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州学派是我国思想史上一个独具特色的学术流派。它的存在如一条河流，从其滥觞之初——王艮讲学授徒开始，到王栋、王襞、颜钧、何心隐、罗汝芳等人，“一代高似一代”，① 不断发展壮大形成波澜壮阔之势；再到余波荡漾至李贽等人之处，直至最终式微湮灭。从时间上看，约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中叶，跨越100多个年头；从成员上看，有名可查的弟子传承五代，人数将近500，其中为官者约40多人，载入《明史》者20余人。在中晚明时代，泰州学派以扬泰地区为其学术思想的辐射中心，一度席卷大半个中国，可谓风行天下、声势浩大。
应当看到，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虽然丰厚充实，但其中直接论述审美的内容却甚为寥寥。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泰州学派思想体系中没有美学的一席之地——哲学问题和审美问题往往是重合的，尤其在儒家学派等我国传统思想流派中，美的境界常常是哲学追求的终极目标。泰州学派便鲜明地继承了儒家思想的本质特点，始终将美学问题放在人类世界的大背景中进行探讨。从对于与现实社会生活直接相关的哲学、伦理等种种问题的经验和体悟中，以蕴含着审美趣味的解释阐发，体现出其超越性的审美追求，并以某种审美境界作为最终的精神家园。纵观泰州学派的理论可以看出，虽然这一学派并不关心文学等艺术形式，也并未针对美本身展开理性的周密阐述，但其成员对于某些哲学命题的探讨和阐发却时常渗透着一种浓厚的美学意味。更重要的是，美正是泰州学派心目中超越苦难现实的终极解放之途、人类灵魂获得安宁幸福的永久止息之所。仔细梳理其学术脉络可以看出，在泰州学派的哲学思想中，不仅存在着独具特色的美学观点，甚至已隐然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泰州学派立足于先儒的理论体系，提炼出“百姓日用”这一核心范畴作为美的本体，并围绕它重新构建起完整的学术框架——以灵气氤氲的“生”作为“百姓日用”之美的根本特征，以躯体与精神有机融合的下层大众之“身”作为“百姓日用”之美的创造主体，以人们体验“百姓日用”时获得的最根本最真实的“乐”作为审美感受，整个体系清晰而富有鲜活的勃勃生机。因此在我国美学史上，泰州学派“百姓日用”美学不仅具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价值，还直接影响了明清之际审美观念的深刻变革。
诚如黄宗羲所言，泰州学派“诸公掀翻天地，前不见有古人，后不见有来者”，② 包括其“百姓日用”美学在内的泰州学派学术理论在我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其独有的先进意义集中而明确地体现在一点上，那就是：重新发现并肯定了一个在传统思想中一直倍受轻视的范畴——“下”。
一、“下”的浅析
要深入了解“下”这一范畴，就必须先从王艮曾创作的《天下江山一览诗六首觉友人》入手，这一组小诗以灵动犀利的哲思，巧妙地用“天”、“下”、“江”、“山”、“一”、“览”六个喻体，形象地描摩出六个相应的重要范畴。
都道苍苍者是天，岂知天只在身边。果能会得如斯语，无处无时不是天。
——咏天
世人不肯居斯下，谁知下里乾坤大。万派俱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
——咏下
真机活泼一春江，变化鱼龙自此江。惟有源头来活水，始知千古不磨江。
——咏江
瑞气腾腾宝韫山，如求珍宝必登山。无心于宝自然得，才着丝毫便隔山。
——咏山
茫茫何处寻吾一，万化流形宣著一。得一自然常惺惺，便为天下人第一。
——咏一
千书万卷茫茫览，不如只在一处览。灵根才动彩霞飞，太阳一出天地览。
——咏览③
由此可以看出，“天”这个范畴应当就是儒家学术思想中最高范畴“道”的化身。正如《中庸》所谓的“道不远人”，大气空澄的“天”包蕴着每个人而不被察觉；若能体悟领会到这一点，那么人们将自由从容地与道同游，出入于理想的人生境界。而“江”和“一”则形象地描绘出天道的特质，它是形式与内容水乳交融的有机统一，不仅随时随地都在生机勃勃、活泼周流地运动着，拥有亘古不灭、日新其德的活力，而且更是一切纷纭复杂的现象背后的唯一本质，也是人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最终目标。而“山”和“览”则偏重于认知的方法论，告诉人们应当怎样以恰当的方式去体悟天道：必须用一种超越性的态度去对待——既不能刻意而行着力强求，也不该执迷于表面现象和见闻知识，只有直接用心去感悟、用灵魂去触摸，才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天”。
这组小诗以五个范畴涵盖了不同层面的哲学命题，其手法固然独出心裁，生动精彩，但不得不承认前人对“道”之本体、特性乃至认知体悟等各方面的命题和范畴都早有阐述，并已然形成完备的体系。然而泰州学派的理论却更上一层楼，在前人思想成果丰硕稠密之处显现其独创性，那点睛之笔就在于这组哲理小诗中承前启后的“下”。
这里论述的“下”范畴，最根本的原始意义应当是空间上位于低下的、时间上处于后继的存在，如所谓的“天高地下”④ 以及“下武维周”。⑤ 因其低下和后继而渐渐引申为臣庶下属，从而拥有了身份地位上低级从属的意义，比如“居上不骄，为下不倍”，⑥ “荡荡上帝，下民之辟”；⑦ 进而由身份地位上的不够高贵，进一步演化出卑贱、愚昧、次等、末流等等品格与资质上的贬义因素，如“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等等。⑧ 自古以来，“下”往往与高贵的身份、崇高的思想、高尚的人格、高明的才智等一系列美好的性质相背；而与低微的出身、短浅的见识、卑下的品格、愚昧的头脑等等如影随形，从而代表着一切居于次要低等地位的负面存在。因此孔子才感叹孔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⑨ 是多么难能可贵，并以此作为自己为学做人的榜样。
与不耻下问的先儒相比，泰州学派对“下”肯定性的全新理解和阐释有着更为惊世骇俗的意义：“世人不肯居斯下，谁知下里乾坤大。万派俱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在这首诗中，一贯被人们轻视甚至忽视的“下”不仅呈现出吐纳乾坤的丰富内涵，甚至具有了化生万派、包蕴天道的重要地位。那是因为在泰州学派的理论中，作为美的本体而存在的“百姓日用”蕴含着宇宙人生的全部大道真理，而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琐事常行都是由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以形而下之器的四肢五体，进行当下直接的生活实践而创造出来的。肯定了“百姓日用”，便实现了对“下”的再发现、再认知、再阐释——这正是泰州学派美学对传统理论最有力的颠覆与革新。
二、“百姓日用”肯定了物质之“下”
“下”首先是上升到本体层面的物质存在，它体现为“百姓日用”间的种种事物和现象。
泰州学派用“百姓日用”间的一个朴实形象为例证，生动地阐释了“下”：“洒扫应对是下，洒扫应对之心是上。”⑩ 可以看出，“下”是日常生活中一切具体的事物和现象，而与之相对的“上”则是主宰和左右着全部事物现象的真理原则。具体事物和现象及其背后的抽象原理间的关系，远在儒家经典《周易》中就已经指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1) 作为一切事物的范型而存在的“形”是超验的、永恒的，它是天地万物的理式；在它之上处于主宰地位的是抽象的终极的原理——“道”，在它之下则是由道化生出的各具其形的具体事物——“器”。在儒家的主流思想中，这一组矛盾的主要方面永远是“道”，它是哲学的最高范畴；具体事物则为“下”，始终居于从属、后继和次要的地位。如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这样说道：“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上，形在道下。”二程亦云：“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系今与后、己与人。”(12)
但是泰州学派却大胆地提出：“道形上，器形下，谓器不能该乎道者，非也。凡人所学，总属之下，莫载莫破，皆下也。其理不可见闻，则上也。不徒曰上，而曰形上，形即器也，安得求道于器之外乎？”(13) 谁说处于“下”的具体事物和现象不能赅备全部真理？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由生到死从无一刻间断地经验着“百姓日用”，这一切全部都由客观的物质和具体的现象构成，这些统统都属于“下”；一切幽微不可见闻之天理大道则蕴藏在这些可闻可感的日常事物中，并且依赖于它们才能体现出来。因此“安得求道于器之外乎”——所有抽象理论的“上”最终都要到具体物质的“下”中去寻找，否则终无异于捕风捉影而堕入云山雾罩之中，迷途而不能返。
泰州学派看来，物质性的“下”不再是形而上之道的从属和附庸，而恰恰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一切哲学的、道德的、审美的等等本质问题，归根结底都要向“百姓日用”间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中寻找。这就不难理解这一学派所谓的“即事是道”，(14) “身与道原是一件”等，(15) 将高高在上的“道”等同于人身和人事，极度强调物质存在的根本地位的说法。
由此也可以看出，在对宇宙本体的认知上，泰州学派不仅和程朱理学的以理为本大相异趣，也与陆王心学的以心为本不尽相同——因为这二者的着眼点始终是“上”，以外在的“天理”或内在的“心性”等抽象存在“以上统下”，将大道的彰显，灵魂的锤炼高高凌驾于生存的实际需要之上；而泰州学派恰恰是“以下统上”，将一切物质存在放在最根本的地位，从而肯定了有血有肉之人的种种利益和需要的合理合法。
以物质存在为宇宙本体，充分关注“百姓日用”间种种事物和现象，这注定了泰州学派的思想理论将围绕着客观事物和当下现象展开。重视日常的生存实践，重视人们生理和心理的实际需要，从而使得“形而下之器”就此摆脱无足轻重的附庸地位，从而使其美学远离了虚玄而立足于生活，表现出朴实诚挚的现实风格。
三、“百姓日用”肯定了平民之“下”
“下”还直接联系着最广泛的主体，它表现为经历着“百姓日用”的平民大众。
“夫赞天地之化育者，非独上之君相圣贤，即下之农工商贾，细之聋瞽侏跛，凡寓形宇内而含灵者，皆有以赞天地之化育而不自识也。”(16) 这段论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除了君相圣贤等等在某些特定方面拥有至高无上的主宰权力或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的人之外，世间凡有灵明魂魄的人类都属于“下”，都是身份、地位乃至职业无一不平凡普通的生民百姓（聋瞽侏跛等有生理缺陷者则作为更微不足道的部分包含在“下”之中）。甚至在泰州学派看来，圣贤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称之为“下”，“昔者尧舜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孔子不得颜、曾为己忧，其位分虽有上下之殊，然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则一也。”(17) 为万世高山仰止的圣贤孔子并没有显赫的权位和荣耀的爵禄，与上古先王甚至后世的统治者比起来，客观上依旧处于低下从属地位，因此说孔子是“下”并不为过。由此可见，“上”只代表着帝王将相等显要荣尊的统治者，除此之外的人可以说全都属于“下”，简言之，“或上而君卿大夫，下而士农工贾”。(18)
然而在这世界，君卿大夫固然作为特权者而显得位尊身贵，但是他们毕竟是少数中的少数；在人群中占主体地位，在“百姓日用”间维系着人类社会存在安定、发展繁荣的毕竟是再平凡不过的士农工商，平民百姓，一旦背离和失去了他们，君卿大夫的统治也必然无可挽回的崩溃湮灭，这便是古人所谓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19) 泰州学派明确意识到由文人士子、乡农里民、手工业者、坐贾行商等等“下”之百姓构成的平民阶层才是社会的基础、国家的柱石，理应得到最根本的关注。
“下”代表着处于低级从属地位的下层百姓，是构成人类社会庞大金字塔的一砖一石。然而自古以来，“下”之平民始终处于被轻视被压迫的境地，低微的身份地位和浅薄的学问见识像两条互相纠缠的蛇紧紧缠绕在一起，使其意识不到从而也无法改变自身所处的窘境。“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20) “上智”和“下愚”因此才千古不移。
然而在泰州学派看来，地位的卑贱与智识的愚昧并不能代表人格和天性的卑下：“民有卑下而中无卑下：卑下之民亦中也。试看今闾阎之间，愚蠢之妇，无时不抱着孩子嬉笑。夫嬉笑之语言最是浅近，闾阎之村妇最为卑下，殊不知赤子之保、孩提之爱，到反是仁义之实、而修齐治平之本也。”(21) 处于金字塔基座的“下”与处于顶端的“上”拥有相同的本质之“中”，因而即便是最下层的村野蠢妇也能在“百姓日用”间发自天性本心的慈爱中，直接体现出其与生俱来的仁义之实、修齐治平之本。在这个意义上，正所谓“愚非为下，智非为上”，(22) 上之君卿大夫和下之士农工商在本质天性上并无二致，在为人的尊严和权利上更应当彼此平等。
泰州学派通过肯定人们在“百姓日用”间表现出的共同的良知天性，填平了上智下愚之间的鸿沟，让处于低下地位的平民大众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和审美取向堂堂正正地成为其学术理论关注的焦点，这种平等观念在当时而言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四、“百姓日用”肯定了实践之“下”
“下”还离不开“百姓日用”间具体的实践行动。
“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23) 孔子的这段论述为泰州学派所津津乐道。所谓“下学上达”便是“下学人事，上知天命也。”(24) 这是一个学习培育道德人格，感悟人生的终极目标，通达宇宙间本质真理的实践过程。下学人事作为上达天命天理的必要手段一直受到先儒的重视，比如朱熹对此解释道：“此但自言其反己自修，循序渐进耳，无以甚异于人而致其知也。”二程则谓：“学者须守下学上达之语，乃学之要。”(25) 可以看出，过去的思想家们似乎更偏重于阐释“学”，而认为“下”是依附于“学”而其意自明的。
然而在泰州学派看来，“下”才是“学”的主脑，正是“下”规定了“学”的性质和方式：“须从大处悟入，却细细从日用琐屑，一一不放过。三千三百，皆体仁也，圣人所以下学而上达。”(26) 所谓的“下学”并非仅仅是单纯知识积累或抽象理性思辨，而是立足于物质世界的种种事物与现象，扎根下层大众的生活琐事，深入到“百姓日用”的点点滴滴中去，用具体行动直接体会和领悟——“下学”贯穿于日用常行的实践行动，离不开人们对生活事件的积极参与，只有身体力行，才有可能真正触摸到天道真理。因此孔子是当之无愧的“下学而上达”的典范。泰州学派是这样描述其在实践行动中通达天道的：
人之言潜，言成功也，我之言潜，言用功也。……孔子之象潜龙，则曰“阳在下也。”夫阳，火也。火易炎上而难下也，不下则非潜，不阳则非龙。龙而潜，阳在下之象也。象此者，象用功也。阳必用功然后能在下也。确乎其不可拔，是用功也。必如是用功而后可以言下。必如是之下而后可以言潜。潜如是潜而后见下不见阳，故继之曰：“潜龙勿用，下也。”言下不言阳，用功以文乎阳，而不见其为阳之在下也。此为孔子下学可以当之也。且下非徒下已也，所以藏乎阳也。阳藏则气冲而纯见，阳不见下，下虽阴位亦自化，阴而阳也。故又继之曰：“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言阳不言下，用功以文乎下，而不见其为在下之阳也。此为孔子上达可以当之也。……勿用，藏用于人也。弗用，藏用于己也，非下学以上达可当之哉？(27)
这段化用自《周易》的表述玄妙无方，然而归根结底是在阐述一个明确的道理，那就是对于儒者士人而言最恰当的实践方式，就是像所谓“潜龙”一样，具备辉煌纯粹的美好天性，却能处身于“下”，做平常之人，行平常之事。
同时，这段表述一反以“潜龙”比喻成功而退隐的有德君子的成说，而认为“阳必用功然后能在下也”——阳而下的潜龙并非恬退隐忍、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恰恰是在“百姓日用”间实践积极进取的具体行动，正如拥有圣人君子之天性品质的孔子那样始终怀抱着远大的志向，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百折不挠的意志投身于言传身教的实践之中，用功不息。如此才能下学而上达，领悟宇宙人生的本质真理，从而成为千载万世之集大成者。
因此在泰州学派的理论中，“下”与“百姓日用”的实践行动有着不可割裂的关系，这就决定了其哲学、美学绝不仅仅限于书斋内案头上的玄想，而是将前人忽略的实践放在了首位，始终投身于现实生活中，去寻找、体验和感悟大道真理。
通过梳理泰州学派的阐述，中国传统哲学特有的混沌性和包容性特点表现了出来：“百姓日用”充分肯定了在传统思想中一直被轻视乃至忽视的“下”，而“下”这一范畴所包含的三个层面则分别涉及物质本体、平民主体和实践行动。这三者看似各自并不相关，但究其本质却有着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它们都是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处于次要从属地位的存在，在这里却作为“百姓日用”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和重视。
再回到《咏天下江山一览觉友人》中，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什么会将“下”置于仅次于最高范畴“天”之后的关键枢纽地位：离开了“下”，蕴藏在“百姓日用”间作为本质真理而存在的“天”，将无从显现其“江”的周流生动和“一”的真实纯粹，“山”和“览”也将由于失去其最广泛的主体而失却针对性和行动力。王艮惋惜人们不了解“下”的重要，不明了“下”作为物质存在，蕴含着天地之间的本质真理；作为平民百姓，支撑起人类社会的安定发展；作为具体行动，探寻着宇宙人生的终极目标。“万派俱从海下来，天大还包在地下”——正是“下”所代表的曾处于从属地位的一切，构建起泰州学派哲学的全新系统，同时也决定了惟有涵盖了“下”的物质性、平民性和实践性这三大层面特质的“百姓日用”，才有资格成为其美学的核心范畴。
对“下”这一范畴的重新发现和极度强调，说明了泰州学派正以自己的方式大胆解读诠释儒家经典，对其进行大刀阔斧的批判继承，从而形成与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相逆反的独创性学术特质。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为美，将历来作为“下”而存在、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各层面元素提升到关键的位置——被置于“道”以下的“器”也好，被置于君卿大夫以下的士农工商也好，被置于抽象思辨以下的实践行动也好，全都得到了与自身相应的恰当地位，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泰州学派美学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恐怕也不过分吧。这种美学理论决非虚玄的空想或机械的教条，而是时时刻刻与现实生活血肉相连。在泰州学派的美学理论中，展现出的是知识分子以一身承担天下的责任感、使命感，这种极具侠气的思想狂澜一直激荡不息，其余波在后世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文人士子身上仍不断回响。正如
（原载《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秋。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