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5年，维柯《新科学》一书的出版，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面貌，标志着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哲学的诞生。1756年，伏尔泰在其名著《风俗论》中明确提出“历史哲学”这一概念，认为历史哲学就是对历史的一种哲学理解，它在整体上理解历史，把握支配历史的基本原则及其隐含的意义。由此，历史哲学这门学科得以“名正言顺”。1837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出版。在这部著作中，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对象、性质和职能作了深入而全面的论述。由此，历史哲学的合法性得以确立。在现代，思辨的历史哲学、分析的历史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鼎足三分”，交相辉映，构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的宏大场景。而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及后现代主义成为一种社会思潮，后现代历史哲学顺势而起，为历史哲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和地。
历史哲学的形成及其合法化
历史哲学属于交叉学科，它形成于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点上，而“什么是历史”既是哲学关注的问题也是历史学聚焦的问题，并构成了历史哲学的永恒主题。从历史上看，古希腊历史学就已经对“什么是历史”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索。如果说《荷马史诗》记录的是神与人的共同活动，那么，在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历史著作中，则主要是以人的活动为中心，并已经具有求真的精神、写实的态度和分析的眼光。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的功业”。修昔底德对人的力量具有更为充分的认识：“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① 将神话与历史相区别、虚构和记事相划分，标志着西方历史学的形成。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属于“原始的历史”。
希腊历史学家关注以政治事件为轴心的历史，并以战争作为历史写作的主题；犹太—基督教关心以“创始——道成肉身——末日审判”为轴心的历史神学；中世纪历史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强调上帝是历史的最高主宰，也是人类的绝对权威。然而，在具体的历史写作中，人的活动是无法回避的。因此，在中世纪的大多数史学著作中，世俗的历史与神灵的历史往往是平行的。奥古斯丁提出，历史将在上帝之城对撒旦之城的最后胜利中告终，随着天国的实现，历史的戏剧宣告结束。
文艺复兴时期，彼特拉克提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的。这意味着人不仅仅是上帝的形象，而且在创造能力上像天上的神，所以，人具有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目的创造自己世界的能力。对于彼特拉克等人文主义者来说，上帝创造了自然，人类则创造了历史，自然的秘密只有上帝才知道，历史的秘密则可以为人所知。正是在这一观念的基础上，人文主义者认为，历史知识是比自然科学更为可靠的真知。
维柯《新科学》的出版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诞生。书中写道：“民政社会的世界确实是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以它的原则必然要从我们自己的人类心灵各种变化中就可找到。任何人只要就这一点进行思索，就不能不感到惊讶，过去哲学家们竟倾全力去研究自然世界，这个自然界既然是由上帝创造的，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过去哲学家们竟忽视对各民族世界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② 按照维柯的观点，上帝创造了自然界，因此唯有上帝懂得自然；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所以人类能够懂得自己的历史。维柯提出人类创造历史因而能认识历史，正是回到人文主义的传统，把基督教关于上帝神知的原理世俗化为人类认识的原理，并强调知与行、实践与真理之间内在的联系。维柯致力于探寻历史规律，亦即人类事务自身的“自然”进程，并认为，认识的过程就是参与创造的过程，创造的实践活动就是人的认识内容，真理即创造的实践。
维柯的历史哲学蕴涵了历史哲学所有的问题：把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预示了赫尔德、黑格尔和孔德的历史哲学；关于历史使人的激情服从于人所不知道的一定目标的观点，后来在康德、黑格尔、叔本华等人的历史思想中一再出现；理性是人的真正本质，由于人类激情的自由发挥，历史才逐渐克服了野蛮，最终实现人道主义和文明，这样的观点在伏尔泰、赫尔德、席勒等启蒙哲学家那里都可以看到。关于人类创造和认识历史的思想，孕育并包含着现代历史哲学的两大流派，即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而致力于探讨历史规律，把历史的中心从神移向人类本身，并从人文主义的角度肯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则以一种新的形式开启了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的先河。
维柯确立了历史哲学的基本面貌，历史哲学演进的主流，是沿着维柯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德国的赫尔德是维柯主要的继承者之一。赫尔德力图在多变的历史事实中去寻求不变的历史规律，并认为，所谓历史的规律是由所处地区的状况及其需要、所处时代及其机会和人们的内在特征这三个因素所决定的，时间、空间和民族特性决定了历史的面貌。赫尔德既承认、尊重每一代人的创造，强调历史发展本质上的不可重复性，又从一代又一代人的成就中发现、肯定历史先后的继承关系，并把人类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诗歌阶段、散文阶段和哲学阶段。按照赫尔德的观点，人的本质目的是人道，历史进化的目的是人道的实现，也就是理性和正义的实现，而人道的完成正是历史发展的终极结果。
康德晚年读到赫尔德的历史哲学著作，开始对历史进行哲学思考。他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从理论上发挥了整个启蒙时代的历史观点，把18世纪的历史观提到了新的哲学高度：“人类的历史大体上可以看作是大自然的一项隐蔽计划的实现。”③ 按照康德的观点，人类历史既具有合目的性，也具有合规律性，随着这种两重性的展开，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性也逐渐获得完美的实现。这个实现过程就是历史。历史进程表面看来是无意识的，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实践着理性的规律，朝着理想的目标前进，最终达到人类的“永久和平”。康德力求在矛盾中揭示历史的发展，充满自信与乐观，为人类历史描绘了一幅光辉的前景。
在经过费希特和谢林的短暂过渡之后，历史哲学迎来了彻底的合法化。这一工作是由黑格尔完成的。黑格尔在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念和康德先验的自由概念之中，注入了新的因素，充分阐述了理性在历史中的作用。在强调理性的根本意义的同时，黑格尔极为重视“人类的热情”，把它视作具体历史变迁的动因。为了把人的热情落到实处，黑格尔又提出了“世界历史个人”这一概念，认为他们代表了世界精神，显示了生命个体的追求和魄力。热情由理性驱使，个人为精神所推动，生动壮观的世界历史由此成为一个合理化的过程。由于意识到历史与自然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区别，黑格尔提出了一种解释历史的独特方式。
首先，历史是“绝对理性”在时间中的展开，体现为“自由意识的进展”。在黑格尔看来，这是一个从东方到西方、从希腊到日耳曼的不可逆的过程。世界历史的四个时期，即东方国家、希腊国家、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分别在自己的历史中体现着历史规律的特殊原则。
其次，历史只有通过人的活动才能实现，绝对理性和人的活动“交织成为世界历史的经纬线”④。在黑格尔看来，没有人的活动，世界上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成功。但他同时又认为，历史规律是先于历史而预成的“绝对计划”，人只是实现这种超历史“计划”的“活的工具”。
再次，历史有“自己的绝对的最后目的”，而达到这个目的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联系。因此，历史规律是在历时性的单线过程中表现其决定作用的。它君临一个民族的机会只有一次，在它的轨迹之外或在已经经历过它的一定原则的民族那里，就没有历史了。这就是说，历史规律只有合目的性、历时性或单线性的特征，而不具备重复性和常规性。
由于历史规律不具备重复性、常规性的特征，而且它是在无数个人追求自己特殊目的非精确限定的条件下显示其存在的，因而无法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来把握。在黑格尔看来，只有哲学的思辨才能透过历史表面的喧嚣去领悟历史的本质，把握历史的规律。所以，作为对历史本身的哲学反思，历史哲学对于各民族的盛衰兴亡和个人的荣辱祸福都不作详细考察，它所研究的对象世界历史，是“世界历史的本身”，其任务在于发现和把握历史的规律。只有这样，历史哲学才能成为科学，才有能力从总体上把握历史。用理性来概括历史，揭示历史演进的规律，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基本特征。“科学，特别是哲学的任务，诚然可以正确地说，在于从偶然性的假象里去认识潜藏着的必然性。”⑤ 既然“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于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⑥，那么，“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历史的思想考察罢了”⑦。任何一门科学都以把握某种规律为己任。黑格尔把历史哲学的任务定为把握历史的规律，实际上就是把历史哲学的科学化作为追求的目标，这标志着历史哲学合法化的最终完成。
黑格尔把维柯以后的历史哲学思想系统化了，但也神秘化了。可以说，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卓越与贻害是双生子。一方面，黑格尔勇于对历史作总的思考，全面而深刻地探讨了历史规律，在客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历史规律的权威和历史哲学的合法化；另一方面，黑格尔又把历史必然性归结于超历史的“绝对计划”、“绝对理性”，犯了一种从历史的外面把必然性输入历史的错误。黑格尔历史必然性观念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历史与人的分离，他只是在形式上肯定了人的能动性，实际上彻底剥夺了历史的属人性质。剥去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神秘外衣，从历史的真正主体——人的活动中去揭示历史必然性，这是历史哲学进一步发展的“绝对命令”。
现代历史哲学的三大流派及其异同
“历史”一词本身是模棱两可的，它既包括人类以往各种活动的总体和事件的过程，也包括对这个总体和过程的叙述与说明。正是这种模棱两可，为历史哲学同时打开了两个可能的向度。以此为依据，英国哲学家沃尔什的《历史哲学——导论》一书明确区分了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两大流派。
所谓思辨的历史哲学，就是试图把历史过程本身作为整体来把握，并阐明其整体性的意义。黑格尔历史哲学是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集大成者和发展顶峰，透过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研究主题和特征。在现代，孔德、斯宾格勒、汤因比等人再度显示出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热情。孔德在历史研究中模仿自然科学，认为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力图用自然科学那样的规律来总结历史，建构历史科学。斯宾格勒则强调，历史就是文化，世界历史就是各种文化形态的“集体传记”，他致力于发掘文化的内在结构。汤因比继承和改造了斯宾格勒的观点，把世界历史划分为二十一个文化单元，探讨它们的兴衰周期，追寻历史事实背后的意义。
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不同，分析的历史哲学集中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和方法的分析，以及对人的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所以又被称为批判的历史哲学。1907年，德国历史学家齐美尔明确提出了一个康德式的问题——历史科学如何成为可能？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主题。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克罗齐、柯林伍德等人的历史哲学都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继沃尔什之后，美国历史哲学家德雷进一步对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实际含义作了区分，提出“思辨的历史哲学试图在历史中（在事件的过程中）发现一种超出一般历史学家视野之外的模式或意义。而批判的历史哲学则致力于弄清历史学家自身研究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划定’历史研究在知识地图上所应占有的地盘”⑧。简而言之，历史哲学所思考的问题，可以归为两大类：历史本身的规律是什么和历史知识的性质是什么？对第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第二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则构成了分析的历史哲学。
我们注意到，虽然沃尔什本人无意把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区分固定化，但这种两分法还是成了一种通行的观点。在沃尔什看来，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兴起于20世纪初；但路易斯·明克认为，它的兴起时间为1938年，其标志是两部阐述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观点的著作，即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导论》和莫里斯·曼德尔鲍姆的《历史认识的问题》的出版。⑨ 如果把新康德主义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布拉德雷等人视为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最初表达者，那么，把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时间划在20世纪初更为恰当，甚至可以把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缘起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确切地说，要从1874年布拉德雷《批判历史学的前提假设》的问世算起。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布拉德雷开始探讨历史知识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与齐美尔提出的问题即历史科学何以可能是一致的，而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构成了批判或分析的历史哲学的真正主题。
从总体上看，思辨的历史哲学关注的重心是历史本身，研究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而分析的历史哲学注意的中心则是人们如何认识历史运动，而不再是历史本身如何运动。这样，历史哲学的主题就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具体地说，是从对历史本身性质的探讨转移到对历史知识性质的分析，转移到对人们认识历史能力的批判。按照分析的历史哲学的观点，要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记载、历史知识的性质，因为人们是透过历史记载、历史知识去认识“客观”历史的。问题在于，历史记载、历史知识并不是客观的，而是历史学家一定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的产物，这些价值观念又来源于历史学家面临的需要和环境。“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所以，它是由能思考的、痛苦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找到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⑩ 历史学的这种特殊性造成了历史认识论的必要性。在克罗齐看来，历史哲学所研究的不是历史本身而是史学史，因此，历史哲学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研究”(11)。按照柯林武德的观点，哲学本质是反思，历史哲学就是“反思历史思维”，探讨“由有组织的和系统化的历史研究之存在而造成的哲学问题……可以正当地要求历史哲学称号”(12)。总之，分析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考察历史知识的性质，或者说是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批判，从而确定历史科学努力的界限和特有价值。
这样，分析的历史哲学就把历史哲学的主题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上来了。分析的历史哲学顺应人类认识的发展趋势，注重历史认识论的研究，不失为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但是，认识能力的自我批判不能代替或取消对客观历史的探讨，而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考察历史时竟把历史学的前提——历史本身一笔勾销了，结果是犯了一个演丹麦王子而没有哈姆雷特的错误。分析的历史哲学脱离了历史本体来考察历史认识，认为在历史认识中，人的主观意向决定着历史认识的内容和结果，史学家认识历史的行为就是建立历史客体的行为。由此，我们看到了历史虚无主义的幽灵。
“历史方法论和认识论的中心问题在于，客观地认识过去只能靠学者的主观经验才可能获得。”(13) 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失败就在于它无力解决这个中心问题。它企图从纯形式的立场，即脱离历史认识的客观内容来“反思历史思维”，其结果是使自己成为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片面反动，并在这条道路上走到了逻辑终点。但是，我们不能由此认为，分析的历史哲学毫无价值，它的产生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分析的历史哲学关注对历史思维的前提的批判，对历史知识进行哲学的批判，从而在历史哲学史上实现了一次理论主题的转移，即从历史本体论转移到历史认识论。理论主题的这一转移完全符合人类认识规律：认识外部世界的任何一种努力一旦持续下去，就会在某一时刻不多不少地变成了对这种认识活动本身的一种反思与批判，认识历史的努力在这里合乎逻辑地变成了历史认识的自我批判。因此，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产生绝不意味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没落，相反，它标志着西方历史哲学的成熟。
把现代历史哲学划分为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维柯提出人类历史按神的时代、英雄时代、凡人时代的固定模式循环演进，同时又强调历史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学家的批判、鉴别及想象能力在研究与理解历史中起着重要作用。如果按照沃尔什的分类，那么，维柯的历史哲学既是思辨的，也是批判与分析的。实际上，论述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历史哲学时，都无法绕开维柯。作为分析的历史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曼德尔鲍姆关于“形式的历史哲学”优先于“质料的历史哲学”的论证也不无思辨痕迹，而且“形式”与“质料”这对概念本身就出自思辨哲学。柯林伍德把一切历史归结为思想史也充满了思辨的气息，他始终强调，“作为知识的历史”与作为历史本体的“历史的实在”具有共同之处。通常被视作分析哲学开创者之一的罗素，并不关心对历史学的批判或分析，而是满怀热忱地探察历史与人性，然而，罗素的历史哲学又不像是“思辨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此，并非所有的历史哲学家都接受沃尔什关于历史哲学的分类，而且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这种分类愈来愈显得不堪重负。1970年，费恩发表了《哲学和历史学之间》一文，其副标题就是“在分析的传统内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复活”。1977年，芒茨出版《时代的形态》一书，强调任何范围的叙述史学都必然预设一些关乎历史意义和历史方向的概念，也就是叙述的情节轮廓，这样的概念如果清楚地表达出来，无异于思辨的历史哲学。沃尔什关于历史哲学分类的重大误区，还在于他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存在和特征。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超越于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历史哲学，成为现代历史哲学“三足鼎立”的重要一维。
普列汉诺夫表达过这样一种观点，即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是“说明人类历史的唯物主义哲学”(14)。我们赞同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唯物史观属于历史哲学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一种历史哲学，唯物史观首先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着重探讨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带有凝重的历史本体论色彩。同时，它又蕴涵着历史认识论。
首先，是抽象方式的确立。“分析经济形势，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15) 实际上，对于整个历史科学来说，科学抽象法具有普遍意义。历史科学无法应用实验室方法，只有科学抽象法才能深刻地提示历史的本质和规律。
其次，是理解方式的提出。人是历史的主体，在历史中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目的、意识和意志，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人，因此，理解方法对历史科学绝对必要。而理解是一个过程，人们对历史的理解总是从“片面的理解”出发，经过“自我批判”达到“客观的理解”(16)。
再次，是“从后思索”方式的形成。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主体无法直接面对客体，只能采取一条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即“从后思索”，逆向溯因。“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17) 在马克思看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关系，“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以确认客观历史的存在为前提，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做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以现实的实践为出发点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从而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现代实践和科学犹如一个巨大的引力场，吸引着哲学家、史学家把自己的聚焦点从历史本体论转向历史认识论。而现代科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史学理论、理论社会学、心理学、思维科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哲学本身的发展，又为探讨历史认识论问题提供了普遍的必要性和现实的可能性。对历史认识论的深入探讨，已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趋势。正如路易斯·明克所说，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对历史认识的性质、特点和方法进行分析，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内容，哲学家和史学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赞同柯林武德的这一论断：“哲学是‘思维的思想’，因此历史哲学就是反映历史思维的性质和结构的第二层思维活动。”(18)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这一发展趋势，预示了历史本体论与历史认识论“合流”的趋势。如果历史认识论不同时具有历史本体论的性质，它就失去了科学的基础和确定的前提；如果历史本体论不同时具有历史认识论的性质，它就会成为独断论，其结论也是不可靠的。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高度评价了：“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当然是马克思主义……当代著名历史学家，甚至包括对马克思的分析抱有不同见解的历史学家，无一例外地交口称誉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对他们产生的巨大影响，启发了他们的创造力。”(19)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及其特征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西方思想与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强有力的变迁，从“上帝之死”到“人之死”，历史进步受到质疑，历史理性受到颠覆，“大写的历史”为“小写的历史”所取代，哲学与历史学都遭遇了后现代的挑战。(20) 福柯、巴特、德里达、鲍德里亚等人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西方哲学与文化，怀特等人更是明确地阐释了后现代历史哲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现代历史哲学得以兴起，并成为西方历史哲学的主导思潮。
后现代历史哲学最重要的特征是反中心主义、反基础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现代哲学具有刨根问底的特点，它对事物的说明追踪到“第一原理”或“最高原因”，抛弃语境和时间因素，把现象归结为本质，并从变化中寻求一以贯之的东西。按照罗蒂在《后哲学文化》中的说法，这种中心主义、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问题在于，预设了理性与实在相对应，认为寓言可以忠实地描画实在。与之相对，后现代主义对普遍叙事和宏观理论嗤之以鼻，认为黑格尔的宏大叙事或“元叙事”已经不再可能，如利奥塔明确地“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因此，不要再幻想什么宏大的理论构想了，科学和理性使人类逐步迈向美好生活的信仰是不可靠的，大同的观念也是应该摒弃的。没有真理，只有繁杂的解释；没有客观的真实，只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后现代主义的这些认识可谓惊世骇俗。
这表明，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意味着知识的不确定性，表征的则是社会的不确定性。(21) 以往建立在神学、政治或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认识受到了后现代主义的强烈质疑。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股失望的潮流席卷全球，许多人失去了确定性或客观性的信念，觉得过去难以琢磨，现在转瞬即逝，未来更是无法预料。从总体上看，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问题的质疑，是通过三种相互关联的途径展开的：
首先，把语言符号和事实等同起来，认为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符号的纯粹事实，语言本身就是自足的领域，它的意义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亦即语言的网络之中。在德里达看来，历史事实永远被语言覆盖着，语言的功能又被文化规范的影响掩盖着。因此，人类不可避免地陷于语言的牢笼之中。没有任何理由把历史研究与语言研究视作完全不同的东西，历史写作必须运用语言。
其次，重新引入修辞学。随着结构语义学、逻辑学和诗学的发展，西方学术界开始了重建修辞学的努力，修辞学零度、形象化表达的空间、转义度、隐喻度、义位转换法等概念得以提出，“隐喻的真理”几乎成为唯一的真理。按照利科的观点，隐喻不仅仅是名称的转用，也不仅仅是反常的命名，更是对语义的不断更新。换言之，一切语义都只有以隐喻的方式才能得以描述。(22) 研究历史著作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特别注重其文学性的—面。只要历史研究依然以通常的教育言辞和写作作为表述往昔的优先方式，就会继续保持修辞性和文学性，历史学家的工作就会依然保留“文学性”，历史研究也就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话语方式。
再次，认为历史叙述可以采取各种方式，如喜剧、悲剧或讽刺剧。历史仅仅是一种叙述或“情节化”，各种叙述方式具有同等的价值。由此，西方一些历史学家对“种族大屠杀”的处理，就是把它当作一般的文本，抽掉了它独特的悲惨性质，削弱了它的真实性。
一言以蔽之，历史研究中重要的是文学性而非科学性，隐喻、比喻和情节取代了如实性、概念性和解释性规则。没有事实，也就没有了真理，世界被看做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已无关紧要，理解它的方式同样如此。以往史学家对真理的追求成为“高贵的梦想”，追求真理的行为演变为逻辑上无限可能的解释。这样，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就废除了“真实的”叙事与“虚构的”叙事、“科学的”历史编撰学与“诗学的”历史编撰学之间的区分，把历史学完全归结为情节编码和文学修辞。在后现代历史哲学中，历史只能作为话语或文本而存在。巴特指出：“历史的话语，不按内容只按结构来看，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或更准确些说，是想象的产物。”(23) 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后现代历史哲学为什么把历史符号的意义指认为理解而非真实，并彻底摒弃了历史的客观性乃至真实性。
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观照下，重新梳理历史哲学的基本线索，我们不无惊讶地发现，诸多的历史哲学家，如狄尔泰、克罗齐、文德尔班、齐美尔、汤因比、罗素等，都认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必定同时也是富有想象力的艺术家。在后现代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希腊历史女神和史诗女神克里奥的魅力再度熠熠生辉。事实上，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思考业已追溯到神话时代。自从希罗多德在《历史》中宣称，为了保存希腊民族及其他民族的伟大业绩，他将以这些民族自身的传说故事叙述历史以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站在修昔底德一边，把神话视作是非科学乃至反科学的，并极力予以排斥。
在后现代主义的氛围中，历史哲学家们再度讨论了这一古老的话题，开始调和史学传统中的神话派和历史派，承认神话在构建个人认同和公共认同方面的关键作用，提出历史学的任务不在于消除这些虚构，而是要利用它们，说明它们是如何进入历史并形成历史事实的。这方面工作做得最为深入的当属马里。(24) 马里追溯了神话派自古代世界的起源到现代世界的演变，叙述了李维和马基雅维利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神话中重新发现真正的历史的，分析了维柯、米什莱是如何颠覆这种分析模式，又是如何从变幻无常的历史中分析真正的神话的，并借用尼采、维特根斯坦、乔伊斯、艾略特等人的作品，重新定义了现代历史学，阐明了后现代历史学与古老神话的历史观念之间的历史性关联。
在质疑历史客观性的背后，后现代历史哲学隐含着文化的转向。如果说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标志着历史哲学的“认识论转向”，那么，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兴起则意味着历史哲学的“文化转向”。这—转向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在后工业社会中，现实世界不仅仅以本来面貌存在，更多的是以文化的形式登台、表演、展现、想象。在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范式中，各类文化不断地指向和表征其他文化实践，而非传统的各类经验。使后现代文化实践与众不同的，是文化想象的世界可以被不加区分地攫取，意义常常被颠覆、嘲弄，变得含混不清，以至于成为没有任何深层含义的场景展示，道德的、美学的意义都不复存在。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如果我们来检讨一下后现代主义的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明显分野的消失、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虐式的符码混合。”(25) 在“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的作品中，历史与文化的界限已经相当模糊，后现代历史哲学进而把历史和文学等同起来，认为历史研究只不过是一种写作，而且和文学写作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同。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依然保持了批判性，不过这种批判的指向和模式有了巨大的游移。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科一直是与真理的客观性和理性的视野相联系的，这种视野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的维度，并服从于自由的价值评判。质言之，历史是以批判为旨趣的。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出现，也是针对大一统的现代知识秩序，意在寻求更多的自由。如果依然可以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批判的，那么，这种批判的特色就在于怀疑——怀疑史料，怀疑语言，怀疑叙述，怀疑史学家的真诚。一句话，历史思考和写作的整个过程都是值得怀疑的。例如，福柯就全面揭示了历史知识与权力的勾连。
从这些怀疑出发，后现代历史哲学更多地是把历史学定位于建立认同感，而非展示普遍真理，由此极大地强化了普遍性与认同性之间的张力。(26) 坚持普遍性观点的学者相信并致力于历史事实，强调认同性的学者则呼吁忠于本民族的感情和利益。我们注意到，出于民族主义或其他意识形态的需要，借古喻今、文过饰非甚至编造谎言的现象在当今已经比比皆是。在一定意义上，后现代主义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它对事实与虚构、客观实在与话语之间区别的抹杀为谎言提供了佐证，从而使得具体历史问题的解决变得更为艰难。
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语言形式和内容的区别，把历史写作和文学写作完全等同起来，显然是走向极端了。澳大利亚的文舒特不无愤慨地批判说，这无异于对历史的谋杀。(27) 不过，后现代历史哲学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却没有否认历史的意义，甚至可以说，它在相当程度上复活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对历史意义的追寻。当然，这种意义不再是线性的、一以贯之的简单线索。利科指出：“历史真理的问题——不是在对已经过去的历史的真正认识的意义上，而是在历史创造者的任务的真正完成的意义上——在文明的历史运动的基本统一性问题中，找到了它的重心。”(28) 怀特写作《元史学》的目的就在于，展示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理论，所回答的问题就是“历史地思考指什么”。安克斯密特关于历史表现本质的理论的主旨就在于，“让我们看清楚，在历史话语与伦理和政治话语的最精细分支的交汇之处，以及它们彼此缠绕之处，到底发生了什么”(29)。
无论是“文明的基本统一性”，还是“历史思想模式的一般性结构”，抑或是“伦理和政治话语的交汇”，都表现出这样的努力，即经由史学方法论的深化，培育出一般的历史认识理论，进而对历史本身作出系统的把握。由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后现代历史哲学是对现代历史哲学两大流派、两种理路的综合与发挥，也是对历史哲学的最初梦想以及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高层次复归。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思想的挑战，从根本上冲击了启蒙以来的历史理论，包括线性思维、目的论、宏大叙事等，并提供了一种新的历史思维方式。一切现代思想都不能不接受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并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马克思主义不是后现代主义，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后现代意蕴。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应当同后现代历史哲学进行“对话”，并在这个过程中批判考察、合理继承后现代历史哲学的理论成果。无论在哪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忽视对同时代理论成果的批判考察与合理继承，把自己同整个时代的文化背景和社会思潮隔离开来，就会由孤立走向枯萎。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30)。离开了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打引号的马克思主义。毫无疑问，我们应当在坚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的前提下谈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当代发展。否则，我们得到的只能是没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