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正确地认识历史，才能正确地认识现实，并以史为鉴，察往知来，创造更加美好的明天。晚清著名思想家龚自珍说过：“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而“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堙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往今来，一切民族和国家在进步发展中都重视自己的历史，都善待自己的历史遗产。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我国社会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社会思潮，其中，以对自己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文化采取轻蔑的、否定的态度，甚至把历史特别是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的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为害甚烈，引起了一切关心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们的关注和忧虑。

一、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及其特点

在近代中国，历史虚无主义是作为同“全盘西化”论相呼应而出现的一种错误思潮。持“全盘西化”论者往往对民族文化、历史遗产采取轻蔑、虚无的态度，表现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首先提出“全盘西化”主张的陈序经就声称：“西洋文化无论在思想上，艺术上，政治上，教育上，宗教上，哲学上，文学上，都比中国的好。就是在衣、食、住、行的生活上，我们也不及西洋人的讲究。”他提出：“今后中国文化的出路，唯有努力去跑彻底西化的途径。”胡适同样主张以“西方化”作为中国文化的出路，而他的具体方案则是要求仿照“美国模式”。这种“全盘西化”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同文化复古主义一样，都不能正确反映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要求，同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方向相违背的，因而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抵制和批判。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人民革命的胜利，使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极大增强，因而在一个长时期内，这种错误思潮受到了抑制。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在我们党拨乱反正、转入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史虚无主义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开始在中国泛起。一些人以“反思历史”为名，歪曲“解放思想”的真意，从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走到“纠正”社会主义，认为我国不该过早地搞社会主义，而应该让资本主义充分地发展;从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走到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从诋毁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发展到否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从丑化、妖魔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发展到贬损和否定近代中国一切进步的、革命的运动;从刻意渲染中国人的落后性，发展到否定五千年中华文明，等等。改革开放30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时隐时现，但从未止息和退落，特别是每当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时候，它就会以极端的、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应当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泛起，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处在低潮、西强东弱态势明显的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以苏东剧变为标志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急剧转入低潮，这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思想走向。应当肯定，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推行一条自我否定、自我丑化的机会主义路线。它的发展有一个过程，而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抹杀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成就则起了先行的作用。前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后有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使得颠倒历史、混淆是非的种种歪理邪说大行其道。戈尔巴乔夫的所谓“改革”，实际上是自觉的改制。他认定，已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政治上、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垄断，是“极权的”、“专横的”、“官僚专制的”社会主义，改革就是要“告别过去”，“形象地说，应该炸毁一切”，这就是要“根本改造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这就是说，他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取而代之的就是他所鼓吹的民主社会主义，即按照西方模式重新创立所谓新的社会制度。他们制造了所谓十月革命不如二月革命，二月革命不如斯托雷平改革，使革命不如改良、苏联不如沙俄、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谬说，甚嚣尘上。历史被糟蹋到如此地步，现实的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它的依据。这样，整个党和社会的理想信念就动摇了。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一路否定下去，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完全搞乱了。最后“城头变幻大王旗”只是一夜之间。这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层中叛徒集团自上而下掀起的一场否定苏共和苏联的革命历史的恶浪，导致人心涣散，信念破碎，最终使雄居世界的第二强国、为人类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社会主义苏联毁于一旦。值得注意的是，在苏联演变过程中，不但可以看到西方反共势力的作用，而且他们也极力利用这一历史事件，制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失败论”、“死亡论”、“终结论”。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就成了这股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的代表作。这一惨痛的历史悲剧，深刻说明在社会主义遭遇困难和挫折，历史的列车急转弯的时候，会有一些人丧失信心，悲观失望，企图另找出路。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正是同这样的国际背景相关联的。

正是在这样国际大背景下，有些人利用我国改革开放这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把中国引向适合西方需要的资本主义发展方向。他们在“反思历史”的名义下，利用我们党经历的曲折，任意夸大党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蓄意歪曲历史，制造思想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从北京“西单墙事件”到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及这些年来出现的“告别革命”思潮，可以说都贯穿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改革要求。其基本主张是：在经济上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要求全面彻底地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要求实行多党制、议会制;在意识形态上要求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很显然，这种改革观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与国际反共势力的“和平演变”战略相呼应，并按照西方的模式和价值观，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泛起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也带有自身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它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及其伟大成就。而所谓“告别革命”论，既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又是它不加隐讳的真实目的。在他们看来，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一些人拼命渲染革命的“弊病”和“祸害”，在一本名为《告别革命》的书中，对革命作了这样的描述：“革命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革命残忍、黑暗、肮脏的一面，我们注意得很不够”。“革命是一种能量的消耗，而改良则是一种能量积累”。“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中国在20世纪选择革命的方式，是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在反对所谓“激进主义”、推崇保守主义的名义下，否定革命，颂扬改良。他们把近代中国凡是追求变革进步的都斥为“激进”而加以否定，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则被称为“稳健”而加以肯定，断言是“激进主义”祸害了中国，阻碍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他们否定近现代中国历史上农民运动的进步性，认为“每次农民革命都造成社会生产大规模的破坏”，“很难得出农民运动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普遍的结论”。继而，抬高洋务运动，贬低戊戌变法，抬高清廷的“新政”，贬抑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有些人则对近现代史下了这样的断语：“谭嗣同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现在看来，它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相当大。这一效应影响到革命派，甚至可以说一直影响到现在”。“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改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正是经过这样的“重新评价”，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109年历史，因革命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获得伟大成就的历史，就从根本上被否定了。从这里也可以使我们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把“重新评价”的重点放在近现代史的原因，就是为了否定革命，为了否定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它以“学术研究”的面目出现，在“重新评价”、“重写历史”的名义下，作翻案文章，设置“理论陷阱”。他们有的是通过赤裸裸的谩骂、恶毒攻击的方式，来丑化和否定革命历史和革命领袖，相对地说，这比较容易被人们识破，因而他们更多地是在学术的幌子下，贩卖他们的私货。比如，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有的论者否定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生造了一个所谓“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提法，来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科学判断。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学术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理论陷阱”。因为对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定位，是中国革命，包括孙中山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和同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被否定了，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也就不存在了，有关近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结论也都要被改写，与此相关的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这种提法，不但违背了判定社会形态的常识，否认“半殖民地半封建”是相互统一、不可分割的，是中国社会的二重性质交互作用的结果所决定的，而且把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科学判断看作是产生“左”的错误的重要根源，在有的论者看来，近代中国应当用大力发展资本主义来取代“半封建”，而不应该采取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这样就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又如，历史虚无主义在糟蹋、歪曲历史的时候，却声称自己是在进行“理性的思考”，是要实现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似乎只要戴上这种理性的光环，他们就会名正言顺地占据史坛的话语权了。实际上，历史虚无主义同理性思考完全背道而驰的。他们为了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就竭力美化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他们把推动历史前进的革命政党、领袖和革命的群众运动边缘化，甚至加以丑化，而对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势力及其代表人物则加以颂扬，把他们放到了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这从根本上歪曲、颠倒历史的做法，是不折不扣的反理性思考。

第三、它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改革开放以来相继出现了危害社会的各式各样的错误思潮，如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儒化中国思潮和普世价值观等等，虽然他们主张各异，表现形式不同，但却有共同的政治诉求，这主要表现在：反对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力图扭转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把中国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则以它自身的特点来表达这一共同的政治诉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98年有学者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一书所写的序言，竭力否定近代中国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爱国的、革命的传统，而把自由主义说成是最好的、当今中国应当继承发扬的五四传统，并要求把它作为一种政治学说、经济思想和社会政治制度加以实现，这样才“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带入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就不加遮掩地把自由主义作为今天中国要加以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提了出来。事实上，持自由主义传统论者有着明确的政治诉求。他们认为，这种自由主义，“曾有九十年是中国社会上的主流思潮之一”，只是“一九四九年后”，被“持续地、彻底地、大规模‘肃清”’了，现在的任务就是使之“在今天的中国复兴”，使“中国由此而开始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走向全球化”。后来此人又明确地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明白无误地把矛头指向了人民革命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他们所要求的自由主义，正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自由主义的说教，今天又加上了一层“普世价值”的包装，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清醒的认识。

二、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不仅表现在史学研究中，而且也表现在涉及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某些文学、艺术和影视等领域的作品中，影响面大，危害至深。现就它的主要表现，作一点分析。

其一，颂扬改良，否定革命的历史进步性。这个问题前面已经谈到。现就其所谓“研究范式”转换，用“理论创新”的名义，来达到否定革命，颂扬改良的目的，作一些分析。所谓“范式转换”，就是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借以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当然，从理论和实践上探讨中国现代化的源流、曲折和发展，不失为近代史研究的一种角度，但问题在于，持“现代化史观”论者往往是以否定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民主这一近代中国主旋律为前提的，这就从根本上违背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首要的历史要求。正因为这样，经过上述历史“研究范式”的转换，现代化就成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唯一要求和唯一主题，而革命便成了破坏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阻碍现代化的消极力量。其实，这种“现代化史观”并不是什么创新，早在1938年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一书中就说过，“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他由此得出结论，以落后的中国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必遭失败;“明智的选择”是放弃无益的抵抗，甘于认输，一心一意学习西方，去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而此时正是抗日烽火连天、全民族抗战之时，这样的论调对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消解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可以说，这是“现代化史观”的最早表述，而今天持此论的正是继承和发展了这样的观点。我们知道，争取民族独立和实现国家富强即现代化，是近代中国历史的两大要求。但在民族灾难深重，国家不独立，人民受压迫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现代化的。近代中国有多少爱国者抱着科学救国的理想，苦苦追求和奋斗，结果都一一失败了。这就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容许。所以只有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才有可能实现国家的富强。那种用所谓的“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把革命同现代化对立起来，目的是为了否定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其实，所谓“革命史观”是他们否认革命而生造出来的一个概念，并不反映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的现代化，我们都主张要用科学的历史观，即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以研究。我们并不否认，改良和革命都是社会改造的途径。所谓改良，它不像革命那样最彻底最根本地摧毁旧的事物，而是缓慢地、渐进地改造旧的事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这种改良具有进步的意义，像近代中国维新变法运动就有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又不能否认，近代中国的改良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使然的。而当革命条件成熟，把根本改造社会的任务提上日程的时候，继续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就会成为历史进步的阻碍者。事实表明，革命决不是同现代化相矛盾、相对立的，革命是现代化最重要、最强劲的推动力量;如果没有革命为现代化创造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个前提条件，中国的现代化就永无实现之日。

由上可见，这种所谓“研究范式”的转换，都是违背近代中国历史事实的，都是按照他们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诉求来剪裁历史的。这其实是他们设置的一种“理论陷阱”。正是在这样“研究范式”转换的基础上，和这种“现代化史观”相呼应的，就是有些学者所认为的，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所以现代化被耽误了。这成了他们诉说革命的一大罪状，也是某些人鼓吹“告别革命”的一个主要依据。毫无疑义，救亡是近代中国的主题;救亡需要思想启蒙，而救亡本身也是一场具有极大威力的思想启蒙，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对中国人民的觉醒并由此而组织起来，是前所未有的。这说明所谓“救亡压倒了启蒙”，只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否定和反对革命而制造出来的一个伪命题。

其二，轻蔑黄土文明、颂扬海洋文明(蓝色文明)，把西方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作为普世价值，反对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表现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律性的现象，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仍然如同难兄难弟一样，二者如影随形。这里要指出，历史虚无主义必然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一些人不但歪曲近现代中国的历史，而且对我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中华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也恣意抹杀。在一些人的笔下，我们的民族不仅“愚昧”、“丑陋”，而且充满“奴性”、安于现状、逃避现实，如此等等;而把中国优秀的文化和文化传统说成是走向没落的“黄色文明”，要现代化只有乞灵于西方的“蓝色文明”。华裔美籍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看了电视剧《河殇》后撰文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发源于黄河。当黄土文化移入了长江流域，使长江居住的黄人结合了北方的黄人。黄河的黄水流入了大海，使海外的华人也永远连接了这伟大的河流。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必须团结，发扬民族理想，建立自尊、自信。……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5000年的黄土文化值得我们骄傲，希望我们今后的创业，也能得到未来子孙们的尊敬。黄帝的儿女们，我们只要有志气，不必害怕目前的贫穷。盼能启新自兴，望弗河殇自丧。”这说得何等好啊!他对这种民族虚无主义给我们民族可能造成的伤害表达了深刻的忧虑和不安。

其三，颂扬侵略有功，否定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救亡斗争。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些鼓吹者丧失了起码的民族良知，他们不但渲染民族失败主义情绪，而且公开走到称颂帝国主义侵略，称颂殖民统治的道路上去。在他们看来，像琦善、李鸿章这样主张妥协投降的人物，是实事求是的、明智的，是负责任的态度，是真正的爱国，而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则成了不负责任的蛮干。颠倒是非到如此地步，连起码的爱国之心，民族大义，都化为乌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要在过去将会被看作是可耻的卖国言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而今天却成为某些人的“思想解放”的时髦话语。试举数例说明之。

有人说，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终于打入了封建主义禁锢着的神圣天国”，是好事，应当“大恨其晚”，如果再早一点，“我们中国就远不是如此的面貌了”。还有文章说，“从根本意义上来说，是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中国带来了近代文明”。

有人认为，无论是清王朝的抵抗，还是农民自发的三元里抗英斗争和义和团运动，“在形式上都是民族自己的斗争，而在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

还有人认为，过去“只是更多地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这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道德立场出发去审视，因此，见到的只是血与火的悲惨场面，想到了爱国保家，维护的是独立与尊严，表现的是愤怒与声讨，最终便是对‘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做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

看了这些高论，真是“侵略有功，反抗有罪”了。连自己的脊梁骨都抽掉了，还有什么民族气节可言?从这里不难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这使我们更深切理解邓小平的预言：如果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某个大国的附庸。有那么一些人就是要心甘情愿地做别人的“附庸”，当“孙子”!这里还用得着一句老话：就是不能依了他们，若依了他们，就会亡党亡国。

其四，致力于做“翻案文章”，颠倒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评价。历史虚无主义对待历史的态度，有哗众取宠之心，无实事求是之意。一些人越过了学术研究应有的底线，却在“学术研究”的名义下，不尊重历史事实，片面引用史料，根据他们的政治诉求，任意打扮历史、假设历史，胡乱改变对近现代历史中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和重要问题的科学结论;有的则以“客观”、“公正”的面貌出现，崇尚“坏人不坏”、“好人不好”的模式，要求按照人性论的原则治史，否则就是“脸谱化”、“扣帽子”;一些人还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名义糟蹋、歪曲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们确是一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是转换到旧史学中常常能够看到的，维护封建正统，蔑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为统治阶级辩护的老路上去。这绝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历史观上的复旧。公正地说，他们比旧史学还不如，因为他们不是研究历史，而是玩弄历史。正因为这样，已经被历史判明属于反动的一些历史人物，像慈禧、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人，都被描述成为有功于现代化的、忧国忧时的“悲剧英雄”，甚至成了“改革的先驱者”;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则加以非难、贬低。

近年来，有的论者仅仅根据蒋介石个人的日记，就武断地得出“可以改写中国近代史”，说我们对国共两党的斗争，对中国革命历史的阐述，诸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说成是“大地主、大买办、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等等，都是根据“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得出的“荒唐、谬误的观点”，要求人们要彻底摆脱这种“土匪史观”和“内战思维”，要“重写中国近代史”;声明“我的任务，找寻并告诉读者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这就是说，我们史书上的蒋介石，人民群众所认识的蒋介石，都是不真实的，只有蒋介石日记中的蒋介石，才是真实的。这就自觉地站到了为蒋介石辩护的立场上去，这显然是很不严肃的，为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所不取的轻浮的学风。当然，在历史研究中，个人的日记、信件和回忆录等，都是有价值的史料，是值得研究的。但同任何史料一样，都需要进行辨伪求真的考证，都要放到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分析，特别是对于个人自己的言论，更要如此。中国是一个史学很发达的社会，而在史学研究中考据学又受到了高度重视，对史料采取什么态度，往往是对史学家史识、史德的一个评价标准。像蒋介石这样纵横捭阖于政治舞台，善于以权术消灭异己的人，又怎么能够把他自己的言论作为历史的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依据呢?如果历史可以这样来写的话，那么，从秦桧到李鸿章、袁世凯、汪精卫，都可以被描绘成高大的爱国者形象。当下一些人做翻案文章不正是用这种手法吗?他们仅仅根据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了自己的隐私，就断定所记述的内容是真实的，就以此为根据来评判历史事件，而不必去考察全部历史事实，无需考察中国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的特点，无需考察蒋介石国民党的全部政策及其社会后果，以为经过这样轻轻一笔，就可以抹杀中国革命斗争的性质，就可以为蒋介石“脱帽加冕”了。这是对极其严肃的史学研究工作的亵渎。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年在《方法论问题》一文中，曾针对英国出版的《中国季刊》上刊载的一篇研究性长文，发表评论。该文坚决反对说蒋介石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引用一些材料说明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为与武汉政权对抗需要款项，遂通过发行国库券强迫资本家认购，甚至采取逮捕、没收财产、绑票勒索等恐怖手段，逼迫资本家就范。文章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蒋介石国民党占统治地位的领导是反资本家的。”刘大年指出，“《季刊》所述事实不假，然而它的结论却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很简单：此时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仍然强大存在，南京与武汉的斗争胜负未决。1928年蒋再次上台，地位也不巩固。对于蒋介石只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极力加强南京政权，把共产党进一步打下去，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或者相反，看着人民力量发展，在全国出现一个‘反资产阶级’政权。蒋选择了前者，即牺牲资产阶级局部的暂时的利益，换来保护大资产阶级的长远利益。这说明蒋确实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最得力的代表人物。《季刊》作者眼光短浅，见不及此，而得出蒋介石‘反资产阶级’的结论。根本原因仅在：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否认阶级分析。”这个分析无疑是十分正确、深刻的。然而，当年国外的这种错误观点，却被今天国内的某些学者接受，并走得更远了。

其五，否定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成就，竭力搞所谓的“非毛”、“反毛”。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的伟大的历史功绩、思想理论和在人民群众中的崇高威望，成为国内外反共势力企图西化、分化中国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而诋毁、诬蔑、攻击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就成为历史虚无主义的“重中之重”。他们任意夸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毛泽东领导时期说得一无是处，企图以此打开缺口，全面否定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新近流行的一本论述经济改革的畅销书，其中涉及党的历史问题的论断，把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说成是“1949年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和‘大跃进’使普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受难”，“是一种‘国将不国’的深重危机”，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荒谬论断。对此，我们要依照历史的本来面目，给以有力的回答。

这里需要指出，评价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政策的效果，应该有一个共同的标准，这主要是：看它是不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是推动了社会进步，是不是为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从这样的标准来看，只要比较一下旧中国，我们在毛泽东领导时期取得的是历史性的伟大成就，是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在总体上带给人民的是福利而不是灾难。记得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远在美国的原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对友人感叹：我们不能不服气，我们搞了20多年连一辆像样的单车(自行车)都造不出来，不能不服气呀!这就是旧中国的现实，新中国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的。只有深刻理解新中国经济建设面临的巨大困难，才会真切体会到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何等的可贵。比如，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是在经历20年战争(其中，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开始进行了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3年的解放战争，再加上新中国成立后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多数超过解放前最高年份(1936年)。正如陈云所说：“三年恢复，赶上蒋介石二十二年。”创造了二次大战结束后医治长期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奇迹。从195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虽然在这期间发生过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失误，但在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不能否定的。从1953年-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8.2%.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4%，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2.7%。这个增长速度不但是旧中国无法比拟的，而且与当时世界各国相比也是不低的。在这期间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填补了我国工业的许多空白，工业布局有了明显改善，内地和边疆地区都建起了不同规模的现代工业和现代交通运输业，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工业畸形发展的局面;农田基本建设初见规模，效果明显，其间依靠农村集体力量修建了84000多座水库，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灌溉、发电、拦洪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科学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已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我国航天技术，就是从1956年起步的，对于“两弹一星”的成就，邓小平明确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成就，都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任何人都否定不了的历史事实。

三、要充分认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严重危害

应当说，历史虚无主义只是史学研究中的支流，但尽管是支流，我们也必须认真对待，因为持历史虚无主义态度的一些人，是有很强的现实目的性的，是按照他们对现实的要求，来“改造”历史的。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这些观点并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可言，因为他们从根本上违背了历史事实;但从政治上看，这作为一种错误思潮，它的流传和泛滥，会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甚至导致严重后果，这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重视的。

我们首先要看到，历史虚无主义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搞乱人们思想的恶劣作用。历史虚无主义所散布的种种言论，不仅涉及史学领域的大是大非问题，而且还直接关系到做人立国的根本问题。这主要是：是维护历史本来面目，还是歪曲历史真相;是高扬民族精神，还是鼓吹妥协投降;是从历史主流中吸取精神力量，还是在历史支流中寻找负面影响;是坚持唯物史观，还是回到唯心史观。如果这些原则问题被颠倒、被消解，就会从根本上搞乱人们的思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失去自己的凝聚力和艰苦奋斗、发愤图强的精神动力，就会失去立足和发展的思想基础。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是从根本上动摇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和强国之路。如前所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攻击的主要方向，就是竭力贬损和否定革命，诋毁和嘲弄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诋毁和否定我国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取向，而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革命的产物，如果人民革命这个前提被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就失掉了存在的基础。我们知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这是近代中国的历史性选择，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具有极大的凝聚力。然而，在历史虚无主义者那里，把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说成是“杀人食人”的历史，他们否定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散布社会主义失败论，颠倒是非，混淆视听，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动摇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摧毁近代中国所苦苦追求的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把中国历史拉向倒退。这不但会摧毁社会主义中国的立国之本，而且也会在实际上使强围之路归于破灭。这是历史虚无主义和其他错误思潮相配合，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将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乱史灭国的轨迹，看到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我们要认真记取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