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一种充满了人文关怀的美学思想，也是一种以审美或艺术精神为根本价值取向的人生观，其精神实质是追求一种摆脱了世俗价值观念、充满了个性生命情趣的生存状态。
人生艺术化思想是中国美学的重要传统。中国古代哲学主要是人生哲学，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主要是人生美学，这些观点前辈学者多有论述①，此不敷论。作为专注人生的美学，中国古代美学十分重视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的实现，重视高尚人格的养成和生命境界的提升，重视个体内心情与理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与此相应，中国古代审美文化(以文学艺术为代表)偏重情志的抒发和意趣的表现，追求在想象创造的世界里生命的表达和实现，擅长在日常生活的细节和自然的一草一木中发现人性的美好和人生的真谛。虽然中国美学并不擅长对审美人生作形而上的长篇大论，但是，中国美学却始终围绕着人生这个根本展开，其核心问题不是美为何物，而是审美对人生有何意义，是人生如何实现艺术化、审美化，是人如何借助艺术和自然景观来达到生命的完满和精神的自由。
直到20世纪，虽然有各种外来思想的冲击，但是，人生艺术化思想仍然在不断创新中延续了下来，成为一种十分值得珍视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中国现代美学思想。笔者曾在总结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时说：“真正构成现代美学的两大传统是政治功利主义或道德功利主义和审美功利主义：前者主张以审美和艺术作为政治斗争或道德说教的工具，要求审美和艺术直接‘服务于’政治或道德目的；后者主张为人生的美学，或者是人生论美学，反对审美和艺术直接充当政治或道德的工具，而是要求审美和艺术内在地作用于人生境界的提升；前者的直接思想源头在19世纪末的梁启超，而后者的开创者是20世纪初的王国维。”[1]人生艺术化思想正是审美功利主义在人生理想方面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古代审美人生论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创造性延续。
可惜的是，这种充满了温暖的人文关怀的美学传统却在相当一个时期被我们中国自己的美学忽略了。翻开我们大学普遍使用的美学教材，我们不难发现，以美论、美感论(或审美经验论)和艺术论三大块及其变种构成的美学理论与我们自己的美学传统是多么的格格不入，用这种美学研究框架去研究中国古代美学和审美文化也总是难以切近其精神实质。这种既脱离本土文化之根，又疏离本土人生经验的“美学”是难以为继的。而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要重新接通当代美学与传统美学的“血脉”。
事实上，中国现代美学在相当程度上倒是同古代美学血脉相通的。学术界在一段时期里，比较多地关注自王国维以来的现代美学如何引进和借鉴西方美学思想，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代美学并不仅仅是“在中国的西方美学”，而是在引进和借鉴西方美学的同时，继承了中国古代传统美学，从而创造了中国自己的现代美学。王国维、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宗白华等人既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又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他们在介绍、引用西方学术思想的同时，总是试图把西方的思想同中国的传统相互阐释、相互印证、相互发明、相互融合。人生艺术化思想就是这样的产物。只不过长期以来，这种值得珍视的创造性美学成果被不恰当的观念遮蔽了，或者说被不恰当的判断标准筛选掉了。
二
不少人认为，中国现代知识界存在着“启蒙”与“救亡”两大主题，而且，“五四”以后救亡主题基本上压倒了启蒙主题。在这个方面，李泽厚的观点颇具代表性。①事实上，在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心目中，这两大主题并不对立，而是处于不同层次的。启蒙是更为基础的工作：启蒙是救亡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先决条件，而启蒙的目的归根到底也无外乎抵御外敌和国富民强。而且，除了启蒙和救亡，不少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在认真思考中国文化的重建问题。翻开历史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在民族危难之时，人文知识分子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责任，他们在做着同样值得尊重的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工作或许是在上述两大主题之外，但是，却为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在美学界，也出现了以二元对立模式建构中国现代美学史的倾向。不少学者把审美功利性和审美非功利性之间的冲突对立作为中国现代美学发展的“主线”。应该承认，上述冲突的确是存在的，但是，这在中国现代美学中并不是主线。实际上，不少人的美学理论是介于二者之间的，也有的是前后变化的。前者以朱光潜最典型。一般论者都认为朱光潜是主张超功利美学的，但是，他还是提出要用美和艺术来洗刷人心，最终解决中国的现实社会问题；[2]强调审美经验与道德有密切的关联，并质疑“为艺术而艺术”[3]；提倡以美育来培育高尚的人格和解放人的精神世界。[4]这就是说，朱光潜的美学有强调审美“直觉”、审美“距离”等鲜明的非功利倾向，但还是带有明确的改造人心、改造社会的功利目的的。后者以梁启超为典型。他在变法失败之前，竭力主张以小说等文学艺术达到“新民”的政治目的，后来却热衷于创建艺术化的人生和推行“趣味教育”。如果说梁启超前期的美学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美学的话，他后期的美学就很难归于此类了。中国现代美学是一种复杂的思想文化现象，不能用非此即彼的思维方法来把握，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现代美学的理论模式。
在民族危机相当严重和政治斗争十分激烈的时期，一批人文知识分子热衷于艺术化的人生理想，似乎是不合时宜的，有的论者甚至认为那是“逃避”。然而，主张当时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人文知识分子当中，除了个别人的确曾有过不光彩的历史之外，大多数人确是很有民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例如朱光潜，他的《谈美》写于1932年，按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危机存亡的年头”；但是，在朱光潜看来，最紧迫的问题是拯救人心。他给青年写道：“我坚信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我坚信情感比理智重要，要洗刷人心，并非几句道德家言所可了事，一定要从‘怡情养性’做起，一定要于饱食暖衣、高官厚禄等等之外，别有较高尚、较纯洁的企求。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5]在朱光潜看来，人心的坏在于“俗”，也就是追逐自己的功名利禄，而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抛在脑后，只有通过审美来求得人心的净化，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所以，朱光潜要在这个紧迫的时刻给青年“谈美”。这让人们联想到一个相似的史实。蔡元培在“五四”运动爆发后不久，辞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到了天津。经过了一场巨大变故的蔡元培在接受记者访谈时大谈美育，以为中国之乱，根子在人们过于急功近利，而要想建立民众的高尚思想，应该从偏重感性的美育入手。[6]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历史巧合，而是他们在改造国民性、变革社会现实的思路上的相近相似所致。
这种思路，按林毓生的说法，源自传统“心学”，形成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概括地说，就是“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具体界说了这种思路：“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是一种强调必须先进行思想和文化改造然后才能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研究问题的基本设定。”[7]他还具体分析了这个“思想文化”的两个意义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世界观”，第二个层面是“符号、价值和信仰系统”[8]。这种思想文化的改造实际上也是一个启蒙的过程，无论是介绍西方思想和学术或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还是通过出书办刊、兴办教育乃至写作小说以传播新学，归根到底都是批判旧思想、旧文化，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启发国人心智，促使国人于愚昧中猛醒。主张人生艺术化的人文知识分子也遵循着从人的内心变革开始的社会变革的思路，但是，同辛亥革命前后激进知识分子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排斥对传统的继承，而且比较偏重于人心的感性方面：情感。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对西方现代美学有浓厚的兴趣，原因之一就是受“审美无利害性”思想的吸引。在他们看来：社会之所以糟糕，国家之所以危难，根本上是由于人的问题，或者说是“国民性”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是“私欲”和“物欲”。所以，这些深受传统儒家乐教、诗教思想和道家“无为”论影响的知识分子会对“审美无利害性”思想十分热衷，认为要改变现实社会，首先就要改变国人的人生，使之摆脱私欲和物欲，而美和艺术则能够深入到人心深处，起到彻底改变人生的作用。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解释为什么在20世纪初有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推崇美学并倡导审美教育，才能理解人生艺术化思想与当时社会现实的历史性关联。
当然，依照改造社会必先改造人心，改造人心必先美化人生的思路来救国，可能有几分乌托邦色彩，或许为实用主义者所不齿。但是，即使在民族危亡、社会动荡的时期，本民族的思想文化建设仍是有意义的。有些超然物外的人生艺术化思想表面上看似乎与救亡不仅无关，甚至“有害”；但是，从本民族思想文化建设的意义上讲，它是本民族文化的一种延续，是我们民族文化生命力的具体体现。梁漱溟曾引用蒋百里的观点说：“中国人为种族而斗争者少，为文化而抗争者多。中国被外族征服，非从种族而有亡国之感，乃是从文化而有亡天下之感，不甘心文化之灭亡。”他还讲道：“我常说：中国不象国家，而只是一个社会，是一个文化体。”[9]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的确在自身悠久、深厚的文化，所以，面对外族入侵而承继传统文化，主张人生的脱俗和高尚，本身也是凝聚本民族人心的一种文化建设。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建设来说，即使在民族危难之时，我们本民族的思想文化研究和建设没有间断，我们本民族的学术建设没有荒废，我们本民族的审美文化还在发展，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的价值。我们在研究鸦片战争以来复杂的中国思想文化史的时候，需要的是一种宽广的历史胸襟和全面辩证的历史眼光。
三
中国现代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并不是一种理论体系，也不是某一美学或艺术流派(团体)的集体主张，而是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从审美角度提出的人生理想或生活主张，或者说，这种思想体现了一部分爱好艺术的现代文人所追求和践行的人生志趣或生活趣味。但是，整体上看，这些人的思想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的。
首先，人生艺术化意味着一种脱俗的生活，这是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最为一致之处。他们所讲的脱俗就是摆脱了世俗功利考虑，超越了世俗的价值观念，让人在不脱离世俗生活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精神性的生活享受。所以，他们一方面推崇康德等西方美学家的审美无利害性理论，另一方面在传统的道家学说中吸取思想的养分，把超越狭隘功利目的作为实现人生艺术化的必要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主张人生艺术化的现代文人几乎没有一个把艺术和道德、审美与现实决然对立起来，而是十分强调艺术化人生的德性内涵，并试图以出世的艺术来改变现实人生，从而显示出这种人生艺术化思想与西方现代审美主义的重要差异，更多地体现出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底蕴。概括地说，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中蕴涵着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学问的特点，这也是中国现代美学的一种基本精神。
其次，人生艺术化思想主张一种感性化、精神性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艺术化”相当于“情感化”、“情趣化”，其实质是“人性化”。西方现代美学是被作为一种人本主义思想引进现代中国的，在当时诸多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看来，其注重感性、情感和艺术独立的思想背后蕴涵着对人性的尊重和对人生的关怀。讲人生的艺术化就是强调人生是一个完整、具体的生命体，是一种在平凡的生活中不断超越平庸和世俗的精神性生存方式。正是由于在人性这个理想概念基础上强调人生和艺术高度统一，使得人生艺术化思想具有了坚实的人本主义思想基础。因此，王国维可以毫不费力地以一句“无用之用”把艺术的独立论和人生论统一起来，创建了中国现代的人生论美学。朱光潜可以把建立在审美直觉和审美距离等概念基础之上的美学指向人生艺术化的最终价值目标，甚至把艺术与人生看做是直接同一的。[10]另一方面，与西方现代审美主义的人生观不同，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虽然主张感性化、情感化的生活，强调艺术与人生的同一性，却决不排斥人生与道德的内在关联，而是十分重视人生的德性内涵。因此，人生艺术化并不意味着躲进唯美艺术的象牙塔，而是在现实人生中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生活境界。
第三，人生艺术化思想主张一种个体生命的创造性生活。个性与创造性是艺术最突出的特征，特别是西方现代艺术哲学更加注重个性化的创造。这种现代性思想对主张人生艺术化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他们试图通过生活的艺术化来改变刻板、平庸的生存状态，使人生充满生命活力。从根本上说，脱俗的人生、情感化的人生都源自个体生命的创造，只有个性化的创造才能使生活具有超越性。同时，这种个体生命的创造又是生命本真的一种表现，它不是做作的，甚至不是勉力而为的，而是个体作为自然和谐的生命体的真实流露的结果。所以，主张人生艺术化的知识分子几乎都主张自然的人生，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都赞美本真状态的人性，甚至崇拜“童心”。那些被用来描述艺术化人生的概念，如平淡、幽默、情趣、趣味、同情、解放、自由等等，表明艺术化的人生既是个性和创造性的，也是真诚和自然的人生。
第四，人生艺术化思想倾向于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并注重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当时激进的知识分子不同，主张人生艺术化的知识分子都注重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吸取，或者说，人生艺术化这个命题本身就是从传统中来的。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并不排斥西方文化，也都或多或少地批判过国民的“劣根性”，但是，他们并不断然拒绝传统，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传统，特别是用世界性的眼光，发掘中国传统艺术人生观当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思想，借鉴西方的一些思想，根据国人现实的生存状况，提出人生问题解决的途径。这种建设性的态度使得人生艺术化思想成为激活传统美学思想资源，并使之同西方学术思想相互交融的创造性美学成果。
第五，人生艺术化思想具有鲜明的社会责任感。如前所述，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不是与世隔绝的、主张象牙塔中的生活，而是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的。事实上，主张人生艺术化的诸多知识分子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在人的素质落后，他们是想通过改造人生来改造国人。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论述人生艺术化思想的有不少，我们选取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位来进行初步的研究。在这些人当中，王国维应该属于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他所开创的人生论美学和把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传统同西方现代美学相互融合的方法论为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奠定了基础。蔡元培直接论述人生艺术化的言论不多，但是作为他的美育理论思想基础之一的审美功能论与人生艺术化思想相同，而且他倡导的美育所作用的人生也就是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梁启超是一个思想极为复杂的知识分子，仅就其美学思想而言，以变法失败为界的前后期也有明显变化。虽然梁启超一生不忘政治，但是可以说梁启超后期美学的主要内容之一是人生艺术化思想。而且，从梁启超美学思想变化这个个案，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生艺术化思想与改造社会、改造国民的社会责任意识之间的密切联系。朱光潜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美学家之一，也是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在理论上的集大成者。朱自清说，“人生的艺术化”是朱光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将真善美融为一体，“引读者由艺术走入人生，又将人生纳入艺术之中”[1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朱自清把人生艺术化看做是“朱光潜自己最重要的理论”。实际上，人生艺术化既是朱光潜前期美学研究的根本宗旨，也是他为中国现代美学所作的最重要贡献之一。宗白华主张“科学的人生观”和“艺术的人生观”并举，他所着力研究的传统意境思想实质上正是一种对人生境界的充满诗意的阐释。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实秋四位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美学家，但是，在他们的学术著作或散文中，包含着丰富而有特色的人生艺术化思想，同样是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四
作为一种美学思想，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产生还具有另外一层意义，那就是对西方现代化的反思。
20世纪以后的欧洲美学中非理性主义开始抬头，这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中国现代美学，并为艺术人生观的提出和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建构提供了理论和观念上的支撑。由于受西方反思现代化和理智主义弊端的影响，认识到对人的教育、人的生存状况的改造不能仅仅靠学西方，而是应该同时继承传统；人生观也不仅应该是科学的，还应该是艺术的。因此，中国现代美学家就有了言说人生艺术化的空间。与古代的人生艺术化思想传统不同的是，他们的话语中增添了不少西方美学的片段，而且，人生艺术化问题被置于对国人进行现代性背景下的感性启蒙和反思现代化及其理智主义弊端的复杂语境之中。
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的复杂性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思想资源。尽管今天的中国不再是20世纪初的样子了，但是，推进现代化以及遏止现代化进程可能出现的弊端仍然的本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研读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的思想资料，还能够给我们理解中国本土美学提供启示：或许中国的美学就是这样一门学问——天真却不失深刻，充满理想却不失现实关怀，在对世俗的超脱中不失对人生的执著。中国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中蕴涵着的以出世的精神来做入世的学问的中国现代美学精神，而这可能是我们当代中国美学最为缺乏的东西。因此，现代人生艺术化思想对于我们今天探讨的人生观和审美观，研究艺术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意义，建构与本民族传统美学血肉相连的、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状况的中国美学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参考价值。
（原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