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探讨的是历史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颇具意味的是，这里涉及的第一个基本名词——“历史”一词本身即具有语言上的多义性和含混性，它至少包含以下两层涵义：一是指人类过去生活的实在过程；二是指根据史料对过去进行叙述和解释的历史学。因此，美国的菲利普·巴格比主张用定冠词“the history”指称前者，意指过去本身；用不定冠词“a history”指称后者，意指关于过去的记录和知识。这一语义上的差别揭示了历史与历史学之间的紧张关系：历史是一个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过程，在历史的共时画面上，没有人能够以一种全知的视角书写历史；而作为叙述和论证的历史学却只能按一定的目的来书写历史，它只能作为自我构造的现象学和意义自主的解释学而存在。
这样一来，语言、知识和现实三者就处于张力之中：历史既不是被创造出来的，也不是直接被发现的，而是经过相对充分、相对真实的解释建构起来的，历史学的语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对历史和现实、真理和价值的理解，而这正是历史哲学思考的起点。一般地，我们将对人类历史行为(历史实在)及历史理解(历史学)进行系统反思的学科称为“历史哲学”，它是对历史和对历史学的双重思考。概括而言，历史哲学主要围绕三个中心问题展开：(1)历史演变的规律是什么？(2)历史理解的性质是什么？(3)历史文本的本质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构成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主要内容，第二个问题是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第三个问题则是历史哲学向语言学转向过程中的焦点问题。如果我们将历史哲学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历史本体论)向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认识论)的转向称为历史哲学的第一次转向的话，那么，当今正在崛起的叙述主义历史学无疑使历史哲学面临着第二次转向——语言学转向。
一 思想源头：语言学转向的内在机制与外部动因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既是历史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又同整个社会思潮息息相关，是当代人文思潮在历史学上的具体反映。
在20世纪以前，思辨的历史哲学已建立起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体图式，它主要有两大体系：一种体系是关于人类历史是上帝意志的产物的“神义说”，其代表人物是基督教早期神学、哲学和政治思想的集大成者奥古斯丁。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历史从上帝创世纪开始，而终止于末日审判；上帝创造了一切，安排好了一切，人们编纂历史、回忆过去只是要说明过去，以证明上帝的安排。作为神学家，奥古斯丁历史哲学的宗旨在于为神学和教会辩护，因此，他的整个解释都是围绕着基督教精神进行的，是一种目的论的历史解说。同样，创世说和末世论的思维也体现在思辨哲学的另外一种体系——关于人类历史是为理性所支配的“世界历史说”——之中。这一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他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绝对精神”不断地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过程。以非人格化的“绝对精神”、“绝对理性”取代“神义论”，消解了历史理解中的神秘倾向，这是人类历史认识的进步之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人类借助理性“去魅”神义的正当性之后，又将理性置入神龛，造就了对理性的无限崇敬。因此，这种理性的历史观与神学的历史观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罢了。
现实是理论的解毒剂。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思辨式的构想，人们开始对这种不是从历史本身而是从一般抽象原则出发来描绘历史、在头脑中臆造历史联系的历史哲学进行反思，马娄向思辨体系的作者们提出了一个难堪的问题——“对你们如此诚心诚意热衷的历史，你们究竟知道些什么，你们是怎么知道的？”①。于是，人们开始将历史哲学转向对历史学的性质、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关系、历史的理解与解释、历史的真实性与客观性、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历史中的道德审判以及历史学的实践功能等一系列归属于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问题上来。
然而，在深入讨论的过程中，人们渐渐发现，若想对重大历史事件、象征、文本、仪式和历史人物做出全面分析而不陷入对地理、社会、人口、经济、政治的片面强调是极其困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分析，才能对众多的政治团体和政治运动的目标和成败提供一个公正的说明呢？在事件、文本、象征、仪式下面隐藏着何种历史结构和精神状态呢？我们又是如何在进入历史的同时又保持自身的同一性呢？历史真的已经过去，而不再对现在产生影响吗？当代的历史境遇对于历史的理解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呢？应该如何对待已经物化在历史文本中的历史呢？……可以说，这些问题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历史哲学向语言学的转向。
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分析的与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基本问题的理论延伸。首先，“波普尔—亨佩尔覆盖定律模型”的提出引发了关于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的论争，对这一论争的独特回答是新的历史哲学(转向语言学的历史哲学)不同于传统历史哲学的最突出的特点②；其次，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历史哲学带来了“效果历史”、“视域融合”、“问答逻辑”等全新的概念体系，这实现了研究焦点从事件向文本的转移；再次，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用语言学的方式研究人类文明，为新的历史哲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研究范式；最后，在语言哲学与后现代思潮的直接推动下，历史哲学不可避免地转向了语言学的讨论方式。
另一方面，现代语言哲学本身的发展也对历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现代语言学对语言实在论的论证为新的历史哲学将文本作为研究本体提供了理论凭据。波普尔“三个世界”理论将文本世界与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并列，使历史哲学思维从二维扩大到三维；拉康将实在、符号和想像称为人类现实的三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对历史文本及历史想像力的研究。第二，对语言不透明性的研究打开了对历史意义的可能性探讨。弗雷格关于能指与所指关系的论证成为巴特为事实与意义划界的主要依据；克里普克的模态逻辑研究认为由命名和分类产生的必然性中蕴含着一个个可能世界，这导致了历史意义多元论的产生；赖尔关于语词与人的思维方式关系的研究对新的历史哲学研究文本与主体思维的关系提供了范例。同时，20世纪末汹涌而至的后现代思潮也加快了历史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步伐：首先，福柯《疯颠与文明》、《诊所的诞生》等著作中对知识与权力之间隐秘关系的揭露，凸显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其次，德勒兹在《哲学与权力的对话》以及罗兰·巴特在《S/Z》中阐明了阅读并不是一个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以读者为中心的意义生成的过程这一后现代观点；最后，德里达的《书写与差异》和《论文字学》深刻揭示了哲学与文字在语言中的关联，表明哲学与非哲学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界限，语言不可避免地面临意义的延异与增补的问题，这对所谓的客观主义历史学来说不啻是一个打击。总之，新的历史哲学转向语言学可以说应验了德国学者洪堡的一个信条：“我们不应把语言看做僵死的生产品(Erzeugtes)，而应把它看做一个生产过程(Erzeugung)，不应只注意语言作为对象之描述和理解之中介的作风，而更应谨慎地回到语言的与内在精神活动紧密交织的本源和语言与这一本源的相互影响上去。”③。
二 重要主张：从历史认识论到历史叙事学
在英美哲学界，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代表作品是阿瑟·丹图(Danto)的《分析的历史哲学》以及W·B·盖里(Gallie)的《哲学与历史理解》。丹图认为，卡尔·亨佩尔在其论文《普遍法则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中所宣称的历史研究的有效性必须建立在其创造“准科学性的”法则的基础上的观点是可疑的。在丹图看来，即使是“普遍法则”也必须运用叙述，而叙述本身则是关于语言的艺术。盖里试图把历史学的叙述性放入哲学家的视野中心。他宣称“所有的历史学，如传奇等，主要是叙述性的”④，为了阅读历史文本，我们必须融入故事就好像参加游戏一般去理解一系列的规则和预期。无论如何，在英语世界对叙述主义最具理解性和影响力的捍卫来自海登·怀特，他那权威且明晰的著作《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仍然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领域的扛鼎之作，代表了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在《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一书的开篇，海登·怀特开宗明义地指出：“我对19世纪欧洲历史想像深层结构的分析，旨在以一种新的视角审视当今关于历史知识的性质与功能的论争。”⑤ 这里所说的新的视角就是语言学的视角，他的做法是将历史著作视为一种以叙述的散文话语形式表现的词语结构，通过寻找说明这些结构构成的统一性即修辞性来对历史文本进行新的诠释与认知。具体地说，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的历史哲学坚持以下三个基本主张：
第一，历史文本即历史叙事(historical narrative)。尽管“历史不过是一个个建构起来的故事”这一观念已经变得非常流行，但只有在最近50年间，历史哲学家们才开始对研究历史与叙述之间的关系产生兴趣。1979年，劳伦斯·斯通在《叙事史的复兴：对新的传统史学的思考》这篇轰动一时的论文中断言，“新叙事史”的问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一种对昔日的变化做出井井有条的科学解释的企图的终结”⑥。斯通此论，在西方学界激起了广泛的回响。从字面上分析，“叙事”包括两部分：作为描述对象的“事”与作为表现方式的“叙”。以往的历史哲学主要侧重对对象的研究，新的历史哲学则着重对“叙”即历史文本的表达方式进行研究。
其实早在斯通之前，罗兰·巴特就在其1967年发表的《历史的话语》中，通过对希罗多德、马基雅维里、鲍绪埃和米什莱著作的分析，得出结论认为：历史叙述与小说、诗歌等虚构的叙述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是“以隐喻方式涉及一种含蓄意义的话语片断”⑦，历史学家们“与其是史实的收集者及其重要性的讲述者，不如说他们是史实的组织者，按照已经确立的积极的意义将它填入到纯粹无意义的空白之中。在这里，巴特大胆地将历史学著作与文学著作相等同，迈出了语言学转向的一大步。事实上，对于激进的叙述主义者而言，世界就如同文本一样展现在我们面前。“历史并没有规定它只能以惟一的形式出现。关于过去究竟是如何的历史写作常常是一种诗性的想像之间的竞争”⑧。而保罗·利科则通过对时间的叙述性与叙述的时间性的双重分析论证了“叙述是最适合历史学特点的话语方式”这一观点。在利科看来，时间具有三重结构：“在时性”(within-timeness：在某时某一事件发生)、“历史性”(historicality：时间的延续)、“深层暂存性”(deep temporality：过去、现在、未来的多元统一)。历史叙述正是通过“情节”(Plot)来把握“深层暂存性”，从而实现从“在时性”向“历史性”的过渡，完成对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的把握。在这里，时间一方面通过叙述得以构成，通过叙述，时间完成过去、现在、将来的一维流动；另一方面，叙述也总得以时间为其隐性前提，任何历史叙述若不包含时间性则不能进行下去。⑨ 由此，利科将时间与叙述内在地关联起来，以时间透视历史，以叙述表现时间，从而论证了叙述之于历史学的内在性。
第二，修辞性是历史文本的本质特征。关于历史文本与修辞的关系，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引起史学家的兴趣，所谓的“希罗多德风格”就是指那种以广采博收、文笔华美为特点的历史书写体例。到了近代，史学家们也倾向于以优美的文采展示自己作品的魅力与价值，但与历史作品的真实性要求相比，作品的艺术性即修辞性显然是第二位的。即使是有志于将自己的历史著作“在几天之中取代年轻女郎们桌子上最新的风靡一时的小说”的英国天才历史学家麦考莱也认为：“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像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但他必须绝对地掌握自己的想像，将它限制在他所发现的材料上，避免添枝加叶，损害其真实性”⑩。
与以往的切入角度不同，新的历史哲学将修辞性作为历史话语的根本特征加以界定。海登·怀特对此进行了细致的论证，他的论证分为四步(11)：第一，每一历史话语都具有意义的比喻层，在历史哲学中，话语的比喻因素一方面呈现在文本表面被当做“理论”来指导历史学家对事件的观察和表述，同时，在另一方面，比喻因素又深入文本内部对读者进行心理暗示，技术性地控制读者对文本预期意义的接受。第二，由于在普遍概括与具体描述、一般观点与细节分析之间没有真正具有逻辑一贯性的科学沟通方法，只好求助于转义学(tropoplpgy)即隐喻、转喻、借喻、反讽来实现一般与特殊之间的沟通。第三，修辞不仅使历史文本具有生动性同时也使读者通过区分比喻的使用模式来理解特定的历史过程。第四，对历史话语中比喻层面的认识使我们认识到每种历史表述都具有相对性。因为对过去的事件所做的每一种叙述都由一种语言模式作媒介，不同的语言媒介可以使历史呈现出多种视野，因此，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要达到对历史的绝对理解是不可能的。
为了清晰地说明新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叙述的修辞方式、情节结构、解释模式和意识形态寓意的有机联系，海登·怀特还在弗莱伊(Frye)历史神话的类型学说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历史的叙述形式。怀特认为，历史叙述是以三种形式运作的：情节的形式，讨论的形式与暗示的形式。“情节的形式”(罗曼司型、悲剧型、喜剧型和讽刺型)决定一个历史故事如何被讲述；“讨论的形式”(形式主义、机械主义、有机论、情境主义)决定如何解释一段给定的历史在故事中是怎样发生的；“暗示的模式”(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则决定了历史中所暗示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训”或“信息”。所以，怀特视布克哈特为讽刺的-情节主义的保守主义，而黑格尔则是一位受制约的有机论者，在他那里，喜剧性与悲剧性轮番交替，对其既可以进行激进主义式的阅读又可以进行保守主义式的阅读。
因此，对于新的历史哲学而言，如何组合一个历史境遇“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把具体的情节结构和他所希望赋予某种意义的历史事件相结合。这个做法从根本上说是文学操作，也就是说，是小说创造的动作”，这样做“并不否认历史叙事作为提供某种知识的地位”，相反，如果读者“识别出他所阅读的故事所从属的等级或类型”，那么，他就“成功地跟随了故事的发展，并且掌握了故事要说的意思，理解了整个故事”(12)。
第三，所有历史文本都具有意识形态性。新的历史哲学坚持尼采的观点：不存在事实本身，事实要想存在，我们就必须引入意义。而这里所说的意义将由人来赋予，不同的人可以赋予同一历史事实以不同的意义，因此，历史话语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性。比如对法国大革命，不同的意识形态对其态度就截然不同。对此，美国学者特雷西深有感慨：“法国革命究竟是什么？是近代史的起点，抑或仅仅是传统的强权政治的变相延续？是米什莱令人激动的描绘，即由最终摆脱了压迫的人民创造出来的‘人类宗教’？还是卡莱尔启示录式的神话传奇——一场毁灭了所有被触及的个体的事件？是泰纳魔幻般的写真：纯粹一连串疯狂的事件，所有卷入其中的团体和个人的堕落？抑或是勒菲弗尔和索博尔建立的马克思主义读解：封建城堡被资产阶级民主占领后，转而成功地阻止了真正的人民民主的出现？还是富勒根据为分析政治话语冲突而设计的新历史方法重新修正过的共和主义式解释？……”(13) 特雷西惊问：历史书写究竟有没有客观性？还是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意识形态团体必然会对同一事态产生不同的评价？
关于书写法国大革命的例子表明，对待同一历史事件，观察者的立场不同，其结论自然不同。正如巴特指出的，“历史的话语，……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像的产物，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观点的话，即言语所负之责，正是经由想像性的语言，才从纯语言的实体转移到心理的或意识形态的实体上”。这表明，要达到对历史文本的超意识形态的理解是不可能的，表面上看似纯粹中立的语言在不同的言语者那里便完全丧失了“中立性”，它总是被赋予了具体的心理意向和意义内涵。事实上，我们对历史文本的阅读本身就是对其进行赋值的过程，我们或者这样理解，或者那样理解，但总得持一种立场。因此，巴特说：“历史话语大概是针对实际上永远不可能达到的自身‘之外’的所指物的惟一的一种话语”(14)，如果读者不满足于“客观的”历史文本中的意义指向，力求摆脱文本强加给读者的意识形态观点，那么就应该接受结构主义的立场：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非代表性的。
与此相似，利奥塔从另一方面指出了历史文本中这种“意识形态强制”。他概括了三种叙事文本的语言策略：(1)“我所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我说的符合真理”；(2)“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真理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样子”；(3)“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我说的符合说出真理的那个说法”。利奥塔认为，传统的叙事者总是以“真理的代言人”的面目出现，他们或者从“符合论”的立场出发，强调自己所说之事与真理相契合；或者持“独断论”的立场，断言自己所说即真理；在受到种种质疑之后，又不得不改变强硬的立场，但仍然坚持自己是以真理所得以言说的方式在讲话。这其实是一种“偏执”。事实上，知识是“建构在意识形态或利益的基础上”(15) 的，而当人们在使形容词“真的”(true)实体化为大写的真理(Truth)之时，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意识形态的偏执之中。
三 简评：语言学转向的意义与不足
荷兰学者安克斯密特认为，历史哲学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学是历史哲学领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使历史哲学终于赶上了哲学自奎因、库恩和罗蒂以来的发展。他这样评价历史哲学的这一转向：“如果历史哲学满足在今后几年内在当代知识界甘当一个古怪的实证主义的守旧者，那么就让它停滞在认识论的水平上吧。另一方面，如果历史哲学家有勇气摆脱他们自己的过去并以一种诚恳的心情，不仅准备对史学，而且还对目前争论中其他哲学学科中问题的更好的了解做出贡献，那么，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成为叙述主义者”(16)。我们认为，以叙述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历史研究本身，及对历史哲学的未来走向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全面准确地对其进行评析，指出其内在意义，并探究其理论缺失。
首先，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将历史哲学研究引向一个全新领域。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无疑汲取了当今思想界最前沿的思想，并将这种转向定位在文化人类学的位置，大胆跨越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艺术学、文学诸领域，试图通过对不同学科之间的隐喻、映射关系来解决历史哲学本身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尝试。与传统历史哲学偏重于客观性的研究取向不同，新的历史哲学注重对人、对人的主观性及与之相关的文本的写作与阅读方式进行研究，从而使当今的历史哲学研究呈现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崭新面貌。对此，我国学者陈启能的评价显然比较中肯：“西方史学愈益重视的是人的研究，人的主观世界的研究；表现在史学写作上是人文化倾向的加强；表现在方法上是对历史人类学、心理学、符号学等方法的重视；表现在跨学科研究上是与研究人(尤其人的主观世界)的学科结合增多；表现在题材上是文化、心态等比重的上升，等等”。(17)
其次，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重新规范了历史文本的阅读与写作方式。新的历史哲学注重对历史文本的话语分析，并将历史背景、理论方法、政治参与、作品分析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对历史文本进行拆解与整合，希望从文字的间隙中找到受压抑的思想与意志，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权威、反对独断论的怀疑精神。新的历史哲学不认为历史文本存在一个内在和谐的单一逻辑，并企图通过对逻辑断裂处的探究来揭穿意识形态的谎言，这意味着读者将不再以纯粹接受者的身份而是以批评者的身份介入历史文本，他们将拆分历史文本原有的组织结构，在文字的缝隙间找到未曾阐明的东西，对于他们来说，文本中某种成分的不存在与它的存在同样重要。同时，新的历史哲学也重新规范了历史文本的写作方式。新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学家在进行写作时应该保持“高度敏感，时时质疑和检验自己在批评运作中所起的作用与扮演的角色”，从而在批评理论中进行自我反思，“探讨自己的假定和论据，表明自己的话语立场”(18)，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历史学家避免成为意识形态先决条件的俘虏。我们看到，历史著述者这种身份、立场的微妙变化——从独白者变为对话者，不仅是历史学家自我意识增强的表现，同时在客观上也将进一步促进历史文本的开放性，释放语言的意义空间。
最后，新的历史哲学突破了传统历史观的局限，体现了新的价值追求。新的历史哲学并非是远离历史实践的纯学术运动，相反，它具有鲜明的政治意蕴。新的历史哲学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语言解构、修辞分析和意识形态考察，全面质疑了传统的历史观——单一进化意志、欧洲中心主义、物质主义、理性主义。在新的历史哲学中，说和做、表达和行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话语成为实践的一个因素，它以符号的形式再现生活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言语能够改变‘心灵’，即形成我们的偏爱和我们的立场的内心世界”。(19) 这样一来，在历史领域进行语言的革命就是进行书写历史的思维方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将极大地改变人们对历史的看法，它将重述历史上欧洲与亚非、女人与男人、有权者与无权者的关系，赋予以往历史研究的边缘人群以话语权，为历史的书写增进弱者(黑人、女性、少数民族、性压抑者)的声音。从这个角度说，新的历史哲学所要沟通的不仅是过去与现在的话语交流，它更试图参与和建构关于未来的对话。
我们应该注意到，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并非是一项毫无危险性的事业，在这次转向的深处仍存在种种重大的理论问题有待澄清。(1)传统历史哲学问题的消解并不代表原有问题的实际解决。原来业已存在的关于历史发展道路、动力、方向等历史本体论问题、关于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历史价值论等历史认识论问题并不能被弃之一旁，不理不问。因为这些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对历史的语言学分析，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利用历史哲学发展的新成果重新思考这些问题。(2)新的历史哲学强调历史价值的多元性、文本意义的多样化、观察视角的多维化，这对激发人的思想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价值的多元化不能遮隐是非判断的标准，意义的多样不能陷入“什么都行”的虚无主义，视角的多维不能鼓励方法的粗糙。总之，极端的相对主义与非理性主义是转向语言学的历史哲学所面临的最大陷阱，这是每个新历史哲学的倡导者所必须正视的重大问题。(3)历史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通过对历史文本的话语分析，揭示了历史文本的意识形态性，全面反思了传统的历史观，并注入了新的价值观念，具有进步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理论的批判只是对现实世界进行批判的一部分，理论的批判诚然能改变我们关于世界历史的概念图景和思维方式，但在解释世界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改造现存的、具体的生活环境，实际地改变物质世界的现状。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面向未来，在于积极地投身于使人摆脱历史束缚的解放运动之中，而不是沉溺于“文字的快感”、流连于“能指与所指的游戏”之中。
【注释】：
（来源：《哲学动态》2006年3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