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是和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哈贝马斯、罗尔斯、罗蒂等齐名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是当代西方美德伦理学派的中心人物，也是我国学术界熟知的学者。他的美德概念是在他的代表作《追寻美德》（又译《德性之后》）中提出的。在这部著作中，他通过对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批判，揭示出现代西方社会道德问题的深层原因是启蒙运动以来拒斥了以亚里士多德为中心的美德传统。这种道德研究的非历史主义倾向使得现代道德哲学研究拘泥于外在规范，而遮蔽了内在美德的维度。因此，他在重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美德伦理传统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美德概念，希冀通过重构美德概念，恢复伦理学的美德维度，从而摆脱现代西方社会的道德危机。
一、麦金太尔美德概念的建构基础
麦金太尔的美德概念是在他对西方美德传统重述的基础上提出的。他将西方道德思想史中的美德概念概括为三种：荷马、亚里士多德和富兰克林的美德概念。
在荷马史诗中，美德是一种品质，这种品质能够使人严格地去做他们的既定社会角色所要求的义务。英雄社会的主要社会角色是勇士之王（warrior king），而关键的美德是那些能使人在战斗中和竞赛中获胜的东西。由此可知在荷马的美德观中，社会角色的概念以及该角色应该做什么的概念优先于美德的概念，后者只有通过前者才有实际的意义。
然而，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美德并不依赖于人所占据的社会角色，而依附于人本身。正是作为一物种的人的目的决定了什么样的人类品质是美德。亚里士多德将美德的获取与践行视为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麦金太尔指出，这里的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是内在的而非外在的。麦金太尔所说的一手段对于一既定目的是内在的，是说如果脱离对手段的描述就不可能充分地描述目的。这样，美德的践行本身就是对人来说善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麦金太尔指出，亚里士多德本人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并没有在目的的内在手段与外在手段之间作出区分，这一区分是由阿奎那在捍卫奥古斯丁的美德定义的过程中明确提出的，这对于理解亚里士多德的意图是本质性的。阿奎那相信他这样做是在维护一种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
《新约》也认为，美德是一种其践行导致人的目的实现的一种品质。而且，作为手段的美德与目的（人与未来上帝的王国的合一）的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正是这种与亚里士多德的相似性允许阿奎那把亚里士多德与《新约》加以综合。而且这种相似性的主要特征在于，人的善生活的概念先于美德的概念，正如在荷马的美德观中，一种社会角色的概念先于美德的概念一样。
富兰克林的美德观念也是目的论的，但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它又是功利主义的。他的美德也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他的手段——目的关系是外在的而非内在的。美德的目的是幸福，但幸福是可以在尘世也可以在天堂达到的成功。美德的价值是有用。他的美德理论就是不断地强调功利乃是个人行为的标准。“‘要节俭，除非有利于他人或你自己……’。当富兰克林访问巴黎时，他被巴黎的建筑惊呆了：‘大理石、瓷器与镀金饰物被浪费却毫无功用’”[1]综上，麦金太尔总结出三种不同的美德概念：第一，“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履行其社会角色的品质（荷马）”；第二，“美德是一种使个人能够朝实现人所特有的目的而运动的品质，无论这目的是自然的还是超自然的（亚里士多德、《新约》、阿奎那）”；第三，“美德是一种在获得尘世的和天堂的成功方面具有功用的品质（富兰克林）”。[2]这些不同的美德观念之间的差别和不相容性表明，没有一个单一的，中心性的和核心的美德概念，它能够声称是普遍的，在所有时代都具有理论上和制度上的权威。那么，我们能不能够从这些相匹敌的，多样性的美德观中理出一个统一的、核心的美德概念呢？麦金太尔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不仅认为能够发现一个统一的、核心的美德概念，而且，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方法。这种历史主义的方法首先体现在，统一性的美德观念要从历史中寻找，因为，每一美德观念既是历史的产物又表现了历史。其次，要把统一性的美德观念建立在某些先在解释的基础上，因为美德观念依赖于先在的解释，只有按照有关社会和道德生活特征的某些先在的解释，美德才能被界说和理解。
麦金太尔正是打算以这样的方法建构他的美德概念。他认为，只有以这种方式为美德概念提供必要的背景，并依靠这个背景，核心美德观念之复杂的、历史的和多层的特点才能变得清楚。
二、麦金太尔的美德概念及其解释
麦金太尔提出，在他所构建的这个核心美德观念的逻辑发展中存在着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概念背景。要理解每个阶段，就必须解释每个阶段的概念背景。而且，每一较后的阶段都以前一阶段为先决条件；每一较前的阶段不仅被后一阶段所修正，并根据后一阶段而被重新解释，而且为后一阶段提供本质性的要素。
美德第一阶段的核心观念是实践，因此，麦金太尔认为，要阐明美德，首先要阐明实践。麦金太尔在这里所使用的“实践”一词，不同于学术界通常使用它的涵义。他认为，实践是“任何连贯的，复杂的并且是社会性地确立起来的，协作性的人类活动形式，通过它，在试图获得那些既适合于这种活动形式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定了这种活动形式的卓越标准的过程中，那种内在于活动形式中的利益就得以实现，其结果是，人们实现卓越的力量以及人们对于所涉及的目的与利益的观念都得到了系统的扩展。”[3]实践的“内在利益”是和实践的“外在利益”相对而言的。实践的“外在利益”是指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人们通过任何一种形式的实践可获得的权势，地位或金钱。它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外在利益对于实践活动的关系是外在的和偶然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得到它们。第二，外在利益始终是某种个人的财产与所有物，某人得到的越多就意味着其他人得到的越少。因此，外在利益在本质上是竞争的对象。所谓实践的“内在利益”是指只能通过某种实践活动获得的，并且是这种实践活动内在具有的利益。它也有两个特征：第一，每种实践活动都有它的内在利益，这种内在利益是在追求这种实践活动本身的卓越过程中获得的。例如，一个优秀的画家可能会获得名声，权势和金钱，但这些利益也可能通过其他形式的实践获得，因此是外在利益。但是，在绘画中，作品本身的卓越，以及画家在创作过程中感受到的生活的意义就是绘画这种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因为这种利益是内在于绘画中的，只能根据绘画这种特定的活动形式来解释。第二，内在利益也是竞争优胜的结果，但它们的获得有益于参与实践的整个共同体，即竞争优胜者的成就增进了整个相关共同体的利益。因此，内在利益是与美德相连的，而外在利益是与美德相分裂的。
内在利益（goods internal）也就是内在于实践的善。麦金太尔用“内在的”来限制“善”或“利益”，并让它们附属于实践，是为了将美德赋予实践，同时使实践成为内含美德的实践，而不是一种单纯追逐利益的活动。这从麦金太尔对美德概念的阐释中可获进一步理解。麦金太尔给美德下的初步定义是：“美德是一种获得性的人类品质，对它的拥有与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那些内在于实践的利益，而缺乏这种品质就会严重地妨碍我们获得任何诸如此类的利益。”[4]可见，麦金太尔把美德和实践的关系看作是内在不可分割的关系。
由于麦金太尔的美德概念只是一个初步的解释，因此会有不可避免的缺陷。一方面，各种美德之间可能相互冲突。比如，一个人的朋友犯了罪，“忠诚”的美德将此人指向一个方向，“正义”的美德则指向另一个方向；另一方面，没有一个至上的整体生活和目的的概念，我们的某些个别美德的观念必然总是部分的、不完全的。因此，麦金太尔又给出了美德的第二阶段的定义。
美德第二阶段的核心观念是整体性。在这个阶段，麦金太尔运用“叙事”、“可理解性”和“人格同一性”等概念来逐步说明他对美德与个人生活整体关系的界定。
麦金太尔把每个人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整体，一个统一体，其用意是针对现代社会的人的碎片化。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被分割成各种各样的片段，每个片断都有它自己的准则和样态。鉴于此，麦金太尔指出，现代的个人所经历的不是生活的统一性，而是其人生每一部分的特殊性。因此，其个人生活的整体性消失了，他被不同的角色所分割，散布在不同的领域。而麦氏认为，只有将美德和生活都看作是一个整体，并将美德置于这个整体的生活背景中，才能真正理解美德的特征。
麦金太尔认为，要说明美德概念就须先解释清人类行为。而对人的一种行为的解释依赖于行为者的意图，而对行为者意图的解释又依赖于背景条件，因为正是那些背景条件使得那些意图无论对于行为者本人还是他人都可以理解。麦金太尔进而指出，我们只有援引两种背景条件，才能确定行为者的意图，从而才可识别一种具体行为的意义。一种是个人历史的背景，另一种是个人（意图）存在于其中的处境（settings）的历史的背景。这两种背景构成了“叙事的历史”。麦金太尔认为，人的每一个行为，只有在这种“叙事的历史”中，并且作为这种“叙事的历史”的一个片断，才是可理解的。人生就是一个叙事，我们要让别人理解我们，就是要向他叙述一个我们经历的故事，他理解了这具有可解释性的故事，我们的“人格同一性”也就揭示出来了。
“叙事”概念和“可理解性”概念是以“人格同一性”概念为预设的。麦金太尔认为，“人格的同一性”表现为个人生活的统一性，而个人生活的统一性表现为人生的追求或探寻的统一性。西方历史上关于人生整体性与人生探寻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认为人生的整体性在于对一种终极目的的追求，人的一生就在于对至善的追求；另一种是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的探寻观，认为人的一生是一种过程，人所寻求的目的最终会在这种过程中领悟。麦金太尔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缺少历史感，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欧洲中世纪的探寻观念可以给我们以启示。我们通过对终极目的和终极善的概念的探寻，将能够使我们扩大对美德的目的和内容的理解，将能够使我们在实践中越来越理解我们的目标。生活本质上就是在探寻善，而本质上是探寻善的生活则“是在寻求对人来说善的生活的过程中所度过的那种生活，对这种寻求所必需的美德是这样一些美德，它们能够使我们更为深入广泛地理解对人来说善的生活是什么。”[5]
由此，麦金太尔得出了第二阶段的美德定义：“美德被理解为这样一些品质，它们不仅维持着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使我们能够克服在相关的对善的探寻的人生中所遇到的伤害、危险、诱惑和涣散，从而支撑着我们的追求，并为我们提供着不断增长的自我知识和关于善的知识。”[6]
美德第三阶段的核心观念是传统。在前两个阶段，美德是以个人为出发点的，这便无法
避免这些美德处于特殊和偶然的状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按照麦金太尔对美德第一阶段的界定，人具有某种美德就能在实践中获得麦氏所谓的内在利益，或内在于实践的善。但是，对一个人而言的“善”，并不一定对另一个人也是“善”。其次，对人生整体性的强调也只能避免单个人在不同的道德选择中所面临的混乱，但仍然无法避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冲突。这是因为，整体性也许会让一个人去追求最终的那个至善，但是每个人对至善的理解也许是不相同的，因为每个人自身的历史各不相同。所以，麦氏强调，人不能仅仅作为抽象的个体去追寻善或践行美德，而应作为某些共同体中担负一定角色的人去追求，去探寻。
然而，只从共同体的成员来理解个人也是不够的，还应该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因为个人从他所属的那些共同体的过去中继承了许多东西，是传统的承担者。因此，个人对善的追寻，从一般性和特殊性上讲，都是在传统内发生的。在一般的和特别的意义上，只有把我们个人生活的历史和我们时代的实践的历史放入那属于传统的更大更长的历史中，才是可理解的。将单个人的道德放到传统中，单个的人就不再仅仅是他自己，而且也是其生存于其中的共同体的历史和传统的代表，这样，个人和共同体就处于了不可分割的关系，个人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普遍性和客观性才可能建立起来。麦金太尔在这里强调“在一般的和特别的意义上”，是为了说明，存在于历史中的传统有时延续，有时却在衰微、分解和消失。那么，是什么在维持传统？又是什么在消弱和摧毁它们？麦金太尔对此的回答就达到了美德第三阶段的定义。
美德第三阶段的定义是：美德的作用和意义在于“维系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他的善作为他的整个生活的善的那种个体生活形式，而且在于维系同时为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其必要的历史语境的那些传统”。[7]践行美德，就是在维持相关的传统；缺乏美德的践行，就破坏甚至摧毁了传统。由此可以看出，个人同历史的关联是通过传统实现的，而把历史关联条件提供给个人并维持实践传统的是美德。
综上，麦金太尔通过对美德与“实践”、美德与“作为目的的个人生活整体”和美德与“传统”的关系的探讨，赋予美德概念三层意义：第一，美德维持人们获得实践的各种内在利益所必需的那些关系；第二，美德维持个人能够在其中找到作为其个人整体生活的善的那种个体生活形式；第三，美德维持同时为实践与个体生活提供其必要的历史关联的那些传统。至此，麦金太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美德概念的完整定义。
三、麦金太尔美德概念的启示
麦金太尔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上的美德概念。但是，在当代西方文化中，传统的美德概念已经边缘化。亚里士多德意义的美德赖以存在的基本社会背景条件也已经丧失。因此，麦金太尔试图在现代西方社会建立教会共同体弘扬他所倡导的美德，就在实践层面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这是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的必然。尽管如此，麦金太尔的美德观对我们却不无启示。
（一）美德与自我的完整性。
在麦金太尔看来，现代社会中的自我是没有任何实在性的自我，它是一种不具任何必然的社会内容和社会身份的民主化的自我，这种自我能够是任何东西，能够扮演任何角色，采纳任何观点。因而，现代的自我其实什么也不是，什么目的也没有。就象欧文•戈夫曼所描绘的那样，自我不过是角色之衣借以悬挂的一个衣架。这是因为，自我在获得“解放”的同时，已经丧失了传统美德的根基。正是因为这种丧失，进入现代以来，客观的、非个人的道德标准才无处寻找，道德的标准才只能出于自己，自我才被消解为它的一系列分离的角色。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麦金太尔认为，现代社会自我的整体性消失了，人被不同的角色所分割，散布在不同的领域。所以，麦金太尔在建构他的美德概念时，把每个人的生活看作是一个整体，强调美德不仅维持着实践，使我们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而且还维持着个人自我的完整性。
麦金太尔的分析当然是针对西方社会。但在当前中国，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一个统一意义上的自我由于涉足于不同的领域而呈现出多维性。如果我们只满足于集多种社会角色于一身的自我遵从不同领域的不同的道德规范，而不顾自我的人格完善，则必然使自我在面临不同角色道德选择的冲突和矛盾时导致自我在道德领域的分离。这种分离不仅会导致“公共领域”的道德缺失，也会使个体被肢解，丧失人的完整性。人只遵守不同的特定领域中的规范，并不一定是一个道德的人。这是因为，各个领域的规范只是一种外在的约束，只能保证人行为的正当性，而行为正当的人并不一定是道德的人。如果一个社会只注重人行为的正当性，而却在人的品格完善方面保持沉默，这无疑会导致个人追求自我完善维度的丧失，从而导致人本身的丧失。可见，完整的自我应是一个具备美德资源的自我。再者，各个不同领域的规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而且这些规范还可能会相互冲突，缺乏一致性，使人无所适从。而美德却能在非常不同类型的环境中有一致的表现。另外，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势必出现没有现成规范可循的情况，这时人内心的美德资源就要发挥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个体具备了内在的美德，不仅能整合不同道德领域的冲突，而且还可以以不变的“美德”应对复杂多变的道德生活，选择和实施合理的道德行为，使主体的美德能在不同类型的环境场合和谐一致地、整体化地表现出来。
（二）美德与传统的再生。
麦金太尔指出，美德是使传统得以维持的东西，整个人类社会就是靠美德传统维系成一个延续的从过去到现在再至将来的一个人类生活的整体。这表明，传统是靠美德维持的一个活生生的连续体。传统既存在于历史中，又是历史的延续。它不是死的，而是活的。
麦金太尔的这种观点对于我们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颇有启示。如果我们将中国的传统文化仅仅看作是过去，是一种已经完成了的东西，那么，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不是打碎就是简单接受。然而，如果我们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看作是一个开放的、尚未完成的叙事，是一种面对未来正在形成的东西，那么，我们对传统的继承就是延续、活化，就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创造。
面对中国悠久、灿烂的美德传统资源，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应在厘清传统美德价值的基础上，寻找其在现代社会的再生点，使其成为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新的美德。如传统美德中的重义、守信等，在现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可再生为友好、诚信等。现代西方社会只重视外在规范而忽视主体内在美德约束力的弊端基本显现，许多当代有识之士和麦金太尔一样，已经在大力倡导重视个体美德资源的建设。我们可以将传统道德中“重内在修养”理解为“重个体美德资源建设”。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似与他人、社会无关的个人内心修养的思想就在现代社会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总之，现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由传统道德向现代道德过渡的嬗变期，与市场经济条件相适应的新的道德尚未建成，我们需要正视现在，面向未来，依托传统并赋予传统新的生命力和再生点。
（三）美德与人的全面发展。
如前所述，麦金太尔认为，美德在起源上是与实践紧密相关的，美德归根到底是具有内在利益的实践所需要的品质。但是，在现代人的生活中，道德让位于认知，实践活动沦为实现外在利益的工具。这样，人就会变成被物异化的人，成为只追求自己的私利，缺乏美德的单向度的人。因此，要使人获得全面发展，就必须重视实践活动的内在利益，必须将美德还给实践。
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看重实践的外在利益,其后果将不堪设想。作为后发国家，我们不能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应将实践的内在利益与外在利益统一起来。麦金太尔虽然重视内在利益，但并没有完全否定外在利益。他只是在过分追求外在利益的社会中，呼吁我们重视内在利益。因此，在麦金太尔的启发下，我们应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处理好外在利益与内在利益的关系问题，从而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统一。外在利益是一个社会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不可或缺但却可以正确引导的，内在利益既有利于群体，又是个人发展的精神力量。如果一个社会的发展不忘以美德为导向，既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又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那么，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方向就会一致，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也会是统一的，这样一来，在终极的意义上，一个社会的发展就是以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为旨归。西方国家的发展，由于过于重视外在利益，导致了社会越发展，财富越丰富，个人内心越孤独的异化现象。因此，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着重强调美德在市场经济规律下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在人追求外在利益的满足的同时，积极引导人们从个体层面寻求美德带来的内在精神满足感，如正义感，崇高感以及从对他人和集体的奉献中体验到的内心的充实感等作为人类特有的内在价值，即麦金太尔所谓的“内在利益”。这样，内在利益和外在利益就统一起来了，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发展也同时获得了一致，这才真正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实质——人的全面的、自由的发展。
（原载《道德与文明》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红珊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