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美尔与史文德森在对时尚的研究中将时尚规定为求新与变化，在史文德森看来，“唯有当一个事物扮演了独特的社会角色，并且隶属于一个系统，而该事物在系统内所担任的角色能够用其他的新事物来较快替换，只有这样，该事物才成其为时尚。”[1]7 时尚在不断地更迭交替中，显示了其众多的社会属性，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时尚不仅仅与社会阶层相关联，同时还成为了大众审美趣味的一种反映。
一、审美趣味与文化的区隔
在时尚的历史性演变中，它与社会的阶层相伴而生，时尚不断影响着社会阶层的划分，而社会阶层也通过时尚来得以区隔。社会的较高阶层往往相较于较低阶层拥有更丰富的知识、经济能力以及社会地位，通常来说高雅的艺术形式往往流行于较高社会阶层之中。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这种“艺术的区隔来自社会中的阶层关系，不同阶层的趣味不同，对艺术的使用方式也大相径庭”[2]254。布迪厄在自己的思想里详细地阐述了区隔理论，他认为，“正如社会群体所控制的经济资本总额有所不同，他们所能控制的文化资本总额也会有所不同。”[2]256 这里文化资本是指一种以趣味为基础的货币，文化修养高的人通过这种趣味的表达与外露，形成与低俗趣味者的分隔，从而形成阶层之间的差异，满足不同阶层之间的审美趣味。
布迪厄引用康德的观点来阐释趣味与后天形成的性格息息相关，“正如康德所说，趣味是一种后天获得‘区分’和‘欣赏’的性格倾向，换言之，是一种通过区隔的过程来建立的差异。”[3]由此可见，审美的趣味会造成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区隔，从而反映在时尚这一社会化的问题之中。在布迪厄看来，区隔是一场社会空间运动，每一种趣味的产生都分割了不同阶层的人，同处于某个文化资本中的人，自然而然地与其他空间区分开来了，这种分类不仅规定了自身，并且同时也规定了其他人。趣味在这里使事物相分隔，其本身也成为了区分的符号。布迪厄将趣味与分层紧密相连，并且认为趣味来源于社会消费以及生活习惯的不同。“由于经济条件的不同，产生了两种基本的阶级品味，即追求奢侈、自由的品味，和追求必需品的品味。”[4] 这两种不同的消费水平，区别了社会较高阶层（统治阶级）以及大众阶级（工人阶级）的审美趣味。
在西美尔看来，“时尚总是只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5]102。也就是说，时尚的源头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英国皇室、各大时尚界的潮牌、顶尖的服装设计师，他们似乎总能引领某个时代的潮流走向。在这里，每个阶层都通过时尚作为自己独特的生活品质的表达，然后在不经意之间被其他阶层进行模仿来得以传播。“当然，这里所说的时尚阶层性并不局限在经济与物质方面，它还涉及到不同阶层与族群的文化心理与生活品位，这种生活品质与习惯无疑是长期教化与修炼的生成之物。”[6]17时尚的生成不仅仅与审美经验相关，还与阶层背后所形成的文化习俗和社会影响相关。在时尚的发展史中，每个阶层所穿着的服装相对稳定，贵族会身穿礼服、西装来彰显自己的身份，工人会身穿工装裤、工装鞋，人们需要通过这种差异性，从而划分不同阶级，并且表达着每个阶层所独有的审美趣味。
二、时尚的形成与阶层分化
西美尔在谈到时尚的形成时，以 1390 年佛罗伦萨的男士服装作为例证进行说明，他认为由于统合的欲望的缺席，当时的男士服装并没有流行的时尚。随后的威尼斯的贵族由于法律统一要求他们穿着黑色的服装，所以西美尔也认为他们之间也没有时尚。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每个人都能够追求自己内心的时尚，那么寻求出众的差异感就不再明显。反之，若每个人都身着同样的服装，追求出众和差异性就不再重要了。也就是说，“如果建构时尚的两种本质性社会倾向——一方面是统合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分化的需要——有一方面缺席的话，时尚就无法形成，而它的疆域将终结”[5]100。从这里看来，西美尔将时尚的形成规定到一种大众的审美心理当中，一方面来说，时尚反映了社会的某个特定人群对于差异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来说，时尚需要在特定的从众心理中得到体现，这种表现源自于个体的自我保护和归属感的需求。
西美尔认为，“时尚是阶级分野的产物，并且像其他一些形式特别是荣誉一样，有着即使既定的社会各界和谐共处，又使他们相互分离的双重作用”[5]96。时尚在这里是作为阶层区分的一种工具和途径。从另一个层面来说，时尚满足了较高阶层的人自身的一种虚荣心，并由此建构起与其他阶层的一种区分与差异。“正因为如此，时尚总是以各种方式表征与彰显其阶层性特质，并将独特的技术作为这种阶层性象征的基础。”[6]20 每个不同的阶层都希望通过时尚来表达自己不同于其他阶层的差异，并且这种差异性会不断地影响其他阶层的发展。其实，时尚应当是人们对于生活的追求以及审美趣味形成的一种侧面体现，它建构在一定的审美经验之上，并且不断地处于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反映了对强烈刺激的迟钝程度：越是容易激动的年代，时尚的变化就越迅速”[5]101。与西美尔相同，史文德森认为时尚的原则是新颖，“时尚为了变化而变化，而不是为了‘改进’事物而变化”[1]23。基于这种求新的原则，某一阶层会通过这种求新的原则来突破自身阶层的限制，以达到与其他阶层的平衡。那么来自这种阶层间的差异性是如何消解的呢？西美尔认为，“时尚是既定模式的模仿，它满足了社会调适的需要”[5]96。较低阶层通常需要模仿较高阶层的时尚，从而消除这种阶层上的差异，但是一旦较低阶层与较高阶层所拥有的时尚是相同的，那么较高阶层又会寻求新的时尚，从而使自身与较低阶层的时尚相区分。在这样的意义上来看，时尚是一种自上而下的阶层间的模仿，较低阶层的模仿能够满足这一阶层所寻求的从众心理，而较高阶层的“求新”也能够满足较高阶层所寻求的出众心理。
基于这一层面，西美尔认为，“时尚的人所面临的显然是赞许和嫉妒的混合”[5]104。这种赞许与嫉妒的矛盾心理共同存在于接受者心中，一旦嫉妒者的嫉妒心理以及被嫉妒者渴求被赞许的心理共同得到满足的时候，嫉妒者与被嫉妒者的边界就不再分明，两者可能会走向互相转化的状态。时尚对于部分人来说是一种补偿，通过这种补偿可以弥补无法凭借自身能力达到的个性化，这也导致时尚会成为他们追逐较高阶层的一种途径和工具。在 14 世纪前后的德国，由于女性行为上的限制，她们反而更需要通过时尚来满足这种心理上的需求和补偿。很多时期，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她们相反在某些方面更渴求得到满足，这里时尚为女性填补了心理上的空缺，“因为在时尚里一方面具有普遍的模仿性，跟随社会潮流的个体无须为自己的品味与行为负责；而另一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对个性的强调、对人性的个性化装饰”[5]108。在同化状态中寻求一种时尚的模仿和跟随，它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于社会较高阶层的向往，另一方面，通过这种模仿又使得他们在自己的社会阶层中成为时尚的先锋，于是，模仿在这里成为了她们追求心理上的认同和满足个性上的差异的双重作用。
三、处于求新与变化中的时尚
拥有时尚的人会在社会的普遍性中寻求自己的差异，一旦个性被广泛接受走向同一时，就需要有新的时尚来代替旧的时尚。于是，“时尚的问题不是存在（being）的问题，而在于它同时是存在与非存在（non-being）；它总是处在过去与将来的分水岭上”[5]102。从西美尔的时尚思想里，我们可以看出，时尚的发展必须同时满足差异与同一、受众心理的统合与分化、由旧到新的更替，时尚的问题是站在这样的一个边界之上：通过变迁带来新旧的不断更迭，于是，时尚并不仅仅只是一个关于新旧的问题，而是处于新旧的变化之间。
在较高阶层与较低阶层之间，中产阶级作为最特殊的一个阶层影响着其他两个阶层的发展，于是，中产阶级便成为了时尚最主要的推动者。对于较低阶层来说，他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来消费非物质层面的东西，而较高阶层的人虽然拥有足够的消费能力，但是他们相对来说拥有的时间更少。中产阶级则与其他两个阶层不同，中产阶级富有变化、内心冲动较多，消费水平和时间趋于稳定，使得他们比别人更进步，在时尚中发现了可以跟随内心冲动的东西。在西美尔那里，“中间等级起作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 , 缓冲地带和防震垫不知不觉地接受、缓和和分散在事态迅速发展时不可避免地引起对整体的结构的种种震荡”[7]。在时尚的关系中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循环：时尚产生于较高阶层，通过中产阶级与较低阶级的模仿与再模仿，时尚经过传播会处于一种同化的状态，随后较高阶层通过出众来满足其与较低阶层的差异，于是，较高阶层会产生新的时尚，中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会再次处于模仿与再模仿之中。中产阶级在这里就与许多学者将西美尔的时尚思想归纳到“滴流论”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之中，因为他将时尚的产生归结于较高阶层，并且认为“较低阶层几乎没有时尚”。但是，西美尔在随后又阐述了时尚是不断变化的，并且通过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来说明：“她们对外表无休止的求新求变其实天真率直地表达了这一种仇恨。”[5]111 作为社会底层的妓女，她们急切地想要在这个社会的普遍性中表达自己的个性，于是西美尔认为妓女反而是新时尚的产生和代表。这样看来，自上而下的这种“滴流论”并不是西美尔认为的时尚传播的路径。我们可以看到，欧洲历史上阶层的固化导致时尚的阶层分化严重，较低阶层处于压抑的状态，他们对于美的欲望的表达并不会得到社会的关注，这也就让时尚并不能简单的作为阶层的区分而存在。
从变化和求新的层面上来看，时尚的产生总是伴随着不断地创新与对“旧事物”的扬弃，而不同时代的时尚的变更，往往是对于当下的社会发展的变化的一种侧面反映。“在西美尔眼里，时尚不光映照着创新与认同，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更是计时器，是能洞察历史与当下的分界标。”[8] 时尚在历史的发展中，承载了一个时代的大众审美趣味与潮流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所包含的文化底蕴。在服装的发展中，阶层的固化导致服装的阶层性也十分明显与稳固，以此来确定阶层与阶层之间不可逾越的文化背景和趣味。反观当下的时尚发展，阶层的界限已经不那么鲜明，时尚的产生可能不再只是较高阶层的权利，工装裤、牛仔裤的流行，标志着时尚是处于阶层与阶层的循环传播之中。但是，较高阶层为了区分自身与较低阶层的差异，他们在引进牛仔裤这一类大众服装的时候，也会对这些服装进行一定的改进和变化。这与我们提到的时尚的观点不谋而合，时尚总是在不断地求新与变化之中。
四、走向当代：时尚阶层边界的消解
在当下的社会风俗和消费文化中，技术性的发展导致时尚的更迭的速度更为明显，技术在这里为人类的生活发展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在消解传统社会阶层的边界。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丰富的物质生活促使各个社会阶层都能够拥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体验以及对于美的诉求。通常在谈及时尚之时，我们总是将服装艺术作为时尚的一种物质性的表现形式，并且承载着时尚与潮流文化的变迁。从社会的发展来看，当代社会是一个被科学技术支配的时代，服装这一特殊的艺术形式，它在当代技术发展的境域中，无可避免地接受了技术性的注入。但是，这种技术性的注入不仅仅为时尚的发展提供了新鲜的活力，同时还为时尚的差异性与同一性提供了张力，让时尚走向差异与同一共存的循环之中。
在海德格尔那里，技术的本质被看作是座架（Ge-stell）：“‘座架’意味着对那种摆置的聚集，这种摆置摆置着人，也即促逼着人，使人以订造方式把现实当作持存物来解蔽。”[9]座架是那种让人类处于一种被遮蔽的表象之中，从而遗忘了存在和尚未敞开的东西。现代技术的发展，通过一种促逼的方式从存在的历史性中剥离其本质状态，从而使作品本身失去了其艺术本性。那么技术的本质就是将存在本性抛开，剩下的就是这种排除了存在本性之后的这种摆置物的聚集。工业时代技术的发展，已经导致技术在生活中的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这种发展最终可能会导致艺术的终结。海德格尔认为只有当艺术回归真理的时候，艺术才能脱离技术的支配，成为技术时代的“救赎”。
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技术的发展剥离了艺术作品本身的存在特性，技术为复制的艺术作品提供了可能，从而使较低阶层追逐高级阶层的时尚成为可能。他们并不需要付诸太多的金钱，就能拥有和较高阶层看上去一样的服装，这也是当今社会山寨和盗版服装流行的原因，它满足了较低阶层的一种嫉妒心理，同时也在表象和外观上磨合了两种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当然，这种方式并不是在根本上使两种不同的阶层走向统一，而是通过服装这一外在的表象摆脱了两种阶层的差异。而当代社会的中产阶级似乎很难从一些社会属性去分辨，例如他们可能会有较高的经济收入，却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经济的收入与文化素质程度并不呈现正比，但是中产阶级依旧是最接近时尚的地方，他们的经济能力和社会地位促使他们更容易产生消费冲动和欲望。而服装对于他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种消费方式以及商品的实用价值的体现，更多的是一种时尚的符号象征。
服装艺术随着机械复制品的产生，高端服装和时尚前沿的特性可能被复制品所代替和消磨，时尚的源头必须不断地去追求新的变化，才能适应不被机械复制时代的作品给同化。正是由于技术对于身体和服装本身的变化的推进，社会的各个阶层似乎不需要再通过某种固定的时尚现象来得到规定。穿西装的人可能是皇室贵族也可能是保险推销员，社会较高阶层也有穿着牛仔裤的习惯，服装在这里仅仅只能作为一种审美喜好的体现，不能再通过时尚和服装本身去规定阶层，时尚的发展也不再局限于自上而下或者自下而上的固定传播模式。而在当代，时尚的发展和变化也推动了新的社会阶层的出现，这些新的阶层又反过来推动时尚走向继续求新和变化之中。无论是社会的较高阶层、较低阶层还是中产阶层，他们都有可能成为时尚的引领者，然后像一种潮流式地向其他阶层延展开来，任何社会阶层都有可能产生时尚，时尚由此会走向一种循环传播的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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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美与时代（下）》2019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