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国哲学的奠基人之一的狄尔泰（W.Dilthey）于1883年在他的《精神科学序论》（Einleitung in die Geistessenschaften）中区别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研究方法的不同。在狄尔泰看来，历史论述具体的、个别的事物，而自然科学论述的则是抽象的、一般的事物。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观察，而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理解。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继承并发挥了这种观点。自文艺复兴以来，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思想不能不受到影响。而对于如何获得外界的知识，洛克、休谟和康德曾进行过详尽的讨论，但是“关于怎样才可以说得到了历史认识这个专门问题”，洛克、休谟和康德都没有做出回答，或者忽略了它。狄尔泰试图根据康德的模式来写一部《历史的理性批判》的巨著，以补充康德所建立的哲学结构。可惜的是，直到狄尔泰逝世，他的这个宏愿仍未完成。
狄尔泰之重要性有二：第一、他继尼采之后讨论生命问题，这与齐美尔[1]、柏格森、詹姆士（William James）等在科玄之战中造成了二十世纪哲学之转向。第二、19世纪末，在德国马克思主义刚刚抬头，而科学主义则已盛大输入，使历史主义动摇，他是代表德国历史主义－－洪堡、黑格尔、兰克之传统，反抗科学主义最早之一人，而其见解亦在一般学理上影响最大之一人。狄尔泰标榜历史主义（或历史的相对主义），以“体验”（Erilebnis）这一概念作为理解历史的关键，即历史是要从内部加以认识的。为巩固历史主义基础，狄尔泰研究历史哲学。从来历史哲学研究历史之因素、其发展之法则与价值之标准。此所谓“实质的历史哲学”。但要决定实质问题，还要追究其根据，此即历史知识有无可能，界限如何，方法之原理如何。此所谓“形式的历史哲学”。而狄尔泰所研究的，他称为“历史理性之批评”。他是仿效康德，在确定科学知识之前，须有理性批评，巩固科学知识之根据。
1883年他发表《精神科学序论》第一卷，当中讨论史学—精神科学独立方法论问题。德国人的所谓精神科学包括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这个名词的用法由狄尔泰开始。史学是精神科学背景，精神科学是史学工具。精神科学能否独立，在于它有没有与自然科学不同的方法。历史知识是可能的。狄尔泰高唱“历史意识”，企图树立史学独立的方法逻辑，拒绝科学与哲学对历史的干涉，以求得人类之自由。狄尔泰开始现代新历史主义，它与旧的不同，它主张历史与史学之自动性与独立性，主张在历史过程中分析和研究人类社会之事。它将生命与历史合并起来。他的历史哲学亦与旧的不同，他并不研究历史发展的原则、规则，而注意历史知识本身种种问题（性质、方法）之检讨…。
三、把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对立起来的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
在狄尔泰之后，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弗赖堡学派的文德尔班（W.Winderband）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历史学家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等人都严格地区分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强调其不同，就在于历史学是对只出现一次的、独一无二的现象的理解，因而人们也就不可能总结其普遍的规律。他们都强调直觉在历史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并把历史理解说成是主观的东西。
文德尔班著有《历史学与自然科学》，这是他于1894年在斯特拉斯堡发表的校长就职演说。他认为历史学和科学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各有其自己的方法。自然科学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则以描述个别的历史事实为其目的。他说：“在自然主要是倾向于抽象，相反地，在历史思想中主要是倾向于直观。”柯林武德曾这样评价文德尔班：“文德尔班在他讨论科学和历史学之间的关系时，实际上所做的一切就是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一种主张，要他们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去做他们自己的工作而不要受到干扰；它代表着历史学家们要脱离在自然科学束缚之下的文明总体的那种分裂主义运动。”但是柯林武德又告诉我们，文德尔班没有意识到“这是办不到的。”
文德尔班的《哲学概论》一书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知识理论；二是价值理论。他把历史学划归到第二部分，也就是价值的理论这部分。这样，历史学就被驱逐出知识的领域，历史学家所做工作，似乎不是了解它或思考它，而是以某种方式直观它的价值。这就是文德尔班的思想。
李凯尔特在历史哲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认识的对象》（发表于1892年）、《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发表于1896）、《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1899年出版）。李凯尔特认为，文德尔班述说了科学与历史学的两种区别而不是一种区别：第一种区别是一般化和个体化思想之间的区别；第二种是价值判断与非价值判断思想之间的区别。李凯尔特说：“历史上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因而是自然科学构成概念的界限。”在李凯尔特看来，成其为科学规律的东西必须是反复出现的，而历史事件却是不可能重演的。然而，历史事件是否重演，就不可能从其中抽出某种模型或规律来呢？后来汤因比的工作所蕴涵的回答则是：历史事件虽然仅只出现一次，然而它所采取的形态却是重复出现的，所以历史形态学的研究就是可能的，而且是理所当然的。
李凯尔特又提出，历史认识与自然科学知识的不同还在于：历史认识之中必然包括有不可离弃的价值体系在内，而这对自然科学则是完全不需要的。
新康德主义派这种强调历史的独特性及其先天价值的关系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人的责难，被认为是绝对地割裂了历史与自然。柯林武德曾经严厉地批评过李凯尔特，说他没有看到，“历史思想的独特性乃是历史学家的心灵作为今天的心灵在领会这个心灵本身是怎样通过过去的精神发展而得以产生的过程的那种方式。他没有能看到，赋予过去事实以价值的乃是这一事实，即它们不是单纯的过去事实，它们不是死去而是活着的过去，是历史学家对于通过自己的历史意识的工作而使之成为自己的思想的那种过去的思想的继承。与现在相割裂的过去被转化为一种单纯的景观之后，就可能一点也没有价值了；它就成了被转化为自然的历史。这样，实证主义终究向李凯尔特也进行了报复；历史事实就变成了不相关联的偶然事件，……”历史只记述个别事实，历史成了偶然事件的杂乱堆积，这就为主观任性大开方便之门，应该说这是历史相对主义的根源。
李凯尔特在《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界限》中认为历史主要论述精神过程。他企图用“个别化”的方法在认识论上为兰克学派的实践寻找理论根据。他轻视“普通人”，历史被描述成个别杰出人物的创造活动过程。他们承认因果性而否认规律性，从而把因果与规律割裂开来。李凯尔特把个别的、偶然的东西绝对化了，并把它和一般的合乎规律的东西对立起来”。他有意识地贬低一般在历史中的作用。
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究竟有没有规律？这在西方史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是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尽管人们对它的回答五花八门、千变万化，但总括起来不外是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按照某种规律演进的。但其中对规律又有各色各样的解释，其含义各不相同；第二种观点是，历史的发展本身没有规律可循，也无客观性可谈。他们所依据的理由也各不相同。现代西方历史哲学家们在对历史规律的种种论述中又涉及到哲学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如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能否把自然界的规律和生物进化的规律引进到社会领域中来，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相当棘手的。
文德尔班认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进行思考的方式不同，科学家以总结普遍规律为其目的，而历史学家则是以描述个别事实为自己的职责。李凯尔特的观点更明确。他把历史发展过程的普遍性、统一性全给否定了。他认为没有普遍性和统一性，当然就不会有什么规律性了。李凯尔特的结论是：“历史所研究的是那些一次性的、个别的现实事物本身，而它们又是独特的现实事物”，因此“历史就是现实的科学”。 在李凯尔特看来，只有那种反复出现的东西才能形成规律，而历史无非是一些个别事实、个别事件的堆积。因此历史的概念和规律的概念是互相排斥的、互相对立的。历史学在进行思维判断的时候，虽然也利用一般的东西，然而对历史学来说，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已。李凯尔特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强制的和不加批判的臆造的历史哲学”。
新康德主义派哲学的这种“个别论”至今仍有其重要影响。例如，德国存在主义哲学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在他的《论历史的起源与目的》一书的第三章中写道：“如果我们从普遍的规律去把握历史（从因果联系上、格式规律和辩证规律性），那末我们所把握的就决不是历史本身。因为历史就其个性来说是某种仅出现唯一的一次的东西”。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泰尔甚至说一切社会科学都是个别化的，而且声称这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唯一方法。这都是将其推向了极端。 “个别论”把偶然事件，一次发生的事件当作历史研究的对象，他们认为历史事件是不会重演的，它不能反复出现，因而无规律可谈。
新康德主义哲学家们承认历史是与一定价值相联系的。但是如果历史事件在历史上仅仅是一次性的、个别的、不再出现的，而且没有什么因果联系，那么还有什么价值可谈呢？凯撒渡过卢比孔河是仅仅出现一次的，就是这一次的事件也是有其前因后果的，而且对罗马共和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不会再出现一次什么凯撒渡卢比孔河，但是有其类似前因后果的事件，在历史上是可以找得出来的。拿破仑曾以凯撒比拟自己。据说，拿破仑在1808年进军西班牙之前曾接见过德国著名诗人歌德。拿破仑表示希望歌德写一部《凯撒之死》的作品。很显然，拿破仑是想借歌德之手来颂扬他自己。但歌德以年老多病为由而加以谢绝。表面上、形式上的类比并不是历史研究的方法。历史研究的比较法是要从历史事件中提出本质上的异同，总结、概括出历史上某些共同的特点、规律性。又比如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在某些方面就有某种类似，如果人们对历史有所了解、有所认识，就会提高警惕，就会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至少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汲取有益的东西，从而推动历史的进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法西斯之兴亡，都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他们虽然野心勃勃、猖獗一时，却终归逃不脱历史规律的惩罚。今之视昔，亦犹后世视今，问题在于我们怎样看待历史、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识历史的规律，从而预见历史的进程。
著名的英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A.Toynbee）、就曾指出过忽视历史造成的恶果。他说：“美国人不是正由于几乎原则上忽视历史而一下子冲进了一大堆可怕的错误中去的吗？他们随意忽视法国的经验，一下子就冲进了越南战争。”[2]汤因比接着说：“人类生活是生活在时间的深度上的；现在行动的发生不仅在预示将来，而且也是根据了过去。假如你随意忽视、不去思考或损伤过去，那么你就妨碍自己在现在去采取有理智的行动”。汤因比这段论述中确认了历史在某种程度上是会重演的，美国就是在越南重演了法国人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当然，这种历史的重演决不能理解为是绝对的、完全的、不折不扣历史事变的简单重复。这里所说的“重演”，无非是历史上发生了类似的事件而已，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总是为其内在规律所制约。在一定的历史原因和条件下，总是会出现一定的历史结果。汤因比在上面那段论述中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的行动是根据过去而来的，而且它还将预示着未来。
四、德国的历史主义
德国的历史主义诞生于18世纪末。它在兰克（Leopold Von. Ranke）[3]那里就有了广泛的运用，中间经过德罗伊森、西贝尔和特赖奇克等人发扬光大而在西方史学界占据统治地位，梅尼克则成为它的最后一位代言人。历史主义在近代德国史学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它不仅是一种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观点，而且还是一种人生哲学、历史哲学和世界观，甚至是支撑德国统一与民族认同的核心思想。“历史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就意味着要摆脱或者背叛西方两千年来的‘自然律’观念的支配或束缚。历史主义者企图以多样化的、丰富多彩的、内容上各不相同的具体历史经验，来取代认为世界上有着永恒的、绝对的、统一的、唯一的真理那种观念。”
可是人们到了20世纪通过特勒尔奇的著作才了解了德国的历史主义。1922年特勒尔奇为“历史主义”下了一个定义：即我们对于精神世界的全部知识与经验的历史化，正如它在19世纪的进程中所曾发生的。其意思是说：按照一种特有的历史方式来进行思考，或者在对人类活动世界的理解和体验中运用一种特有的历史观点。人类有目的的行动和创造活动的结果就是‘精神世界’的意义。是一种特有的历史思考方式。历史主义把每个人、每个事件、每个国家、或每个时代当作独特的个体。而每个个体都有区别于其他的个体的特征，但也应考虑它们的共同特征。历史主义同实证主义和德国唯心主义相反，它有明显的反思辨的特色。
赫德尔在他的《人类历史的哲学思想》一书中否定了历史的直线发展方向。他认为，每一个民族都是根据它自己的内在发展原则发展的，并体现着一种表现在文学、艺术、宗教和社会制度中的独特精神。人类的目的是要使人道付诸实现。但是这个目的本身并不表现在某一目标的进展中；更正确地说，历史是在每一个民族的天赋中所固有的潜力的发挥过程中履行其任务的。不过这意味着历史是一个有意义的和合乎理性的过程。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罗伊森、狄尔泰、特勒尔奇和梅尼克等人都阐述过历史主义的方法论。在他们看来，论述意志和目的的历史与文化科学，在方法上同自然科学截然不同，前者试图对独特的现象进行直观的理解，而后者则寻求对行为的一致性进行解释性的概括。把历史归纳为模式，以及把概念和概括应用于历史上个别人物的任何企图，都是意味着对活生生的现实的侵犯。历史学家必须直觉地静观历史的现实，以便重新体验过去的时代。认识的过程是一个在历史环境中进行的主观认识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包括历史观察家的推理的能力，而且还包括领悟他的历史题材的全部性格或精神时他自己的全部性格。各种认识和价值都是同文化有密切关联的。科学主义主张人类与历史应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主义只是主张社会与历史范围有其独立性，只能用历史方法。
历史主义有两大弱点：第一是由于肯定一切皆变，一切文化制度皆历史条件之产物，则人类行为无永久规范之可言，这便达到理论上的相对主义；而另一方面则是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二是由于他自始起于德国，自始主张民族性不变，特别是普鲁士派在政治上流于极端的主观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而此二种倾向使史学一方面成为国家的政治宣传，又一变而为党派阶级宣传；另一方面，成为历史的经验主义，或实证的玄学，文书的考证，古董之回顾，修词的渲染，即克罗齐的所谓“死的史学”或特勒尔奇所谓“坏的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正对此而起。他促成“科学的历史”观念之崩溃，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如理解法，类型法，价值论，思想文化之研究等）。
在狄尔泰之后，德国历史学派以梅尼克和特勒尔奇最为重要，梅尼克可谓正统历史主义者。他一贯希望史学能免于恶俗的政治主义以及手工业的学究式专门化，而能有益于国民生活与精神之提高。他在《历史之因果性与价值》（1928）的论文中认为，史学理论与其国家论不可分离，而史学上因果性之寻求与价值之理解，二者亦不可偏废。在《历史主义之兴起》（1936）之大著中，谓历史主义乃西方世界之一大精神革命，比之于宗教改革。此始于赫德尔，盛于兰克，其书终于歌德之章。
五、克罗齐和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
克罗齐（B.Croce）有一句著名的话：“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柯林武德（R.G.Collingwood）的名言则是：“历史是过去经验的重演”，“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为什么把他们俩人放在一起呢？因为他们俩人的思想的渊源是相近的。柯林武德和克罗齐是属于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
继狄尔之后，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克罗齐和柯林武德都在致力于论证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之不同。他们认为历史科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它提供的是有关个体的知识，而不是一般的或普遍的知识。自然科学之研究自然界是从自然界的外部来加以考虑的，而历史科学之研究人类的经验和思想则必须从人的内部加以考虑。两者不仅方法不同，而且其所要证实的假说，性质也根本不同。人类历史乃是精神的历程；人类的每一桩活动都渗透着人们的思想。而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是，历史学必须对于这些过去的思想进行再思想（或反思），否则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历史。由此推论，过去的历史之所以为人们所理解，是因为历史学家们使其为人们所理解。他们的主张实际上是把如何可能理解历史放在历史哲学的中心地位。因此，他们的出发点就并不是客观规律而是主观认识。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事实，而仅仅是具有思想的行为。
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或心灵结构）的产物，是对过去时代的活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他的一个著名的公式是：抽象的哲学就是方法论，而具体的哲学就是历史学。克罗齐强调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历史与生活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关系。不承认精神本身就是历史，就不可能理解历史思想的实际变化过程。克罗齐认为历史就存在于我们心中。
柯林武德的历史哲学思想是受到维科、黑格尔和克罗齐历史理论的影响，并且在此基础上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和发挥。他认为，人类思维经历过三个阶段：古典时期以数字为核心的阶段、中世纪是以神学为核心的阶段、近代以科学为核心的阶段。为此，他公开号召进行一场史学革命，要将人类带入一个以历史为核心的阶段，即历史地思维的阶段。他的基本论点是：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要重演过去的思想，但那并不是简单的重演，而是把过去的思想囊括在现在的历史学家的活思想之中。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是一门自律的科学，它不受自然科学的支配。柯林武德还猛烈地攻击了剪刀加浆糊的传统史学。这些论点对后来的历史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凡是读过克罗齐和柯林武德两人历史哲学著作的人，一定免不了对他们论证历史和思想的同一性时的那种动人的力量感受到一种非常深刻的印象；但同时却也一定免不了对他们之处理历史与思想的统一性时的那种绝对化的僵硬态度会有一种不可救药之感。确实，他们在论证历史的本质即思想时，有其深刻的创见；但历史与思想的同一性究竟不是、也不能等同于历史和思想的统一性。历史的背后总有思想在支配，两者是统一的；但思想并不就等于全部的历史，两者并不是同一回事。
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在从思辨的历史哲学到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转变过程中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都强调哲学与历史学的统一，这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两位都是哲学家，而且同时又都是历史学家。他们的历史哲学内容丰富，不像有的分析派哲学家在论述历史学的理论时显得空洞无物，只有一般的抽象的逻辑分析。柯林武德自称他一生都致力于在哲学和历史学之间搭起一座友好的桥梁的工作。哲学与历史学的研究是互相依赖、密不可分的。
柯林武德强调历史学家的作用，而忽视历史事实的重要性。他的这一理论似乎给人一个感觉，那就是历史好像是历史学家们创造的。这样走下去就可能会滑到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里去。
卡尔既反对“认为历史就是客观地编辑事实”，解释是不重要的观点；也反对“历史是历史学家头脑里主观的产物”的观点。他认为这两种理论都站不住脚。历史学家要反映人的本质，他既不是历史事实的“卑贱的奴隶”，也不应该成为其“暴虐的主人”。因此，“历史是历史学家要反映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就是卡尔对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的主客体关系的观点。
六、分析哲学家对历史哲学的观点
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们肯定了在人类历史的锁链中，人类主观的意图和努力乃是其中最本质的一环，所以不少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就由此经直走向了根本就不承认历史有客观规律的地步，从而也就不承认历史的发展和演变是可以预见的。有人还主张，历史思维的性质更接近于法理思维（即法官判案的那种思维）而不是科学的思维。分析派的一般倾向大都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是科学，至少不是自然科学那种意义上的科学，而只是对于历史文献及其结构的意义与认识的研究。
波普尔（Karl Popper）[4]在他的《科学研究的逻辑》一书中谴责了一切思辨的历史理论，说他们只能是伪科学；在他的《历史主义的贫困》一书中又论证说，人类知识的进步是不可能预言的，而历史的行程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到知识进步的左右，故而历史行程就是不可能预言的，也就是说，历史进程并无客观规律可寻，──即历史是不能预见的，未来是不能预知的。波普尔指责思辨的历史哲学所依据的并不是真正严谨的科学推理，因为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满足为严谨的科学推论所具备的两个条件：（一）概念上的科学确定性，和（二）观察上的可验证性。按照他这种说法，要想构造任何历史理论或历史哲学都成为不可能的事。历史学只是、也只能是知识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实际运用罢了。
波普尔研究历史解说的性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语国家分析派的特色。而大陆的当代历史哲学家们则带有较浓厚的生命哲学的传统色彩；然而，双方的结论却往往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雷蒙·阿隆（Raymond Aron）[5]的历史哲学探讨了历史的客观性；梅洛·庞蒂（Mauurice Merleau-Ponty）则强调历史的主观性，认为从根本上说，乃是人类主观的产物，并不具有客观性，因此也就并不存在什么历史的客观规律性。
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1889-1951）在当代分析哲学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历史哲学方面也有其影响。他的若干追随者在历史哲学领域几乎都不同意人类的行为和事迹之中有任何因果关系可循。文茨（Winch）更进一步发挥了维特根斯坦的论点，以为人类行为之有无意义并不取决于研究者，而是取决于行为者对意义的理解。
另一个当代分析派大师罗素（Bertran Russell）[6]，对历史也极感兴趣。他有关历史学的专著如早年的《自由与组织》、晚年有《论历史》。关于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罗素认为这种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在罗素看来，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科学就其一般的意义上讲，它只是指弄清事实。历史著作如果要产生社会效果，它就必须有趣味性，使人们能像读诗歌或者看好的小说那样对历史产生兴趣。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对他所叙述的事件和他所描写的人物要有感情。当然，罗素也谈到这是以历史学家不歪曲历史事实为前提的。罗素特别反对把历史写得枯燥无味，把人物描写得无血无肉，没有人爱看。有一种观点认为，罗素把历史看作是艺术而否认历史是科学。其实这是歪曲了罗素的原意。因为他们大概只看到罗素的一本题目为：“History as Art”演讲，而没有深入去读其内容，而误解罗素否认历史是科学。我十分同意罗素的这一观点，历史如果写得枯燥无味就无人爱读了，这只能成为枕边书了，只有躺在床上时才会翻几页。
罗素把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认为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一样。在他看来，物理学家们尽管有不同的观点，他们不管是休谟的追随者，还是贝克莱的信徒，也不管他是基督教徒，还是感觉论者、唯我论者，或者唯物主义者，对于日月食什么时候发生，对于一座桥的坚固性如何，他们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区别。“凡是可以知道的东西，都不需要形而上学就可以知道；而凡是需要形而上学来证明的东西，都是不可能证明的东西。”
在罗素的观点中特别强调治史“贵有史识”，那些人云亦云、自己不去探索的作法是不足取的。写史贵有创见，能道人所不能道。罗素在谈1814年至1914年这一百年的历史时，曾说过：这一百年政治变化的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经济技术；二是政治理论；三是重要人物。这三者中任何一点都不可被忽视。在谈到历史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时，罗素既反对卡莱尔及其门徒们的极度夸大伟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反对那些自认为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的人们对历史人物在历史上作用的过分藐视。实际上，在罗素看来，历史人物的作用与“机缘”有着紧密的关系。所谓“机缘”就是“各种具有重大影响的细小事变”。在两大势力处于大致平衡的时候，一小点力量就会“翻倒整个天”。因此偶然事件也会在历史上起到重大作用。罗素曾表示，他不相信如果俾斯麦在幼年夭折，欧洲近70年的历史会跟实际发生的一样。在这里罗素同样是夸大了重要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当然，罗素对于夸大历史上个别杰出历史作用同尼采、卡莱尔还是不同的。
美国当代分析派哲学家哲学家丹托（A.Danto）认为人们对同一件历史事实的理解，既可以是,思辨的，又可以是分析的，两者并行不悖，并且可以同等地是真的。还有人（如谢诺波尔）认为，历史的动因包括意识的力量与无意识的力量两者都在内。当代有关历史学知识的理论如此之纷纭繁多，这里就不一一加以介绍了。
下面谈一下分析派哲学家亨普尔（C.G.Hempel）[7]。亨普尔于1942年在《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 in History）。这篇著名的论文被有的分析哲学家们誉为“历史哲学上经典式地阐述”了“经验的科学在方法论上是统一的”论点。亨普尔的中心论点是：“解释任何事件（不管什么性质）只需把它纳入一条普遍规律之下，根据它，如果已知某些能详细说明的条件发生，原则上就可能预告所谈论的事件”。在亨普尔看来，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与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是十分类似的。它是历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手段。“在历史学和各门自然科学中，普遍规律具有非常相似的作用，它们成了历史研究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它们甚至构成了常被认为是与各门自然科学不同的具有社会科学特点的各种研究方法的共同基础。”
亨普尔的论点受到来自非分析派的哲学家们的批评，职业的历史学家们对此也表示怀疑。亨普尔认为，在逻辑上说，真正的历史解释是和应用自然科学的解释等同的。这是一个根据科学法则和科学规律来解释历史事件和历史形式的问题，因而这种观点被人们称之为历史解释的概括原则和规律性。
亨普尔还认为，就推理的和有目的的解释而言，除了它提出的历史解释的概括法则学说之外，还有一种不同的解释。他说这种解释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即便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这些研究主要涉及到意识活动的未预料的结果。在亨普尔看来，任何一种历史解释，或者说的更恰当些，任何一种解释性的论点都包括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规律，第二个前提是有关初步条件的陈述。如果这个解释是完整的话，那我们便能从这两个前提推论出一种陈述，这种陈述记录了有关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例如严寒冰冻后汽车的水箱会爆裂，这件事可以根据上述两个条件用推理的方法来解释。一，有关冻结会引起体积膨胀和金属在受压力的情况下会发生变化的这些规律，二，在有关温度下降和水箱的水缺少抗冻结能力的这种初步条件的陈述。任何一种解释性的论点一定是在需要解释的事件之后才作出的，在事件发生之前所发表的观点一定是预测的。因此，我们可以断言，在解释和预测之间存在着一种逻辑上的对称，或者说的更深刻一些，只是在事先可能进行预测的情况下才可能在事后进行解释。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不容怀疑的学说，因为他们坚持认为，这种解释是历史学的特点。从刚才引述亨普尔的话也可以看出，亨普尔的解释并没有举历史事实来说明，而是用汽车上的水箱会爆裂来解释。我对这种观点不大同意。他同克罗齐、罗素、柯林武德三位不大一样。他们三位既是哲学家，又是历史学家。所以，他们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用他们的哲学观点去研究历史，而亨普尔，我觉得有点纸上谈兵，从分析到分析，对具体的历史的把握并不可靠。
总的说来，分析派的办法是从历史规律转而研究历史认识的性质和可能性，把它隶属于科学哲学的认识论之下而重新考察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前提和假设。这个工作如果做得正确，当然不失为一项具有科学价值的工作。但是他们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却摆脱不了自己狭隘的哲学观点的束缚。所谓的历史哲学竟至把历史本身（这本来是历史哲学最重要的对象和前提）轻而易举地一笔勾销了。何兆武先生给他们下的结论是：其结果是犯了一场“演《哈姆莱特》而没有丹麦王子”的错误。
20世纪以来，由于分析学派在西方（尤其是在英、美）哲学界几乎占有压倒的优势，从而影响及于西方历史哲学也日益把注意力转移到对历史学命题的语言意义分析方面来；尽管也不乏有某些人（例如汤因比就是其中一个）仍然在努力构造其思辨体系，但普遍的趋势却是更着重于历史知识论研究。分析派所特别指出并批判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大缺陷，是它没有能认识历史的自律性（autonomy）。这一批判对某些（特别是对实证派）思辨历史哲学来说，在一定程度之内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自律性是不是就与客观必然性彼此互不相容？对于这个问题，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家们迄今为止并没有做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而他们在某些基本论点上似乎还没有超过康德所做出的答案的水平。诚然，一切思辨的历史哲学，在其企图根据纯理性的推论而对历史上的经验世界得出一套逻辑的结构时，总会不可避免地在许多根本之点的论断上失之于武断和臆测，从而也就为分析派的攻击敞开了大门，使分析派理所当然地得以指责他们“不科学”。
但是，对于不同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我们应该进行具体分析，尤其是对一些古典的、体大思精的思辨历史哲学体系；对其中所饱含着的时代合理性以及其中许多洞见的深刻性，决不是简单地以“不科学”的名义所能一笔抹杀的。在人类的认识史上，以往一些有价值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虽则并没有、也不可能掌握历史的真实和全貌，但它们是有贡献的。它们的贡献在于它们各得大道之一端，即在某些环节或某些方面触及到了历史科学的某些根本问题。这是没有一个严肃的历史哲学家所能轻易忽略而不去认真汲取其中的合理成分的。即使是最极端的分析派也不能不承认的，这些思想理论对于时代和历史的发展所起的巨大的推动和鼓舞的作用。
反之，分析派有关历史哲学的许多论点，严格分析起来，是不是就全部那么“科学”呢？他们把对历史的理解局限于语言的和逻辑的分析，或者把历史的作用全然归结于主观思想的功能和活动，其结果就势必导致完全无视历史发展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客观价值、客观的物质基础和物质动力。归根到底，历史哲学终究是有其不可否定的和不可离弃的客观对象及其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承认，当代的分析学派在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技术上，确有其细致深入的一面。这在许多问题上，包括在历史哲学问题上，有助于人们思想的澄清和认识的深化。在历史哲学上，确实也有真命题、假命题之分。分析的历史哲学在这些方面以及在许多别的方面确实做出了不少贡献，对于某些问题的提法的精确度和明晰性都超过了19世纪以前的思辨历史哲学。然而，对语言意义和逻辑概念的分析虽则有助于，但终究不是，也不能代替人类对客观世界（包括历史在内）的知识本身。一种思想方法，无论多么正确，终究不是知识本身，尽管它有助于知识。这一点对于一切知识来说莫不皆然，对于历史知识或历史哲学来说也同样有效。正如同分析哲学的分析研究，不管做出了多少进步，并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哲学问题一样，分析的历史哲学也不能取消或者代替历史哲学本身固有的问题。
逻辑分析归根到底是不能提供、更不能偷换对历史哲学具体内容的答案的。至于分析的历史哲学，其前途如何，这个问题固然将取决于整个分析哲学的前途如何；但在更大程度上则取决于历史科学本身的实践如何，即历史科学在吸收思辨的和分析的历史哲学中的合理成分并扬弃和批判其中不合理的成分的同时，怎样在自己的科学实践中确立它自己的科学尊严。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科学，它只能是对历史科学的哲学批判。这个哲学批判的工作怎样进行和进行得如何，都将随着历史科学本身的科学自觉而转移。
随着人们的认识的深入，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这二者的弊病都日益明显，能否以一种其它的方式克服这种弊病，进而使历史哲学在新的时代展开新的里程，这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历史哲学的历史使命。思辨的历史哲学的问题关乎人类历史的命运，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则着力于澄清人类认识历史的途径进而确证历史知识的真实性。在哲学的层面上，前者意在探讨历史本体及其在实践中展开方式，后者尝试分析人们在认识历史的思维过程与成果的可靠性。前者可归历史本体论，后者则属于历史认识论、方法论。对历史本体的研究需要精细的历史思维充当认识的前提，而在精细的历史认识如果不运用历史本体的研究中，就不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思辨的历史哲学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辩证法一直期待着从二者中升华出一种崭新的历史哲学。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陆语言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历史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折，对结构主义、后现代思潮为基础的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兴起以及正在进行的对历史记忆、历史思维的探讨逐步揭开人类进行历史认识的神秘面纱。例如，美国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荷兰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等人就开始意识到，对历史进行认识论的分析和批判的一个不可回避的前提，即任何人在进行历史认识的实践活动之前已经存在着支配主体实践行为的某些特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这种历史观或世界观根本的组成正是对历史本体的认识，于是一种新的历史哲学正借助于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在历史认识方法的成果，重新探讨以往思辨历史哲学的主题，这就是人类与世界历史的命运。
显而易见，历史哲学在对一种特定的历史观和世界观进行说明之前，其标准恰恰是它自己所持的历史观和世界观。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从历史认识基础上进行分析的和批判不是一种思辨世界历史观念的重建。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凭借着历史认识论的成就转而开展对世界历史、普遍史或总体历史这种思辨历史哲学主题的讨论。而威廉•麦克尼尔为代表的世界史家也尝试着还原到人类认识的层面。而历史与哲学世界观之间寻求某种时空联系。思辨历史哲学的重新兴起正在将传统的历史哲学——黑格尔式的思辨历史哲学与柯林武德式的分析批判的历史哲学进行优势互补。不仅如此，这一过程要求历史哲学家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因为狭隘的史学观或历史认识论已经不足以承起世界历史的重任，只有将历史、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心里学等等学科结合，才能为新的思辨历史哲学提供更为坚实的认识基础。
21世纪已经来临，历史哲学正处在决定自己命运的十字路口。它的发展不仅依赖于某些历史哲学家的思索，更依赖于普通民众对于历史及其意义的客观感受与普遍要求，同时，历史哲学也仍然要把自然科学和其它学科的成果运用到自身的研究中去，汲百家之所长，成就我们对人类自我的认识，这是历史哲学根本的也是永恒的任务。
【注释】
[1]齐美尔在历史学方面反对以历史为如实表现实在的“历史的实在论”， 认为历史并不独立于主观而为客观实在的再现。他和狄尔泰一样强调予历史学以认识论的基础，致力于建立一种历史范畴论，对德国新康德主义的西南学派有较大的影响。著有《历史哲学的问题》等。
[2]当然美国的侵越战争还有其更重要的原因，我们在这里不加以讨论，但他们没有从法国人的侵越历史中汲取应有的教训，这确确实实是他们犯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不容置疑的。
[3]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曾在柏林大学任教五十余载，并担任过普鲁士史官。主张“如实直书”。著有《拉丁日耳曼民族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国史》、《罗马教皇史》等。
[4]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出生在维也纳,长期任英国政治经济学院教授。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人之一。著有《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历史主义的贫困》。
[5]法国历史哲学家雷蒙•阿隆著有《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界限》和《历史批判哲学》。
[6]何兆武先生对罗素有另外一种看法，认为罗素既不是思辨的，也不是分析的，而是反思的历史哲学。
[7]德国哲学家亨普尔后移居美国。逻辑实证主义的代表。
【参考文献】
[1]哈多克：《历史思想导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胡秋原：《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M].台湾:学术出版社，1981.
[3]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4]康恩：《 哲学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历史思想的危机》，[M]. 北京：三联书店，1961.
[5] 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6]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7]梅尼克：《德国的浩劫》[M]. 北京:三联书店, 2002.
[8] 伊格尔斯：“历史哲学”[J]《.文摘》，.1980(8).
[9]爱德华•卡尔：《 历史是什么？》，[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10] 罗素：《自由与组织》，[M].伦敦.1949.
（原载《史学月刊》，2007年第9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