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晓伟 房津如 韩彦芳 李中权 赵蜜 杨烨
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 人们经常会对某些行为是否是道德的进行判断。这种个体基于文化或亚文化所限定的美德, 对他人的行为或特性的评价 (好或坏) 被称为道德判断 (moral judgment) (Haidt, 2001) 。关于人们是如何做出道德判断的, 道德心理学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 (1) 道德推理。皮亚杰和科尔伯格等认知发展心理学家认为道德判断来自于道德推理, 人类有意识的、需要付出努力的认知推理决定着后续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 (Kohlberg, 1969;Piaget, 1965) ; (2) 道德直觉。Haidt (2001) 提出社会直觉模型 (social intuitionist model, SIM) 认为道德判断是由快速、自动的、无意识的道德直觉决定的, 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发生在道德直觉判断之后, 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只有在各种直觉相互冲突时, 道德判断才通过缓慢的、有意识的道德推理来实现 (Haidt, 2001, 2007) 。Haidt (2001) 将道德判断类比为审美判断, 个体看到一个动作或听到一个故事, 就立刻体验到赞同或反对的情感, 并据此做出道德判断。Greene, Sommerville, Nystrom, Darley和Cohen (2001) 通过对个人道德困境 (天桥困境) 和非个人道德困境 (电车困境) 的研究发现, 参与者在个人道德困境中进行道德判断时, 内侧额前回、后扣带回等与情绪相关脑区活动增强;非个人道德困境的道德判断则会增强与工作记忆相关脑区 (背外侧前额叶和顶叶区域) 的活动。据此, Greene (2007) 提出了道德判断的双加工模型 (dual-process model) , 指出推理加工和直觉加工两个系统同时影响道德判断, 二者是相互竞争的关系, 在竞争中占优势的那个最终影响道德判断。
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无意识的道德直觉决定的, 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发生在道德直觉判断之后。那么, 道德直觉判断本身又是如何做出的?目前关于直觉并没有统一的定义, 根据Betsch (2008) , 直觉是一种思维过程, 这个过程的输入 (input) 主要来自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对输入的加工过程是自动化的, 意识不到的;输出 (output) 则是一种情感, 作为人们进行判断和决策的基础。有研究表明道德推理判断会受到认知推理和情绪的影响 (徐平, 迟毓凯, 2007;Greene et al., 2001) , 那么, 道德直觉判断是否也会受到认知推理和情绪的影响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本研究试图考察道德相对主义和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1.1 判断的单一模型 (The unimodel of human judgment)
很多研究者提出判断与决策中的双系统 (Kahneman, 2003;Esptein&Pacini, 1999;Sloman, 2002) 。Esptein和Pacini (1999) 将两个系统称之为“理性的”和“经验的”系统。Kahneman (2003) 区分了基于直觉的启发式系统 (heuristic system) 和基于理性的分析系统 (analytic system) 。启发式系统占用较少的认知资源, 加工速度快, 依赖于直觉 (孙彦, 李纾, 殷晓莉, 2007;Kahneman&Frederick, 2002) 。分析系统则占用更多的认知资源, 加工速度较慢, 更多依赖于理性, 但它更符合逻辑和规则, 并且能够对启发式系统进行监控、拒绝、修正, 保证其结果的准确性 (孙彦等, 2007;唐江伟, 路红, 刘毅, 彭坚, 2015) 。
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将直觉和推理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系统, Kruglanski等人提出了判断的单一模型 (Kruglanski, Erb, Spiegel, &Pierro, 2003;Kruglanski&Gigerenzer, 2011) 。该模型认为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都是基于规则。所谓规则是指人们进行分类、评价、比较以及判断时用到的一种推论工具。规则代表了一种if-then的关系, 即如果 (出现某种线索) , 那么 (做出某种判断) (Kruglanski et al., 2003) 。线索与判断之间这种if-then的关系还可以是概率性的, 例如, 如果出现某种线索X, 那么则有百分之Y的概率做出某种判断。有些规则是外显的算法, 需要有意识的去运用;有些规则是内隐的联结, 不需要意识参与;还有些规则是基于事例的 (Kruglanski et al., 2003) 。
Kruglanski和Gigerenzer (2011) 认为规则具有可塑性, 既可以从记忆中提取, 也可以遗忘。人们通过个体经验、社会性发展、规则学习和文化适应等途径获得规则。如同运动技能的自动化一样, if-then规则也可以自动化, 进而转化为直觉判断。规则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最优规则, 例如期望效用最大化等, 另一类是启发式规则。研究表明, 最优规则和启发式规则既可以用于直觉判断, 也可以用于推理判断 (Gigerenzer&Murray, 2015;Kruglanski et al., 2003) 。因此, 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可以基于同样的规则。
1.2 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直觉判断
道德绝对主义 (moral absolutism) 也称道德普遍主义, 认为道德具有绝对不变的性质, 强调道德规范的普遍有效性与客观性 (林剑, 2002) 。道德相对主义 (moral relativism) 也称伦理相对主义, 指出“正确”或“错误”是相对的, 因为道德信仰是文化历史的产物 (Harman, 1975) 。道德相对主义的内在主体性涉及到更为宽松的道德标准, 因而对自己和他人的越轨行为都更加宽容。
已有研究表明道德相对主义会影响道德判断, 使道德判断变得更为宽松, 进而出现不道德行为, 例如欺骗行为 (Lu et al., 2017) 、小偷小摸 (Rai&Holyoak, 2013) 。然而, 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自我报告的方式, 属于有意识的道德判断。目前还不清楚道德相对主义是否也会影响道德直觉判断。根据判断的单一模型 (Kruglanski et al., 2003;Kruglanski&Gigerenzer, 2011) , 直觉判断也是基于规则的。因此, 启动不同的道德规则会影响道德直觉判断。由于道德相对主义认为“正确”或者“错误”是相对的, 而道德绝对主义者认为道德准则是绝对不变的, 因此, 道德相对主义会削弱道德直觉判断, 道德绝对主义比道德相对主义条件下个体在道德判断时更依赖直觉。据此, 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道德相对主义会削弱道德直觉判断, 个体在道德相对主义条件下比道德绝对主义条件下更少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1.3 厌恶情绪和道德直觉判断
厌恶是人类的基本情绪之一, 是人类早期为避免细菌、病毒和污染物的侵害而产生的最原始的情绪。厌恶作为一种常见的道德情绪 (陈英和, 白柳, 李龙凤, 2015;任俊, 高肖肖, 2011;吴鹏, 范晶, 刘华山, 2017) , 许多研究发现厌恶使道德判断变得更加严苛, 即使被判断的客体不是产生厌恶的直接原因 (Wheatley&Haidt, 2005;Schnall, Haidt, Clore, &Jordan, 2008) 。已有研究表明, 个体感到厌恶时会对违反或维护纯洁领域的行为做出更强烈的道德判断 (Horberg&Keltner, 2007;Horberg, Oveis, Keltner&Cohen, 2009) 。然而, 以往研究中道德判断任务大多是有意识的道德判断, 要求被试判断某些行为是否在道德上错误, 例如性生活混乱、不把讲义借给同学等 (Horberg et al., 2009) 、约会迟到、跟好朋友撒谎、谋杀 (Olatunji&Puncochar, 2016) 、受贿的国会议员 (Wheatley&Haidt, 2005) 、表兄妹发生性关系 (Schnall et al., 2008) 。那么, 厌恶情绪是否会影响道德直觉判断呢?
根据判断的单一模型 (Kruglanski et al., 2003;Kruglanski&Gigerenzer, 2011) , 直觉判断也是基于if-then规则的。如果感觉好, 就做出积极评价;如果感觉不好, 就做出消极评价。情感作为信息 (feelingas-information) 的观点认为情感提供了关于判断对象价值的信息 (Schwarz&Clore, 1988) 。厌恶情绪会提供一种信息, 即尽量避免或者拒绝某个对象。因此, 厌恶情绪下个体更倾向于进行道德直觉判断。据此, 我们提出:
假设2:在厌恶情绪条件下比中立情绪条件下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为了对以上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我们设计了3个实验。实验1首先通过随机回答的实验范式 (random answering paradigm) 来验证道德直觉判断的存在;实验2考察了道德相对主义是否会影响道德直觉判断;实验3则考察了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2 实验1:验证道德直觉判断
2.1 被试
从鲁东大学招募40名在校大学生, 1名被试中途退出。有效样本39名, 其中男生21人, 女生18人, 平均年龄19.20岁 (SD=0.99) 。根据GPower3.1的计算, 在统计检验力1-β=0.90, 单侧检验ɑ=0.05, 效应量d=0.90的前提下, 进行单样本t检验需要的被试量为13。
2.2 实验材料和实验任务
2.2.1 实验材料的选取
为了选出本研究所需的道德判断材料和填充材料, 我们编制了道德行为 (例如尊重老师) 和不道德行为 (例如损害公物) 材料各40项, 要求被试判断该行为是否是道德的, 1=非常不道德, 7=非常道德。另外, 我们编制了正确填充材料 (例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和错误填充材料 (例如三角形有四条边) 各40项, 要求被试判断对错, 1=正确, 0=错误。通过向100名被试发放问卷, 有效被试97名, 按照得分平均值从大到小的顺序排列, 选出平均值较大的前20项作为道德材料, 平均值较小的后20项作为不道德材料。为了检验实验材料的有效性, 我们对20项道德材料和20项不道德材料的评分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被试对道德材料的评价 (M=5.96, SD=0.20) 显著高于不道德材料 (M=2.02, SD=0.37) , t (38) =41.97, p=0.001, 95%置信区间[LLCI=3.7466, ULCI=4.1264], Cohen’s d=13.27, 效果量大, 说明道德和不道德材料的选择是有效的。最终正式实验材料中包含20项道德材料, 20项不道德材料, 40项填充材料 (正确和错误各20项) 。
2.2.2 实验任务
实验采取的是随机回答范式 (The Random Answering Paradigm) 。随机回答范式要求被试像“在头脑中掷硬币”一样, 尽可能随机地用“是”或“否”回答一系列简单的问题 (Wegner, Fuller, &Sparrow, 2003) 。该范式关注在明确要求随机回答的情况下, 被试反应的正确性。如果被试能按照要求随机回答, 那么回答的正确率应为50%。然而, 由于受到已有知识的启发, 人们会很难控制根据已有知识回答的冲动, 导致回答的正确率高于50% (Sparrow&Wegner, 2006) 。
要求被试对事先编好的道德材料 (例如, 尊重老师是道德的) 、不道德材料 (例如损害公物是道德的) 以及正确填充材料 (例如, 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和不正确填充材料 (例如, 三角形有四条边) 进行随机判断, 同意按“F”键, 不同意按“J”键。如果被试对于道德/不道德行为判断的正确率大于50%, 则说明被试是根据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已有知识进行的判断, 而且这种判断过程是自动化的、意识不到的, 反应了道德直觉判断。
2.3 实验程序
实验程序采用E-prime 2.0编写程序, 先呈现指导语, 要求被试像抛硬币一样要对本实验任务随机回答。实验任务是先呈现注视点 (红色+) 1500 ms, 每一个注视点后面随机呈现一个道德判断任务或者填充材料1500 ms, 要求被试对呈现任务随机回答, 同意按“F”键, 不同意按“J”键 (图1) 。以往研究发现, 如果判断材料呈现时间小于1000 ms, 那么被试可能会来不及加工判断材料 (Sparrow&Wegner2006) 。通过预实验, 我们把判断材料呈现时间定为1500 ms。
2.4 结果分析
将被试的判断正确率与机遇水平0.5进行t检验, 结果显示, 被试反应的正确率 (M=0.85, SD=0.07) 显著高于随机反应下0.5的水平, t (38) =30.58, p=0.001, 95%置信区间[LLCI=0.3285, ULCI=0.3751], Cohen’s d=4.87, 效果量大。被试回答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说明被试在对道德行为任务做出判断的时候, 是无意识的直觉反应, 说明了道德直觉判断的存在。
。
图1 实验流程图
2.5 实验1讨论
本研究采取随机回答的实验范式, 要求被试对道德材料随机回答同意或者不同意, 在这种情况下, 被试的回答显著高于随机水平, 说明被试在对道德行为做出判断的时候, 是无意识的直觉判断。该结果验证了道德直觉判断的存在。实验2将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比较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3 实验2:道德相对主义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3.1 被试
从鲁东大学招募77名在校大学生, 其中男生36人, 女生41人, 平均年龄19.06岁 (SD=0.91) 。根据GPower 3.1的计算, 在统计检验力1-β=0.90, 双侧检验ɑ=0.05, 效应量d=0.90的前提下,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需要的被试量为54。
3.2 实验设计
3.2.1 自变量
本实验的自变量为道德立场, 分为两个水平, 即道德相对主义和道德绝对主义, 被试间设计。道德相对主义/绝对主义的启动采用混词组句任务, 实验材料改编自Forsyth (1980) 的道德立场问卷。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材料各10句, 我们匹配了两种条件下的句子长度, 保证两者具有相同的难度。例如, 道德绝对主义条件下的句子为“不同的道德不能在‘对错’上进行比较”, 道德相对主义条件下则为“不同的道德可以在‘对错’上进行比较”。然后, 把每一句话拆成四个短句并打乱顺序, 例如, “在‘对错’上”, “不同的道德”, “进行比较”, “不能”, 要求被试将这些句子成分组成一个完整通顺的句子。
为了检验自变量的操纵是否有效地启动了不同的道德立场, 我们从鲁东大学抽取58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操纵检验, 其中男生26人, 女生32人, 平均年龄19.16岁 (SD=0.92) 。电脑屏幕上先呈现注视点 (红色+) 1500 ms, 再随机呈现打乱顺序的道德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启动材料, 呈现时间为3000 ms, 要求被试将乱句重新组合为通顺的句子, 组句完成后将各个句子成分的序号输入到相应的输入框内。然后, 要求被试完成道德立场问卷 (EPQ) , 题项例如, “道德标准应当是个人化的, 一个人认为是道德的事, 可能会被另外一个人视为不道德的”, 1=完全不同意, 9=完全同意。我们对道德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启动两种条件下的道德立场问卷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在道德绝对主义得分上, 道德绝对主义启动条件 (M=6.18, SD=1.39) 显著高于道德相对主义启动条件 (M=5.44, SD=1.38) , t (56) =2.02, p=0.048, 95%置信区间[LLCI=0.0062, ULCI=1.4628], d=0.53, 效果量中等;在道德相对主义得分上, 道德相对主义启动条件 (M=6.87, SD=1.01) 显著高于道德绝对主义启动条件 (M=5.90, SD=1.18) , t (56) =3.38, p=0.001, 95%置信区间[LLCI=0.3969, ULCI=1.5548], d=0.88, 效果量大。这说明道德绝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的启动是有效的。
3.2.2 因变量
道德直觉判断。实验任务采用随机回答范式, 同实验1。
3.3 实验程序
实验任务是先呈现注视点 (红色+) 1500 ms, 再随机呈现打乱顺序的道德绝对主义/相对主义启动材料, 呈现时间为3000 ms, 要求被试在3000 ms内将乱句重新组合为通顺的句子。接下来呈现一个掩蔽刺激图片117 ms, 最后再呈现一个道德判断任务或者填充材料1500 ms, 要求被试对呈现任务随机回答, 同意按“F”键, 不同意按“J”键 (图2) 。
3.4 结果分析
首先, 为了进一步验证道德直觉判断是否存在, 我们比较了两种立场启动条件下, 实际判断正确率与机遇水平 (0.5) 的差异。单样本t检验结果见表1。
从表中可以看出道德绝对主义 (M=0.88, SD=0.06) 与道德相对主义 (M=0.83, SD=0.06) 启动条件下, 被试道德判断的正确率水平均显著高于0.5的水平, 说明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时存在直觉判断, 与实验1结果一致。
图2 实验流程图
表1 道德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启动下道德直觉判断正确率与机遇水平的t检验 下载原表
注:d=0.2 (效果小) ;d=0.5 (效果中) ;d=0.8 (效果大)
为进一步比较道德绝对主义与道德相对主义启动条件下道德直觉判断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我们对道德绝对主义组和道德相对主义组的正确率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 结果发现, 道德绝对主义启动下的正确率 (M=0.88, SD=0.06) 显著高于道德相对主义启动下的正确率 (M=0.83, SD=0.06) , t (75) =3.78, p=0.001, 95%置信区间[LLCI=0.0243, ULCI=0.0783], Cohen’s d=0.83, 效果量大。这说明个体在道德绝对主义条件下比道德相对主义启动条件下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3.5 实验2讨论
实验2结果发现, 道德绝对主义启动条件下被试对道德判断任务随机回答时正确率显著高于道德相对主义启动, 说明道德相对主义削弱了个体的道德直觉判断, 道德直觉判断会受到认知推理影响, 与假设1一致。该结果与社会直觉模型观点不一致, 社会直觉模型认为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发生在道德直觉判断之后 (Haidt, 2001, 2007) 。实验3将进一步考察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4 实验3: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4.1 被试
从鲁东大学招募80名在校大学生, 其中男生37人, 女生43人, 平均年龄18.99岁 (SD=0.90) 。根据GPower3.1的计算, 在统计检验力1-β=0.90双侧检验ɑ=0.05, 效应量d=0.90的前提下, 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需要的被试量为54。
4.2 实验设计
4.2.1 自变量
本实验的自变量为情绪, 包含两个水平即厌恶情绪和中立情绪。情绪启动图片选自中国情绪材料图片系统 (Chinese Affective Picture System, CAPS) , 厌恶和中性图片各8张作为情绪启动材料 (龚栩, 黄宇霞, 王妍, 罗跃嘉, 2011) , 每种情绪条件下40名被试。厌恶情绪图片 (M=2.70, SD=0.33) 的愉悦程度显著低于中立情绪图片 (M=4.13, SD=0.61) , t (14) =-5.78, p=0.001;厌恶情绪图片 (M=6.50, SD=0.78) 的唤醒度显著高于中立情绪图片 (M=3.96, SD=0.63) , t (14) =7.20, p=0.001。厌恶情绪图片的优势度 (M=4.47, SD=0.23) 与中立情绪图片 (M=4.69, SD=0.23) 差异不显著, t (14) =-1.89, p=0.08;厌恶情绪图片 (M=4.08, SD=0.36) 的吸引度和中立情绪图片 (M=4.04, SD=0.38) 也无显著差异, t (14) =0.25, p=0.80。总体来看, 厌恶情绪图片的愉悦度显著低于中性图片, 而唤醒度则显著高于中性图片, 在优势度以及吸引度上二者不存在显著差异。根据情绪的维度理论 (Russell, 2003;Russell&Feldman Barrett, 1999) , 厌恶情绪的愉悦度要低于中性情绪, 而唤醒度则高于中性情绪, 因此本研究中厌恶情绪的启动图片是有效的。
4.2.2 因变量
道德直觉判断, 采用随机回答范式, 同实验1。
4.3 实验程序
先呈现注视点 (红色+) 1500 ms, 然后再呈现情绪启动图片1000 ms, 每种实验条件下先随机呈现一张情绪图片, 随后呈现一个掩蔽刺激图片, 呈现时间为117 ms。最后呈现道德判断任务或者填充材料1500 ms。要求被试对呈现任务随机回答, 同意按“F”键, 不同意按“J”键 (图3) 。
4.4 结果分析
首先, 我们分别在两种情绪启动条件下, 比较了道德判断正确率与机遇水平 (0.5) 的差异。单样本t检验, 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到, 厌恶情绪启动下, 被试反应的正确率 (M=0.88, SD=0.05) 显著高于机遇水平, t (39) =46.55, p=0.001, Cohen’s d=7.6, 效果量大。中立情绪启动下, 被试反应的正确率 (M=0.85, SD=0.05) 显著高于机遇水平, t (39) =44.13, p=0.001, Cohen’s d=7.0, 效果量大。说明被试在对道德行为任务做出判断的时候存在直觉判断。
为了进一步考察厌恶情绪启动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我们对两种情绪条件下被试的道德判断正确率做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发现, 厌恶情绪启动下的正确率 (M=0.88, SD=0.05) 高于中立情绪启动下的正确率 (M=0.85, SD=0.05) , 且两者差异显著, t (78) =3.04, p=0.003, 95%置信区间[LLCI=0.0115, ULCI=0.0553], Cohen’s d=0.60, 效果量中等偏上。这说明厌恶情绪启动条件下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4.5 实验3讨论
实验3结果发现, 在厌恶情绪启动条件下被试对道德判断任务随机回答时正确率显著高于中立情绪启动, 说明道德直觉判断会受到厌恶情绪的影响, 厌恶情绪使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这与假设2一致。研究结果与以往关于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结果一致 (Wheatley&Haidt, 2005;Schnall et al., 2008) 。
5 总讨论
5.1 道德直觉判断
Haidt (2001) 认为道德判断是由直觉判断决定的, 主要的依据是道德失声 (moral dumbfounding) 即人们能做出道德判断, 并相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却不能提供某种道德原则来解释这个判断。比如, 假设有一对兄妹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性交他们采取了有效的措施确保不会怀孕, 人们会立即判断出这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这是不道德的。然而, 以往研究似乎缺乏对道德直觉判断的直接验证。本研究采用随机回答的实验范式, 直接验证了道德直觉判断的存在。实验1结果发现被试道德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0.5的机遇水平, 说明被试在进行道德判断时, 会受到储存在长时记忆中的知识的无意识影响, 自动而快速地做出判断, 即存在道德直觉判断。
图3 实验流程图
表2 厌恶和中立两种情绪启动下判断正确率与机遇水平 (0.5) 的差异检验 下载原表
注:d=0.2 (效果小) ;d=0.5 (效果中) ;d=0.8 (效果大)
注:d=0.2 (效果小) ;d=0.5 (效果中) ;d=0.8 (效果大)
5.2 道德相对主义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实验2结果发现, 道德绝对主义启动条件下被试判断的正确率显著高于道德相对主义, 说明道德绝对主义增强了个体对道德的直觉判断, 使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本研究结果表明, 道德直觉判断会受到认知推理的影响。道德推理不仅只发生在道德直觉之后, 而且也可以发生在道德直觉判断之前, 影响道德直觉判断。本研究结果支持Kruglanski等人 (2003) 提出的判断的单一模型, 即直觉判断和推理判断都是基于相同的规则, 规则不仅影响有意识的推理判断, 也会影响无意识的直觉判断。本研究结果与社会直觉模型的观点不一致, 该模型认为道德推理在道德直觉判断过程中不起作用, 推理只是对道德直觉发生冲突时为其寻找原因, 并做出事后解释 (Haidt, 2001, 2007) 。
5.3 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实验3考察了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结果发现厌恶情绪启动下被试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这说明道德直觉判断也跟道德推理一样会受到情绪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道德直觉判断由情绪驱动的观点 (田学红, 杨群, 张德玄, 张烨, 2011;Cushman, Young, &Greene, 2010) , 跟以往研究中关于厌恶情绪对道德判断的影响结果一致 (Schnall et al., 2008;Wheatley&Haidt, 2005) 。
总体来看, 本研究在道德判断的双系统框架下展开, 系统1强调道德直觉, 认为道德判断由情绪驱动;系统2强调道德推理, 认为道德判断由认知推理驱动。Haidt (2001) 提出的社会直觉模型认为道德判断是由快速的、无意识的道德直觉决定的, 有意识的道德推理过程发生在道德直觉判断之后。那么, 道德直觉判断又是如何做出的?判断的单一模型 (Kruglanski et al., 2003;Kruglanski&Gigerenzer, 2011) 认为不管直觉判断还是推理判断都是基于相同的规则。那么, 无意识的直觉判断是否也跟推理判断一样, 既会受到认知推理又受到情绪的影响?因此, 本研究通过两个研究分别考察了道德相对主义 (实验2) 以及厌恶情绪 (实验3) 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实验2和实验3从不同的方面回答了同样一个问题, 即道德直觉判断是否也会受到认知推理和情绪的影响?道德相对主义/道德绝对主义是一种关于道德的规则, 因此, 当启动道德绝对主义时比启动道德相对主义时, 个体更倾向做出道德直觉判断。根据情感作为信息 (feeling-as-information) 的观点, 厌恶情绪会给个体提供一种信息:尽量避免或者拒绝某个对象。因此, 当启动厌恶情绪时, 个体会比中性情绪下更做出直觉判断。总体来看, 道德直觉判断与道德推理判断一样, 也会受认知推理和情绪的影响。
5.4 理论和实践价值
本研究从判断的单一模型 (Kruglanski et al., 2003;Kruglanski&Gigerenzer, 2011) 出发, 认为直觉和推理判断都是基于同样的if-then规则, 道德直觉判断跟道德推理判断一样, 既会受到认知推理影响也会受到情绪影响, 加深了人们对道德判断过程的理解, 也促进了关于人类判断和决策中直觉和推理加工的理解。
本研究发现, 道德直觉判断会受到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 说明道德推理不仅发生在道德直觉之后对道德直觉进行补充说明, 而且可以发生在道德直觉之前, 影响道德直觉判断, 这对社会直觉模型的观点提出了挑战。另外, 以往研究中道德判断任务本身通常已经激发了被试的情绪, 较少有研究通过将情绪与道德直觉判断相分离, 来考察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本研究采用了随机回答范式, 通过将情绪与道德直觉判断分离, 直接考察了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拓展了以往关于情绪对道德判断影响的研究。
本研究结果还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根据本研究结果可以对人们的道德直觉判断进行干预, 促使人们做出更为正确的道德判断。例如, 本研究发现道德相对主义可以削弱道德直觉判断, 在实际生活中可以通过启动道德相对主义进而来减少人们的道德直觉判断。本研究发现厌恶情绪可以促进道德直觉判断, 在实际生活中则可以通过对厌恶情绪的干预进而来减少道德直觉判断。
5.5 不足与未来研究展望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考察了道德相对主义和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发现道德直觉判断会受到认知推理和情绪的影响。然而, 本研究还存在以下不足之处:首先, 本研究分别考察了道德相对主义和厌恶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而没有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认知推理和情绪是如何交互作用来共同影响道德直觉判断的。另外, 本研究只是考察了厌恶情绪这一种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考察其他情绪对道德直觉判断的影响。
6 结论
本研究通过三个实验发现: (1) 道德绝对主义比道德相对主义条件下, 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说明道德直觉判断受认知推理影响。 (2) 厌恶情绪比中立情绪启动条件下, 个体更倾向于做出道德直觉判断, 说明道德直觉判断受情绪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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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心理学报》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