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前位置:首页>>分支学科>>伦理学

【陈联营】道德的三种样态——阿伦特对道德哲学的反思

阿伦特持有关于道德的三种概念,即思想道德、信仰道德和政治道德,本文尝试对这三种概念进行分析,并展示其道德哲学意义。应当指出,阿伦特的道德研究遵循的是典型化的方法,即将普遍的道德概念和问题还原到最具代表性的个体那里,以之作为典范,通过其言行和思想揭示相关概念的有效性根据及限度。她分别以苏格拉底、耶稣和马基雅维利为思想道德、信仰道德和政治道德的典范。为此目的,她强调区分苏格拉底本人与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区分拿撒勒人耶稣和基督宗教传统中的耶稣基督,从而将前者理想化、典范化。关于这种方法她曾谈道:“把一个历史人物用作或者毋宁说转化为一个典范,赋予他一定的代表功能……这就恰是那种被广泛接受的解释‘理想类型’的习惯所意味的,因为理想类型的巨大优势正在于,他不是一个带有寓意的人格抽象,他是从过去或现在的活生生的人群中选择出来的,因为在那个为了显示其充分意义只需要做一些净化的现实中,他有一种代表性意义。”[1]阿伦特这样做,不仅仅源于她的现象学方法,更根本的原因在于,她认为道德本身就是以典范的方式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对阿伦特来说,任何对道德问题的一般化、普遍化处理都没有实际意义,而只会混淆原初的道德经验。

一、苏格拉底与思想道德

阿伦特将苏格拉底理解为思想道德的典范,这种道德观念在判断个体行为时以思考经验为基础,以心灵内在的自我和谐为原则。他认为,思考即心灵中内在展开的自我对话,它不以知识为目的,而执着于澄清生活的意义。思考不断地将我们的所作所为以及所遭受的事情纳入到心灵之中,琢磨、思量和回味,由此我们才在世界上扎根,安身立命。对苏格拉底来说,其生命中最根本、最强烈的激情就是对思考活动的执着,他在城邦广场上意图激发其公民同胞的,就是这种思考活动。

尽管思考活动是内在地进行的,但它却为有关于个体外在行为的道德奠定了基础,其原因就在于《高尔吉亚篇》中苏格拉底提出的三个论断:(1)遭罪好过犯罪;(2)对罪犯自己来说,受惩罚比逍遥法外好;(3)那可以不受惩罚地为所欲为的暴君是不幸的[2]。阿伦特认为,这三个论断的有效性都基于思考这种内在的自我交流活动。苏格拉底信赖口头语言即那种能通过理性推理达到的论证,而这种理性推理只能在口头论证中进行。这些论断必须合乎逻辑地前后相继,它们绝不能相互矛盾。正如他在《高尔吉亚篇》中所说,这种论证的作用就在于,“在牢固的语句中固定并联结它们……从而无论你或任何别人都不能破坏它们”[2](508e-509a)。因此,每一个人,只要他能够言谈并对矛盾律有所意识,就都应受到最终结论的限制。

对于热衷于思考的人来说,作为一个个体的行为要受到自我约束,否则,如果他犯下恶行,当他返回心灵世界中进行内在对话时,就会自我鄙视、自我谴责。这些对个体而言殊异的行为界限就是道德准则的源头。这种类型的道德行为建基于人与自己的交流,因此,内在的、心灵的和谐就是其最初源头,从而人对自己的义务即自尊自重就优先于他对他人的义务。一个人绝对不能因为使自己例外于道德法则而自我矛盾,他一定不能把自己置于一个不得不自我鄙视的境况中。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和“无人自愿作恶”都出自这一源头,因为它们都蕴含着这样的前提:面对充足的理由即连贯的理性推理,一个人总是不能不相应地行动。没有人愿意成为邪恶的,而那些尽管如此还作恶的人就陷入了道德谬误之中。他实际上是与他自己、他的理性相矛盾。这样的话,他必定会轻视自己。

根据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低贱者的特征就在于与自己不一致,而恶人的特征则是避免与自己为伴。关于他们自己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低贱者在自我交流中对自己敷衍塞责、不愿深究,而恶人则根本就拒绝与自己交流。这种状况本身无关善和恶的问题,正如它也无关于聪明和愚笨的问题一样。不知道内在的无声交流的人根本不会在意自相矛盾,这当然意味着他不可能也不愿意解释他所说的和所做的一切。他不会在意犯罪行为,因为他指望他的所作所为随后就会被遗忘。恶人对于他犯下的恶行不会有任何悔意。

正如上文所述,通过内在地回忆和向我们自己讲述我们所做的和所遭受的事,使它们对我们自己显现出意义,我们就获得了与世界的亲密联系,开始扎根于生活之中。我们的个性也由此得到培育和实现。在这种意义上,阿伦特认为道德人格这种说法几乎是同义反复,因为对思考者来说,道德就意味着人格的建构,而人格当然也意味着道德。恰恰就是在这种道德中,阿伦特发现了抵制恶行的可能性:

当然,人格仍可能是和善的或者恶毒的,他的性格倾向可能是慷慨的或吝啬的,他可能是好斗的或温顺的,开放的或封闭的;他可能被赋予了所有罪恶,正如他可能天生聪明或蠢笨,美丽或丑陋,友好或刻薄一样。所有这些与我们的问题都关系不大。如果他是这样一个思考着的存在,他沉浸于他的思想和回忆之中,并因此知道他必须与自己生活在一起,那么,对于他可以允许自己做的事情就有一些限制,这些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他的,而是自我产生的。这些限制会随着个人、国家和时代的不同而发生相当大的改变;但是,只有在完全缺乏这些自动限制各种恶的可能性的自发根基时,无限制的、极端的恶才有可能。[1](79-80)

也就是说,从思考活动中产生的道德法则并不会使所有人的行为千篇一律,个性可以各式各样,但这些个性都会有其合乎法则的方式。例如,孔子弟子性格不同,却有各自合乎仁德的方式。但是,如果失去了思考能力,不能或不愿展开内在的无声对话,那就同时会失去成为一个独特自我的可能性,失去对善恶的敏感。

正是由于苏格拉底对思考活动与道德之间关系的揭示,阿伦特才将他确立为西方道德哲学的开创者。当然,苏格拉底对道德哲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首次阐述了道德原则的来源和基础,更在于他终生践履了其道德信念,并最终为之献出了生命。他在西方文明史上树立了第一个道德典范。正如阿伦特所说:“‘遭罪好过犯罪’,这个古老而曾经充满矛盾的论述所赢得的文明人的承认程度首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苏格拉底树立了一个典范并因此成为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和决定是非方式的典范。”[1](60)

阿伦特认为,迄今为止被奉为圭臬的那些道德命题,如“像爱你自己那样爱你的邻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康德的绝对命令(要这样行动,以使你行为的准则能成为所有有理性存在者的一个普遍法则),它们都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的基础,即人与他自己在思想中进行的交流活动。而这就意味着,对于这种基于思考活动的道德,绝不可能做出什么新发现,所有关于它的思考都只能是一种内在指引,没有人可以自诩为思想道德上的导师,每个人都应该也能够自我知觉其道德义务。

然而,依赖于自我标准的思想道德在实践上是消极的。阿伦特指出:“苏格拉底的基于思考活动的道德主要是关于避免行恶的……苏格拉底式道德在制止不义行为时的最终尺度是自我以及我与我自己的交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逻辑奠基于其上的而且在康德那种非基督教的、世俗的道德的奠基中仍发挥突出作用的那同一种矛盾律。”[1](97)不仅如此,这种道德甚至自始就是脆弱的,因为它不具有强制力。在苏格拉底所进行的对话中,一个令人惊异的特征就是它们最后都陷入了困境,对话者终究没有得到有关“正义”“虔敬”或者“勇敢”的知识。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说,这种结果是自然的:正是对话的无结果保证了思想的无限性。但是,亲历了苏格拉底之死的柏拉图却不满于对话的无结果状态,因为永不止息的思考活动不能产生强制力,它最终导致一位智慧的哲人被狂热的群氓杀死。因此,柏拉图要给苏格拉底的对话加上神话性的结尾,借助死后天堂和地狱的奖惩,强迫普通民众遵从思考活动中产生的道德法则。“对柏拉图来说,哪些人会按照道德准则行动,哪些人不会按照道德准则行动,这整个问题就最终取决于一个人拥有的‘灵魂’的种类,而按照他的看法,这种灵魂能通过惩罚而被改善。”[1](68)这样,道德就不再发源于心灵内在自我的思考活动,而是获得了超越的来源。但是,当决定行为的最终根据不是自我的思考活动而是某种超越的力量时,道德也就不成其为道德了。苏格拉底式道德暗含着对人的理性能力及人与人之间平等关系的期待,要有道德地生活,不需要特殊的禀赋或高深的知识,只需要能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然而,柏拉图对对话效果的失望,以及他赋予道德以超越性源头的做法,封闭了苏格拉底式道德养成的可能性。

二、耶稣与信仰道德

阿伦特将极权主义之恶区分为两类:一种是出于妒忌、野心或骄傲等人性动机的常规恶行,它们归根结底源于人的自私,人们可以用日常的道德法则对其进行评判;另一种则是赤裸裸的恶行,任何人性动机都无法解释它们,阿伦特称之为极端之恶。如果说苏格拉底式道德针对的是前者,那么后者当然也需要人们的回应。虽然阿伦特承认我们无法从极端之恶中学到什么教训,但它确实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们心头的重负。

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恶行超越了所有基于思考活动的道德的准则,也破坏了所有司法标准,人们完全无法理解那些恶人的行为。阿伦特认为,在西方思想传统中,一个令人惊奇的事实就是有关这种恶的思考的缺乏。对此,阿伦特转向西方传统中另外一种关于道德的理解和实践,那就是由耶稣开启的基督教伦理学。她首先区分了拿撒勒人耶稣与基督教中作为罪人的救主的基督。在她看来,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位生活在特定时代的历史人物,虽然他像一位宗教领袖那样讲话,但他的思想与基本的人类经验相关。而基督教中的救主基督则主要是被保罗塑造出来的一个宗教形象。

在阿伦特思想中,耶稣代表着追求善的行动者。就激情的程度来说,他对善行的爱足以与苏格拉底对思考的爱相媲美。耶稣著名的登山宝训全篇就透露着对善的执着。根据阿伦特的理解,行动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公开性,即它们总是与公共领域同在。然而,追求善的行动却完全不同于其他政治行动,它有着隐藏起来的倾向,回避人们的见证。耶稣因其对善的身体力行而对此深有体会。正如他所要求的:“注意不要把你的施舍给在人前,不要让他们看到。……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马太福音》6:1-4)许多类似的话都表明,耶稣深刻地洞察到了善行的本质,即它拒绝一切见证,包括自我见证。因此,针对源自希伯来传统的训导“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人”,耶稣反驳道:“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马太福音》5:44)耶稣还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马太福音》5:27-28)在这里,对仇敌的爱就无法奠定在自我内在和谐的基础上,而通过内心的对话也无法达到对奸淫这种恶行的绝对拒绝。

阿伦特认为:“最清楚的是,在这些关于行为的劝告中,自我和我与自己的交流不再是行为的最终标准。这里的目的绝不是遭罪比犯罪要好,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即为别人做善事,而其唯一的尺度实际上是他者。”[1](91)这里,善行的条件不再是自我关怀,而是彻底地忘我,不只是要离开思考之我,而且也要离开作为行动者的自己。像耶稣那样的善的热爱者要比思想者更孤独,因为他甚至都没有自我的陪伴。彻底地忘我就意味着对上帝或邻人的无私奉献,而这就体现了信仰之虔诚。因此,这种信仰道德以对善的极端热爱实现为积极的道德。

为耶稣所倡导的道德实践基于一个人对他人的同情经验(experienceofcompassion)。“同情是因别人的痛苦而痛苦,似乎痛苦是会传染的……耶稣神性的标志显然在于耶稣就有一种能力,能够个别地同情一切人。”[3]根据耶稣的道德,一个人应该忘我地投入到对他人的爱和关切中。对那些卑贱、贫穷、居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甚或对那些仇敌,耶稣都怀着真诚的同情和火热的爱去关怀,他对他人的爱义无反顾、不屈不挠。正如苏格拉底以其对思考活动的热烈追求及其从容赴死开启了西方哲学,耶稣以其充满爱的生命和无辜的死激发了基督教。耶稣在践行这种道德上的典范激励了基督教的后继者,也正是这种典范塑造了西方文明中博爱和慈善的精神。

然而,以耶稣为榜样的、基于对善的绝对热爱的道德也有其脆弱性:人们无法忍受它所包含的绝对孤独。因为追求绝对善,信仰者的判断和行为准则往往与这个世界的通行标准相冲突,这就更加重了这种孤独感。“更普遍的孤独体验却如此地与人的复数性境况相抵触,以至于如果它不想全然毁灭人的存在的话,人就无法忍受很长的时间,并且需要上帝的陪伴,上帝是善功唯一可想象的见证者。”[4]同时,与思考之我对宁静和谐的追求正相反,在耶稣那里缺乏对稳定的制度甚至是对生命本身的关切。这正是促使保罗改造耶稣道德教导的根本原因。基督教创立之后的首要要求,就是将耶稣言行中所体现的对善的热爱转变为教会的道德命令。而当它转变为命令时,就已经违背了耶稣的初衷。后世基督徒所表现出来的、被尼采强烈批判的那种谦卑正是道德命令的结果,但它与耶稣本人以及真正“效法基督”的基督徒的性情相背离。出于无私的同情,善的热爱者不可能是虚弱温顺的,而总是热情盈溢、精力充沛的。

正因为其中包含的迥异于苏格拉底式道德的道德经验,使阿伦特对基督教伦理学极为重视和尊敬。她由衷地说:“这种令人惊奇的忘我,这种为了上帝或邻人而消除自我的有意的努力,确实是所有配享基督教伦理这个名称的伦理学的精华所在。”[1](91)1从作为政治思想家的阿伦特的视角来看,耶稣式信仰道德的力行者都有着善良的天性,他们仇视伪善,反对繁琐的学识,行为淳朴,能给遭受不虞之灾的人们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