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曾经激起轰动效应的诗歌、小说、戏剧相对沉寂下来，一直无声无息地与之同步发展的散文忽然脱颖而出，独领风骚，散文已经成为现代商品社会的当代文学中最具活力、最具优势的一维，与之相比，小说、诗歌、戏剧都已相形见绌、黯然失色。不仅许多在诗歌、小说、戏剧、理论甚至媒体、娱乐圈、管理、科技领域已奠定地位的人趋向散文创作，而且许多名不见经传的、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纷纷涉笔散文，加之大众传播媒介如报刊、网络、电视以及非纯文学杂志等出于版面需求的推波助澜，从而使散文热成为20世纪末以来中国文坛一大景观。
央视主持人赵忠祥以《岁月随想》拉开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名人写书的序幕。随后，倪萍、姜昆、杨澜、白岩松、宁静等人纷纷推出自己的自传或随笔。至2001年崔永元《不过如此》出版时，这股热潮才告一段落。随后，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点燃了2003年的名人写书之火，接着姚明开始讲述《姚之道》，鞠萍有《萍聚》，李响写出了《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对话》。2004年夏末，名人写书高潮再起，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柯云路的《温情马俊仁》、林洙的《梁思成、林徽因与我》、吴冠中的《我负丹青》……2006年，这股热潮持续不减且火势甚旺。朱迅、黄健翔、徐俐近期分别推出《说出来就过时》、《像男人一样去战斗》和《女人是一种态度》。据悉，今年还有央视撒贝宁、凤凰卫视曾子墨等主持人的新书蓄势待发。白岩松也铆足了劲，准备年底呈上自己进京20年的历程总结。
从媒体“名嘴”，到娱乐“明星”，凡是涉足于文化圈的人，不管是有名气的还是没有名气的，不管是当红的还是不当红的，都热衷于向整个世界作喋喋不休的告白、表露和倾诉，竞相推出自己的文集，大有与那些因为写书而成名的作家们相峙对垒之势。
这是当代审美文化中的独特文学景观，打着大众化散文的旗号，掀起的这股“散文热”现象留给我们很多思考。
一
散文是什么？“散文是一种题材广泛、结构灵活，注重抒写真实感受、境遇的文学体裁。”[1](P202)“散文的范围很广，只要不属于诗歌、小说、剧本等体裁而又有文学性的文体都可以归入散文范围。”[2](P173) 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柯灵说：“散文是一切文学样式中最自由活泼，最没有拘束的。它可以是匕首和投枪，可以是轻妙的世态风俗画，也可以是给人愉快和休息的小夜曲。它可以欢呼、歌颂、呐喊、抨击，可以漫谈、絮语、浅唱、低吟，也可以嬉笑怒骂、妙语解颐。它可以是激越的风暴，也可以像大江在月光下静穆地流动。”[3] 从宽泛意义上看，散文应该是人类情感表达的一种形式，而名人写书大多是自传、回忆录，侧重写他们对事业对家庭对生活对情感的独特感受以及自己的人生体验和周围其他人的心理动态，所以他们的作品属于大散文的范畴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应当肯定的是，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原本不善于表达自己的阶层的广泛参与，显示的是20世纪末以来中华民族文学素质的普遍提高，是一个社会个性解放、人本意识普遍觉醒的重要标志。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这股“名人写书热”传达出一种什么样的文学理念。有人说，名人写书相当于出版界盛行的一次流感，有人说，“名人写书热”反映了大众窥私欲的膨胀，也有人说，出书的名人们在大抖隐私的同时获得了更为可观的名利双收。更有人认为“名人出书、出自传，是文化的悲哀，是亵渎文字的过程……会脏了读者的眼睛。”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流于肤浅，过于武断。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理由很简单：反对的人往往忽视了“名人写书热”的特殊性，吹捧的人往往夸大了“名人写书热”的唯一性。
这些名人写书，能否创造出真正的散文精品？从理论上看，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至少存在着这样两种可能。
首先，客观的可能。检视散文历史，我们发现，一部分散文精品并非出自方家之手，而是出自一些小人物或非职业文人。换句话说，其作品价值并不取决于作者主体，而取决于该主体实践在某一特定时空与社会实践发生了某些重大的、对历史进程起着重要推进或反动作用的交叉。林觉民、吉胡洪霞、陶斯亮都不是散文专业作家，然而其散文《与妻书》、《吉鸿昌将军》、《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由于所记述内容牵涉到某一重要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因此这样的作品一篇就足以进入文学史，甚至足以抵得上某些专业散文家的全部作品。不过，这种个人实践与社会历史重大事件重叠的机遇往往可遇不可求，并且不等于一旦重合就能成为杰作，这里强调的仅仅是一种精品化的可能。检视文学历史，我们同时发现，几乎所有的文学都带有自传性。虽然托尔斯泰没有写过自传，但他笔下的每一个字都带有自传的意思。名人写作的散文也是换一种方式的自传。中国文学史上还有过这样的现象，比如小说“三言”、“二拍”、《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在当时是大众化、通俗化的东西，而如今已然成为经典。所以名人创作的这种大众化的、通俗化的散文从理论上讲日后也有进入经典行列的可能性。
其次，主观的可能。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王蒙就曾经提出一个颇有道理的主张，即要求作家学者化[4](P134～138)。当时理论界有过一些讨论，在基本上肯定王蒙此主张的同时，承认学者化作家是众多作家类型之中的一种。今天看来，作家学者化不仅仅是对某一类作家的要求，而应是对全体作家的诉求。这是由当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性质所决定的。换句话说，现代化社会进程已经毫不留情地向社会全体成员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同科技、教育、管理、金融等领域以至各类现代化产业要求从业人员必须经过职业培训方可上岗一样，当代创作主体也必须经过职业化的人文训练，在基本掌握现有人文遗产及现有文化状况的前提下，方能站在一个更高层面取舍、整合笔下对象。如果说在农业社会或者手工业社会个别未经职业培训的个体有可能在文本操作时无意识地、偶然地闯进精品行列，那么在现代化社会，一个缺乏文化准备的主体企图碰上这种侥幸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所以，外在客观条件所决定的主体渺小性或许是无法避免的，但通过作家学者化，创作主体应当能够克服这种渺小性或局限性，扩充自己的人格辎重，推出富有力度的文本。写作本身是一种本能、冲动，出于表达的欲望。按照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说法，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就名人写书而言，这里面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出版社想了一个话题，找名人来写，这样可以出很多很多的书，但是出精品却很难很难。另外一种就是有感而发，属于本人的，是传播感觉的一种创作欲望。所以作为创作主体，作为美的体验者、评价者和创造者，通过学者化，理论上来说，完全可以写出散文精品。
二
上述关于建构高雅散文、精品散文的可能性演绎还只是一种理论假设，事实上名人所创作的散文作品很难达到。
作为散文作品，就中国而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出于不同的功利要求，赋予它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人们强调“载道”与“言志”，因此散文要么“代圣人立言”，要么表达个人的志向、情怀。表面看来这里似乎存在着一个分野：前者侧重群体意识，后者侧重个体性灵。其实，在古典主体那里，即便是极其个性化的言志抒怀，也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并没有摆脱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或“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一理论构架。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唐人小品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而明末小品也“有不平、有讥讽、有攻击、有破坏”（《小品文的危机》）。所以这些古典主体的所谓言志，谈微知著，指向的仍然是封建意识形态的大道理、大情感，是另一种形式的“载道”。在现代，血雨腥风与启蒙救亡的现实决定了散文曾经一度成为“匕首”、“投枪”，成为民族斗争与呐喊的武器，其所取得的成就甚至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以后就来了“小摆设”（鲁迅语）。值得注意的是，“小摆设”也是一种散文观，是将散文作为逃避现实、愉情适性、显示风雅的一种生存与写作策略。周作人的闲适文体与梁实秋的雅舍系列即是这类散文的典范。建国初17年，政治压倒一切，散文亦随之变为“文学的轻骑兵”，即强调散文应该迅速及时地报道各条战线涌现的新人新事。显然散文的功能某种程度上已等同于新闻报道，沦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这类散文的主体自我常处于贬抑状态，突出的是一种既定的集体意识。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散文一方面曾沿着17年所形成的传统作短暂滑行，注重的是一种外在现实报道与群体情感表露；但是在另一方面，一批富有革新精神的主体，逐渐将视角集中到个体内心宇宙，侧重自我表现与心灵剖析，产生出一批浸润着主体独立思考、多元价值取向的佳作，被誉为“一部讲真话大书”的巴金《随想录》可谓此阶段散文观念悄然嬗变的重要标识。
我们再回过头来考察名人创作的散文文本，发现这批文本在基本上回避社会集体意识，突出主体自我意识的前提下，艺术焦点主要集中在：（一）述说个人志趣。如谈吸烟、饮茶、喝酒、养花、买书、旅游、下棋、收藏，谈起居习惯、穿着打扮等。绝大部分属于缺乏个性力度的平庸之作，或模仿名人小品，类似周作人、梁实秋等名士、绅士或文人所确立的灰色话语系统的描述。（二）袒露心灵秘密。如果说述说个人志趣与传统散文主体在这方面的经营大致相似的话，那么全方位、大面积地进入当代主体心灵、披露其内在的种种或强烈或细微的反应，则是当今名人创作整体上与以往文本的相异点。如杨澜的《凭海临风》、宁静的《真情告白》、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李响的《零距离——李响与米卢的对话》、周国平的《岁月与性情——我的心灵自传》、刘若英的《我想跟你走》等等。这些文本都显示了作者要把个体经验向社会群体倾诉的渴望，以及寻求对话的焦灼。（三）展示人生轨迹。如果说袒露心灵秘密侧重关注的是当代名人创作主体内心世界的话，那么描摹、追踪个体参与社会实践所划下的道道痕迹所构成的人间万象及其所蕴蓄的种种况味，则是当代名人创作散文的另一重要趋向。譬如赵忠祥的《岁月随想》、倪萍的《日子》、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朱军的《时刻准备着》、黄健翔的《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等等，其记人叙事无论写自我或写与自我有过实际或精神交往的他人，传达的均是名人创作主体在人生途中的雪泥鸿爪。
在文化垄断时代，散文一直是官方或精英阶层的话语专利，当今社会随着人文素质普遍提高与人本意识普遍增长，每一主体都有述说自我的可能，而每一主体都可能有一段欲说不能的人生，因此每一主体其实都是潜在的散文作者。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名人写作的大众话语与精英阶层相比，往往具有滞后性，缺乏精英阶层的思想高度、开拓勇气与艺术探索的自觉，其精神特质较多地是此前精英或官方意识的重复或模仿，甚至更多地与中国文学传统中肤浅的、满足于感官刺激的乐感文化、颓废文化相通。如前所述，这股名人创作的大众化散文无论言志抒怀、写景状物、记人叙事，所传达的倾向，基本上与明人小品，周作人、梁实秋所确立的名士、绅士式话语系统相似。再者，当今这股名人写书热，说穿了是一种隐私热。所谓述说人生在许多名人那里述说的其实就是自己或与自己有关的他人的隐私。散文在这里沦为隐私文学，读者大众对它的热情，实质是一种窥探他人隐私的热情，其性质有如在街头充当看客，看他人打架骂街，不过在这里充当的是一种较为高级的精神看客罢了。
比较可以看出，名人散文创作有难以跨越的两大难度。这就是：（一）与古典散文、17年散文相比，名人散文失去了那种整一的哲学背景。封建中国走了几千年，一直以儒教立国，建国后17年尊崇马列，此两种学说成为一种国家哲学，成为这两种社会形态的主流思想背景，因而置身于这两种社会形态的主体，无论传播者或接受者其内在的精神特质、心理结构与经验基础，均具有相似性，这就使得作家个体与社会群体的沟通与对话相对便捷、容易。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多元化价值探索的展开，那种整一的哲学桥梁断了，各种话语的杂多与势均力敌使得若干主体的声音明显减弱，再难激起全社会广泛的共鸣。（二）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工的复杂与纤细，决定了当代主体往往拘泥于社会即定的阶层、位置。各人头上一方天，从而导致视野的狭隘与视点的低姿态。其最终结果必然是当代主体的人格全面地趋向猥琐、渺小。由这类主体所演绎的情感、思绪，其美学容量必然大打折扣。
三
按照卢卡契的观点，文学创作是一种社会的需求和社会的委托。[5](P52) 这种“名人写书热”与其说是文学自身的现象，毋宁说是社会的需求，它昭示着当下中国社会和全球文化审美的复杂性。当代社会是多元文化的时代，用黑格尔的说法，世界历史正进入一个没有英雄，起码是没有君主的“散文”而非“史诗”的年代。[6](P39) 对于愈演愈烈的名人写书热现象，只有放在当代审美文化的语境中去考察，我们才能廓清假象，真正认识名人写书现象在当今文学衰落的时代从“小摆设”成大气候的原因。
所谓当代审美文化，按照姚文放的解释是指“在现代商品社会应运而生的、以大众传播媒介为载体的、以现代都市大众为主要对象的文化形态”。[7](P3～4) 这种文化系统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技术主义、实证主义、折衷主义等，这些思潮的一个共同倾向就是从本体论走向功能论，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从本位主义走向消费主义，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崇实、尚用、拜物的心态。
首先，商品经济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把文化变成了商品，而商品化了的当代审美文化也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文化的多元性、娱乐性、感官性。恰恰是在这点上，当代审美文化完全颠覆了传统审美文化的超越性品格。人类审美发展到今天可分为前审美时代、审美时代和后审美时代。在前审美时代，人类审美处于未分化状态，审美与日常劳动、宗教、祭祀、巫术及人类的生存活动融为一体，这一时期的审美更多地带有一定的功利性质。到了审美时代，直接以康德“审美无利害”理论作为唯一标准，把审美活动从其他日常活动中分离出去，美学研究单纯以经典的、高雅的艺术作品作参照系，并以超功利的眼光看待艺术。这一时期的审美特点还表现为分化和分层；艺术从劳动中分化出来；文化分为各类层次、各种等级，譬如西方文艺复兴第一次把人分为“有教养”和“无教养”、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品评等等。而到了后审美时代，对于审美时代的分层文化、等级文化和审美现象进行了拒绝和批判。更多提倡的是大众文化、泛文化，自康德以来以“审美超功利”和“审美距离说”作为支点构筑起来的经典美学在当代审美文化面前也因此出现了“合法性危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就是贴近现实的世俗生活，呈现出多元化、娱乐化和感官化的趋向，表现出崇实、尚用、拜物的特征。在这种消费主义的影响下，诗歌、戏剧甚至小说显然不如自传体的名人散文“有用”。这种“用”就是放弃终极意义的追问，对信念和理想漠视，对情感、趣味和幻想给予安慰。
其次，当代哲学思潮体现出重实在的现实价值而轻终极价值的理论品格。它带来的深刻变革就是普遍的游戏心态的生成，当代审美文化完全蜕变为享乐、休闲、游戏的手段和工具，并不承担任何精神升华的义务。与急功近利和游戏心态相对应，一部分坚持追求终极意义的人们在当代生活中产生了丧失精神家园的漂泊感，而这种漂泊的无家和无根的感受则在当代审美文化中演化为人们对感官、娱乐的生活方式的追求。诚如利奥塔德形容的那样，折衷主义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的特征；人们听强节拍的通俗音乐，看西部影片，午餐吃麦克唐纳的食物，晚餐吃当地菜肴，在东京洒上巴黎香水，在香港穿“过时”服装——这种眼花缭乱的流行时尚结束了任何统一的标准。个体的即时盛兴成为唯一可信的内容。这个时候，散文的松驰、灵活、自由、零散、轻松都将成为当代审美文化所喜爱的品质。散文既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放任洒脱的游戏精神，也可以体现当代审美文化胸无大志的零敲碎打。无论人们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还是在否定的意义上都认识到了这一点。
第三，当代社会心理是养育当代审美文化的母体、土壤。而审美心理在某种意义上说，已脱胎于社会心理。商品经济时代事实上已经根本地改变了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如今我们已经处在文化转型的特定时期。由于新的时代“轴心”正在形成之中，旧的价值体系则已被消解，于是现在的人类正处于一种中间的空无状态。这种中间状态孕育出了这个时代的特殊社会心理：普遍的虚无感、失落感，浮躁的心态以及由虚无感衍生的焦虑症、自恋癖等。“虚无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只不过这种社会心理有时候显得极为隐蔽不易察觉罢了。总的来说，虚无的最为本质的表现就在于恒定的价值立场的缺席，它所带来的最为明显的后果就是对于时尚的追逐和盲从、从众心态以及对娱乐性和感官性生活的无原则认同。”[8]
从名人自传散文本体特征来看，自传体散文的简短性非常契合当下急功近利的“兑现”心态。名人散文创作主体处在一个焦虑喧嚣的时代，自恋和急于表白的心态使他们放弃了自身和形象之间的假定性和距离感，而散文文体的非虚拟性特征进一步助推了名人散文创作主体将个人的生活琐事和情感欲望搬到笔下，通过推销自我的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调，求得自我存在的肯定。潘知常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犬儒精神”在作怪。“所谓犬儒主义，是指以高姿态来掩饰自己的虚无的自恋狂。在价值虚无的社会，以抗拒虚无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一无所有，发展到自己也认为自己真是在抗拒虚无，以至达到一种自恋狂的境地。”[9](P147) 再加上散文的这种无法之法的文体几乎对每个个体都不构成限制，造就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名人写作队伍。对于商业化的文化语境来说，读者就是消费者，读者选择自传化散文“消费”，他的买点就是娱乐、休闲、时尚，而名人自传散文的写作主体急于迎合、取悦甚至怂恿读者以求得自身利益，艺术的内容和形式自然就会转向市场的需要。再加上文化制作者的包装、引导，一道名人自传散文的文化快餐就产生了。
从名人自传散文创作内容来看，怀旧成为其最大的卖点。当代审美文化语境中的名人自传散文占相当数量的是怀旧散文，尤其是一些行将退出其事业舞台的老一辈名人（如赵忠祥、倪萍、姜昆等）、过来人等等对个人亲身经历的事情的回忆和感受。对具有丰富社会、人生经验的名人来说，这是最经济简单的一种写作方式。怀旧昭示着寻求抚慰和自恋表白的文化心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历了比较大的社会变革，而怀旧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现实和时尚，由精英知识分子们所创立的怅然若失的怀旧心理，经过文化制作者的包装后，即刻成为一种流行文化。对于文化消费者来说，阅读这类怀旧散文，不但抚慰了他们的怀旧心理，而且时尚、对名人隐私和逸事的猎奇心理也是其主要的阅读动机。通过对他人生活方式、心理的窥探，加强了对自我的肯定或借助他人他事加强了自我在焦虑社会战胜虚无的力量。这种带有浓厚怀旧内容的名人自传体散文对浮躁、焦虑时代的个体精神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抚慰作用。
从名人自传散文讲求“本我”、“自我”的个体性特征来看，非常契合后现代文化语境。这种“自我”的写作使名人自传散文呈现出琐碎的形态。南帆认为，与其贬斥散文的琐碎，不如强调散文的反抗权威和反抗中心，是散文反抗中心和边缘性话语的特征为散文在后现代语境中赢得活力。“散文所承担的片刻消闲恰好吻合了消费社会旋生旋灭的欲望，散文那种不拘一格的写作策略遥遥地呼应了后现代主义‘什么都行’的口号。散文由此而不断的被摧生。”[10](P164～165)
具有广阔市场的大众消费文化无疑对契合了当代审美文化的名人自传体散文走向形成更为强力的诱惑。名人自传体散文通过商业包装，一方面取悦市场消费的欲望，一方面刺激市场消费的欲望。
名人写书热这一独特的当代审美文化现象，蕴含着丰富的审美问题。与传统散文相比，在美和艺术的本质方面，传统散文所表达的审美经验往往强调美和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这无疑是传统的美和艺术所蕴含的人类性、传统的美和艺术所蕴含的抽象人道主义精神的美学诠释。显然，在美和艺术能够独立存在于市场经济之外的时候，在美和艺术能够被控制在少数人手里，作为“类”的、人道主义的、抽象的、堂皇叙事的抒情的媒介的时候，这是司空见惯而毫不令人惊讶的事实。然而，“旧时王谢堂前燕”一旦“飞入寻常百姓家”，美和艺术一旦从少数人的手里进入市场经济之中，美和艺术的意识形态性这一传统规定就迅速暴露出它的褊狭、片面。原来，美和艺术不但有其意识形态性的一面，而且有其非意识形态性的一面。于是，我们终于有可能在一个更为宽容、更为全面的基础上来重新为美和艺术的本质定位。
如果说传统散文的反商品性、反技术性使得文学贵族化、经典化，那么商品性、技术性的介入固然一方面使包括名人自传散文在内的当代审美庸俗化，但另一方面也使审美通俗化、平民化。传统文学所表达审美经验就好比剥核桃，核桃壳剥去了，剩下了核桃仁，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透过现象揭示本质”；而当代名人创作自传体散文的审美经验却好比剥洋葱，除了洋葱皮还是洋葱皮，它没有自己的中心和内容。也就是说，你无法从这样的审美现象中揭示出本质性的东西，本质就蕴藏在现象中，现象即本质。名人写书热作为当代审美文化的一个重要注释，即商品形式正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形式和方法进入文化领域，打破了文化被精英垄断的局面，使得兼有文化和经济两种特性的文化形态更容易进入普罗大众，以更大程度地发挥其文化作用。所以，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我们要持包容甚至是宽容的态度。美国著名人文主义作家房龙说得好：“五十年后，我们将能很清楚地知道，到底我们头脑发昏的同代人的这些神秘的作品，是浪费时间呢，还是我这个人，像那些反对巴赫的人一样，做了蠢事。他们反对巴赫，因为他的音乐表现手法，对他们来说，太委婉细腻了。我想，这就是我要对当前的艺术要说的话。我现在完全失去方位感，不能辨别方向，我现在一点也弄不清，我们的浪涛，是向下落呢，还是已然开始向上汹涌。我只知道，不论我们是向上，还是向下移动，我们总是向前移动。这点是至关重要的。”[11](P833)
（原载《阴山学刊：社科版》2007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