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需要解释的是，我们这里说的“当代”不是指1949年建国以后，而是指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里说的“中国当代美学”也主要不是指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而是单指中国当代美学的理论。就中国当代美学的整体来说，它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美学理论、艺术和审美批评、艺术和审美实践，这三个方面虽然相互关联和相互交融，但实际上又是各成系统，各自独立，形成三方面平行发展之势，不能统而论之。
进入新世纪以后，美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近30年的美学发展历程的反思越来越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反思，倒不是因为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纪元，而是因为恰巧在世纪之交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美学遭遇到一些新情况，出现了一些新问题，亟需通过一个反思的过程以找出问题、摆脱困境和谋求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在反思中，许多论者已经认识到使中国当代美学陷入困境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美学理论与现实的艺术和审美实践的脱节，这个问题不仅体现在1980年代的实践美学上，也体现在1990年代的后实践美学上。因为无论实践论美学还是后实践论美学都是本体论美学，它们或者以物质生产实践为本体，或者以生命、生存为本体，这种被种种“本体”框定的美学体系终究会被日新月异的艺术和审美实践的发展所冲破而陷入困顿。所以当今的美学理论所面临的不只是某些范畴和观念刷新的问题，甚而是整个美学研究范式需要转换的问题。笔者基本赞同上述论者的意见，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美学摆脱困境的出路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靠近和结合。但须进一步追问的是：造成中国当代美学中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个“脱节”的问题？
一、决定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进程的四大向力
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美学是在四个不同向度的力量的牵制和撕扯中形成和发展的。首先是自身发展的这一向力。这个向力又体现为两个相对因素的合力作用，一个是现代性的追求，一个是传统的潜在影响。众所周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在帝国主义列强船坚炮利的严峻逼压下、在救亡图存的危急情势中被迫开始的。所以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代性除了有其一般的世界性内容外，还有其特殊的民族内容，这就是第一步通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严峻局面以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民族地位，第二步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革、通过民主法制的建设、通过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以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目标。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正是这第二步现代性追求的继续和深入。整个中国的近百年的现代性追求是在克服了种种客观阻力和主观干扰中不断推进的，但从其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最大的困扰和麻烦还是来自传统的牵制力量。一方面，中国的现代性追求的“现代”性质决定了它的目标不可能从自己的传统中自发生成，必须要摆脱传统的束缚以超越传统才行，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性追求的展开又离不开传统这个基础。中国的现代性追求不可能另起炉灶、从新开始，它必须要在与传统的接续和承继中进行，而且传统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还对现代化进程直接构成一种潜在影响，当前“和谐”、“仁爱”以及“孝敬”等的重新倡导就是这种潜在影响的体现，也是在现代化进程中现代与传统两方面并非绝然对立、可以进行部分的链接和融会的一个明证。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及其创造的灿烂文化和近百年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新传统完全可以成为现代性追求可资挖掘和利用的一笔巨大文化资源和理论财富，而不能仅仅被认为是现代性追求的拖累和负重而企图予以“彻底决裂”甚而至于“连根拔除”。中国当代美学作为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翼，是与整个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连成一体的，也同样遭遇到现代性追求与即成的美学传统的矛盾和冲突，也同样遭遇到不断突进前行的现代导向力与已有的传统牵制力之间的交互作用而形成的情感缠扰和理论困惑。回顾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的历程，1980年代主要是通过“拨乱反正”和大规模外借西方理论以求得新突破和新进展，于是有了实践美学的复兴和扩建，有了“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有了“现代主义”的风行。这种基本以“破旧立新”为主的发展态势必然导致对美学传统的轻视和掩蔽，从而使美学理论的现代建构逐步陷入无根无基的飘浮状态。而到了1990年代，日益高涨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使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了企图摆脱本土美学传统的不可能性和有害性，于是又出现了所谓“国学热”，出现了所谓“失语症”的议论，出现了“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的呼声，出现了后实践美学的种种理论创新的尝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由于受更新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影响，中国美学理论的建构愈益呈现出向古代和近代以来形成的美学传统靠拢贴近的趋向，这种趋向决不是单纯为了恢复美学传统和回到美学传统，而是因为真正认识到了美学传统在美学现代化进程中本应具有的价值和作用，以便把美学的现代性追求重新拉回到中国自身的美学传统这一坚实可靠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兴起的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等理论，之所以被人们认为是中国自产的原创性理论，就是因为这些理论不是从西方直接搬来的，而是全面借鉴和吸取了古今中外的美学资源，尤其是对中国本土的美学传统进行了现代性转化而构建起来的。只有这种深深扎根于本土美学传统的现代美学理论，才有可能取得与西方美学理论对等交流的话语权，才有可能在将来形成的世界美学系统中真正占有一席之地。所以，就中国当代美学自身发展这一向力看，不能以为只有现代性追求这一因素在起作用，还要对以往形成的美学传统这一因素给以充分的重视。毕竟，中国当代美学自身发展这一向力的具体态势是由这两个不同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
制约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进程的第二个向力来自西方美学理论的影响。如前所说，中国的现代化取向不是自发的，而是被迫的。这种情况先在地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道路所赖以凭借的主要思想文化资源不可能发掘于内，而只能求取于外，即向那些率先走上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学习和借鉴，把它们先进的科学技术、哲学思想、文化学术直接拿过来为我所用，发展我们自己的现代化事业。而且，历史已经证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每一步关键性进展都是先从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资源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这样，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这样。同样，中国美学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从外求于西方美学理论开始的，没有西方美学理论的引进，就没有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等对中国现代美学的开创，也不会有朱光潜、宗白华、蔡仪等对中国现代美学体系的建构，更不会有中国当代美学近30年在理论创新上所取得的所有重大进展和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西方美学（包括西方古典和现代美学、马克思主义美学、前苏联的美学、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和种种后现代主义美学）的影响，作为牵制中国当代美学进程的一个强势向力，对中国当代美学的进展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但上述论断只是讲了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客观情势决定了要推动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的进展必须先从引进西方美学理论开始，也就是先从另一个“他者”那里“拿来”现成的理论，随后再利用这个理论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理论。这种做法虽很有必要，也比较便捷，但长此以往，以致形成一种“外求式”为主导的理论创新模式之后，就很可能造成两个消极的后果：一个是以为西方美学理论总是先进的、新的，使中国的现当代美学理论建构在很多时候都是跟在西方美学理论的后面“跑”，随着西方美学理论的话语去“说”，以致很少或无暇顾及这种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否可以与中国已有的理论对接以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由此又造成了第二个消极后果，这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使一部分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沦为西方美学理论的一个“注脚”、一个“镜像”，从而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一部分中国现当代美学理论在“他者”面前丧失了“本我”的地位，丧失了本民族的特点和特色。正因如此，中西问题也就成为贯穿中国现当代美学的最大难题，这个问题的困难主要不是在理论上，而是在实践上。从理论上讲，无论是“中体西用”还是“西体中用”，都主张通过中国理论的西方化或西方理论的中国化以达到中西融合，都有一定的道理可以说通。但这些理论主张在实践上却殊难把握，极易出现偏差而走向极端，不是走向“排外自守”，就是走向“全盘西化”。而在当代条件下，最多发生的还是“全盘西化”的倾向。因此，我们在考虑西方美学的影响这个向力的时候，不能只看到他对中国当代美学的积极推动作用，还应注意将已成定势的“外求式”理论创新模式转换为“自主式”理论创新模式，以防止和避免这一向力所可能产生的消极后果。最近几年，对“中国特色”、“民族特点”、“本土化”等的强调和提倡，可以看作是为促使“外求式”理论创新走向“自主式”理论创新而做出的新努力。
干预中国当代美学进程的第三个向力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所谓“全球化”是指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资本主义的资本无限扩张的本性必然导致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指向。所以，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全球化的历程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但是到了1990年代以后，全球化进程突然大大加速，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里，几乎整个世界都被卷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浪潮。这主要是因为1980年代末苏美对峙冷战局面的终结、世界新格局的形成以及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而促成的。伴随全球化浪潮而来的，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从而使西方与东方乃至美国与欧洲原有的宗教、意识形态、文化的冲突愈加尖锐化和表面化。就中国而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不仅为中国经济的飞跃发展提供了百年未遇的契机，而且，在经济飞跃发展的前提下，还推进了中国后现代文化状况的迅速萌生蔓延、以现代传媒为依托的大众文化的崛起以及新的文化格局的形成（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民间文化四足并立），从而开始了与西方发达国家文化现状的对接。与此同时，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也促使了中国原有的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剧烈冲撞和现实的比照，使得外来文化的诸多消极因素和负面作用逐渐暴露，也使得本土文化一直被遮蔽着的优势和当代价值日益彰显。总之，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是极为复杂而深远的，给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学术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前所未有的。仅就中国当代美学的情况看，近年来中西比较美学的再度兴盛、对“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的普遍关注、人类学美学和当代大众审美文化研究热潮的出现、“本土化”和民族特色的大力倡导等等，都是对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新现象、新变化、新问题的一种回应和反响。
牵制中国当代美学进程的第四个向力是中国艺术与审美实践的发展。如前所说，按照正常的程序，美学理论的建构应该是自下而上地从艺术审美的实践出发，经过艺术审美批评这一中介环节上升到理论概括，然后才能对艺术审美实践切实起到一种导引的作用。但是，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以及其它的一些原因，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在很多时候却是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道路，即首先引进或“拿来”什么“新”理论，然后再用这种理论去比附中国艺术审美实践，试图用这种理论去规定和约束中国艺术审美实践的发展。这种反常做法的结果必然导致要么实践俯就理论并在理论所规划的圈子里打转，要么实践冲出理论的束缚而自行发展，因为中国当代美学中的实践方面毕竟是最有活力的一个基础层面。前一种情况造成了实践对引发理论革新的根基作用的彻底丧失，后一种情况造成了理论与实践上下两个层面各自运作、各行其是的“两张皮”局面。特别是历史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艺术和审美实践领域发生了一系列崭新的变化，如流行文艺、网络文艺、传媒批评、传媒学术讲坛、日常生活审美化现象等等的大量涌现，使得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与现实的艺术审美实践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使得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脱节”问题愈加突出。也正因如此，实践层面对理论层面固有的原发性激活作用又一次突显出来，它又一次警示人们，新实践亟需新理论的阐释和评价，实践的突破和变化必将催发理论的突破和变化。目前文艺学和美学界出现的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关于文艺学和美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关于大众审美文化的感性化和娱乐化倾向等问题的关注和争论，正是艺术审美实践的发展对美学理论建构所应发挥的原发性激活作用的体现。因此，我们在对中国当代美学进程的反思中，一方面要在特殊的意义上看到理论层面对实践层面的先在规定作用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与实践层面的脱节，另一方面也要在一般的意义上看到，实践层面作为一种最具活力的基础因素也必然对理论层面构成着一种原发性的牵制力量，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美学理论的建构和创新。
二、造成美学理论与艺术和审美实践脱节的原因
通过上述四个向力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这四个向力综合起来的交互作用下，在这四个向力构成的“力的平行四边形”之中，中国当代美学走过了它近30年的从实践美学到后实践美学再到后实践美学之后的诸美学流派的曲折发展之历程，形成了它当今多元并存的格局以及复杂多变的现状。同时，我们也可以大致了解到当前中国美学所遭遇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美学理论与艺术审美实践的脱节以及造成这种脱节的种种原因。具体地说，造成这种脱节的原因有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
从客观方面看，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性追求的紧迫性和西方文化影响的优先性的缘故。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迅速改变清朝专制政府腐败软弱、人民大众贫困不堪的严峻国势以挽救迫在眉睫的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亡国亡种的危局，就是尽快走上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的现代化道路以实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宏伟目标。而要尽快走上这一现代化道路，在思想文化上就必须要采取便捷快当之途，这就是所谓“以夷制夷”、“取他人之火煮自己之肉”，直接从西方列强那里拿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用以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现代性的革新和改良。无庸置疑，这种直接从西方“搬用”的做法在当时是完全合乎时宜的，也是大有成效的。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以“外求式”为主导的理论创新方式一旦定型为一种范式，就有可能造成外来的某些理论思想并不适合中国具体国情的偏差。当年胡适曾提出的“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主张在当时确乎属不识时务之谈，但从今天的观点看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胡适的意思也许就是提醒学人们注意，并不是所有引进的新思想、新理论都能适合于中国的特殊情况的，应该警惕和避免外来的新思想、新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背离的问题。而且，在我们看来，像艺术哲学、美学这种原本就缺乏世界普适性人文社会学科理论，在从西方搬用于中国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所以当我们反思中国当代美学的进程，这种以“外求式”为主的理论创新模式依然没有根本的改观，尤其是当历史的新发展已经使得艺术审美实践领域的新事实、新情况、新变化层出不穷之时，尤其是当艺术审美实践领域的这些新事实、新情况、新变化亟需理论的梳理、概括和说明之时，我们的理论却仍旧对此缺乏应有的关注而沉浸于这种“外求式”的理论仿制和建造，其代价必然就是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和脱节。当然，即使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性追求的紧迫性、借鉴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必要性、“外求式”理论创新的可行性，还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现代性追求所构成的牵引力和西方思想文化的引进所构成的影响力依然是决定中国当代美学发展进程的两大强势因素。所以我们在分析造成中国美学理论与艺术审美实践相脱离的原因时，首先应该承认有些原因属于客观方面的，是人的主观意志难以左右的。
但是，我们对客观方面原因的承认和强调并不能成为我们忽略和抹煞主观方面原因的理由，从理论上讲，客观原因只是促成事物变化的可能性，只有主观原因才能促使这种变化实际地发生。人的主观能动力即受到客观进程的限制，又能够促进甚至创化着客观的进程。而且，就是从中国当代美学发展的客观境遇看，也已经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和艺术审美实践方面的新进展。这些重大变化已经为变换“外求式”理论创新模式和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问题的主观努力，提供了相当有利的客观条件。但遗憾的是，就目前情况看，这种主观努力做得还很不够、很不自觉。这就需要从主观上深刻反省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思想认识根源。我们认为，造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思想认识根源可以从历史和现实两个方面作出分析。从历史方面说，主要是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在几代学人中几乎已经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的所谓“学术拿来主义”和“学术普世主义”；从现实方面说，主要是在当代条件下滋生的“学术功利主义”。
即如我们都知道的，“拿来”这个说法最初是由鲁迅提出的。按鲁迅本来的意思，“拿来”之“拿”并不是盲目地见什么拿什么，更不是被动地接受“送来”的东西，而是“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而且，强调“拿来”的理由是因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1](P32－33)。鲁迅的这个见解在当时无疑是明智的，无可非议的。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用“拿来”这一词语表示一种对待外来文化的策略是有缺陷的，这个词语本身就很容易导致“不必费心用力，只需伸手去拿”的误解，况且，“拿来”一旦成为一种“主义”，也就逐渐定型为一种理论了，这种理论的片面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后来的历史也证实，在“拿来主义”的支配下，每当中国的美学理论出现问题、需要发展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从国外“拿来”什么理论以及怎样把这理论原样置移到中国，而不是着力研究中国美学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怎样才能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拿来主义”在理论上只是强调“拿来”的一面，所谓“先拿来再说”，至于拿来之后怎么办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岂不知更重要的问题恰恰在于拿来之后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如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如何通过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再次提升到理论，并把这种提升的理论作为对世界的一份贡献“送出”到国外。因而，对待外国的理论，不仅有一个“拿来”的问题，还有一个“送出”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去苛求前代人，在鲁迅的那个时代，“拿来”已属不易，“送出”更谈何容易！但是，在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变的今天，我们的多数论者仍然大讲“拿来主义”，把“拿来主义”奉为不可更改的金科玉律，其结果必然是不仅强化了中国理论对外来理论的依附性，而且也加大了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相脱离的严重性。好在近几年有些论者已觉察到单纯“拿来”的弊端，开始提倡“送出”了，譬如前面提到的“文艺美学”、“生态美学”的创建很可能就是中国美学对世界美学的一种“送出”和奉献。所以，在当代条件下，如果要讲“拿来主义”，也必须同时讲“送出主义”，只有把这两种主义结合起来，才是中国美学发展的正途。
所谓“学术普世主义”也是中国近代以来盛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学术思想传统，它的核心观念就是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存在着一种具有全世界意义的“用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而且又进一步把这种理论与西方理论挂钩，认为西方理论就是这种具有世界普适性的理论。这种学术观念的流行和深入人心，确实推动了向西方先进学术思想引进、学习和借鉴的热潮，也确实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超越式发展，其重大的积极作用不能否认。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这种学术观念的通行也直接导致了一些不良后果，这就是在部分学者那里把中国的现代化简单地理解为西方化，把全球化简单地理解为美国化，错误地以为中国要走上现代化的道路，要参与全球化的进程，只要照搬西方和美国的经验，只要向西方和美国看齐，就万事大吉了，至于什么民族性，什么中国化，什么中国的特殊国情，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们认为无论是现代化还是全球化，好像西方和美国已经给全世界准备好了一种普遍适用的模式，我们要做的只是按照这个现成的模式去做就行了。如此一来，中国的学术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就必然相隔得越来越远了。尤为严重的是，这种“学术普世主义”作为一种学术传统，至今未绝，对中国学术发展可能造成的危害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只要稍加反省就不难看到，“学术普世主义”在理论上是建立在两个不能成立的信条之上的，一个是相信人文社会科学像自然科学一样可以具有绝对的真理性和普遍性，再一个是受所谓“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应该承认，自然科学的理论确实具有全世界的普遍性意义，我们不能说物理学仅是哪一国的物理学，世界上只有一个物理学，无论哪一国的物理学家提出了一种理论，只要它是真理，世界各个国家都会同样接受它。但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却不是这样，它作为一种理论当然也有一定的普遍意义，但由于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和文化精神不一样，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就很难产生一个“用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理论。各个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当然可以相互借鉴和相互影响，但不能相互照搬和相互替代。这就是说，人文社会科学理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民族性，“学术普世主义”把人文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片面强调世界性而排斥民族性，这是其问题之一。问题之二，“学术普世主义”明显接受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思想，相信西方是世界的中心，代表着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体现着世界精神的本质。但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这种由西方学者编织的世界历史的现代“神话”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西方“后殖民主义”学者）已经认识到，世界本没有什么中心，即使有中心也绝非只有一个，世界是多元的，世界中的每一元都是平等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学术普世主义”思想依然把西方和美国尊奉为世界的中心，唯西方和美国的马首是瞻，就是不肯认同“中国化”和“本土化”的必要性和重要价值。这种观念对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不仅是有害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是极为不合时宜的。
至于“学术功利主义”，是特指近年来在一部分学者那里表现出来的一种不良的学术心态。这里所说的“功利”，不是指对社会的功利，而是指对个人的功利。就是说，某些学者不是将学术看作是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而是仅仅将其看作是捞取个人名利的手段。他们甚至采取了所谓“玩”学术的做法，不惜通过虚构问题、制造争端、刻意炒作以达到吸引眼球、哗众取宠、名利双收的目的。这种学术态度的养成，固然与人文学科边缘化、不健全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但主要还是因为某些人文学者自身耐不住寂寞、经不起诱惑、急功近利、想走捷径等不正常的学术心态所致。目前，“学术功利主义”虽还未形成一种风气，但其可能造成的危害不能低估。主要危害在于，它助长了不严肃、不认真、不用心、不下力气研究实际问题的学术作风，终至使理论成为理论家手中的一个“玩偶”。可想而知，这样炮制出来的所谓理论，不只是与实践相脱节，而是与实践根本就不搭界、不沾边了。
以上我们已经结合“四大向力”论证了中国当代美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并且分析了造成这一“脱节”问题的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现在需要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是：怎样解决这一“脱节”的问题？其实，问题的解决就已经隐含在对问题根源的分析之中，只要我们找到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我们也就能有针对性地找到了问题解决的具体途径。根据我们对问题产生的主客观原因的分析，我们认为解决中国当代美学理论与艺术审美实践脱节问题的思路主要有两点，一是力倡美学研究的“现实关怀”，二是强化美学研究的“问题意识”。而且我们还认为，这两点也是促使美学理论摆脱目前的困境、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之所在。
三、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
需要首先说明，我们所说的“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并不是各自分离的两端，而是紧密联系的一体，是同一个说法的两个方面。所谓“现实关怀”并不是指一般地从个人之利害出发而关注现实，也不是指一般地从一己之感受出发而评判现实，而是指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为了推动美学理论的发展，必须首先要研究和弄清艺术审美实践领域里的现实变化和动向，以便为美学理论研究找到一个真正值得研究的问题。如此看来，作为一个美学研究者的现实关怀是与他的问题意识紧密相连的，问题意识既是现实关怀的目的，也是现实关怀的出发点。同样，“问题意识”也不是说单凭个人意愿、随心所欲地构想出一个问题，更不是说出于某种个人功利的动机而去虚构和炒作一个问题，这样获得的问题都不是真有价值的真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不是从理论家的现实关怀中来的，都不是从艺术审美实践发展的现实需求中来的，而是脱离甚或背离现实的产物，纯属一些无关疼痒的枝节问题甚或虚假问题。所以，在“现实关怀”与“问题意识”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勾连关系，可以说，两者之间互为出发点和目的，谈“现实关怀”，不能不涉及到“问题意识”，谈“问题意识”，也不能不涉及到“现实关怀”。
说到“现实关怀”，需要首先指出的是，美学理论研究中一向存在着两种“关怀”，除“现实关怀”外，还有与之相对的“终极关怀”。“现实关怀”是指美学理论研究对实践层面的现实问题的关注，而“终极关怀”则是指美学理论研究对自身的理论革新和构建的关注。很显然，这两种关怀对美学理论研究来说同等重要，终极关怀要以现实关怀为依托，而现实关怀又须提升到终极关怀。我们现在之所以特别强调“现实关怀”，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中国美学理论一直受西方理论的过强牵制，以致把西方理论作为其理论创构的主要依据和范型，从而造成了理论研究的“终极关怀”与“现实关怀”的断裂，也造成了美学理论与艺术审美实践的脱节。这就是说，中国当代美学理论的这种以“外求式”为主的创构方式，决定了它的“终极关怀”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现实关怀”的有力支撑，也决定了它的理论创构必然与中国自身的艺术审美现实的严重脱节。因此，为了解决这一“脱节”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首先通过加强“现实关怀”，尽快将“外求式”为主的理论创构方式转化为“自主式”为主的理论创构方式，把理论的创构重新拉回到现实的艺术审美实践的坚实根基上。那么，在目前的情况下，如何加强现实关怀呢？第一，美学理论的研究要直接介入现实和关注现实问题，从现实出发并以现实为基准丰富和发展理论。在这个过程中，美学理论研究首先要敢于直面现实，要承认现实的客观性和必然性，要对现实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与时俱进”的态度。与此同时，美学理论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相信“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还要运用一定的理论原则去评价和引导现实，要在现实面前始终坚守人文主义的批判精神。就是说美学理论在直接应对现实之时，要把介入和顺应现实的历史主义态度与干预和批判现实的人文主义精神结合起来，只有这样，美学理论的研究才能真正触摸到现实的脉动，才能从现实中引伸出能够解释现实和导引现实发展的理论。然而，我们目前在关于某些现实问题的争论中，譬如在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争论中，更多地看到的不是历史主义和人文精神的结合，而是单纯历史功利主义或单纯道德情感主义的两个极端和偏向。第二，美学理论的研究要贴近艺术审美批评这个中介，并凭借这个中介加强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互动联系。如前所说，中国当代美学由三个层面构成，上层是美学理论，下层是现实的艺术审美实践活动，中层就是艺术审美批评。所以，艺术审美批评作为一个中介环节，理应在理论和现实之间起到重要的沟通作用。通常的情况下，美学理论都是通过艺术审美批评这个中介与艺术审美现实间接发生关系的，这样说来，艺术审美批评也就成为美学理论研究实现“现实关怀”的一条重要途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美学理论研究与艺术审美批评联系得并不紧密，可以说两者之间一直存在着相当的隔阂，理论和批评就像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各走各的路，各管各的事，这是极不正常的。这种情况本身就是理论与现实分离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促使这种分离更加严重的一种因素。正因这样，目前要特别强调美学理论向艺术审美批评靠拢，关注和参与艺术审美批评所讨论的现实问题，甚至可以说，美学理论首先要成为一种艺术审美批评，也就是首先要成为一种别林斯基所说的“运动着的美学”，只有通过这种“运动着的美学”，美学理论研究才能真正接触到“运动着的”艺术审美实践，才能切实实现它的“现实关怀”，才能从这种“现实关怀”上升到新理论的构建。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理论研究中的一种主动地发现问题、捕捉问题的心理意向，这种心理意向是以这样一种认识为前提的，即认为理论研究是由问题触发的，首先是出现了问题，然后才有了理论研究的必要，理论研究是围绕着问题展开的，并以问题为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不言而喻，这种认识无疑具有相当的合理性，整个科学发展的事实也已证明，任何科学理论研究的革新都是从新问题的产生、发现开始的，美学理论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因为理论决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理论总是有所指的，这个“所指”就是艺术和审美实践中所出现的问题，正是“问题”的出现促成了理论的革新和变化。尤其是近年来的美学理论研究，仍然以“外求式”理论创新为其理论发展的主导模式，这是一种“从理论到理论”的模式，这种理论创构模式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问题意识的普遍淡薄，因而问题意识的强化就显得更加迫切和重要。我们认为，当前“问题意识”的强化应着重从两个方面入手：第一，要把“问题意识”中的“实践指向”与“理论指向”结合起来。即“问题意识”包含两个指向：一个是“实践指向”，即指向于艺术审美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一个是“理论指向”，即指向于因艺术审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而引发的原有美学理论中的问题。两个指向中，“实践指向”是原发性的，“理论指向”是继发性的，但从问题的解决程序上看，则是理论问题的解决在前，实践问题的解决在后。因而所谓强化“问题意识”，就是强化“两个指向”，并把“两个指向”结合起来，既要牢牢抓住实践问题不放，又要在理论问题上狠下功夫。譬如“日常生活审美化”成为当前美学界关注的热点，这是一个审美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显示了理论开始向实践贴近的迹象，当然要给以充分的肯定。但是要想真正从理论上说明这个问题，还必须首先在某些美学理论问题上（如美学的对象、范围等）有所创新，然后再用这种创新的理论阐释实践中的新问题，也就是要把“问题意识”中的“两个指向”结合起来。第二，“问题意识”的强化还体现在将“实践指向”及时地提升到“理论指向”。理论创新是针对实践问题的，实践问题激发理论创新，是理论创新的真正生长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问题是基础性的，处于首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意识就是仅仅局限于实践问题上的争论不休。实践问题毕竟是浮在表层的具体问题和个别问题，但实践问题的产生又往往是原有的理论出现问题的一个表征。理论研究的使命就在于，以实践问题为“标尺”来衡量原有理论，看看原有的理论观念在哪些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哪些方面还有有待于填充的“空白”，由此推进理论的革新，用以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但当前美学理论研究的偏颇恰恰在于：要么无关现实，脱离实践，从理论到理论；要么在实践问题上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不能上升到基本理论问题上展开讨论。例如关于“文化转向”的争论就是这样，有的论者大力倡导文化转向，有的论者极力反对文化转向，两种观点相持不下，很难达成共识。其实，这种争论很明显地涉及到美学研究的方法论等基本理论问题，如果能把这种争论的焦点提升到基本理论问题上给予集中而系统的讨论，所谓“文化转向”也许就不会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了。所以，我认为，近年来的一些有关具体实践问题的争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也不能使美学理论研究从根本上摆脱困境，甚至这些争论本身就是美学研究陷入僵局的一种体现。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只有把“实践指向”和“理论指向”结合起来，并把“实践问题”提升到“理论问题”，我们的美学研究才能具有真正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才能从以“外求式”为主的创新转向以“自主式”为主的创新，也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跨到一个新的平台上去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原载《山东社会科学》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