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世纪，怎样建设和发展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是许多学者都关心和思考的问题。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和贡献，思考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种很强烈的危机意识，这是一种从现实的理论讨论中产生出来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危机意识。30年来“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地研究和阐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创造性地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我们的确需要认真地反思和深入地研究。
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理论讨论和争鸣，在关于审美与人道主义、关于“美的规律”与主体的意义，关于社会主义时代的悲剧意识和文学创作，关于现代派评价的认识和讨论，关于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的研究和讨论等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一直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先锋和理论的前行者。事实上，1978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和理论界的许多重要讨论都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的研究和阐释密切相关。在那个思想文化大变革的时代，“美学热”的兴起和文学观念的大讨论，在人们解放思想的运动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情感结构”① 的变化，以及“情感结构”在社会结构及社会意识变化过程中的某种先导性和先锋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过去的30年中，文艺观念和美学观念上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社会改革的火车头。这个观点首先符合改革开放30年来的历史事实；其次，十分重要的是，它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在社会的转型期可以发挥巨大的甚至关键性的作用。
回顾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30年来的建设和发展，在我看来，具有原创性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传统的框架内取得的，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实践美学”的发展和“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相关成果。实践美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在于：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论证了自由——当然，首先是审美自由的社会基础和物质基础，论证了在人的实践活动基础之上，新的情感结构从现实的物质性压抑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关于这一点，刘纲纪在回顾往事时是这样分析和评价的：
马克思虽然也是从康德所开辟，德国古典美学共同遵循的，从人的自由与自然（必然）的统一中去找美，但他又把对人的自由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如何与自然相统一的理解，放到了它所建立的以物质生产劳动为出发点的实践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马克思认为劳动、实践创造了美，是从他对人类劳动不同于动物活动的本质特征的分析中得出来的。如果人类的劳动和动物的活动一样是本能的、无意识的、非审美的活动，那么在人类生活中就决不会有什么美。这正是马克思从根本上超越了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美学，并在美学史上引起了一场大革命的原因所在。②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实践美学”是起到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的，虽然在面对具体的文学艺术现象和自然美等问题时，实践美学存在缺乏足够的解释能力等弱点，但它仍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理论建树，对“实践美学”的评价应该放到历史的发展过程和美学理论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去给予实事求是的定位和评价。
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实际上也是在思想文化变革的历史语境中提出来的，它的理论关键点仍然是“审美自由”。在近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论争中，一些文章认为在康德式的理论框架中讨论和论证审美自由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应当说，这一见解看到了当代中国语境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建构与阐释的某种不足。但是，从世界马克思主义美学与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可以、也应当得到更加充分深入的理论阐释。我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语境中，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和阐释，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为其基本的哲学基础，康德关于审美自由的思想应该是服从于其整个理论结构的，只有这样，这一概念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的范畴。另一方面，从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来看，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框架中对康德以来的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积极成果加以吸纳和理论重构，事实上是从卢卡契到特里·伊格尔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的基本路径。我们完全可以说，没有对于形式主义美学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思考和重新阐释，就没有20世纪国外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十分辉煌而重要的理论贡献。在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形式主义美学的复杂争论与对话关系中，我们如果只看到其中的对立和区别，没有看到对话和相互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在吸纳形式主义美学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建构和发展自己的理论这样一个理论脉络的话，那么我们就很可能把积极的和真正重要的东西给否定掉了。因此，中国语境下审美意识形态理论的建构，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精力和理论热情、接纳更多有益的理论资源，坚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基础上继续对其进行深入的理论阐释。
总体上看，1978年以来，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在“美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总的框架中提出问题和展开研究的。这是因为，自由（审美）与政治（包括广义的政治）的关系是这30年中国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主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也是这样一个理论主题的具体展开和实践发展。这个主题和理论结构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理论能量成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产生广泛而重要影响的内在原因。但是，从理论上进一步发展的学理要求和现实实践提出的理论要求来看，“审美与政治”的理论模式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的理论要求，从现实中围绕“实践美学”和“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争论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在新时期以来的文艺观念变革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与框架内，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应该有进一步的发展。今天，在我们认真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的成绩和贡献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已经踩在了新的世纪和新的理论发展的起点上。如果的确存在一个这样的理论新起点，在我看来，就是结合新的实践条件和审美经验的新形式，对“美学与政治”模式的问题框架以及在这个框架内的理论研究的认真总结。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野中，“美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在意识形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问题和思考问题的，而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部分。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看，近30年无论是中国还是欧洲和美国，社会生活和审美经验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许多新的现象是马克思当年所没有预见到的，这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应该深入研究和阐释的。如果我们总结和反思30年来中国美学和文学理论有什么遗憾和不足的话，在我看来，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的忽视是一个明显的现象，例如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重新研究和阐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下半叶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和美学研究的一个主题，雷蒙德·威廉斯、E·P·汤普森、特里·伊格尔顿都有持久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近30年来，我们除了朱光潜1979年发表《关于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并引起了持续时间不长的讨论之外，我们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者似乎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现代审美经验的关系缺乏足够的兴趣，这其中的原因值得认真反思，其中的教训值得认真吸取。在我看来，因为这种对基本理论问题研究和重新阐释的忽视，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近年来关于“审美意识形态”争论就是一个例子。这场论争在不是很复杂的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的争议，虽然目前还没有重要的理论建树，但无疑提出了新的问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1998年发表的重要论文《再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中，伊格尔顿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再次提出并且表述了他的观点：“理解颇受嘲笑的基础／上层建筑概念至少有这样一个理由：基础／上层建筑概念以一种哥白尼式的打破旧传统的主张至少成功地、强有力地使文化脱离了其唯心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点对把文化这一概念过分夸大的后现代主义时代特别有益。文化总是一个要么广泛要么狭小的概念，要么是空泛的人类学概念要么是小心眼的美学概念。不能说这个术语毫无价值，或许列宁对‘文化’一词的运用最富有启发性。他在评论布尔什维克革命时说，在专制主义俄国，正是文化的相对匮乏（这是在平民社会公共机构的极端装饰品的意义上的文化）使得革命能够成功，但是也正是文化的匮乏（这是在知识、技术、教育、文化和其他领域的意义上的变化）使得革命难以持续。这种说法的辩证的灵活性令人大为钦佩。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文化也还不是绝对重要的东西。现在男人和女人并没有只依靠文化活着，但是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努力地创造各种物质条件，使人们从匮乏、长期劳作和压迫中解脱出来，使他们比现代能在更大程度上靠文化而生活。因此，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所有的一切是为文化而不是经济，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我们应该颠覆我们的政治实践中那些优先考虑的东西，同时在脑子里不停地想着它们。”③
伊格尔顿十分重视文化中那个超出现实的政治实践需要的部分，认为这是文化中真正重要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用“基础／上层建筑”的理论模式来分析这种文化中的“剩余”部分，在这里，机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研究思路都是无效的。在近期的研究中，伊格尔顿认为用人类学的方法研究伦理价值是开展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式的研究的一种可能的途径。伦理问题是人性中最为内在和最微妙的部分，在理论上很难进行分析和把握，康德就把它看做是一种先验的能力。伊格尔顿在2003年出版的研究悲剧观念的著作中，从悲剧观念在现代文化中的意义入手，深入分析了以悲剧经验所体现出来的现代性的复杂矛盾，从而深入分析了人性和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形式：悲剧的特殊魅力在于，正是在失败和挫折的经验中，自由、责任、希望才是真实的而具有活力的。而在成功至上和享乐至上的文化结构中，自由和希望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转化成为一些空洞无力的文化符号。伊格尔顿写道：
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确是一种堕落，不过像所有最有趣的堕落一样，它是向上的而非向下的堕落，是人能量的一种释放也是对它的一种约束。在当代理论中，只有马克思主义强调现代性乃是人类幸福的一个革命性进步，而且它还以同等的激情坚持认为，现代性是一场漫长的屠杀和剥夺的噩梦。似乎没有任何其他思潮能够让这两种描述处于张力之中：既要面对贵族式的怀旧情绪，又要面对极度的进步主义或后现代的健忘症。可是，把握着现代性之答案的，正是它们之间的这种必要关系。④
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批评以及直面当代社会现实问题这两个方面的意义上，在我看来，伊格尔顿近年来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在全球化条件下，在现代性仍然具有十分强大力量和支配性影响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把审美活动纳入到消费文化和享乐文化以致从文化的内部解构了审美活动的解放性力量的现实条件下，严肃认真地思考了当代审美经验与社会主义目标的可能联系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大问题。我认为伊格尔顿近期的理论研究能够给我们以深刻的理论启发。⑤ 关于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进一步发展问题，我认为有三方面是应该引起我们认真思考的：
1、在经济全球化和后现代文化条件下，伦理问题以似乎最唯心主义的形式提出了最现实的理论问题：人与人之间怎样才能相互信任？社会主义目标怎样在现实中实现？伦理的要求，以及走出现代性困境的愿望与审美经验是一种什么样的联系，怎样理论地阐释这种联系？伊格尔顿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从英国当代社会生活的条件出发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和阐释，他的研究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美学对当代社会危机的解释能力。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而言，我们有自己的理论资源和优势，应该对这些当代重大的理论问题作出积极的解答。
2、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使现代性片面发展，这种现代性的当代发展已经使情况发生了某种性质上的变化，现代性成为对人类幸福存在的一种反对性力量，近期世界范围内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美学应该从人类学和伦理学的角度，对现代性的深刻悖论及其非人性化性质给予阐释和批判，从而建构和发展与社会主义目标相联系的核心伦理观念。在美学和文学研究维度，现代悲剧现象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生态危机、性别压抑以及恐怖主义的阴影都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的基本因素，事实证明，简单地发展生产力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现实问题要求我们从人性和人类种族的特殊性的角度去研究和思考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并作出理论的阐释。
3、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研究来说，要下大力气，开展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只有在哲学层面上展开深入而持久的基础理论研究，我们才可能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和审美现象所提出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如果我们以后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来对待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研究，理论研究就可能成为市场和金钱的婢女，这是我们应该努力避免的。
高尔基很早就说过美学是关于未来的伦理学，康德也说过，伦理学是没有现实基础的人文科学。在后现代主义时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但伦理这块石头却顽强地凸现出来，因为这是人的根本，也是文化的根本。工具理性和形式美学都不能证明伦理、人性与社会主义目标的联系，因为前者是非伦理的，而后者则抵制现代化。从学理上看，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学理论如果用辩证的态度研究和思考当代社会所提出来的重大问题，就能够真正解释当今世界并且影响未来。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09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