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也蕴含并推动了理性的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矛盾。一方面，任何理性观念和原则，在其起源上，都是特定历史境遇的产物，并且是针对特定范围内的特定事物而提出的理念，因而它们都具有历史性；另一方面，作为对事物的合理化理解和普遍性解释的观念，它们也必然展示出某种超越现实的特点，因而理论的探索和表达多带有理想的成分。
一、理性的历史性与理想性
人们的理性本来是以历史境遇为前提的，但人类最初大都把理性观念看成是先验的。这种先验论的典型就是柏拉图的“理念论”，根据这个理论，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并不是真实的，只有永恒不变和非感性的理念才是具有真实性。因此，在真实性和完美性上，感性世界的特殊事物与理念相比真可说是天壤之别。这就是说，花岗岩再硬，也不如理念更具持久性；花朵再美，也不如美的理念美；美的理念是美本身，而其他美的事物只是对美本身的程度不同的拙劣的模仿而已。理念的存在是至善至美的，因而是理想的；相反，现实事物则处在相对较低的等级上。实际上，至少在西方，柏拉图主义的先验理性观一直或明或暗地占据主导地位，并构成德里达所说的所谓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
这种把理性观念绝对理想化的做法，虽然近代以来已经变得不那么粗糙了，但它仍旧以各种变种的方式潜存于西方思想界。理想性有时是逻辑性的存在，有时是理论中的设想，有时甚至是“文本”、“意义”、“语言”等等。西方的柏拉图主义孕育了近现代乐观的理想主义，19世纪的自由派理想主义者真诚地相信自己正沿着一条绝对合乎理性的平坦大道通向最美好的未来。人们用藐视的眼光看待过去充满愚昧、战争、饥馑和混乱的时代，认为那是人类尚不成熟和缺乏理性的结果；现在理性的阳光已洒满人间，持续的进步会变得不可阻挡。被这种片面理想主义所迷惑的一代人，持有某种肤浅的乐观主义，以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必然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和道德水平得到同样的提高。20世纪的现实，无情地摧毁了这种肤浅乐观主义的幻觉，这正是当今西方从自由主义的进步观转向谨慎的保守主义的社会历史条件。可见，“理想”的风筝如果飞得太高，就要被风吹坏并最终坠落到地面上来。
就理性的历史性来说，由于中国人关心人伦关系，因而自古就不倾向于把历史与理想完全对立起来。从《尚书·召诰》所说的“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到龚自珍倡导“出乎史，入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①a]，都表明“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①b]由历史而起，思考理想的道理，就如司马迁所讲的：“述往事，思来者”[②b]。这样，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和理想意识就达成了统一。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与西方人过分崇尚先验理念不同，我们却有过分拘泥于历史定制的倾向。我们的历史感维护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连续性，而西方文明却相对更多地表现了断裂性。西方的先验理想精神对欧洲的碎裂负有一定责任，而中国“信而好古”的历史意识至少在近代强化了我们的保守性。
西方历史性的理想是由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首先指出的，他认为“真理就是创造”，因而真理与行动是一致的（verum factum）。既然理想性的真理来自人们的历史活动，那么他认为自己可以构建“一种理想的永恒的历史”。不过，维柯的理想虽然是历史地生成的，但生成的结果却是“人类的形而上学”——所有民族从兴起、发展到鼎盛一直到衰亡，都必然经历过的“理想的人类永恒历史”[③b]。赫德尔、谢林和黑格尔也发挥了理性与历史相结合的原则，但他们的立足点仍然是先验的理想观念。他们的理性观念确实呈现出某种历史性，但对于他们来说，不是理性观念来自历史并以历史和现实社会的发展为基础，而是社会历史是以理性精神为基础的。
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西方形而上学暷理想“逻各斯中心”才真正被攻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本质上不是什么抽象的先验规定，而是特定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马克思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的世世代代是相互联系的，后代的肉体的存在是由他们的前代决定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④b]显然，只有在历史联系中，人才能取得自身的现实存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⑤b]我们不是生就如此，我们是被历史托起来的。我们的存在是如此，我们的理性意识和理论观念也是如此。理性、思想和观念，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具有历史性。
尽管近代以来，欧美文化多呈现理想或未来导向的态势，从而保障了西方社会几个世纪的飞速发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转向垄断阶段，欧美人似乎愈来愈趋于保守。英国这个最早发展起来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也最早趋向保守。英国人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利益往往与历史的发展成反比，历史越向前迈进，英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就越是下降。据法新社报道，欧洲人的思想愈来愈保守，他们“大部分对社会变化持很怀疑的态度”，倾向维持现存的制度，“希望经济和社会稳定”[⑥b]。即使年青且最具未来导向的美国，近年来也被保守主义的浪潮所席卷。从整体上来说，这与美国霸权的日渐衰退，国力相对下降有关。
与欧美的发展进程相反，当代中国文化愈来愈趋于理想和未来导向。传统中国文化是高度重视历史连续性的，但是经过“五四”反封建的思想运动、新中国的成立和当前方兴未艾的改革开放运动这三次大冲击，中国人的理性精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当代青年人，他们勇于探索，对新生事物抱有浓厚的兴趣。青年一代关心国家的未来，思想敏锐，满怀信心和理想，与老一辈相比较少保守性。这正是中国社会变革、经济腾飞及文化重新焕发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理想是重要的，理想带来希望。但理想一旦失去了历史和传统的维系，就有滑入虚无主义的危险。有些青年过分理想化地看待社会变革，认识不到理想的实现需要长期艰苦的奋斗才能实现，有的甚至把“新”的，等同于好的，不断地寻找新奇的感觉，他们由于不能历史地看问题，使内心变得愈来愈浮躁。这是一种应当避免的片面倾向。
由此看来，认识到理性的历史性是重要的，但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正确地理解理性的历史性。一方面，我们千万莫把历史性与过去了的和死掉了的相等同。历史并不是凝固的存在，历史之所以是历史，就在于它的生成性。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历史性只看作精神活动的被动结果，而应看到我们既不能用历史性否定理性的理想性，也不能把历史性完全溶解到普遍的理想理性之中。过分强调理性的历史性，就容易走向消极或保守的道路；而夸大理性的理想性，就容易犯空想和激进的错误。
二、割裂理性的理想性与历史性：保守与偏激
历史和现实是理性的基础，理想和希冀引导着前瞻性的理性思考。理性的历史性与理想性应当保持某种辩证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是动态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的理智过分注重历史和现状，那么我们就容易受累于过去的经验，厌恶变化和革新，从而变得因循守旧；如果我们的理想的翅膀飞翔得太高，我们就容易远离坚实的大地，从而变得好高鹜远，脱离实际。前一种倾向表现为保守主义，后一种则表现为激进主义。在社会现实中，这两种倾向都是有害的。
英国政论家休·塞西尔说：“保守心理”是一种厌恶变化的心情[①c]。如果人们只强调理性观念的历史基础，甚至于以理性的历史性否认它的理想性，那么我们的思想意识就会成为历史和现实的俘虏。假若真的如此，我们就只能重复已有的东西，而不能创造新的东西，历史也就无从发展。事实上，如果社会没有丝毫的进步或发展，那么它也就不具备历史的性质。历史之所以为历史，就在于它呈发展的态势。可见，历史概念本身就应当包含理想的环节在其自身之内，正像理想观念本质上就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创造性的能动反映。
如果忽略了理性观念的理想性，我们还容易落入经验主义的窠臼。经验主义者遇事总是依赖过去已有的套路和办法，缺乏改革和创新的勇气。我们的理性观念当然有经验基础，但对经验的理想化过程会使我们超越经验的局限性。理想化的观念反过来会推进经验的改进与发展。我们通过在观念中把历史经验理想化，把经验提升为理论，这种理论反过来会推动我们进行新的历史实践。只有这样，历史才能不断发展。
如果忽视了理性的理想环节，还会对人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造成消极的影响。没有理想的人生，就缺少积极向上的动力。理想是我们获取力量的源泉，是我们生活在世的理由，是我们在不可超越的日常生活中超越平庸的希望。有理想，是人之为人的标志。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就是放弃作为人的生命本身的希望。没有理想，还容易使人陷入低级趣味的追求中。当前社会中，人们追求上的物欲化和粗俗化倾向，显然与这种情况有关：人们原有的理想破灭，而新的理想还未完全建构起来，或者说，即使社会仍有可资宣传的理想观念，一时也难于引起人们的认同。实际上，信仰危机也就是理想危机。
然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把理想看成是历史性的，那么本来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暂行的理想就会被视为绝对化的先验真理或“道德命令”。这样一来，引导人的能动力量就会变成压抑人和摧残人的力量。先验的形式会要求绝对真理的权力，它往往采取强制这种理性的力量来维持“理性的真理”。这就导致了行为上的偏激主义。偏激主义反映了一种把幻想的理想观念与历史及现实完全对立起来的态度，它否认历史和现实的积极价值，试图用所谓完美的理想彻底地和一劳永逸地改造现实。
偏激的或绝对化的理想，会因对过去的否定而导致历史虚无主义。拥有理想是健康人生和社会进步的必要前提，理想引导我们面向未来，给我们以希望。但是，如果理想失去了历史与现实的基础，就会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风飞扬，失去控制。我们应当不断前进，但是不顾现实条件的蛮干总是事与愿违的。
偏激或绝对化的理想，很容易因失掉与群众的联系而丧失现实的力量。把理想绝对化以理想的眼光审视现实，只看到现实与其理想之间的差距，过分依赖自己的有限想象而得到的“理想”蓝图，这就有失掉现实的营养土壤的可能，即失去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远离了真实的历史境遇，从而失去了自己的历史之根，失去理想的现实力量。
偏激或绝对化的理想，还往往因自视掌握了绝对真理而丧失掉民主协商的意识基础。华艺出版社出版的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和张炜的《清洁的精神》，名为“抵抗投降”书系，对所谓“文坛的堕落”进行猛烈抨击。1995年2月，张炜还在《中华读书报》上发表文章，针对当今文坛要求多元共存的“宽容精神”，提出了“拒绝宽容”的口号。张承志、张炜二人所代表的新理想主义，拒绝向粗俗和平庸投降，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这有其合理性，可以成为平衡粗野感性文化的力量。但是，如果把自己的理想神圣化，那就必然走入空想的老路，成为老百姓所反感的“唱高调”。如果说“拒绝宽容”只是几个知识分子的纸上谈兵，那么其后果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如果这种想法变成管理者的意志，那就会出现以整体的神圣理想侵犯个人权利的后果。从而使一种引导性的力量，转变为压制性的力量；使原本崇高的理想表述转变为权力的话语。理想一旦忘记了自己历史与现实的血缘，就很容易自我神圣化，从而把理想追求转变为戒律，把探索蜕变为压制。
我们应该有理想，但不要把理想绝对化；如果把理想绝对化，就会陷入固步自封。只有根据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修正和丰富我们的理想，理想才能成为引导我们不断前进的力量源泉。
割裂了理性观念的历史性和理想性都可能导致不良后果。我们既不能成为保守主义者，也不能做激进主义分子。我们应胸怀历史性的理想，从而开创理想的历史。我们脚下是坚实的历史现实，但我们头脑中有美丽的理想。
三、如何实现理想性与历史性在理性中的统一
我们不能割裂理性观念的历史性和理想性，应当使二者保持统一。然而，问题是怎么样才能使二者统一起来？在过去，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往往不在于我们不知道二者的统一，而在于我们不了解二者是怎么统一的。
首先，理性观念的历史性和理想性的统一，应当是一种具体的有差别的统一。显然，在我们的理性观念中，历史性和理想性的形态、性质和功能都是有差别的。我们不能指望二者的绝对抽象一致，二者的统一是具体的有差别的统一。我们的理性观念带有理想的性质，它们在概括现实时就已经把现实“理想化”了，反映了我们对世界应当如何的向往。但是，我们不应忘记，理想化的观念本身是对特定具体现实的反映，而这一反映过程的主体也是生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并具有特定历史知识的人们，因此任何理想都有自身不可超越的历史性质。理想的观念并不是不反映历史的内容，而是对这些历史内容采取了理想化的态度。这种理想化是具有历史性的理想化。如果人们忘记了理想是生活在具体历史环境中的人对具体历史和现实现象的“历史性的理想化”，那么就容易把“理想”只当成理想，并断定理想与历史和现实没有一致的地方，甚至双方毫无联系。
把“理想”只当作理想的人，会出现两种取向。一方面，他可能认为，既然这只是理想，那么它就不具有现实意义，只能算某种幻觉和空想。持这种取向的人，表现为经验主义者，他们轻视理论的构造和引导功能，认为理论观念只能忠实地反映历史和现实，不能在观念中“理想化地歪曲”或“改造”历史和现实。另一方面，他也许认为，唯独理想的才是真正美好的，历史和现实中充满了偏见、私利和荒谬，理论对历史和现实的任何迁就都是对“真善美”的背叛，唯有坚持既定的理想，才是道德的。这种理想式取向，往往表现为教条主义。
然而，如果把观念的历史性和理想性看成是绝对的无差别的统一，其后果也好不到那儿去。它也可能导致两种完全对立的见解。一方面，也许有人认为，既然在观念中历史性和理想性毫无差异，那么就没有必要看重理想观念的批判功能；或者说，所有理论的批判能力都是虚假的。理性观念、理论体系和规范只能在历史与现实的步伐后面亦步亦趋，它们只能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不能在观念中改造或创造它们。另一方面，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既然理想与历史现实在观念中没有任何差别，就没有必要把理论看成是对真实的历史现实反映。我们的理论意志所意向之处，就是创造历史的活动本身。尼采是后一种观点的极端化的代表人物。可是，在我们建国后的发展历程中我们也时常犯唯意志论的错误。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时常分不清理性与历史性取向，没有把二者看作是有差别的统一。
其次，在理性观念或我们的信念中，历史性和理想性这两个方面的统一也不是静止的，二者的一致应是动态的和充满着变化的。在一个时期表现为理想性的方面，可能经过实践活动逐渐得以现实化，从而成为历史的。而对这种历史的观念化新思考，可能激励出新的理想性要求。比如，曾几何时，我们理想中的现代化标准还是机械化、电气化，“电灯、电话、楼上、楼下”一度是我们的梦想。但是，今天这些东西已经不是什么理想。我们现在又向往以计算机为标志的自动化、智能化，可这就是我们理想目光的最后边界吗？不会的。我们的观念理想永远是自我超越的力量，它们的力量就在于能通过人们的活动而获得自我确证，使自己早日不再作为理想而存在。
从另外的角度说，理想之所以能成为现实，并继而转入历史，就在于理想的观念本身就是对历史现实的理想化。理想的观念在形式和内容上受现实条件的限制，它们都只能是历史性的理想。在刀耕火种的时代，我们不可能梦想生产和生活的电气化、智能化和自动化。在很长一段历史中，嫦娥奔月只能算是神话；但是，当有了现代航天器之后，如有了不载人的人造卫星之后，人们自然产生进行星际旅行的梦想，而这种梦想就不再是神话，而是具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事实上，这种理想早已实现，并作为人类创造力的伟大标志载入了历史。
如果不动态地理解观念的理想性和历史性二者之间的统一性，那就有可能对理论产生两种不正确的态度。即使意识到任何具体理性观念都是理想侧面与历史性侧面的统一，但是假若认为观念的理想侧面永远作为理想与观念的历史性侧面相对照，那就一方面可能无法激起人们适当的热情和活动力使理想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也许会使人把理想的特征固定在某些具体的观念侧面上，从而把过时的观念当成永恒的理想。这两种倾向实质上都是保守的或守旧的。前者的守旧是明显的，可是后者也许会以激进主义的面目出现。由于持后一种倾向的人，自认为掌握了理想的真理，他们就倾向于不惜采取任何手段按照自己的想法安排社会。中国的某些“左派”不就是拿一些过时的经济政策的运行方式，奉为绝对的真理，并在行动上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措施的吗？计划经济曾经是经济恢复时期行之有效的方式，可以说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统一，顺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但是，当历史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后，我们仍旧把计划经济当作与历史现实完全协调一致的模式，试图事无巨细地计划安排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那就是不合理的了。因为这是把暂行的方法当成了指导现实的永恒有效的理想。
最后，在理论观念中，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也是一个矛盾统一的过程。作为矛盾的双方，历史性与理想性的统一与其方向的一致，不如说是相互竞争的和相互激励的一致。这种一致不在于它是完全同一，而在于它处在一个矛盾发展的统一体之中。换言之，在理性观念中，历史侧面和理想侧面的统一，是在相互对立的状态下实现的。理想性要求观念不要太姑息历史和现实，应当从理想的状态去设想；历史性告诫理论不要脱离现实，否则它就不可能在其特定的历史范围中发挥作用。理想性要提升历史性达到完善的境地，历史性则约束理想不要变成不切实际的空中楼阁。然而，正因二者的角力，才使它们处在同一个竞技场地。理性观念不能没有理想的前瞻性视野，否则我们就成为历史现实的奴隶；同样，理性也不能失去历史性的约束，否则它们就有可能变成渺无踪影，不食人间烟火的幽灵。
如果把理性观念的理想性和历史性看作是无矛盾的，那么也同样会导致出现保守和激进两种理论倾向。一方面，人们或许认为，既然理想与历史现实并行不悖，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为理想而奋起，而斗争，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是保守主义的态度。另一方面，也许有人以为，既然理想和现实之间没有什么对立，那么历史和现实向理想境界的过渡也就没有大的困难，我们应该以理想的标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历史现实。这是激进的唯美主义态度。这两种态度显然都是错的。
总而言之，在我们的理性观念中历史性和理想性应当是统一的，但这种统一不是无差别的、静止不变的和缺乏矛盾运动的。理性的理想性侧面和历史性侧面的统一是一个有差别、有矛盾的、辩证的运动过程。
（原载：《人文杂志》1997年02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