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清末民初一百多年来，历史虚无主义在近现代中国一直经久不衰，它几度汹涌澎湃，几度涨落起伏，是影响巨大且有相当破坏力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但几乎可以说，长期以来，这股思潮高涨泛滥的时间久，而对之切实批判得并不多，有些时期，甚至奉它为神圣，实际上把它当成了革命的主流和正统。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对历史虚无主义有不小的冲击和压制，它虽也几经抬头，但终究没有像改革开放前那样发展成主要的危险和潮流。然而，向来很少被我国思想理论界视为危险倾向并列为重要批判对象的历史虚无主义，近一个时期以来，却仿佛成了某种思想威胁而被一些媒体标识成了批判的靶的。
但是，什么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表现，它的危险倾向是什么，却在舆论界存在着不小的分歧。有些人把历史虚无主义看作是对某些领袖人物如斯大林和毛泽东的过多否定，也抹杀了某些时期的历史功绩，如苏联时期和中国建国后前30年，等等；有些人却持完全相反的看法，认为企图把文化大革命从人们集体记忆中抹去，让它变为一段历史的空白，使社会对这段历史走向集体的失忆，则是当前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险和表征。
这两种看法的分歧和对立，在当前我国舆论界尖锐地存在着。笔者以为，直接着手消除这种分歧，化解这种对立，看来一时未必可能。也就是说，直接批判一种观点，提倡另一种观点，采取直攻近取来解决这个问题，未必行得通；窃以为，不妨迂迴一下，从追寻历史虚无主义的历史渊源和理论基础入手，首先在源头上弄清什么是虚无主义，从而形成了人们的共识，然后再回过头来分析历史虚无主义的当前表现，这样绕道迂回一下，或许就能在现实问题上逐渐缩小分歧和对立，而形成较多的共识。
那么，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上究竟是怎么发端的，其理论根源何在？它又经历了怎样的一个传播过程？笔者尝试将这些问题加以梳理，以期抛砖引玉，引来方家，共同深入探讨之。
虚无主义在世界社会思想史中扎根很深，它在西方的源头，可以说是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H.雅可比，此人在1799年提出了虚无主义的概念，主要表现为否定人生的意义。俄国19世纪前半叶的思想界看来受到他的一些影响，恰达耶夫在《哲学通信》中的愤世嫉俗、悲情孤愤和自虐情绪，就含有若干虚无主义的成分，而恰达耶夫在当时俄国思想界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样，虚无主义就传到了俄国。在俄国，虚无主义后来又同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同源共流，以三位一体的形态得到了传播。它在俄国有着漫长的传播史，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历史虚无主义在理论上也源远流长。自19世纪末以降，一百多年来它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根基，穿着“革命”的外衣，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的面目出现，实际上却是一种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根源之一。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传到俄国就有了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个源流。这里实际就汇成了历史虚无主义在东方的源头。只有从这里来追本溯源，才能正确认识这一思潮的来龙去脉，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来面貌，否则，谈论历史虚无主而仅仅停留在罗列其各种现象和表现上，是舍本求末，无济于事的。
现在就让我们从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大源头着手，来看看历史虚无主义在历史上的传播路径和面貌特征。
一
先从历史渊源上来看历史虚无主义同民粹主义的血脉联系。
不管虚无主义还是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对于我们中国社会和思想界来说，都是一种舶来品。与中国关系较为密切的这种虚无主义，原是出现在俄国19世纪中叶，是与俄国民粹主义与生俱来、同无政府主义参杂在一起，实际上由三个思想棱面，即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组成的那种思想流派。这种思想流派，表面上看是由这三种思想成分构成，分别可用上述这三个不同名称来称呼，实质上是水乳交融，三位一体呈现在俄国思想史上的，只不过以不同名称表明其强调的不同侧面而已。这种思潮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在中国土地上才有了虚无主义潮流和“虚无党”的说法。其实，虚无主义之入中国，同在俄国一样，是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交织在一块的，名异而实同，实际上不只是三位一体，而是四位一体，但在中国上世纪头20年，是多以“无政府主义”的名目称谓的。
对于我们一代中国人来说，初识“虚无主义”之名，是在俄国作家屠格涅夫著名的中篇小说《父与子》当中。小说主人公巴扎罗夫就被人称作“гигинист”，即“虚无主义者”之义。在作家屠格涅夫笔下，此公否定一切，不仅否定哲学，否定美学和艺术，甚至也否定爱情；他终日解剖青蛙，只相信自然科学和技术。这样，作家就同他开了个玩笑，闹了一个恶作剧，偏偏让他有机会爱上了一个名叫阿金佐娃的贵妇人。这个阿金佐娃风姿绰约、妩媚动人，又偏偏喜爱音乐和艺术，这一天性，更给她平添了几分国色天香。巴扎罗夫被这个贵妇人迷逗得神魂颠倒，不能自拔，甚至在大雨滂沱中发疯狂奔，给弄到茶饭不思、学业全抛的地步，最后回到作军医的父亲身边，在他的庄园上郁郁而终。作者在此寓意丰富，表示着虚无主义的虚伪和违背人性，也意味着它的最终破产和没有前途的命运。
其实，屠格涅夫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法所刻画的这个巴扎罗夫，是19世纪50—60年代产生于俄国的一个知识群体，他在某种意义上所标示的是一个民粹主义者或曰“新人”的形象，其在当时俄国的社会现实中是有鲜活的生活依据的。作家取之现实生活的原型模特，学术界公认是当时的政论家和文学批评家第·伊·皮萨列夫（1840—1868）。皮萨列夫本人也从巴扎罗夫的形貌性格特征中，辨认出了他本人及其所属的这个群体的影像。
皮萨列夫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自幼聪慧好学，才华横溢，在16岁上就考入圣彼得堡大学历史语文系。上学读书期间，就发表新锐的批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目。他一生坎坷曲折，短暂局促，其身影像一颗彗星，迅疾掠过俄国思想的天空，其光焰耀眼夺目，影响了俄国思想发展的轨迹和历程。
皮萨列夫鼓吹“否定一切”，在艺术、美学和哲学上走向极端。他否定普希金、谢德林，主张为了未来的事业，要抛弃拉斐尔和贝多芬。他持“美学毁灭论”，认为美是无用的。对于“抽象”、“思辨性”的东西，他都一一加以否定，因此，他认为哲学是“无益的”。他观察事物大体都是从有用和功利出发，所以，他的虚无主义是同极端功利主义交织在一块的。
皮萨列夫所代表的虚无主义思潮，是俄国19世纪中期以后半个多世纪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该思潮作为民粹主义的固有思想成分之一，同无政府主义交融在一起，带着空想社会主义的浓墨重彩，构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思潮。虚无主义像这一用语所表示的涵义那样，是对社会普遍通行的价值原则持全面否定态度，主张对一般理想、社会生活型态、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进行全盘否定。它尽管表现了某种富有进取的否定精神，但往往走向片面和极端，把认识推向绝对化，给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这股虚无主义思潮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中国一批留日、留法学生，分别通过在东京创办的《天义报》和在巴黎创办的《新世纪》，给介绍到中国来。甫一传入中土，就以“虚无党”的更加极端，更加惊世骇俗的学说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与无政府主义熔于一炉，不仅宣扬无国家、无政府，而且鼓吹无宗教、无纲常、无婚姻、无家庭、无私有财产、无货币、无职业、无种界，以及“无父子、夫妇、昆弟、姐妹”之别，等等，不一而足。[1]甚至就到了“毁家”、“破家”，上至祖宗，下至子孙后代，否定一切，毁弃一切的地步。这在当时虽有反对 “纲常”礼教、封建道德的某些成分，但其极端性已经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
这种虚无主义混合着无政府主义，其实是同民粹主义融为一炉的。这三者一体，在辛亥革命后曾兴盛一时，得到以刘师复和江亢虎为代表的当时中国一批士子文人的宣扬和推崇。“五四”运动后，这一思潮虽有所收敛，但民粹主义中的某些无政府主义成分为国家主义所代替，虚无主义在思想文化层面并未有多少减色，而是以演化了的形态被延续下来。“打倒孔家店”以及在 “反封建”口号下不加分辨，对传统文化的一概打击、摧毁，则是在这个时期呈现出的一种演化了的形态。这种演化形态的突出特征，是它又同20—30年代从苏联传入的庸俗社会学紧密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被称作虚无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其实就是民粹主义，它作为一种激进主义，带着俄国人从东正教那里继承来的残酷教派斗争的传统，一经同庸俗社会学结合起来，立即获得其理论的有力支持，二者很快结合到一块，立即展现出了一种进攻的姿态。
二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庸俗社会学同虚无主义或历史虚无主义的理论渊源。
什么是庸俗社会学，为什么说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基础？弄清这个问题，就能进一步揭示历史虚无主义的谱系，展现出它的虚妄本质，有助于我们弄清所面对的现实问题。
庸俗社会学，按照俄罗斯学者的说法，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的理论和方法采取简单化、公式化、绝对化和庸俗化的一种社会政治和文化理论思潮。它通常在说明社会意识和文化现象时，往往对其阶级制约性的原理做片面的、简单化的解释，因此，它的最突出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进行绝对化、庸俗化的歪曲，往往把社会阶级看作是某种孤立的、封闭的、自律的，具有一成不变的特征的东西。庸俗社会学论者不是站在反映论的立场上，从经济基础，从所有社会阶级斗争条件，从社会阶级关系的总合中，从所有这一切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中引出思想现象，而是把这些现象的内容仅仅归结为“阶级利益”的表现，归结为“阶级”的心理和“阶级” 的思想意识。庸俗社会学的基本特征，是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它不仅是在认识论的意义上，而且是在伦理学和美学真理的意义上，即在否定真、善、美的意义上，否定客观真理和绝对真理。由此，自然导致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
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把阶级制约性的原则无限夸大，使其外延无所不至、无所不包，把一切社会意识，一切社会现象都解释成阶级性的产物，这样就否定了继承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否定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庸俗社会学论者看来，过去时代、过去阶级的文化遗产，过去的传统文化，都是属于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对它们是不能继承，也不需要的，应当对它们统统加以批判、否定和抛弃。
庸俗社会学不是按照现实的本来面貌，实事求是地、辩证地进行阶级分析，而是戴着形而上学的“阶级的有色眼镜”，把所有的一切，万事万物都涂上阶级的色彩，甚至把原本没有阶级性、原本没有阶级色彩的东西也涂上阶级性的色彩。正像庸俗社会学者、苏联语言学家马尔那样，把原本没有阶级性的各阶级、全社会都使用的交际工具——语言，也一概涂上阶级性色彩；像苏联持有庸俗社会学观点的哲学家米丁和尤金那样，将本来没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物理、化学等等，穿上阶级的衣衫，因此，他们提出“资产阶级科学”的概念，仿佛自然科学也是有阶级性的。在上世纪20—30年代，庸俗社会学在苏联的文艺理论领域尤其盛行。“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代表人物，无一例外地都遵行庸俗社会学理论。他们否定艺术大师作品的珍贵而客观的艺术价值，把狭隘的阶级性“帽子”扣在他们头上，称普希金、果戈理和托尔斯泰等等伟大的艺术家为“贵族”或“资产阶级”的作家。在社会历史领域，庸俗社会学论者坚持僵化刻板、一成不变的，因而带有宿命论色彩的经济决定论，一出娘胎，一由经济地位或阶级出身论定，对过去时代的人物，统统以属于“剥削阶级”或“资产阶级”的代表而加以否定。所以，在他们笔下，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无一不是属于“帝王将相”及其代理人的。所以，否定和批判是他们所有著作的主调和单一色。
庸俗社会学论者持有这样的历史观，自然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对过去时代的历史人物和精神文化遗产统统加以否定。庸俗社会学一度使历史虚无主义成为汹涌澎湃社会思潮，将其错误的历史观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覆盖一切，统治全社会，使其思想病灶具有严重的传染性，扩散到思想文化各领域、社会生活各方面。
庸俗社会学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在西欧、在俄国，有着一段相当长的传播史。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一些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就表现出了某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马克思对70年代末法国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采取的这种倾向，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他们把这看作“马克思主义”，那“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2]
后来，这种经济唯物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思想倾向传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以П.Б.司徒卢威为代表的经济唯物主义，和以Н.罗日科夫、В.Ф.彼列维尔泽夫代表的庸俗社会学在俄国得到了相当传播。俄共（布）“前进派”的头目波格丹诺夫，就是庸俗社会学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十月革命后，以波格丹诺夫为精神领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只有无产阶级出身的人”才能创造“无产阶级文化”；对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一概采取排挤和打击的政策。这种在苏联20—30年代相当流行的理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危害甚大。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虽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但这一思潮以变化了的形态，通过“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简称）这个当时最有影响的、最大的文化艺术派别和组织，又将庸俗社会学理论承袭、延续了下来。斯大林后来虽批判、解散了“拉普”，但他这样做，主要是针对“拉普”头目阿韦尔巴赫的政治可靠性和组织派性问题的，并不是针对其极左的文艺路线和历史虚无主义理论。斯大林解散“拉普”后，实际上执行的是没有“拉普”的“拉普”路线。打掉“拉普”的头目阿韦尔巴赫后，斯大林在思想文化部门依靠的依然都是原来“拉普”的骨干分子，采取的仍然是“拉普”的文化艺术理论。因此，到上世纪30—40年代，才会有把资产阶级分为“上升”和“下降”两时期之分，将当代资产阶级文化视为“全面腐朽”，应彻底批判和抛弃的日丹诺夫主义。这毫不奇怪，因为斯大林—日丹诺夫的文化艺术路线同“拉普”路线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庸俗社会学及其变体。
庸俗社会学的代表人物，往往表现出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幼稚狂热性，正像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М.利弗希茨所说，“这种狂热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切旧事物进行自发性反抗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对所有深刻社会变革所固有的对旧事物的革命否定的夸大。这种幼稚的狂热性，也表现出了群众文化水平的低下和知识界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不足，他们还不能对世界文化中的复杂现象做出科学的解释和真正符合共产主义党性的评价。”[3]
庸俗社会学观点表现在史学中，就是用社会学代替具体的历史，用抽象的社会学公式代替具体生动的历史事实，用对社会形态和对问题的研究代替对具体的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对社会形态的研究又不是具体地、历史地，像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那样生动地阐述人物事件及其活生生的呈现，而是把社会形态当作抽象的公式加以叙述，这实质上导致对历史这一学科的取消。在他们那里，历史变成了干巴巴的抽象的原理和概念，失去了历史所素有的吸引人的魅力。在学术界一度有过的所谓历史学科的危机，在历史教科书和史学著作中充满着抽象社会学公式的说教，而缺少生动活泼的历史事实的叙述，把丰富的历史写成了一部无人参与活动的、空洞无物的历史，这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庸俗社会学的反映。
庸俗社会学的表现形式是不断演变的。在早期的苏俄时代，它的表现形式较为幼稚、粗糙、趋于表面化，较容易为人们所识别。随着对它的批判、斗争，它在不断演变，后来往往呈现出较为精致的形态，加之它以革命的面貌出现，又充斥着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人们对它的本质和面貌就较难于识别。在卢那察尔斯基的倡导下，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苏联曾在文艺学和历史学领域批判过庸俗社会学，但因受到“左”的干扰，进行得很不彻底，以致在日后的苏联仍然长期存在，按照近年俄罗斯学者的说法，在苏联的学校教育中，庸俗社会学甚至一直持续存在到上世纪的80年代。[4]
上世纪30年代，我国上海“亭子间”的一些人，并没有把马克思的真谛奥义学到手，他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原理时没能真正领会这一科学社会学的实质，而是对虚无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这些大杂烩生吞活剥，把“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拉普”的这种“无产阶级文化”理论学了来，从上海“亭子间”传播到广大国统地区，也带到了解放区，一直从30年代推展到了50年代。后来的事件人们都很清楚，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运动一个接着一个，一直发展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各种虚无主义，包括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文学虚无主义、哲学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推到了登峰造极。
从上述可以看出，历史虚无主义是以庸俗社会学为理论依据，庸俗社会学又以历史虚无主义为外在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相互给力，推波助澜，这样，就在历次运动中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涛巨澜。
三
民粹-虚无主义与庸俗社会学有其内在的同质性，它们二者在传播过程中的结合，更进一步推涨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气势和影响。
“民粹主义”这一用语，在俄国文献中是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的，到70年代才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而俄国这一思想流派早在19世纪50年代就已产生，在其产生之初，并不曾用“民粹主义”这一称谓，当时是用 “虚无主义”一语冠之的。最初被称作“虚无主义”、后来被命名为“民粹主义”的这一思潮，是在封建专制制度走向严重危机，资本主义薄弱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是落后的农民国度特有的一种社会政治思想潮流。农民等小生产者是它赖以产生的社会阶级土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把它压榨、逼迫得发疯，所以这种生存状态使它几乎天然伴生一种特有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接受庸俗社会学简直像肥沃湿润的土壤接纳植物种子一样，使二者相得益彰。庸俗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在广泛传播过程中，主要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中，出于革命的急性病和狂热性而又文化理论修养不足，而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做的一种扭曲和修正；这种情况，最初发生在19世纪70—80年代的法国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后来又发生在俄国以“前进派”为代表的一部分革命者之中。
具有虚无主义基因的民粹主义，同庸俗社会学虽然在发源的时代、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上不尽相同，但有着共同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基础，有着不同情势造成的小资产阶级革命急性病，它们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交汇在俄国这个特定国度的土壤上，所以交融汇合，形成了一股同质共流的社会政治思潮和文化理论思潮。
民粹主义和庸俗社会学这两股思潮汇流在一起，浪涛叠加，势头是极其强大的。其所以如此，一是，它们有雄厚的社会阶级基础——农民小生产者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二是，它们有以马克思主义词句为掩盖的、貌似革命的理论学说——庸俗社会学理论。而它们畅销通行的地域又在俄国和中国这类文化落后的农民国家，革命队伍中文化理论修养普遍较低，容易接受这种似是而非的伪马克思主义。
正是这个缘故，民粹主义连带其虚无主义倾向与庸俗社会学汇流，二者能牢固结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强大的极左社会政治思潮，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容易被人识破，能以极大的破坏力，不仅在苏联而且在中国冲击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从上面可以看出，从俄国19世纪出现“否定一切”的民粹—虚无主义，到苏联“无产阶级文化派”只要“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虚无主义，再到把一切资产阶级文化都斥为“全面腐朽”的日丹诺夫主义；从中国20世纪初否定一切传统文化的“虚无党”，到20年代以“太阳社”为代表的一批上海“亭子间”文人，再到解放后的一系列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最后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虚无主义狂潮，这其中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承脉络是十分清晰的。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除树列宁、斯大林“两个领袖”的权威外，对布尔什维克其他领袖人物是一概否定的，除肯定无产阶级文化外，对其他一切文化都是一概抛弃的；在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狂潮的顶峰是“文化大革命”，其时编造的“党史”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鼓吹个人崇拜，比《联共（布）简明教程》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股历史虚无主义的狂潮，随着“四人帮”的覆灭，遭到了致命的打击。然而，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新时期并没有偃旗息鼓。在新形势下它虽不断遭到批判和冲击，但仍此起彼伏，或明或暗地一直存在于某些社会群体。它在当前时期的极端表现，就是有人扬言要发动二次“文化大革命”，来整治中国官场的腐败，打倒新生“走资派”；当前隐性或温和的表现，则是不准人们触碰“文化大革命”，欲将文革封存、冻结于历史，让它在新生代的头脑中变成一片历史的空白。这看似同欲继承文革衣钵的极端派不同，但其行为的客观效果是没有二致的，就是袒护文革，不准清算文革，为文革思潮及其历史虚无主义留出生存的空间，以待时机成熟，让文革的狂澜卷土重来。
这样看来，历史虚无主义在100多年思想史上的传承线索是一清二楚的，它在当前历史时期的现实表现则是它历史逻辑发展的自然延伸，所以，清算历史虚无主义的矛头，应当清楚指向企图重拾文革旧梦的虚无主义思潮。这股源远流长、汹涌澎湃的历史虚无主义是当前的主要威胁，理所当然应成为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标。与此相比，对某些领袖人物功过和某些历史时期成就的所谓“否定性”评价，尚不足以标识为清算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目标，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学术界有关历史评价的学术之争，而前者则关涉到社会稳定、人民福祉祸福，国家发展道路的重大政治方向。
正确认识历史，可以清楚识别现实。历史这面镜子照彻历史虚无主义的过去，也恰映现出现实历史虚无主义的镜像。我们切不可不去考察历史，而模糊了当前批判的对象。
【注释】
[1] 马龙闪、刘建国：《俄国民粹主义及其跨世纪影响》，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版，第38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474页。
[3]Лифшиц Мих.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трех томах.т.2 М.，1986.—С.238.
[4] М.М.Голубков. История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критики ХХ века(1920—1990-е годы).М.，2008.—С.168.
（原载《炎黄春秋》201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