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情绪(moral emotion)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性情绪, 它对人类的社会适应具有重要意义。道德情绪是指在道德情境中由个体对自我的理解或评价所引发的情绪, 如损人之后感到内疚、羞耻, 助人之后感到高兴、自豪等, 又被称为“自我意识的情绪”或“自我评价的情绪”(Eisenberg, 2000; Malti & Latzko, 2010), 被认为在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任俊, 高肖肖, 2011)。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道德情绪判断(moral emotion judgment)又称为道德情绪预期(moral emotion expectancy), 是指个体对与道德有关的情境或事件做出情绪判断或预期(刘国雄, 方富熹, 2003); 道德情绪归因(moral emotion attribution)则是要求个体对使他人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做出解释和推断(潘发达, 卢家楣, 2005)。
有关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研究最早产生于“快乐的损人者”现象(happy victimizer phenomenon)的发现。Barden, Zelko, Duncan和Masters (1980)首先发现, 当要求儿童同时对损人行为进行认知判断和情绪判断时, 多数4岁儿童能够理解损人行为是不对的, 但是他们常常判断成功的损人者会感到高兴, 并认为这是由于损人者得到了想要的结果, 显示出他们在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的发展上相脱节的倾向; 而8岁以上的儿童通常会判断成功的损人者感到不高兴, 并认为这是由于他们违反了道德准则。之后的很多研究对这一结果进行了检验, 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Malti, Gasser,&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0; Nunner-Winkler& Sodian, 1988)。国内曾有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之前的研究做过总结(陈少华, 1999; 刘国雄, 方富熹, 2003), 但这些总结都只是针对该领域研究的某些方面。随着近年来本领域研究增多, 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热点。本文对这些研究进展进行概述, 以期反映最新的研究成果。
1 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趋势
1.1 童年期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
早期研究主要针对童年期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这些研究者所揭示的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大致可概括为三种主要的模式(陈少华, 1999):(1)“高兴—难过”——“结果定向—道德定向”:这些研究主要考察了4岁以上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他们发现, 随着年龄增长, 儿童对损人者的情绪判断由“高兴”向“难过”转变, 而情绪归因由“结果定向”逐步过渡到“道德定向” (Arsenio & Kramer, 1992; Nunner-Winkler& Sodian, 1988)。(2)“难过—高兴”——“结果定向—意图定向”:这类研究旨在通过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考察儿童对意图的理解, 并且将考察年龄往下延伸至3岁儿童。通过设置损人者意图与行为结果匹配或不匹配的情境, 以鉴别多大的儿童能够理解行为者的情绪由意图和结果的匹配程度决定, 而非由行为结果单方面决定。结果发现, 3岁儿童在对损人者做出情绪判断时仅仅依据行为结果的客观价值(坏行为或坏结果), 判断损人者感到难过; 6~7岁儿童具备了理解意图的能力, 判断当意图与结果相匹配时损人者会感到高兴, 而不匹配时则感到不高兴。在情绪归因上, 年幼儿童以结果定向为主, 而年长儿童以意图定向为主(Yuill, 1984)。(3)“难过—高兴—难过”——“结果定向—意图定向—道德定向”:这类研究实际是对前一类研究的延伸, 综合考察了3~10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并且将儿童对意图的理解和对道德的理解相整合。结果表明, 3岁儿童通常将消极的行为结果判断为难过的情绪体验, 而5~7岁的儿童通常会判断成功的损人者感到高兴; 10岁左右的儿童能够综合考虑道德和意图, 多数判断损人者会感到难过。相应地, 他们的情绪归因也由“结果定向”到“意图定向”到“道德定向”发展(Yuill, Perner, Pearson, Peerbhoy, & Ende, 1996)。
这些研究结果之间最大的差异在于, 有些研究者认为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是呈“高兴—难过”线性发展的, 而有些研究者则认为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是呈“难过—高兴—难过”波浪式发展的。Smith和Warneken (2014)认为, 考察年龄段的不同以及设定损人者愿望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两个主要原因。坚持线性发展模式的研究者将研究对象限定于4岁以上儿童, 并且将损人者的愿望设定为客观的, 即损人者之所以损人是为了得到某种物质。坚持波浪式发展模式的研究者将考察对象往下延伸至年龄更小的3岁儿童, 而将损人者的愿望设定为主观的, 即损人者之所以损人是为了满足自己对他人的敌意愿望, 而不是为了得到某种物质。为了检验是不是这两个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以往研究结果的不同, Smith和Warneken(2014)分别考察了3~9岁儿童在损人者敌意愿望满足和物质愿望满足两种条件下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结果发现, 3岁儿童在两种不同条件下的道德情绪判断是不同的, 在敌意愿望满足条件下,儿童更倾向于判断损人者会感到不高兴, 而在物质愿望满足条件下, 儿童更倾向于判断损人者会感到高兴。4岁以上儿童对两种条件下的道德情绪判断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随着年龄增长判断损人者感到高兴的程度都逐渐减少。7~9岁的儿童比年幼的儿童更常采用道德归因。结果表明,在损人者物质愿望满足条件下, 3~9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是呈“高兴—难过”线性发展的, 而在损人者敌意愿望满足条件下, 3~9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是呈“难过—高兴—难过”波浪式发展的。综合来看, 考察年龄的不同以及设定损人者愿望的不同,确实是以往研究结果产生差异的两个主要原因。
1.2 青春期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
Arsenio, Gold和Adams (2006)综合了以往的研究发现, 认为快乐的损人者现象一直到青春期都有可能存在。Krettenauer (2011, 2012)认为, 成熟的道德自我形成于青春期。在这一时期, 个体将道德价值完全融合进自我概念之中, 并且根据道德主体的行为与道德价值是否一致而产生不同的情绪反应, 这种情绪反应可通过他们道德情绪判断的模式反映出来。他们的研究发现, 青春期随着个体对道德信念的元认知理解不断成熟, 道德情绪判断的结果和道德判断的自信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也不断增强。7至13年级个体道德情绪判断的发展模式与童年期的发展模式是不同的。在某些情境中(如做伪证和逃离事故现场)个体的道德情绪判断随年龄增长呈U型发展, 其情绪判断的消极效价强度先降低后升高; 而在另一些情境中(如不归还他人财物和偷窃)表现出情绪判断的消极效 价强度随 年龄增长 而下降的 趋势(Krettenauer & Eichler, 2006)。Saelen和Markovits(2008)利用包含道德冲突的两个故事, 要求14岁和16岁的青春期个体预测故事中行为者会为了个人利益而做出损人行为的可能性, 同时要求他们判断行为者在做出损人行为之后的情绪。结果发现, 被试预期行为者做出损人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判断行为者感到满意和高兴的程度也越高,认为行为者感到害怕和内疚的程度也越低。16岁的青春期个体比14岁的青春期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内疚判断, 在情绪判断和行为预期之间也更具有一致性。王鹏, 刘海燕和方平(2011)对我国12、14和16岁青少年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情况进行了研究, 结果发现, 12岁儿童的情绪判断类型较为单一(如高兴、难过), 在归因上以道德定向为主, 而14岁以上儿童出现了更多复杂的情绪判断(如内疚、后悔、羞耻)及移情定向归因。
近期一项 长达6年的纵向 研究表明 , 在15~21岁之间均同时存在着四种道德情绪判断模式, 即高兴的损人者、不高兴的损人者、高兴的道德主义者(happy moralist, 即做出道德行为之后感到高兴 ) 以及不高 兴的道德 主义者 (unhappy moralist, 即做出道德行为之后感到不高兴 ), 但均以高兴的道德主义者这类判断模式为主, 且高兴的损人者模式会随着时间发展而降低, 而高兴的道德主义者则随着年龄增长而升高(Krettenauer,Colasante, Buchmann, & Malti, 2014)。综合以上研究来看, 青春期个体虽然也伴随有“快乐的损人者”判断模式, 但却以“高兴的道德主义者”判断模式为主。随着道德自我的进一步发展, 儿童在进行情绪判断时的自信程度也不断增强, 对于情绪反应与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理解更多维, 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对行为者的情绪反应做出归因。
2 影响个体道德情绪判断的因素
2.1 社会认知能力
研究表明, 有多种社会认知能力都可能与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之间存在相关。首先, 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有赖于他们对意图和愿望理解能力的发展。年幼儿童(如3岁)通常不理解损人者的主观心理愿望, 所以经常根据损人行为的客观结果判断损人者会感到高兴, 而自5-7岁起儿童能够理解愿望, 根据行为结果与损人者的意图是否相符做出情绪判断(Smith & Warneken, 2014; Yuill,1984; Yuill et al., 1996)。其次, 儿童在情境中权衡道德规则和个人利益的能力也是影响他们道德情绪判断的因素之一。年幼的儿童虽然也能理解道德规则, 但是对个人利益的考虑胜过对道德规则的考虑, 这可能是“快乐的损人者”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刘国雄, 方富熹, 2003; Krettenauer,2012)。此外, 观点采择能力也会影响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研究表明, 要求儿童将自己作为损人者进行情绪判断和要求儿童对故事中的损人者进行情绪判断, 儿童判断的消极情绪强度是不同的, 对前者的情绪判断强度显著低于后者,特别是观 点采择能 力较强的 年长儿童 (Keller,Louren?o, Malti, & Saalbach, 2003)。
Gummerum, Cribbett, Nicolau和Uren (2013)最近提出了一种新的观点, 认为儿童反事实推理(counterfactual reasoning)的能力可以解释道德情绪判断中的年龄差异。反事实推理能力是一种将现实与可能的结果相比较的能力, 即在头脑中同时考虑多种可能性的能力(Beck & Crilly, 2009;Beck, Robinson, Carroll, & Apperly, 2006; Migliore,Curcio, Mancini, & Cappa, 2014)。研究表明, 直到6~7岁, 多数儿童才能理解 , 若真实事件的条件朝反方向改变, 则反事实事件将会出现(Beck etal., 2006)。Gummerum等人(2013)给4~5岁和7~8岁的儿童设置两种条件:反事实框架条件和无反事实框架条件。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要求儿童先对损人者的损人事实进行情绪判断, 之后再让儿童设想如果损人者没有做出损人行为会感到怎样; 而在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要求儿童先回答若损人者没有做出损人行为会感到怎样, 之后再要求他们判断损人者在做出损人行为后会感到怎样, 这样就能保证儿童在对损人者的损人事实进行情绪判断时, 即便不具备反事实推理能力, 也考虑到了反事实选项下损人者的情绪反应。而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只有那些具备了反事实推理能力的人, 才能自发地考虑到反事实选项下的损人者情绪。结果表明, 儿童在反事实框架条件下比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更倾向于做消极情绪判断。且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年长组比年幼组更倾向于判断损人者会产生消极情绪。研究同时测查了儿童的反事实推理能力, 利用等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儿童的反事实推理能力能够显著预测他们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的消极情绪判断。具体来说, 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消极情绪判断随反事实推理能力升高而增加; 而在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消极情绪判断并不依赖于反事实推理能力。这提示, 当儿童能够明显考虑反事实选项的时候(如在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他们不再需要反事实推理能力来产生行为的其他可能。而在无反事实框架条件下, 这种清晰的线索没有提供,因此儿童必须使用他们的反事实推理能力来做出情绪判断。
此外, 还有人(Dinolfo & Malti, 2013)认为儿童解释性理解(interpretive understanding)的能力也与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之间存在相关。解释性理解能力是心理理论能力的一种, 是指当两个人面对同一事件的相同信息时, 个体推理他们对该事件可能有不同解释的能力(Myers & Liben, 2012;Ross, Recchia, & Carpendale, 2005)。研究表明, 直到7岁左右, 儿童解释性理解的能力才发展成熟(Ross et al., 2005)。Dinolfo和Malti (2013)认为, 伴随着学龄期同伴冲突的增加, 儿童需要不断地协调损人者和受害者之间的观点, 从而可能导致他们道德情绪判断的能力也增强。Malti等(2010)首先考察了5~9岁儿童的解释性理解能力和道德情绪判断之间的关系, 却未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Dinolfo和Malti (2013)以4~8岁患有违抗对立障碍的儿童为被试, 同时考察了他们对不同情境下的道德情绪判断情况, 结果则发现, 在亲社会情境中, 儿童解释性理解的能力和他们的情绪判断的强度是显著相关的, 而在损人情境和排斥他人情境中, 儿童解释性理解的能力和情绪判断的强度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综合而言, 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未来研究进行更多的验证。
2.2 情境因素对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
儿童根据情境线索推断情绪的能力是不断发展的。情境不同, 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也可能不同。当前的研究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发现:(1)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是不同的; (2)在有他人目睹行为者行为的情况下, 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也会发生变化。
2.2.1 儿童对不同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早期研究主要考察了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而近期研究发现, 儿童对亲社会行为者及其他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有别于损人者。陈少华和郑雪(2000)的研究发现, 4岁儿童倾向于判断牺牲掉个人利益的亲社会行为者会产生消极情绪体验, 6岁儿童则倾向于判断他们会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在道德情绪归因上, 年幼儿童以结果定向为主, 年长儿童则出现了由结果定向到道德定向的过渡。对小学儿童的研究也发现, 年幼的小学儿童倾向于判断助人者会体验到消极情绪, 而年长儿童则认为助人者会体验到高兴等积极情绪。并且随年龄增长, 儿童的情绪归因定向由结果定向向多样化定向发展, 出现了人际定向、移情定向、外部奖励定向等(俞志芳,2007)。陈璟和李红(2009)要求4~7岁儿童分别对反社会行为者、亲社会行为者、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和反社会行为失败者的道德情绪做判断。结果发现, 无论是对亲社会行为者还是对反社会行为者, 儿童均更多做出“高兴”判断。而对于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 4岁儿童更多做出“不高兴”判断,其他儿童更多做出“高兴”判断。对于反社会行为失败者, 4、5岁儿童更多做出“高兴”判断, 6、7岁儿童更多做出“不高兴”判断。儿童对亲社会行为者的情绪归因, 以道德定向为主其他定向为辅;而对反社会行为者、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以及反社会行为失败者, 均以结果定向为主道德定向为辅(陈璟, 李红, 2009)。Krettenauer和Jia (2013)考察了青春期个体对亲社会行为者、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损人者和抵制住损人行为者四类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 结果发现, 多数青春期个体判断亲社会行为者和抵制住损人行为者都会产生积极情绪, 但是判断亲社会行为者产生积极情绪的程度更高; 多数青春期个体判断损人者和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都会产生消极情绪, 但是判断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产生消极情绪的程度更低。这种对行动者(损人者、亲社会行为者)情绪判断的效价强度显著高于非行动者(抵制住损人行为者、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的情况, 他们称之为道德情绪判断中的“行动者效应” (actor effect)。这一效应说明,儿童不仅对道德情境中不同行为者的情绪判断效价是不同的, 而且在效价强度上也有可能不同。李占星, 曹贤才, 庞维国和牛玉柏(2014)针对国内6~10岁的儿童, 考察了他们对损人情境中损人者和旁观者的情绪判断与归因情况, 结果表明,多数6~10岁儿童对旁观者做消极情绪判断; 但是对损人者的情绪判断, 多数6岁儿童出现了“快乐的损人者”效应, 而8~10岁儿童中的大多数会判断损人者感到不高兴。在情绪归因上, 多数6岁儿童对损人者做结果归因, 而多数8~10岁儿童对损人者做道德归因。多数10岁儿童对旁观者做道德归因, 而多数6岁儿童对旁观者做无效归因。旁观行为被认为违反了道德规则中的正义准则,而损人行为则被认为违反了道德规则中的公正原则。两类行为者所违反的道德规则不同, 儿童对他们所做的情绪判断和归因情况也不同。
2.2.2 他人目睹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
儿童的道德发展是内化道德规则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权威起着重要作用。为了考察权威对儿童道德情绪发展的影响, Murgatroyd和Robinson(1993)在损人情境中加入了权威目击者(老师), 要求5、7、9岁的儿童判断, 若是老师目睹了损人行为, 损人者会感到怎样?结果发现, 在无老师目睹的情况下, 许多9岁儿童也会判断损人者会感到高兴; 但是在有老师目睹的情况下, 即便是5岁儿童, 也多数或者判断感到“伤心”, 或者判断感到“害怕”。Sy, De Meis和Scheinfield (2003)考察了在有、无老师目睹的场景下, 3~5岁儿童对损人行为者、亲社会行为者和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 结果发现, 若无老师目睹,儿童对三类行为者的情绪判断分数均不存在显著差异; 但是在有老师目睹的情况下, 他们更倾向于判断亲社会行为者和损人者都会产生积极情绪,并且积极情绪的效价强度显著高于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在情绪归因上, 儿童对损人者和亲社会行为者均更多做结果定向, 而对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更多的是重复故事情节(Sy et al., 2003)。Roos,Salmivalli和Hodges (2011)考察了无人目睹、最喜欢的人目睹以及全班目睹三种情况下, 4~5年级儿童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情况, 结果发现, 相比于无人目睹和全班目睹, 当最喜欢的人目睹损人行为时, 儿童更少判断会产生“羞耻”情绪。综合来看, 当重要他人目睹损人行为时, 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确实会受到影响。但是, 这些研究似乎未涉及不同的重要他人目睹对不同行为者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研究表明, 学前儿童不仅能承认老师和家长的权威地位, 也能认可同龄权威的权威地位(Laupa & Turiel, 1986)。研究还表明,相比于损人行为, 成人权威(如父母)对亲社会行为的强制性程度和对不履行亲社会行为的惩罚程度都要弱一些(Davidov, Grusec, & Wolfe, 2012),据此看来, 当面对不同的目睹者时, 儿童对不同类型行为者的情绪判断会怎样, 值得以后研究的重视。
2.3 人格因素对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 儿童对于故事中主人公人格特质的理解会影响到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如Yuill和Pearson (1998)的研究表明, 从5岁起, 儿童就对相同情境中不同特质的行为者做出不同的情绪预期, 在故事主人公过生日给朋友分发礼品袋时, 被认为是自私的主人公被判断为感到不高兴, 而被认为慷慨的主人公则被判断为感到高兴。Smith, Chen和Harris(2010)对比了4~9岁儿童对悔过型和不肯悔过型的损人者的情绪判断与归因。结果发现, 多数儿童预期不肯悔过的损人者会因为获得了想要的东西而感到高兴, 而预期悔过型的损人者会体验到消极情绪。儿童更倾向于将不肯悔过型的损人者的高兴反应归因为获利, 而将悔过型的损人者的消极情绪反应归因为损人行为不对或者对他人的伤害。
其次, 儿童本身的人格特质也和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之间存在着关联。Malti和Buchmann(2010) 认为 , 人格系统与道德功能相联系 , 因为它会影响一个人与他人交往的方式, 而这种方式又会帮助人们在道德情境中选择做出符合社会规则的行为。人格系统中的自我功能(如情绪稳定性、宜人性、责任性等)可能与道德情绪的强度相关。他们考察了15岁和21岁两个年龄组被试的大五人格与道德情绪判断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21岁组被试在宜人性维度上的得分可显著预测他们道德情绪判断的成绩。纵向研究中也发现, 从15岁至21岁, 青春期个体在宜人性和责任心人格维度上的得分均与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模式存在显著相关(Krettenauer, Asendorpf, & Nunner-Winkler,2013; Krettenauer et al., 2014)。还有研究表明, 那些包容性和开放性更高的人也更倾向于做出道德情绪判断和道德归因。如Chilver-Stainer, Gasser和Chiello (2014)通过同伴提名的方式将10~15岁的儿童分为两组:接纳残疾人组和排斥残疾人组,并让他们分别判断学习和娱乐两种情境中排斥残疾人的人会感到怎样。结果发现, 两种情境中接纳残疾人组的被试比排斥残疾人的被试更倾向于判断排斥残疾人者会感到内疚、羞耻等消极情绪,并且更多采用道德归因。凌辉和黄希庭(2009)利用三种侵犯情境(说谎、偷窃、伤害)探讨了高低自立水平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发展模式。结果发现, 在偷窃情境和伤害情境下, 高自立组相比于低自立组更倾向于将损人者判断为不高兴。在归因模式上, 两组儿童在说谎情境下没有显著差异, 而在偷窃情境和伤害情境下, 低自立组采取个人定向的比率显著多于高自立组, 而道德定向的比率显著低于高自立组。由此可见, 自立水平也是影响儿童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的因素之一。
2.4 文化因素对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影响
有研究比较过中德两国儿童在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上的差异, 并且发现, 两个国家儿童在道德情绪判断发展的年龄趋势上是有所不同的。中国3~9岁的儿童从积极情绪判断向消极情绪判断的模式转变不如德国儿童明显(转引自Keller etal., 2003)。之后针对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研究相继涌现。Keller等(2003)对比了德国和葡萄牙5~6岁和8~9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情况。结果发现, 葡萄牙儿童对违约行为比偷窃行为的情绪判断更加消极, 而德国儿童则未表现出这种差异。那些做出消极情绪判断的儿童更多采用道德归因, 而那些做出积极情绪判断的儿童更多采用结果归因。他们推测,葡萄牙较为贫穷的经济状况可能使得儿童对于偷窃行为更能容忍, 所以他们当中认为偷窃者会产生消极情绪的比率较低。Krettenauer和Jia (2013)对比了中国和加拿大两个国家7年级至大学二年级青春期个体的道德情绪判断情况, 结果发现,与加拿大青春期个体相比, 中国的青春期个体预期反社会行为者会产生消极情绪的强度更高, 而预期亲社会行为者产生积级情绪的强度更低。中国是崇尚集体主义文化的国家, 而加拿大是崇尚个人主义文化的国家。在中国, 对违反社会规则的人进行谴责被认为是道德社会化的重要成分之一, 而做了好事保持谦虚通常会受到鼓励。这与加拿大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不同文化背景下道德社会化的过程不同, 导致了他们在进行情绪判断时的强度也不同。类似地, 还有人对比了瑞士(个人主义文化)和智利(集体主义文化)两个国家6岁和9岁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情况, 结果表明, 虽然两种文化中的年长儿童均比年幼儿童报告更多的道德情绪, 但是智利儿童对偷窃行 为比不分 享行为更 多采用道 德归因(Chaparro, Kim, Fernández, & Malti, 2013)。他们推测, 集体主义中的儿童对损人行为可能抱有更多的负性评价, 所以更倾向于利用道德原则解释情绪判断时的消极情绪。
3 道德情绪判断对道德行为的预测作用
很多研究者认为, 道德情绪判断可作为道德行为的预测指标(Gasser, Gutzwiller-Helfenfinger, Latzko, & Malti, 2013)。这是基于这样一个理解, 即个体道德情绪判断的模式可以反映其道德动机。首先, 道德情绪本身具有动力作用, 它在道德准则和道德行为之间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Tangney, Stuewig, & Mashek, 2007)。其次, 由于儿童道德情绪判断模式的转变反映他们对自身利益或道德规则考虑权重的大小, 这其中包含着明显的认知冲突, 所以利用道德情绪判断可考察儿童的道德动机(Nunner-Winkler, 2007)。研究表明, 那些攻击性较强的学前和小学儿童比非攻击性儿童更常判断损人者会感到高兴, 并且在进行情绪归因时更常采用快乐主义定向, 而更少采用道德定向(Gasser, Malti, & Gutzwiller-Helfenfinger, 2012; Malti, Gasser, & Buchmann, 2009; Menesini et al., 2003)。对青春期个体的研究也发现了较为一致的结果(Arsenio, Adams, & Gold, 2009; Arsenio, Gold, & Adams, 2004; Krettenauer & Johnston, 2011; Perren & Gutzwiller- Helfenfinger, 2012)。Malti, Gummerum和Buchmann (2007), Malti等人(2009)通过教师和家长评定6岁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以他们对损人者的道德情绪判断分数作为道德动机的指标, 同时测查了儿童的同情水平。结果表明, 道德动机在同情和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具体说来, 对于那些道德动机较高的儿童, 不管他们的同情水平怎样, 他们的亲社会行为都较高。对于那些道德动机适中和较低的儿童, 亲社会行为水平随同情水平的升高而升高(Malti et al., 2009; Malti et al., 2007)。然而, 通过这种方法评定的亲社会行为会受到家长和教师主观因素的影响, 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儿童的道德行为。Gummerum, Hanoch, Keller, Parsons和Hummel (2010)通过独裁者博弈的方法考察了3~5岁儿童的分享行为, 利用他们在道德情绪判断中的分数作为道德动机的指标, 结果发现, 儿童道德情绪判断的分数可显著预测他们在独裁者博弈中的分配率(Gummerum et al., 2010)。Ongley和Malti (2013)采用类似的方法考察了4~12岁儿童分享行为和道德动机之间的关系, 同时测查了儿童的同情水平, 结果表明, 道德动机在同情水平和实际的分享行为之间起着调节作用。这一结果与之前通过问卷法考察亲社会行为所得的结果是一致的。可见, 虽然道德情绪判断与亲社会行为之间存在某种关联, 但有可能并不直接对亲社会行为起作用, 而只是作为一种调节变量。
国内也有人(李占星, 牛玉柏, 曹贤才, 2014)综合考察了道德情绪判断、心理理论与3~6岁儿童公平行为之间的关系, 结果发现, 道德情绪判断在心理理论与公平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近期, 有研究(Malti & Krettenauer, 2013)对涉及道德情绪判断与道德行为之间关系的42项研究进行了元分析。结果发现, 这些研究中比较一致的结果是, 道德情绪判断与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但是, 在有关道德情绪判断对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的预测力问题上, 还有待更多的研究进行验证。
4 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 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是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发展的。因考察年龄段的不同以及设定损人者愿望的不同, 在道德情绪判断的发展模式上也存在差异。就道德情绪归因而言,儿童道德情绪归因的发展模式总体上是从结果定向向道德定向发展。当前的相关研究已经从童年期扩展到青春期, 并且与道德自我的发展联系起来。在影响儿童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的因素研究上, 研究者发现社会认知因素、情境因素、人格因素、文化因素等均会影响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与归因。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模式可作为他们道德动机发展的指标, 并且和道德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尽管目前该领域的研究已经显得比较全面, 但是研究中仍有一些未尽之处, 需要未来做更多的研究。以后的研究者不妨从以下方面入手:
首先, 对于那些存在认知或行为障碍的儿童,他们的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能力怎样, 目前的研究较少。Dinolfo和Malti (2013)近期考察了患有对立违抗障碍(oppositional defiant disorder, ODD)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情况。结果发现, 这类儿童的道德情绪判断也存在年龄和行为者差异。8岁儿童对排挤他人的损人者和不履行亲社会行为者的消极情绪判断强度显著高于4岁儿童。但是由于缺少正常人作为对照组, ODD患者和正常人在道德情绪判断的效价及效价程度上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还不得而知。自闭症(autism)儿童是一类典型的认知和行为障碍儿童。有研究表明, 自闭症儿童 在进行道 德推理时 其成绩不 如常人(Senland & Higgins-D’Alessandro, 2013; Takeda,Kasai, & Kato, 2007), 并且移情水平也显著低于常人(Baron-Cohen & Wheelwright, 2004; Sucksmith,Allison, Baron-Cohen, Chakrabarti, & Hoekstra,2013)。据此, 有理由推测, 自闭症儿童在进行道德情绪判断和归因时或许有异于常人。这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其次, 道德情绪是在现实的道德情境中通过与他人的互动经验所形成和发展的(Arsenio, et al.,2006)。这意味着, 道德情绪判断的模式可通过社会道德经验所引导或塑造。然而不管国外还是国内, 目前这方面的实践研究都很少。有研究者(Malti et al., 2010)指出, 当前学校的道德干预项目多数致力于提高儿童认知性的道德发展, 而在道德认知和道德情绪的整合方面却显得滞后。因此, 将道德情绪培养系统性地引入道德实践显得尤为紧迫 。近期的 一项研究 (Gasser, Malti, &Buholzer, 2013)表明 , 那些包含残疾儿童班级的年幼儿童比不包含残疾儿童班级的年幼儿童在情绪判断时报告了更多的道德情绪。那些对残疾儿童表达出更高同情水平的儿童报告与残疾人接触的频率也更高。这暗示着, 采用将正常儿童与残疾儿童混合编班的方式进行道德教育似乎能有效地促进儿童道德情绪的发展。这种混合编班的模式可以为正常儿童提供更多移情教育的机会, 也便于儿童通过不断地帮助他人而强化道德情感。未来一方面应开展更多的类似研究, 另一方面还应注重探索更多的道德情感教育方法, 这对于我们当前的教育实践必将产生重大意义。
最后, 在进行道德情绪判断时, 年幼的儿童通常更多考虑行为结果, 进行结果归因, 而年长儿童通常更多地考虑道德规则, 进行道德归因。这种结果归因向道德归因的转变, 是否有其内在的神经机制, 我们尚不清楚。虽然目前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神经心理学研究, 但是我们或许可以从儿童抑制控制、移情和利他等相关领域的认知神经研究中进行推测, 这种内在的神经机制可能是存在的。未来需要对此进行考察, 以便于从神经生理学的角度审视该领域, 丰富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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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心理科学进展》201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