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基本特点可以概括为道德政治。从政治层面上讲，即强调政治国家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儒家德治主张体现了怀柔精神与开明思想，因而被誉为王道政治。作为传统，儒家的德治主张不仅因其主导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运作而具有历史价值；而且依赖于文化承传影响现实生活而不乏现代意义，值得我们去关注。

一、儒家德治思想的内涵与特点

中国历史上的德治概念及其传统是由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来的，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1]均认为治国驭民要以德为核心。

德，甲骨文中从直从行。容庚先生释为与循相近。闻一多先生认为是示行而视之之意。《庄子·大宗师》云：“以德为循者，言其与有足者至丘也。”《说文》曰：“德，升也。”从上引诸说可见，德之本义为循行较为可信。德，作为思想观念并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则始于周代。周革殷命，“监于有殷”，认识到“天命靡常”。周人对天命的态度是“敬德保民”、“以德配天”。这说明，周人已初步认识到天命离不开人事，人事系于统治者的德行。统治者品德端正，体恤百姓成为德的内涵。

孔子崇尚周代文明，曾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他继承并发展了周人的重德思想，这主要表现为：首先，周人的“明德慎罚”是孔子德政的思想渊源，两者的承传关系一目了然。其次，周人强调“以德配天”，不乏神道设教的意味。孔子则赋予天以自然的属性，他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3]并把德与人的作为直接联系在一起，不但强调统治者个体的道德修养，而且要求把道德扩展到社会政治层面，成为治国驭民的指导思想，因而具有人本主义的特点。这一变化既是时代进步使然，亦反映了孔子思想开明与进取的一面。

孔子推行德治特别注重道德教化，他说过一句非常典型的话：“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4]政与德、刑与礼的对立是春秋末期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集中反映，也是早期法家与儒家不同政治主张的具体体现。在孔子及儒家看来，在施政方针上统治者如果只依赖于政令驱使与刑罚强制，其结果只能使老百姓免于刑戮而无羞耻之心，这是治表不治本。反之，若实行道德教化与礼制规范，则能使老百姓心有廉耻而行中规矩，这是治本之道，国家可以长治久安，这是孔子所追求的德治的理想境界。孔子主张道德教化其内涵主要表现为：

其一，强调为政与教化不二。《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于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常，草上之风，必偃。’”认为君子的道德追求具有强烈的感化力量，为政治国不外以德化民。

其二，认为统治者个体的道德修养是实现社会道德教化的前提。《论语·子路》：“樊迟问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问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以为统治者应该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不必去学习稼、圃之事，此所谓“君子上达，小人下达”[5]，若做到了这一点，治国驭民也就在其中了。

其三，提倡以身教作为道德教化的基本方式。《论语·颜渊》：“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于帅以正，孰敢不正?”在孔子看来所谓为政不外乎正己以正人。“苟正其身，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6]“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7]统治者以身作则是道德教化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

孔子一方面提倡君子加强道德自律，实行道德教化；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关注民生，实行惠民政策，具体而言：

其一，主张爱人惠民。《论语·学而》：“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及儒家的德治主张是与春秋末期民本思想的兴起有关，由于民心向背成为当时诸侯国家政治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有识见的思想家与有作为的政治家，都十分注重爱惜民力，争取民心。孔子及儒家对此尤为重视，特别是孟子还提出了著名的民贵君轻说，可谓封建时代的民本宣言。

其二，赞成富而教之。《论语·子路》：“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之，又何加焉?’曰：’教之。”孔子注重道德教化，对国计民生亦不轻视，在孔子看来民富不但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且有助于道德教化。

其三，反对不教而杀。与经济上的富民相联系，在政治上孔子反对暴虐，赞成德政。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而成谓之暴。”[8]又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9]不教而杀与以德化民相悖，这是孔子最为反对的，盂子亦然，认为苛政猛于虎也。

其四，提倡有教无类。教育在春秋以前是贵族阶段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孔子提倡有教无类，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10]因而，开创私学，扩大社会受教育面。在教学内容上以学习古代典籍，掌握礼乐制度为主，并且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说：“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勿畔矣夫。”[11]又说：“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12]

孔子的德治主张不仅开创了儒家的德治传统，而且奠定了此后二千余年封建王道政治之模式，诚如宋代赵普所言，半部《论语》治天下。其特点可以概括为道德政治化，政治道德化：

其一，强调伦理道德在为政治国中的主导作用。《论语·为政》：“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认为君子个体的道德追求与政治统治是融为一体的，而且，这种道德追求还维系着国家的安危与社会风气的好坏。《论语·宪问》：“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矣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所以，孔子及儒家道德教化的重点不在教化民众，而在于统治者加强自身的道德自律。换言之，孔子主张以儒家所创导的道德规范去约束统治者的所作所为。《论语·为政》：“季康于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认为这是为政的前提，亦是治国的关键。

其二，伦理道德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统治原则。《论语·阳货》：“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统治者对于仁的追求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而且有助于改良社会政治，维护统治秩序。正因为此，仁者爱人与为政以德一脉相承，伦理道德准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政治统治原则，使德治具有教化与惠民的特点。孟子继承孔子的德治思想，大力推行仁政，他曾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3]特别强调改善民生的重要性，从而使具有伦理道德色彩的民本思想与富民主张成为儒家德治传统中的亮点。

二、儒家德治传统的历史价值

在中国封建社会二千余年的漫长历史中，儒家作为主流学派在意识形态上处于主导地位，儒家的德治主张也一直被视为王道政治而加以提倡，它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从总体上讲，中华文明在明代中叶以前处于世界前列，此后，由于闭关锁国而逐步衰落。至近代，落后挨打，于是人心思变。历史的变迁与中华文明之兴衰，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对居于封建正统地位的儒家学说及其德治传统的认识与评价中来。或许，从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来认识与评价儒家思想与德治传统，更能贴近实际，也比较客观公正一些。

应该说，孔子及儒家在春秋战国社会变革之际，创立儒家学派提倡德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儒家以其注重道德，讲求礼义为特色参与百家争鸣，这本身就体现了开放意识与竞争精神。春秋战国时期文化蔚为大观，政治上变革求新，儒家虽不能独占鳌头，但功不可没。当然，儒家有其政治上相对保守的一面，孔子致力于“克己复礼为仁”，留恋周公之治，欲以道德之力济政治之穷，为恢复周礼不遗余力。然而，孔子这种保守的政治观亦非只起消极作用，它同样也蕴涵着某些求新图变的因素。如孔子对德治的重视，一方面不能不依据时势变化提出新的适应时代要求的道德规范与行为准则来约束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从而催生出反映时代要求的具有封建意识的道德观念；另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更多地关注民生，致使体现社会进步的民本思想与富民主张得到进一步发展。这恐怕亦是孔子自谓的损益吧。事实上，春秋战国时期最能反映社会进步的民本思想、富民主张以及创办私学等都与儒家息息相关。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说及其德治主张在政治无所作为，究其原因在于不合时宜。诚如大史学家司马迁所说：“天下争于战国，贵诈力而贱仁义。”[14]崇尚功利的法家因此受到青睐而大展宏图。儒家则相形见拙，德治主张被斥之为“迂远而阔于事情”。这一评价并不过分，毕竟，在称霸争雄的春秋战国时代，富国强兵，图生存求发展是各诸侯国家的当务之急。同理，儒家学说及其德治主张也不会因为一时的冷落而烟消云散。相反，随着秦王朝暴政的覆灭与西汉大一统封建王朝的建立，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儒家、黜百家，儒家思想从此一跃而成为封建正统，德治主张亦被誉为王道政治。尽管汉武帝善于权变，王霸杂用以治国，但是，儒家德治主张的主导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已不可动摇。同时，儒生的社会地位得到迅速提升，从而使儒家德治主张有可能成为封建政府的政策选择而付诸实践。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儒家德治主张不绝如缕，它对于改良封建政治、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主要表现为：

其一，强调君德，以儒家道统来制约君权，改良封建专制统治。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实行封建专制统治，家天下格局与封建专制统治制度，使封建帝王因权力失去必要的制衡而可以为所欲为，以致于国之兴亡系于君之明昏。与法家强化君权至上不同，儒家虽然主张明君臣之分，但是亦不忘以道统来约束君权。这种约束或体现在封建帝王幼年所受的儒学教育中；或反映在帝王继位的选择标准上；抑或体现在臣下以孔孟之道为由而呈上的谏议中；甚或象董仲舒以灾异之变论说儒学之道以冀对封建帝王起到警示作用的。中国封建社会虽不乏明君贤相，由于受家天下皇位继承制度的局限，昏庸之君比比皆是，社会政治因此少有清明之时。儒家凭借其特殊的历史地位，不时以伦理道德为由对历代封建帝王的独断专行进行劝戒乃至于约束。这种强调君德，以道统约束君权的做法对于封建时代防止专制暴政的产生来说，不失为一种比较可行的方式。如西汉，“大将军霍光请皇后徵昌邑王。六月丙寅，王受皇帝玺绶，尊皇后曰皇太后。癸巳，光奏王贺淫乱，请废。”[15]即使象唐太宗这样贤明的帝王，道德约束依然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相比之下，法家的尊君主张容易助长暴政，难以持久，秦之速亡便是明征。可见，儒家强调君德，以道统约束君权对于改良封建专制统治与社会政治是有一定的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