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70年代首先兴起于西方，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伦理学事业的恢复传入中国大陆。应用伦理学的种子落地之后，马上生根发芽，表现出蓬勃的活力，如今已经生长得枝繁叶茂。经过30年的发展，对国内伦理学研究作一阶段性回顾与反思，将有利于总结经验，发现不足，促进它的进一步健康发展。
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的伦理学研究迎来了复苏的季节，经过长期的停滞之后，在国内各研究机构中重新恢复起来。伦理学恢复之初，由于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应用伦理学就在中国内地引起关注。
首先，改革开放之后，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以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被单一的人际关系所掩盖的一些社会矛盾和冲突充分暴露出来，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日益多元化，使得伦理学研究的领域不得不有所扩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展开和深入发展，出现了许多在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下没有充分显现的问题，如市场竞争中的公平问题、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合理性问题，以及由经济体制的变革而引起的贫富差距问题、弱势群体的权利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问题，等等。在经济改革的同时，医疗卫生体制、司法体制、政治体制等领域的改革也逐步展开，这些领域内的深刻变革，同样也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医患关系问题、医疗资源的分配问题、生命与医疗领域中的知情权问题、司法公正问题、政府职能转变中的价值冲突问题、公职人员的责任与权力腐败问题、公共管理中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等，都越来越多得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反思。同时，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与自然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资源短缺、发展的可持续性等问题随之显现，使得伦理学研究的视野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新的社会问题的出现，要求伦理学更多地直面和探索各具体领域中的现实问题，为新问题的解决贡献自己的力量，这就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出了现实要求。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应用伦理学产生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价值观念重大变革的历史背景，与此同时，应用伦理学的勃兴反过来又对社会价值理念、社会政治的民主生态以及中国道德哲学本身的与时俱进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
在现实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出了迫切要求的同时，伦理学研究者视野的扩大，为应用伦理学的产生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不仅是管理技术和科技知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更多了解西方、借鉴西方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20世纪60-70年代在欧美兴起并取得蓬勃发展的应用伦理学进入中国。这一直接面对现实问题的新的伦理学样式，引起正在为寻找中国层出不穷的新的道德问题的中国学者们极大兴趣。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勃兴，最初正是从介绍和翻译国外的相关理论成果开始的。
总之，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应用伦理学的兴起和发展。改革的深入开展、思想的解放、对外交流的扩大，直接催生了应用伦理学这一伦理学研究的新样式。
二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内地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或中后期，事实上，从70年代末开始，国内学者就开始了一些专门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问题的思考，并在80年代初期就有相当数量的成果涌现。应用伦理学在中国表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目前，许多高校中都开设了相关课程，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应用伦理学专著、教材，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可以说，在目前国内的伦理学研究中，无论从人员数量上，还是从科研成果的质量、数量及社会影响上，应用伦理学的研究都已经占有了相当重要的位置。
大体说来，中国的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主要经过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起步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
改革开放之后，在国内社会发展对应用伦理学的迫切需要和国外应用伦理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与理论伦理学研究的恢复大约同时，我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开始起步。起步阶段，我国学者主要从两条路线上展开了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和探讨。一条是借助国内理论伦理学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出发，对社会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中所提出的应用伦理问题进行回答，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一条是从译介国外的应用伦理学论著开始，试图在我国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应用伦理学理论。这一时期，首先发展起的应用伦理学分支学科包括经济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等。
经过短期的准备和积累之后，80年代初，就出现了一批与应用伦理学各分支学科相关的理论文章，并有一些著作和译著出版。文章方面，1980年《医学与哲学》第2期发表的陈瑾的《国外医学伦理学若干问题的研究概况》、蔡根法的《医学伦理学问题初探》，1981年《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第1期发表的沈静的《应该开展科研伦理学研究》、《湘潭大学学报》第1期发表的臧乐源的《政治家道德初探》、《医学与哲学》第3期发表的王宝章的《安乐死问题之我见》、阮芳赋的《医学伦理学：传统难题和意义》、《武汉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的蔡守秋的《应该提倡环境道德》等，都对不同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问题进行了阐述和分析；著作方面，杜治政的《医学伦理学纲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张婉如、王福霖的《财经伦理学概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王少哲的《商业道德》(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邱仁宗的《生命伦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宋惠昌的《现代科技与道德》(中国青年出版社，1987)等，都对相关的应用伦理问题研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译著方面，介绍到国内较早并产生影响较大的应用伦理学方面的著作有美国学者J·P·蒂洛的《伦理学——理论与实践》(孟庆时、程立显、刘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R·T·诺兰的《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等。随着研究的展开和认识的深化，全国部分高校陆续开始开设应用伦理学相关的课程(如医学院校纷纷开设医学伦理学课程。)，召开了一些重点探讨应用伦理问题的学术研讨会(如1987年开始，中国伦理学会和日本实践伦理学研究所一起，定期召开“中日实践伦理学讨论会”。)，并逐步建立了一些应用伦理学相关的研究组织(如80年代建立的全国医学伦理学研究会等)。
第二阶段：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发展阶段，20世纪90年代。
进入90年代之后，应用伦理学步入了快速发展期。80年代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一方面，由于局限于各个具体领域中的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分科分布比较零散；另一方面，学者们虽然认识到应用伦理学研究的重要性，但对于应用伦理学的理解还不是非常明确，如有的学者把应用伦理学等同于职业道德，有的学者把凡是对实际生活中的道德问题研究的伦理学都称为应用伦理学。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一些理论问题的分析逐步深入，并开始对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思考。
应用伦理学研究的迅速发展，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学术成果的数量和质量。据有的学者统计，1997年，我国报刊上发表的伦理学论文共1600多篇，而有关应用伦理学的论文达400多篇，占其25％以上。[2]由此可见，应用伦理此时已经成为国内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同时，在经济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等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中，都有一批优秀的专著和译作出版。随着应用伦理学研究快速展开和深化，相关的专门研究机构纷纷建立(如1994年，南京师范大学成立经济与教育伦理学研究中心；1995年，复旦大学建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9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1999年，北京大学成立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心。此外，还有一些高校成立了应用伦理相关的研究室、教研室等。)，研讨会也日益频繁(如1994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首届全国环境伦理学讨论会，199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召开了“北京国际企业伦理研讨会”等。)。
第三阶段：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深化阶段，2000年之后。
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进入21世纪之后，国内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日益呈现出蒸蒸日上的态势。
这一阶段，除了应用伦理学的各分支学科的逐渐发展和完善之外，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群整体得到了迅速发展。2000年之后，多种应用伦理学研究丛书的出版(如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应用伦理学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1世纪应用伦理学丛书》、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跨世纪伦理新视野丛书》等。)，显示出应用伦理学研究事业的繁荣。对于学科发展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的是，许多研究者已经将目光超越了具体领域和学科分支的局限，开始把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的学科进行研究，并出版了一批以“应用伦理学”命名的相关理论著作，这标志着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已经迈上了一个新台阶。2000年6月，“第一次全国应用伦理学讨论会”在无锡举行，此后，“应用伦理学讨论会”每年都成为应用伦理学界的同仁学术交流的盛会。在理论研究逐渐深化和学科发展日益成熟的同时，应用伦理学的理论研究越来越多地实现了与实践的结合，一些研究成果被相关决策部门采纳，成为决策的理论依据。
三
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应用伦理学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然而，从社会对应用伦理学的需要和应用伦理学学科建设的角度来说，目前也存在着一些突出的问题。
第一，学科定位和学科性质不明确。尽管应用伦理学研究在国内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它兴起较晚，事关学科生存的许多基本理论问题目前都还存在很大争议。比如，在应用伦理学学科存在的必要性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学科，它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与体系，它只是一个松散、缺乏严密逻辑结构的‘应用学科群’”；“应用伦理学是急躁和浮躁的学术心绪背景下产生的一种简单、粗暴的行动测量工具，反映了‘忧、畏、烦’的‘后现代人’的一种懒惰、急于求成、躲避深刻的心态与情感”。[3]在学科性质与学科定位问题上，有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不仅体现着一种新的理论模式，而且还代表着一种新的道德实践的行为程序”，在一定意义上，它“被可以看成是政治与哲学之间的独立学科”[4](p7)。而有学者则认为，将应用伦理学看成是与理论伦理学相对立的一个分支学科，“这种看法是有问题的”，“应用伦理学本质上属于规范伦理学”。[5]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应用伦理学还远没有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学科，它至多是一个伦理学与其他学科交叉形成的边缘学科群。在这类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基础的问题上存在如此大的争议，充分说明应用伦理学至少目前为止还并不是一门已经发展成熟的学科。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靠应用伦理学自身的发展去解决。
第二，本土化程度较低。应用伦理学首先兴起于欧美，国内学者在研究中，无论是理论体系、研究方法，还是基本观点、表述方式，都借鉴了西方学者的经验和成果。在学科建立之初，适当地借鉴国外的优秀经验和成果是必要的。然而，作为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都要求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要走自己的发展创新之路，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模式。但到目前为止，应用伦理学大部分分支学科的本土化程度都不是很高，这就导致了中国的应用伦理学只能跟随西方人的脚步亦步亦趋，很难有真正的创新和突破。事实上，中国有着应用伦理学研究的丰厚土壤。伦理文化一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并且一向重视实践问题的分析和解决，这为应用伦理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积淀。同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社会生活各领域中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又为应用伦理学研究提供了广阔的现实空间。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在借鉴国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提高理论创新的意识和水平，实现中国应用伦理学研究的本土化。
第三，实际应用能力有待加强。作为基于解决现代社会带来的各种伦理道德问题的需要而产生的学科，应用伦理学的学科优势和生命力就在于其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然而，目前国内的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用理论来干预现实的能力和意识并不是很强。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理论与实践脱节。有些学者在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往往简单地用伦理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来对现实的伦理问题生搬硬套，理论与现实没有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而很难对具体问题进行科学、深入地分析。二是有些学者盲目地追赶国际潮流，将目光紧紧盯住国际高新技术中出现或可能出现的伦理难题，或欧美应用伦理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造成许多“尖端”的研究成果对于国内现实问题的解决毫无价值。三是由于一些分支学科本土化程度低，研究者照搬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念，造成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或建议脱离中国国情，难以付诸实践。这些问题的存在，限制了应用伦理学的健康发展。中国的应用伦理学要想取得突破，就必须直面中国社会建设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克服急功近利的浮躁情绪，切实加强应用伦理学的“应用”能力。
第四，学科体系尚不完善。应用伦理学的学科体系，不仅指各分支作为独立的学科所必须建构的理论体系，而且包括应用伦理学作为一个系统的整体所要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如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核心原则等。对于各分支学科来说，目前应用伦理学的各分支学科都在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但有些分支学科的研究中仍然存在很大问题。如有的分支学科只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层面，理论分析缺乏深度和系统性；有的分支学科偏重于哲学和价值层面的研究，忽视与现实问题的联结；有的分支学科理论体系在形式上虽然已经完整，但缺乏科学性，仍然值得推敲。这些问题，都要在深化研究过程中进行解决。对于应用伦理学的基本理论来说，目前研究更加薄弱，要么没有具体涉及，要么仍然停留在激烈争论的阶段。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基本理论，应用伦理学将永远是一个松散的“应用问题群”，无法成为一门独立、系统的学科。
中国应用伦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各种尚需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有些是由于国内应用伦理学起步较晚，学者重视不够，有些则是由于国际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也是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本身没有好的经验和成果可以借鉴，一时难以打开局面。对于事业的发展来说，发现问题比总结成绩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只要中国的应用伦理学研究工作者勇于面对现实，敢于理论创新，应用伦理学的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就。
（原载《伦理学研究》2008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