是强化学习的结果，人在本质上和小白鼠一样，都是由环境决定的。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就会有什么样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一切道德和文化都是相对的。虽然行为主义宣称拒绝讨论人性这样抽象的问题，实际上，他们和弗洛伊德、达尔文在对人性的看法上如出一辙，仅仅把人类看作在本质上和其他物种没有区别的动物，都有着破坏性、反社会的倾向。从这些心理学的假设出发，结论往往是走向与文明和道德的冲突。弗洛伊德在其《文明及其不满》一书中充分表达了他对文明和道德的悲观忧虑。
许多人批评现代商业文明的扩展强化了人性中恶的倾向，因为市场的运行机制就是消费和欲望，消费开垦着欲望，欲望促进着消费。欲望的泛滥严重地削弱了宗教和道德的基础，社会越轨、腐败和犯罪现象在不断地败坏着文明的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评甚至否定是可以理解的。
现代认知心理学认为，客观对象只有一个，但每个人选择、接受和处理信息的机制不同，所得到的结果也就不同。事情是中立的，看你如何解释。有些人关注的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恶，而有些人看到的却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和精神分析学派不同，人本主义心理学从一开始所关注的就是人群中的佼佼者，即那些富于创造力、最终成就一番事业的人。这些人包括政治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诗人、商人等不同领域的精英。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这些人是自我实现的人，是人类的榜样和楷模，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人的完整的本性。这种本性不是“应该”的假设，而是对事实观察的结果。马斯洛说：“自我实现人的自由选择（在那些能够从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中进行真正选择的情景中），恰恰是我断言能够作为自然的价值体系进行描述性研究的东西。这和观察者的希望绝对没有关系。……这就好像是问：‘最好的人的价值观是什么？’而不是问：‘他们的价值观应该是什么？’或者‘他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2]78 马斯洛认为，亚里士多德也有相似的看法：“正是对好人来说有价值和适意的东西，才是真正宝贵和令人愉快的东西。”[2]78
在马斯洛看来，人的存在是一个不断追求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成长的状态，是在存在（Being）和形成（Becoming）的过程中追求着自我的状态，而追求的动力来自于人的需要。他把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归属和爱、自尊、认知、审美、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这些需要满足的分布状态从低级到高级呈金字塔形。按照性质的不同又可以分为两种：缺失性需要和成长性需要。缺失性的需要——因为缺失而需要，因为满足而暂时不再需要，比如饥饿；而成长性需要的满足，不仅不会抑制这种需要，而且会进一步刺激、扩大这种需要。当一种低级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就会产生高一级的需要。虽然人们追求需要的顺序并不一定严格逐级进行，但对于心理健康发展的人来说，他们最终追求的是个人潜能的发挥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马斯洛认为，追求潜能实现的过程不只是一个单纯的能力发挥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人格的自我完善过程，即潜能的实现、心灵的成长和德性的完善是一致的。马斯洛说：“在人的内部存在着一种向一定方向成长的趋势或需要，这个方向一般地可以概括为自我实现，或心理的健康成长，或者可以具体地概述为，向自我实现的各个方面或一切副次方面成长，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内部的压力，指向人格的统一和自发表现，完全的个别化和同一性，指向探索真理、成为有创造力的、成长美好的人，等等。即人是如此构造的，他坚持向着越来越完美的存在前进，而这也就意味着，他坚持向着大多数人愿意叫着美好的价值前进，向着安详、仁慈、英勇、正直、热爱、无私、善行前进。”[2]75
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断言，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新教的伦理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最终掏空了宗教的精髓。许多人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扩展为对现代性的批判。现代性不仅是宗教衰落的原因，也是道德边缘化的元凶。似乎宗教、道德与现代社会是不相容的。
如果说，西方传统社会的道德靠的是宗教的约束，那么，法制社会的框架决定了现代社会的道德主要靠个人自律。康德将“自由意志”视为道德的基础，是对现代社会的道德性质作出的准确判断。既然现代社会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那么，我们是否能够跳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找出一条可行的道路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道德的繁荣结合起来就成为问题的关键。在现代社会中，如果撇开个人的人生价值来谈德性的培养是片面的，也是不现实的。在人本主义心理学看来，人自身就蕴藏着丰富的道德资源，只是人类至今尚未充分发掘利用这些资源，只要人类充分关注自身的成长和潜能的发掘，就一定能够在自身之内找到可以替代宗教的丰富道德资源。
在马斯洛看来，自我实现的人不仅拥有成功的人生，而且拥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是现代社会的道德典范，也是最适合现代文化的道德类型，而且从潜能上说，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他说：“在这些健康人身上，我们发现责任和愉快是一回事，同样，工作和娱乐、利己和利他、个人主义和忘我无私也是一回事。……我有一种强烈的直觉，即具有这种真正的、完美人性的人，只是实现了许多人都能够实现的东西。”[2]83 如果偏离了自我实现的方向，就会体验到焦虑、失望、冷漠、无助、空虚等令我们痛苦的情感。
马斯洛认为，只要人能够不断地追求自我实现，那么，这种信念可以起到和宗教一样的作用，甚至可以取代宗教。“如果现存的各种各样的宗教，都可以理解为人类渴望（即人类只要有可能就愿意变成的那样）的表现的话，那么……自我实现者的特性，在许多方面与宗教强烈主张的理想是类似的，例如，超越自我，真善美的融合，助人，智慧、正直和自然，超越自私和个人的动机，脱离‘低级’欲望而趋向‘高级’愿望，增进友谊和慈爱，善于区别目的（宁静、安详、和平）和手段（金钱、权力、地位），减少敌意、残忍、和破坏（尽管果断、正当义愤、自我肯定等很可能因之上升）。”[2]78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进一步支持了马斯洛的自我实现理论。美国心理学家霍华德·加纳德提出了多元智能结构理论，认为人的智能结构是由数理、语言、音乐、空间、运动、人际关系、个人内省、自然等八种智能因素构成的。由于先天禀赋的不同和后天环境的影响与塑造，每个人的智能结构是不一样的。卓越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运动员、企业家等不过是充分发挥了其智能结构中的优势项目。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每个人都具有实现自己潜能的可能性，也就是自我实现的可能性。
但不幸的是，在现实社会中真正能够实现自己的潜能、达到自我实现的人很少。马斯洛不得不承认：“我们也面临这种严酷的事实：达到这个目标的人是如此之少，在一百或二百人之中可能只有一个人达到。对于人类，我们可能是怀有希望的，因为从原则上看，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美好的和健康的人。”[2]83 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使得许多人偏离了自我实现的方向或者停留在这条道路上的某个阶段，马斯洛仍然对人类充满了乐观的希望。
然而，哲学家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正因为马斯洛的研究样本是特定的少数人，所以并不能由此对复杂的人性作出断言。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认为：“如果马斯洛被证明是对的，那将是件好事；不幸的是，马斯洛用来支持其理论的论据，来自对被挑选人群的有限研究，因此，他的理论最多只能是一种建议。”[3]
虽然辛格的质疑具有一定的道理，但人本主义心理学确实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人性及人的成长提供了新的材料，也为我们进一步思考道德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事实上，追求成功幸福的人生已成为现代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现代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自由去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这一过程中，就个人而言，潜能的开发与德性的同步增长取决于心智模式的转换，这种转换即是人生观的转变。
三、心智模式的转换——共赢
马斯洛认为，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悲观部分，我们必须用健康的另一半来补充。应该去关注心理健康的人，心理学研究的目的是如何帮助人们建立乐观、幸福、健康的人格。这不仅是人性健康的需要，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
其实，道德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个性的，只有个体有道德，整个社会才会道德繁荣。德性是构成个人整个人格结构的一个有机部分，除此之外，还包括智力、情感、兴趣、动机、意志、性格等诸多方面。也就是说，这些因素是相互影响、有机互动的。系统论告诉我们，只有在整体的动态过程中，单个的部分才是有意义的。道德也是一样，如果把德性和个体的整体生活、人生追求隔离开来，那么，关于德性的讨论也就失去了其实际意义。因为一个人的品性是他在生活的追求中形成的，而不是孤立的。麦金太尔在论及德性的合理性时曾经指出，只有在目的论的框架中德性才能够得到合理的论证。“在这种目的论体系中，存在着一种‘偶然成为的人’与‘一旦认识到自身基本本性后可能成为的人’之间的重要对照。伦理学便是一门使人们懂得如何从前一种状态转化到后一种状态的科学。”[4]67 在他看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符合这一模式，而现代伦理学的失败恰恰在于缺乏目的论的参照。所以，他认为，“伦理学必须以对人的潜能和行为的说明为前提条件，以对作为一个有理性动物的本质的解释为前提条件，更重要的是以对人的目的的一定阐释为前提条件。告诫人们建树各种德性禁绝各种恶行的戒律，教导我们如何从潜能过渡到行为，如何认识我们的真实本性，如何达到我们的真正目的。与这些戒律相对抗将是无益的、不完善的，将无法达到作为合理幸福的善。”[4]68
然而，目前的伦理学研究更多地是就道德而进行道德说教，没有将道德问题和人生的整体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狭隘的观念限制了我们进一步深入地思考德性与人生的关系。如果只是看到了德性与世俗潮流之间的对立面，就无法在现代性的视野中看到问题的出路。虽然有些学者对现代性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但就问题而言，任何批评都代替不了建设，一味的批评和否定只能将人们引向消极退缩的方向。而在道德与发展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所看到的道德出路只能是——退向传统社会模式或者诉诸于宗教。
在现代社会讲道德并不是让人做苦行僧，过禁欲主义的生活。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自我实现的过程，通过付出、奉献获得成功幸福的人生，同时让别人的生存景况有所改善。这就需要心智模式的转换——从自我中心转向自—他关系，转向社会的需要，在追求自我满足的同时兼顾别人的福利，在帮助别人的同时体验到更多的人生快乐。这就是共赢的思维方式。
一个人如果缺乏这种转换，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成功幸福的人生，即使他拥有显赫的地位或者巨额财富。自我实现的人除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之外，还必须具有不断超越自我的博大胸怀。实现了这种转换，一个人才能在追求自我超越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潜能和德性双丰收的结果。自我实现的人越多，越有利于形成个人和社会共赢的局面。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就个人而言，任何抛开生活和人生的整体发展（目的、价值）奢谈道德都显得苍白无力。
人本主义的心理伦理学至少在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将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德性的日益成熟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因为发展越充分的人，人生就越成功，在道德上他们就越倾向于追求自我超越。因为“只有这种人（自我实现的人）才既向往对自己有益的东西，也向往对其他人有益的东西，这样才能全心全意地享受它，并且感到满意。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在成为享受的意义上看，德行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报偿。他们自发地倾向做公正的事，因为这些事是他们愿意做的，他们需要做的，他们赞成做的，以及做这些事是他们的享受，并且愿意继续享受下去”[2]79。
无可否认，现代社会为个人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每个人拥有更多的机会去追求心中的梦想。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如何看待竞争，如何看待成功，如何看待自我与他人及社会的关系。这不仅是一个人自我成长的关键，同时，也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个人的心理压力，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许多人的心态逐渐发生变化，并扭曲了自我观念，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败坏社会的精神面貌。其表现有两点：第一，随波逐流成为社会的常态。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做什么，适合做什么，只是盲目地跟在别人的后面跑。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思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思考自己的生活目标，认识自己的潜能所在，是走向成功人生的第一步。第二，自我中心膨胀，加剧社会的恶性竞争。许多人认为，成功就是打败别人，独霸天下，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牺牲别人和社会的基础上。坑蒙拐骗、腐化堕落、损人利己的种种自私行为就是这种心态的明显表现。抱着你死我活的心态来竞争，也许少数人可以暂时得利，但最终输掉的是整个社会。
检视我们身边的社会竞争，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人际关系，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由于心态的偏差所导致的社会恶性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严重压抑了人的潜能的发挥和个性的成长，而且使社会关系遭到病态的扭曲，致使德性赖以成长的土壤沙漠化。当个人私利的膨胀到覆盖一切的时候，社会博弈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都输。“囚徒困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当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本着自己、他人和社会共赢的心态追求生活理想的时候，个人潜能的每一次发挥也都同时给他人和社会带来了福利，而共赢的每一次循环都将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和德性成长。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始于每个人心态的改变，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
（原载《唯实》2008年8/9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