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美学与西方美学
以古希腊为源头经过中世纪而建立的近代西方学术体系，今日已经成为整个世界主流学术体系。人类社会的现代文明从物质生活、 社会制度到精神思想，大体上是近代西方学术体系的产物，并与这个体系水乳交融、 密不可分。现代文明社会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现代教育、科学研究以及管理体系，保障这种西方体系学术的传播和再生产。因此，这个学术体系的影响力和生命力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巨大的。
西方学术体系成为当下的世界性学术体系，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除了西方的武力扩张、 军事霸权，加上世界经济一体化这些外在的因素之外，西方学术体系本身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西方学术体系解释对象世界 （包括自我和精神世界）的思维总特征是解剖学的。它把全部世界包括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分门别类，设立专门的学科，对于每一类的对象进行研究。虽然这种学术研究也有交叉和综合，但是专门研究是一切研究的基理论础。在这种西方学术的方法面前，所有的研究对象都类似于一个被临床解剖的对象。例如物理学、 化学研究的自然世界，首先被认为是由物质构成的，而物质被无限分切为分子、 原子、 原子核、 电子、 中子、 质子等；生物学、 病理学等把生命体不断还原为组织、 细胞、 DNA 等最后的元素；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 货币、 商品、 交换等等。在马克思的经济学中，对于社会经济规律的探讨最终集中在商品的研究上，他认为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哲学的研究对象则由实体、 概念、 属性等为基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西方学术的这种范式和方法，具有其他知识体系（例如古代中国、 印度等）难以企及的直观明晰性和实用性。中国古代儒家和道家学说，以及印度的佛学，对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世界的解释也自成体系。然而，其范式和方法基本采取体会和领悟的手段，学科分类亦失之于笼统和杂芜，因而直观和明证性较弱。因此，在现代西方学术范式的冲击下，这些非西方的知识体系纷纷退出社会生活中心，被边缘化甚至古董化。
美学原是西方的一门学问，名称由 18 世纪德国哲学家鲍姆嘉通创立的 “aesthetica” 翻译而来。从西方学术体系成为今日世界性学术体系的角度来说，任何美学理论和思想的表述，无论是运用什么语言，都必须在西方美学的范式之内进行和实现。西方学界关于它们自身美学的历史和理论有基本的界定和大量的著述，这些学术积累现在成为全人类关于美学研究的基础资源。脱离西方这些关于美学的思想和理论，东方的以及其他非西方的学术界无法开展对于美学的严肃学术研究。因此，尽管我们可以反思这个西方学术体系的缺陷和弊端，却绝不可能无视这个坚固的现实。只要生活在现代文明之中，完全超越西方学术体系而进行独立的与此不相干的学术活动，实质上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说，研究美学与研究数学、 物理学其本质是相通的。
就当下中国的学术研究而言，如果有人延续古典的学术路径来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学、 算学、 史学、画学、 诗学等传统学问，从逻辑和理论上说，可以无视现存的西方学术体系。 当然，在现实中这种纯粹承续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因为，现代文明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的语言、生活经验甚至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人们要研究 “美学” ，那么西方的美学体系则是必然的前提和基础。
不过，作为人文学科的美学，与自然科学的数学、 物理学又具有不同的特征。汉语表达的美学理论无论如何不能达到汉语描述数学、物理学对于全人类的理解的统一性。不能达到这种理解统一性的根本障碍首先是语言，其次是思想。各民族不同语言之间有些词汇基本可以翻译 （例如汉语中的 “因为”“所以”“已经” 等，数学大多也运用这类词汇），有些可以勉强翻译 （例如汉语中的“美”“丑”“善”“恶” 等），有一部分则是无法翻译的（例如汉语中的 “神”“妙”“气韵”“意境” ）。人文科学表述涉及的一些语言元素很多是无法翻译的。因此，即使在美学原本的意义上，汉语表达的思想、理论，与西方语言表达的美学思想、 理论之间，也存在一些语义上的间隔和空隙。误读和岐解是不可避免的。尽管如此，追求人类理解的统一性，仍然是各民族学者努力的目标。这种努力直接体现在殚精竭虑的学术著作翻译中，也体现在严肃的学术研究和创造中。
从这个视域来反观中国，目前学术界所有关于美学基本原理和导论性质的话语，都属于西方学术的延伸。不言而喻，像 “实践美学” 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和理论，在根本上也是西方学术的延伸。评价和衡量这个理论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也只能是西方的学术标准。在这个意义上，至今中国学术界也没有出现原创性美学理论体系。
美学作为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物理学、 数学等还具有一个重大的区分。自然科学中不可能出现 “数学与中国数学”“物理学与中国物理学” 这样的划分。 某些语境中出现的 “中国数学”“中国物理学” 等，其中的 “中国” 只具有地域、 国别的意义，不具有学术的内涵。或许有数学或物理学中的 “中国学派” 之说，但 “中国学派”只是表明某些科学家的国籍，而与科学研究的对象和成果没有关系。美学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一致，即逻辑推论加上经验材料证明。但是， “美学与中国美学” 则是一个合法的命题， “美学” 与 “中国美学” 之间不仅研究对象存在差异，而且其理论形态和思想观念也存在很大差异。美学与中国美学的关系，应该是美学的普遍性与中国美学的特殊性之关系。可以说在逻辑的层面，即推理的层面，美学是普遍的；而在经验材料的层面，即具体的审美经验和美感形态层面，中国美学则是具体的、 特殊的。这两个层次的区分和差异，可以通过对于美学问题的彻底追问显现出来。
二、 美学的本源性问题：人为什么追求美
作为世界性的学科，西方美学主要是在根本的美学问题及其解释上，展示了全人类的共同思想以及生命体验。西方美学提出的根本问题都是全人类一般性的问题，它们构成了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普遍意义和价值存在的根据。
建构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美学理论，必须沿着一般的即西方的美学理论进行思考，提出新的问题，开掘这些问题的深度，论证这些问题的意义，从而形成新的理论体系。这样的美学体系是一般普遍的，即世界性的。例如，我们可以建立超越康德美学、 现象学美学等那样的美学理论。建立这样的美学理论体系，其核心是必须提出和回答真正的美学问题。
哲学学科与一般学科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一般学科都有确定的研究对象，哲学则没有。例如物理学研究物体的运动规律，经济学研究经济的运行规律，语言学研究语言的现象及其规律，医学、农学、 军事学、 政治学等等都是如此，艺术理论也以艺术作品、 艺术家的活动为对象。然而，哲学的研究对象则难以界定。亚里士多德的 《形而上学》（metaphysics 原意即 “物理学之后” ）研究的是 “实体”、“属性” 和 “存在” 等。熊伟先生曾说：每一门学问都研究一种道理，哲学是讨论所有这些道理的道理。叶秀山先生的观点是：哲学研究的是所有事物的 “根” 和 “底”。世间所有的事物都有具体的学问进行研究，然而事物的 “根” 和 “底” 则超越了这些具体学问研究的范围。譬如，我们在知道公斤、吨、 克、 毫克之前就知道轻和重，在知道米、 尺、 英尺之前就知道高和矮，在知道如何测量体积之前就知道大和小、 远和近，等等。还有，物质可以分为分子、 原子、 原子核、 电子、 中子和质子……然而物质是否无限可分？有限、 无限如何证明？这些东西属于胡塞尔的 “现象学剩余” ，即概念之外的东西，就是说在我们一般的经验常识以外，还有原初的、本源性的对于世界的经验。这也是海德格尔的基本本体论的思想。(1)
当然，哲学讨论的还有人生的意义问题。加缪说： “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 （ 《西西弗斯的神话》 ）作为严肃的自杀行为，证明活下
去的理由不存在了。活下去的理由就是人生的意义问题。因此，哲学也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
从学科性质来说，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不是艺术学的一个分支学科。迄今为止的理论证明，只有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美学才取得它的合法性。没有哲学的基础，美学研究不具有科学性。这些是学界的共识。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美学，其性质与哲学学科的基本特征一致。日常生活中所谓美的事物，包括自然现象、 人工制造品和人体自身，属于具体学科例如环境设计、园林艺术学、 艺术设计学、 时装学、 美容医学等等学科的研究对象。因此，如果美学研究停留在美的事物的外在构成，那么美学家就等同于掌握各种具体的知识、 技能的造园艺术家、 化妆师、 时装设计师、 环境家居设计师等。美学研究不仅与日常生活的穿衣打扮、 时尚设计、 减肥美容等等无关，也不等同于建筑和城市设计、叠山挖池的造园活动以及艺术欣赏，甚至与绘画、 雕刻、 音乐、 戏剧、 小说等具体艺术的研究也不尽相同。就一般的情况而言，不研究美学丝毫不妨碍对于日常生活中美的感受，以及着装、 美容、 打扮等活动。美学学科的性质用康德的语言表述就是：美学是一种先验批判。
西方经典美学家提出的美学问题及其回答，构成了全部西方美学的理论内核和话语指向。古希腊柏拉图认为美学讨论的是 “美本身” ，鲍姆加通宣称 “aesthetica” 是关于 “美的认识的本质的理论” ，直到黑格尔认为 “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这些美学理论都是关于人类对于作为对象的美的事物之实体即 “根” 和 “本” 的彻底追问。而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 提出的问题则是：为什么审美判断是普遍的和必然的？康德认为，审美判断即是一种自然合目的性（无目的合目的性）的判断。审美判断的能力（反思判断力）虽然不具有知性和理性那样同等的先验原理和独立领域，但自身同样包含着一个先验的原理。这样，审美的能力于人类则是一种先验能力，即与生俱来的能力，本质上与后天的教育无关。康德前置了 “美本身” 的问题，把美感作为人的先验能力提出来进行考察，带来了美学问题思考方向的一个重大转换。如果说， “美本身” 问题是与实体、本体相关的哲学根本问题的延伸，那么，康德的先验美感能力（反思判断力）则是人类理性能力的延伸。美学本体论和美感认识论（康德明确划分审美判断和知识判断的不同，特别强调审美判断不是认识判断。我这里是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大原则勉强进行分流） 是西方经典美学家建构的两大主要理论体系。
20 世纪以来，西方美学理论有长足的发展。 分析哲学家例如维特根斯坦，对于 “美本身” 做了别出心裁的考察。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 “美” 只是一个形容词，作为实体的 “美本身” 是虚幻的、 虚构的、 不能成立的。即使我们相信存在实体的 “美” ，也是无法言说的。后期维特根斯坦转向对于自己前期的批判，认为语义即是用法。因此，所谓 “美”也是在语言的具体语境（context）中表达的一种意义。胡塞尔开辟的现象学哲学思潮，为美学研究展示了另一种路径。他对于意识意向性结构的卓绝探索，奠定了在意识层面考察美感形成的基础研究。海德格尔建立的基本本体论，为人们展示了人类生活根本意义的终极指归。“此在” 与世界的原发境域，是一切意义的根源和所指。无论从 “美本身” 还是美感判断的可能性，都是 “此在” 和世界相互展开、 揭示、 显现的一个维度、 一种意义。后期海德格尔明确宣称：美就是真理显现的光辉。这是古典美学本体论和美感知识论的绝妙融汇和升华！尽管后期海德格尔的语言表述极为隐晦、 艰涩、 曲折，这个思想依然是极为宝贵的。
20 世纪的心理学家们从实验和内省两个方向，探讨了人类复杂幽深的心理世界，为美和美感的发生、 构成展示了空前的视域。其中格式塔心理学用 “力” 和 “场” 的概念，分析了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内在对应关系，推进了对于审美经验和心理的深层开掘。 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则从本能的层面上揭示了美感与人类本性之间最核心、最本源的秘密。在他看来，审美和艺术活动，是人类的性本能压抑的升华，与童年时期的经历密切相关。 我们在感受到 20 世纪科学技术对于日常生活产生翻天覆地影响的同时，也感受到了 20 世纪美学理论和思想对于古典西方美学的飞跃和超越。
然而，美学的核心问题依然有开拓的空间，甚至很多显而易见的问题仍然被偏见遮蔽着。例如：人为什么追求美？人类是否在本性上就追求美？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被人们视而不见、被常识遮蔽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美学探寻和回答的本源性问题。
人为什么追求美？人是否在本性上追求美？回答应该是肯定的。首先，从远古开始的人类漫长的艺术史，证明了美的观念与人类的自我意识大致是同步完成的。就是说，从类人猿走向人类的过程，就是人类美的意识滋长、 萌生的过程。美与人类生活因此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的内在关系。在距今约四五万年前的旧石器后期的 “山顶洞人” 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白色带孔的石珠、 黄绿色的钻孔砾石和穿孔的兽牙等装饰物。 (2)虽然我们无法解释在原始人类在打造这些装饰品时的心情和确切意图，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原始的艺术创造活动根源于人类自身最内在的冲动。因为，在生存异常艰难的环境中，人们不会闲极无聊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打制这类与生活必需品无关的东西。另一方面，这种美的创造与生产活动并行不悖。马克思曾经提出，人类在生产活动中也遵循着 “美的规律”。原始人类打磨的石刀、 石斧、 骨针等等用具，除了符合 “上手” 的使用原则，还必须符合美的观赏原则。这两个原则常常是统一的，因为光滑、 匀称的石刀、 石斧，也更加 “上手”。原始人类打造石珠、 贝壳装饰品的体验，在本质上与历代艺术家在艺术创造活动中的生命体验是一致的。(3)
其次，从内省的经验可以明证，审美是每个个体原初的冲动。每个人可以内省我们在本性上是爱美、追求美的。孔子云：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论语· 卫灵公》 ） 他虽然是批评卫灵公好美色，实质上也指出了人类爱好美的本性、 天性。与美感相伴的喜悦是原始的、 本能的和深层的。人原初的美感形态与知识和教育无关。即使在特殊的情形下人们不得不接受不美的或丑的事物，也不能证明他们在本性上是排斥美的。康德提出的 “反思判断力” 的 “自然合目的性” 理论，是人类具有先验审美能力的有力证明。审美能力因此与人的知性、 理性及感性能力一样，是先天就具有的。
如果说，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必然要讨论“人为什么活着” 这样的问题，那么， “人为什么追求美” 就是 “人为什么活着” 的子问题。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美学问题与哲学问题内在相通。真、 善、美在核心的层面上互为一体，哲学的知识论、 伦理学、 美学因此在最高的形态上亦不可简单切割。美学史也展示了一个事实：大美学家几乎都是大哲学家。例如西方的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康德、 黑格尔、 海德格尔等，中国的孔子、 老子、 庄子、 荀子等。从 “人为什么追求美” 的问题入手，美学原理的讨论能够展示出一个极为广阔的领域，也能够开掘出前所未有的深度。因为，这个问题向哲学、心理学、 人类学、 社会学、 文化学等多种学科开放了崭新的角度和复杂的层面，分析的和综合的方法都有充分使用的空间，新的理论突破和创新极有可能出现。
三、 中国美学及其核心问题
在 “人为什么追求美” 的问题之下，我们可以继续追问：人追求什么样的美？人如何追求美？ “人追求什么样的美” 的问题，探寻的是不同的美感形态； “人如何追求美” 的问题，实质上是讨论美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和价值。回答这一类问题，则涉及到不同民族、 不同时代、 不同阶层、 不同个体的审美问题。在每个个体的审美活动中，宗教和文明形态的差异在根本上支配着具体的美感形态和审美观念。研究这一类美学问题，不仅涉及具体的历史、 文化，还从范畴上界定了美学与每一种民族、国家美学的分野。就是说， “人为什么追求美”这个美学本源性问题，是全人类同样面对的普遍问题。与 “人为什么活着” 的一般哲学问题一样，“人为什么追求美”是与种族、 时代、 文化、 个体差异无关的普遍性问题。 而 “人追求什么样的美”“人如何追求美” ，则是次一级的问题，可以构成各民族美学（例如中国美学、 印度美学、 日本美学、 韩国美学）的核心问题。
中华民族的美感形态与欧美各民族的美感形态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中国人的美感形态首先凝结在美轮美奂的艺术作品之上。艺术是人类追求美的活动的结晶，是审美趣味、 经验和观念的化石，是美的最精致的形式。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史展示了中华民族美感形态发展、流变和丰富的历程。以甲骨金文为源头的中华书法，以殷周为代表的青铜文化，以 《诗经》《楚辞》 ，唐诗、 宋词、 元曲为理想的汉语诗歌，以大写意见长的中国水墨画，以诸子和史传为滥觞的古典散文，以《红楼梦》 为代表的古典小说，以京剧为集大成的中国戏剧，以故宫、 天坛、 长城为代表的建筑，以及以圆明园、 颐和园、 拙政园为代表的园林，等等，中国艺术中所表达的 “神韵”“气韵”“风骨”“意境” 等，是世界文化艺术中一种与众不同的独特的美感形态。这种美感形态不仅与欧美各民族的美感形态迥然不同，而且也是他们难以领略和欣赏的。历史上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当时人们审美观念的体现，也是美学思想产生的一个源泉。只有在联系具体的艺术实践中，我们才能体验到一些美学观念的本真内涵。美学对于艺术作品的关注和研究，与一般艺术学的研究虽然有交叉，但是却有着本质的界限。艺术学研究艺术产生、 发展、 创造、 欣赏以及艺术价值、意义的一般规律，美学是从艺术的审美价值，以及人与现实的审美关系角度来研究艺术的，是对于艺术的哲学思考。例如：艺术活动与人的存在方式之间的关系问题，则是艺术学所不能达到的。
此外，在世俗文化层面，不仅各种民间艺术，包括衣食住行，中华民族的美感形态也在世界文化中独具一格。中国古代妇女以缠足为美，更是不可思议。其实，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念反观欧美的一些民俗和趣味，亦觉得异样和奇怪。
在中国美学研究的一百年中，王国维提出 “古雅”“境界” 的范畴，阐发了中国美学思想的精要。宗白华试图打通中国哲学与中国艺术在根本观念“道” 上的一体性，链接中国人的宇宙观与中国艺术理想之间的内在关系，找到真正的中国人的美感形态。基于这种观念和方法，他对于中国美学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譬如意象与意境、 艺术与道等，做了精湛的论述和阐发，成为中国美学的一个系统思想。(4)徐复观对于中国艺术精神的考察，展示了中国古典美感形态与哲学思想的渊源关系。
如何看待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价值，即美的价值论问题，中国和西方在这一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关于西周幽王 “烽火戏诸侯” 的故事叙述，与古希腊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典型而又突出反映了这个差异。《伊利亚特》 描述希腊人与特洛伊之间持续十年的战争，结果特洛伊国破家亡，其原因是为了争夺美人海伦。据史料和考古证明，这个故事发生年代为公元前 1300- 前 1200年，公元前 6 世纪被写成文字。爆发战争的真正原因可能是经济或者是海上霸权等问题。但是，《伊利亚特》 用争夺海伦作为故事的起因，把美作为一种最高的社会价值，不仅证明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正是如此，也表明在几千年的历史中西方社会对于这种审美价值观的认同。否则，《伊利亚特》 在千百年前就会消失、 湮没。中国古代的观念则完全相反。按照 《史记》 等史书的叙述，周幽王为了取悦美人褒姒，谎报军情点燃烽火。各路诸侯率领兵马星夜奔驰京师勤王，结果是虚惊一场，但却博得褒姒嫣然一笑。诸侯们虽然毫发未损，但兴师动众疲劳奔波，觉得军国大事被幽王视为儿戏，于是心生间隙。后来周幽王原王后之父申侯，联合犬戎举兵攻周，杀死幽王，掳走王后褒姒，洗劫京师，西周从此灭亡。这一故事成为中国古史上一个经典话题。史家无一不谴责周幽王重色亡国，连带指责褒姒为红颜祸水。直到明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夺了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导致清兵入关，李自成败亡，亦为红颜祸水之续写。可见中西方关于美的价值认同差异之大！
中西方对于美的价值认识的巨大差异，根源于不同的知识体系、 文化传统以及生活观念。柏拉图的 “美本身” 是一个仅次于善的理念。基督教认为上帝是真善美一体。 黑格尔哲学中，艺术史的展开在宗教之后哲学之前，美的理念是一个极为高尚的理想。20 世纪以前的西方思想家从来没有关于否定美的价值的思想。中国古代思想体系的内核是儒、 释、 道三家。儒家在一定界限之内肯定美的社会价值。孔子甚至 “在齐闻 《韶》 ，三月不知肉味” （ 《论语·述而》 ），但是，他提出 “里仁为美” ，而且认为《武》 乐虽然 “尽美” 但 “未尽善也” ，德的价值仍然高于美的价值。儒家 “温柔敦厚” 的 “中庸”审美价值观，不可能达到西方思想对于美的价值的高举和认同。 释家认为万法皆空，对于美的现世社会价值基本否定。 在道家看来，最高的美不是现实事物，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 《老子》 ）现实中的美主要是一种负面的价值。《老子》 曰：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使人心发狂。” 故《老子》 提倡 “见素抱朴，少私寡欲。” 庄周则从本质上否认美与丑的界限： “厉与西施，道通为一。” （ 《庄子·齐物论》 ）美只是相对的：“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 （ 《庄子·齐物论》 ）庄子的根本思想就是告诫人们不应该关注美的问题。 此外，在古代中国影响巨大的墨子，其主要思想是“非乐”。他承认美感会产生愉悦，但认为正因为美感的愉悦特征，会导致统治者玩物丧志，贻害百姓，即 “声乐害政”。因此，从社会价值的角度说，他对于美是排斥的： “虽身知其安也，口知其甘也，目知其美也，耳知其乐也，然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 是故子墨子曰：为乐，非也！”（ 《墨子· 非乐》 ）“人追求什么样的美” 和 “人如何追求美” ，是民族国家美学的核心问题，也是中国美学的核心问题。李泽厚 《美的历程》 通过描述中国美感形态的发展历程，对于美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意义和价值做了可贵的探索。中国美学理论建设必须切入中国人的美感形态，才可能形成鲜明的特色，真正建成属于中国的美学理论。
四、 中国美学史料学与“四部之学”
在西方现代学科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前，中国知识体系的总体构架和分类是经、 史、 子、 集，即“四部之学”。《四库全书》是古代中国的《百科全书》。西学东渐直至一批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之后， “四部之学”完全被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和范式所取代。(5)中国美学学科的建构、创新与学术史建构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学术史的学科则没有坚实的基础。中国人文学者在建立新学科的第一步工作，是译介西方的代表性著述，其次则是整理与此学科相关的古代思想，即 “修史”。这两种工作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唯有以此为基础，才能提出中国学术的新思想新理论。
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了解百年来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对于中国美学学科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参照意义。蔡元培在 1923 年 12 月发表的《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认为，这 50 年 “中国人与哲学的关系，可分为西洋哲学的介绍与古代哲学的整理两方面。” 但是，无论中国学者所做的工作是哪种，都受到外国哲学的影响，即使是“近年整理国故的人，不是受西洋哲学影响，就是受印度哲学影响的。”当然，他认为这也是必要的。(6)检索一百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的状况，至今中国学者距离创造新思想新理论还相当遥远。但是，在 “修史” 的过程中，20 世纪初叶的一批中国学者，如胡适、 冯友兰、 汤用彤、 张岱年等人，则筚路蓝缕，开启先河。他们的 “中国哲学史”著述，究其范式、 体例、 术语和核心命题等，今日看来存在很多争议，但是，这些史著毕竟为今日相关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 蔡元培在胡适的 《中国哲学史大纲》 （卷上）的 《序》 中清晰、 扼要地提出了中国哲学史建构的条件。他说：
我们今日要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层难处。第一是材料问题：周秦的书，真的同伪的混在一处。就是真的，其中错简错字又是很多。若没有作过清朝人叫做 “汉学” 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错误。第二是形式问题：中国古代学术从没有编成系统的记载。《庄子》的 《天下》 篇，《汉书· 艺文志》的六艺略、 诸子略，均是平行的记述。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7)
他称赞胡适采用了证明的方法、 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 系统的研究，写成了《中国哲学史》（卷上）。蔡元培的上述论述表明，中国哲学史的学科建设，必须是用西方学术的基本体系、 范畴和结构，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整合和转换，这样才能建立现代中国哲学新的研究范式。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检出了撰述中国哲学史著的两个关键元素：史料和形式。形式即使哲学的一般理论，史料则涉及 “四部之学”。
中国美学史著与中国哲学史著具有同质同型的关系。蔡元培提出的两个问题同样是中国美学史著的关键问题。因此，中国美学史著不仅涉及到美学的一般理论，还涉及到古代中国的美学史料，即 “四部之学”。美学的一般理论只能是在西方学术意义上的理论，否则不能称之为美学。史料的问题也涉及两个层面，第一是 “四部之学” 中有没有美学的史料？其次是谁能够发现和整理这些史料？
蔡元培对于美学有着非常深入的研究，也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美学思想。他说： “关于美的理论，在古代哲学家的著作上，早已发现。在中国古书中，虽比较少一点，然如 《乐记》 之说音乐，《考工记》 梓人篇之说雕刻，实为很精的理论。” (8)但是，经过系统考察，蔡元培不认为中国古代存在有体系的美学理论：
自汉以后，有文心雕龙、 诗品、 诗话、 词话、 书谱、 画鉴等书，又诗文集、 笔记中，亦多有评论诗文书画之作，间亦涉建筑、 雕塑与其他工艺美术，亦时有独到的见解；然从未有比较贯串编成系统的。所以我国不但无美学的名目，而且并无美学的雏形。(9)
蔡元培实质上否定了在 “四部之学” 中存在系统的美学史料。他的这一看法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至今也有人对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看法与此相同。后来邓以蛰虽然进行美学研究，他对于中国古代绘画、 书法则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其《画理探微》《六法通诠》 等立论精微，却仍然属于艺术理论研究的范畴。
与蔡元培观点不同，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宗白华对于 《乐记》《考工记》 以及历代的书画理论，做了精深的研究，并以 《易传》 和老庄的思想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古代中国美学体系的大致范式。他对于中国美学思想的思考不仅精深细密，而且内在贯通，涉及古代中国人的审美、 信仰、 宇宙观、 伦理、 礼仪、 风俗、器具等广阔的领域，形成了一个从艺术到哲学、 从思想到作品、 从文化到生活的理论整体，可以说贯穿全部 “四部之学”。这个范式也为中国美学史料学提供了基础。 然而，这种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美学研究与探索，在 20 世纪下半叶却中断了。20 世纪 60 年代中宣部指定年近 70 岁的宗白华撰写 《中国美学史》 ，他断然回绝，认为当时撰写 “中国美学史” 条件不成熟，只能而且必须先编写资料。在他指导下编写的《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 ，为后来研究中国美学史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可是， “中国美学史”的科学著述，至今仍然没有出现。
从现代中国各人文学科建构过程中不难发现，中国的新文学、 历史学、 哲学等学术史的体系建构，不仅需要扎实的西方文学、 历史学、 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术训练，深入理解和掌握这些学科的核心问题、 基本理念和知识体系，还需要谙熟中国古代 “四部之学” 之精要。20 世纪初叶的一批中国学者，自幼深受传统学术教育，具有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青年时代留学西方，受到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大部分在西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因而正具备这两个条件。正为如此，成长于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至今的中国学者，由于社会整体状况的影响，没有受到中国古典学术和西方现代学术的严格训练，因而难以具备撰写中国古代文学、 历史、哲学史著述的学养。“五四” 一代学者没有完成 “中国美学史” 的基本建构，造成了中国美学学科难以弥补的损失，使得当下中国美学学科建设缺少一个比较坚实的立足点和基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大陆出现了几部中国美学史著，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李泽厚、 刘刚纪主编的 《中国美学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1987 年）和叶朗撰写的 《中国美学史大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中国美学史》 撰述的美学史年代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终止，因而只能算是美学的断代史，最多只是半部中国美学史。由于是众多学者参与写作，故全书基本上像一个论文集，缺少统一的思想和明确的线索。《中国美学史大纲》 摘引了古代中国文献中关于汉字 “美” 的一些语录进行解释，对于书画、 戏剧、 小说等具体艺术做了一定的理论阐发，但是全书没有论及先秦《易经》、 两汉经学、 魏晋玄学、 隋唐佛学、 宋明理学和心学以及清代朴学等，没有阐述和揭示这些时代思想主潮与审美观念的内在关系，全部文字没有进入古代中国学术主流。因此，它最多是一部古代中国艺术理论的论文汇编，而不能称之为中国美学史著。按照蔡元培对于中国哲学史著提出的关键要求，这部中国美学史著，尽管采用了 “实践美学” 的一般原理，但是，在史料的甄别、 收集、 采用上基本不合格。这里短缺的正是对于 “四部之学” 的学术功底。综上所述，这两部著作都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美学史著。
“中国美学史” 典范著作的缺席，让中国美学这一学科的内在规定性模糊不清，造成了关于中国美学学术研究的泛化，至今仍然不可逆转。
2015 年 3 月 31 日下午初稿，春雨迷蒙
2015 年 4 月 22 日下午二稿，风和日丽
2015 年 5 月 19 日下午定稿於潜白堂，风高日丽
注释：
（1）叶秀山：《美的哲学》 ，东方出版社，1997 年版，第 3-5页。
（2）于民：《中国美学思想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3 页。
（3）布洛克说： “在完形心理学的推动下，行为研究第一个从人类学上涉及了审美基本功能……为了将这一势能转化为明确的行为和行动，人在自己的物质生活环境里就需要一定的客体形象来完成外化活动。 在动物那里是本能给定的
东西，在人那里，却首先是通过内化来决定的。” （布洛克：《作为中介的美学》 中译本 12 页）
（4）王锦民：《建立中国形上学的草案——对宗白华〈形上学〉 笔记的初步研究》。 （载 《美学的双峰》 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年，第 523-527 页。 ）应该提及的还有马采的中国美学研究。 马采从对 《画云台山记》 的深入研究，认为 “由顾恺之所显著强调的山水画的神仙特点，成了后世山水画的一个准则，而从画的空间经营看来，后世所谓 ‘高远山水’，就是由此发展起来的。它和由俯视画法发展起来的所谓 ‘平远山水’，以及由透视画法发展起来的 ‘深远山水’ ，形成了中国画学史上空间经营最基本的三大准则。……比较顾恺之稍后的宗柄和王微，与顾恺之同是确立这三个准则的奠基人。” （《艺术学与艺术史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 年版，第 252-253 页。）这种从作品本身具体考察中国画空间观念的理论研究，与宗白华从形上学角度展开对于中国画空间观念的研究，形成了一种相得益彰的互补关系，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5）从京师大学堂到北京大学转变中的院系名称、 课程设置大体看出这个过程，例如从 “经学科” 到 “哲学门” 又到“哲学系”。参见左玉河 《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4 年）、韩水法主编：《北京大学哲学学科史》 （商务印书馆 2014 年）。
（6）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73、 287 页。下同。贺麟 《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 对于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哲学作了同样结论。 （王锦民 《中国哲学史研究》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 7）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 （卷上），东方出版社，1996 年版。
（ 8）（ 9）蔡元培：《美学讲稿》 ，见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233 页，第 234 页。
（原载于《文艺争鸣》2015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