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思想认识发展史上，人类对外界事物的观察，有一个历史的转折过程。当人类还处在手工劳动的情况下，劳动工具主要是对人身体力器官的延伸，其推动也多以人身自然力为动源。生产力物质技术的这种情况，制约着人的认识能力、观察能力以及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能力。人对外物的关系，不论是实践的还是认识的关系，都局限于人的体力和感官能力可以直接把握的范围。社会的实践，还未能在微观、宏观、高速度、高精度等方面的观察和控制中，提出人身自然能力不可企及的现实要求。人对外物的观察，只能是凭借感官进行的“生动直观”。在其现实性上，自我在观察活动中对非我的设定，也只能表现为两者之间直接的感性关系、经验关系。其中，虽有理性力量的介入，但它仍然只是强化感官对外物的直接感知，而没有以物质技术或者科学模型为中介，对人的感官加以延伸，以进行一种间接的观察。在这种情况下，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主要是心理学的，即感知的、情绪的、兴趣的、理想和目标的设定，并且始终以人力所及的范围为最大域。
当人类突破手工体力劳动的生产物质技术状况，进入大机器生产力、现代高科技生产力的时代，上述情况就不断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大机器生产力的出现，首先突破了人力和天然自然力推动的局限，人逐步从动力资源的位置上解放出来，更多地负担着控制和操作工具的职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所推动的机器工具的完善和精良，大功率、高速度、高精度的机器运作同时出现，工具活动的作用范围、作用强度、作用控制的难度等因素，向人身器官的感觉能力、调控能力、操作能力发起了挑战。于是，有电子技术、计算机的问世和发展。人类开始用技术手段去完成智力劳动和机器操作，从此拉开了以自动化的技术促使劳动者从直接物质生产活动中逐步撤离出来的历史过程。当生产力的发展进入现代化的境况之后，物质生产活动更多地变成了一种异常复杂的高科技过程。它的运作范围更大，空间技术、海洋技术、环境科学的运用，使宏观方面直接超越人身感知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实践日益丰富起来。它涉及的物质层次更深，生物工程、电子技术、核能技术、合成材料、激光技术、通信技术等现代科技手段的开发与运用，又在微观领域达到了人身感知能力所不可及的层次。现代化生产物质技术的更高速度和更大精确度，也同样使感官的识别、大脑的运算、手工的直接操作无济于事。此外，还有大量的高温、高压、高污染等特殊环境下的作业，是绝对排斥生产者直接进入现场的，于是以机器人取而代之。这加剧了生产者从生产过程的撤离。同时，现代化生产的高科技与知识密集化，以及信息的资源化、产业化，还在管理、科研、交通、通讯、军事、教育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提出了高速、精确、大容量地加工、传输、存储、反馈各类信息的实践任务。这同样是依靠人身自然能力所无法完成的智力劳动。所有这些，使实践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出现了以下一些新的景观。
第一，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由以往的比较直接变得越来越间接。实践手段、实践技术的日益复杂化、高科技化，造成了主客体之间中介系统的膨胀。一方面它们更大范围、更大程度地延伸着主体的体力特别是智力，强化了主体的活动功能和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使客体日益脱离天然的状态，更多地具备了“人化”的意义。这样，便拉开了实践主体与原始客体的距离。主体能在何种意义上作用于客体，也就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实践的物质技术这个中介力量。
第二，实践手段、技术中介功能的先进性，要求它的技术具有更多的综合性与完备性，拓展了主体与客体关系的多样性。一方面，实践手段受到被改造对象之多种属性与多种规律的制约。它必须以一定程度的同一性去适应与利用这些因素，才能在与对象相互作用的对应性中改造对象。同时它又必须与劳动对象形成一定的差异，作为一种否定劳动对象的物质力量去作用对象。而且，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是多层面、多方位的，正像一个深海探测器，必须能够多方面地适应、利用并作用于海底世界的多种因素，才能胜任探测任务一样。另一方面，实践手段、技术中介又必须既与主体保持同一性，同时也保持一定的差异性。它要体现主体的实践目的以及在经济、社会、文化、审美等方面的要求，并适合于人的操作可能性和如实地表达人的功能和意志，才具有实践手段的意义。但它又必须能够超出人的局限，以不同于人的功能、机理、方式展开活动，才能延伸和扩大人的力量。技术中介既表达着人对物、自我对于非我的要求，又传达着物对人、非我对于自我的制约。它们对主体的活动方式作用的范围越大，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越复杂，中介作用的距离就越长，以至于主体要面对多级客体、面对多方面的客体。
第三，主、客体关系的间接性增大，技术中介系统的增大，也造成了科学技术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以及领先于生产实践发展的趋势。这使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关系一定程度地摆脱了以往尾随于实践关系的状态，其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和牵引实践关系的能动性不断扩大。甚至，实践关系的确立，常常依赖于认识关系的确立与解决。现时的各种新产品、新机器、新材料、新工艺不总是从车间开始，而多是从实验室进入车间。
第四，与以上特征相一致，主体在实践中对于客体的作用手段和作用方式，更多地不是依靠延伸体力的物质手段去改变对象物的外观或空间存在方式，而是依靠延伸其智能的科技手段去掌握和利用对象物的规律与属性，进行物质结构——功能的变革。主体对客体的作用程度大大深化了、内在化了。
二
社会生产实践上述这些高技术、现代化的特征，以及它们所造成的主、客体实践关系的特征，必然地要反馈到主体的认识活动、观察活动中来，使主体的认识活动、观察活动也形成诸如社会实践的时代特征。而且，这种实践与认识之间的作用也不是单向度的，有些实践的特征甚至是由认识活动、观察活动自身的特征造成的。面对社会实践的崭新时代特点，主体在观察活动中形成的显著特点最主要的是两个：一是认识手段对主体自我的极大延伸；二是人工客体或模型客体对被观察对象的广泛摹拟。我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会发现，主体观察活动的上述两个特点，在主、客体的认识关系中造成的结果，便是自我对非我的直接建构或直接设定。
（1）高科技手段对主体认知能力的延伸， 使自我与非我的关系形成了某种复杂性，使观察主体在对象之真实情况的确认方面，有了更多选择参数和更大的设定范围。
科技物化的认识手段，介入主体与客体之间，形成了“主体→认识手段→客体对象”三者间双向的相互作用。观察所形成的感知则是这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哪些东西受到感官的影响，怎样才是感知的真实？哪些因素受到观察手段的影响，怎样才能保障认识手段转换和记录客体信息的真实？哪些现象受到被观察对象自身的影响，怎样才是客体的真实？所有这些，都需要主体认真的辨析、细致的关注和调整认识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因素，才能有本来意义上的去伪存真。所以，究竟是什么现象成了被观察的客体，究竟它们获得了一种怎样的观察，这在主体思想意识的分析和评估中具有多方面的选择性。主体对观察过程的能动调控，对观察效果的认真鉴别，对观察结论的自觉推定，最终都涉及主体对客体及其内部关系存在的状态的确认。从这一层意义上讲，高科技观察手段的介入，提高了主体认识客体的难度和强度，最终也就是提高了自我在认识论上设定非我的主动性和直接性。
（2）高技术认识手段对主体感官能力的延伸， 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观察中“自我中心论”的倾向以及对于客体的建构作用。
这些认识手段的第一类，是诸如电子显微镜、射电望远镜、激光显示器以及声学仪器等直接延伸人类感官的技术装置。它们类似于人的眼睛和耳朵，运用这些认识工具，使主体能看到、听到自然器官视听能力的认识工具。这种高视度的认识装置对人身感官的直接强化，拓展和深化了主体设定和认识客体的能力。高科技认识手段的另一类，是非直观性的测量仪器，如研究物理场现象、放射现象、电磁现象、测试宇宙射线一类非实体性物质现象的科技装置。它们是对人身感觉器官的间接延伸。它们使主体超出感知能力和感性经验的局限，通过对认识装置获得的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使根本不成为感官对象的事物能够被观察、被感知。从而，它们使事物内在的属性和联系外观化、现象化，使无形的东西直观化，成为能够被主体在观察中确认的特定对象。这使自我设定非我的能力，超出自在的感性世界而延伸至更广、更深的领域，它意味着更多的甚至是绝对外在于人的外界事物成了主体的客体，成为自我的非我。
（3）认识手段对主体能力的延伸和超越， 使认识工具的制作和运用成为观察客体事物的关键，从而使自我对于非我的认识论设定有了更大的可操作性和自主性。
科学观察中，在人的视听能力所不可及的宏观领域，如宇宙现象、天文现象的观察，都同各类仪器的结构和功能有关。不同的现象往往需要不同的观测仪器才能观测到。X射线望远镜不记录光源和射电源， 但能发现射电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发现不了的天体射线形象。射电望远镜不记录光源和放射源，但它能发现X 射线望远镜和光学望远镜发现不了的天体无线电形象。光学望远镜同样也不能记录放射源和射电源，但它能发现射电望远镜和X射线望远镜不能发现的天体光学形象。这表明，仪器的性质、功能决定着观察的领域和结果。人们使用不同的仪器去观察同一对象，只能发现这一对象的不同属性，得出不同的结果。所以，观察结果的不同，不只是因客体有其自身的多种属性，更不是消极地因为客体对主体产生着不同的作用和“映象”，而实实在在地是因为主体对它们采取了不同的观察手段和观察方法。因此，观察主体能否与某些物质对象建立认识关系，使之成为客体，并得出某种结论，在基本的方面便取决于观察仪器的研制与操作。而这种仪器的研制与操作，又极大地取决于科学理论和技术理论所提供的知识、工艺的可能性。因而主体对于客体的设定，便在观察过程中潜在地由观察手段的研制及其可操作性而决定。主体设定客体的可能性，也就由其所掌握的研制观察仪器的科学技术可能性及其操作的可能性所提供。认识手段直接表达着人的理性力量和实践意识，直接和间接地延伸人的感官与智能。主体通过对于这种“无机身体”的绝对控制，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地、比较自由地展开着对于客体的认识关系，进而在认识论上高度自主地实现着自我对于非我的设定。
（4）高科技认识手段在观察中对自然客体的介入和干扰， 使主体自我对客体对象有了更多的建构性。
科技手段之所以能够强化人的认识能力，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们能直接作用于客体，特别是对那些人身力量所不可企及的宏观和微观现象，有了插入主体图谋和意志力量的可能。这使认识活动远离了以往的那种照相式的消极反映，极大地复杂起来。一方面，主体通过科技手段，把那些需要观察的对象从它的整体中分割出来，改变其环境、结构和自然状态。这是对认识客体典型化的设定。它使客体浑沌不清的状态变成可清晰观察的状态。但同时由于客体脱离了其自然状态及其整体和环境，是以其整体的失真换来了局部的真实，因而在观察中仍然需要通过理性的解释将其还原为自然的状态。这种观察过程的分割与“提取”和理论解释过程的整合与还原，不能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多重设定。另一方面，也是更为复杂的，主体运用高科技手段，如高能加速器一类装置，在对客体施加特殊作用的过程中观察它的某些现象。这样的人工条件及其作用，建构和暴露了客体在自然状态中不能出现或者不能观察到的一些特定现象，深化了人的认识。但同时，它也给认识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类似于“测不准关系”那样的复杂性和困难。美国的杜威专门写了一本《确定性的寻求》的书，企图对测不准现象加以哲学的说明。他不无哲理地指出：“认知已经成了一种在特别指导之下的活动而不是和实践孤立分隔的东西。借心中确切的占有不变实在的办法来寻求确切性已经转换为借主动地控制变化着的事物进程的办法来寻求安全了。在操作中的智慧（即方法）已成为最值得我们去争取的东西了。”（注：〔美〕杜威：《确实性的寻求》中文内部版，第153页。 ）杜威提倡的“方法至上”，超出了对客观事物本身实际意义的关注，倒不尽然。但认识工具及其认识方法的研制和运用，对于主体建构或设定客体的作用，在高科技时代，的确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
（5）观察对象的模型摹拟， 直接实现着主体对于客体的思想设定。
对象的模型摹拟，是鉴于对象的难以直接观察和主体的科学假设而建立起来的。它们可分为实物形态的人工客体和观念化的理论模型两大类，并且各有其特点。
人工客体是主体基于对被模拟事物的某些认识与假设，以一定的物质技术形式制作出来，供人们形象地加以观察、研究的代偿客体。如沙盘军事模型、机件模型、神经网络电子模型、建筑设计模式、水利模型、高分子模型等。它们既是取自自然的，又是人的智慧、工艺、理论知识和想象意象的综合产物。它们既要体现自然客体的规律、属性，又要体现主体对这些规律、属性的认识，还要体现主体某些心理活动规律及其认识目的。人工客体的生产，与主体认识和实践的思想水平、物质条件、社会环境以及文化背景都有联系。主体或者依据科学的预想，将未来趋势的东西以人工形式现实化；或是依据认识的要求，将不典型、不理想的东西典型化、理想化；或者依据假说的方式，将暂不具备的对象环境、外界影响和事件进程设定为业已具备的因素；或者依据类比推论和联想，将自然状态下不能出现的东西变成在人工作用下一定发生的东西。因而人工客体是主体用来联系现在与未来，现实与可能，理想、假说与现实的实物手段，生动地体现了理性思维、科学假说在物质模型中的现实化、形象化。它所实现的，既是主体对客体的观念设定，又是对客体的实物设定。
另一类对于对象的模型摹拟是观念性的，它们是以各类与对象相关的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理论模型，用科学的语言、概念、范畴、公式、定律、逻辑网络将客体的有关规律、属性、结构、功能、状态、趋势观念化、符号化地描述出来，以便在理性思维的操作中，对原型事物进行思想的试验和理性的分析，求得对于它们的某种认识和解释。在主体对于客体的观念性设定中，盛行的思维逻辑是分析与综合、类比与演绎的统一。分析与综合是基于对原型客体的理性认识及其构思，同时也依据主体自身的认识目的及其对客体要求的反思性理解与掌握，所进行的思想集合和观念组织，它构成建立模型的知识基础。类比与演绎是对原型客体的摹拟与设定，以及在此基础上对它的理性发展的思想延伸。
模型无论是实物的还是理论的，都是对原型事物的表征或再现。模型与原型事物的关系，总的说来，一般具有一方面或多方面的性质、属性上的同态关系，或形式、结构上的同构关系，或功能、效应上的比值关系。模型对原型的模拟不是简单的复制，两者间不能绝对等同，内含着人为的附加或假设或创意。因而，它既是“正摹拟”即与原型之相似性的集合；又是“负摹拟”即与原型之差异性的集合。前者更多地体现着主体的类比思维和联想，后者更多地表达着主体的演绎思维与想象。模型为观察者、研究者提供了对原型事物进行间接研究的可能性，也为科学假说提供了思想实验、逻辑证明的条件。现代科学这种与事实、与直接经验的非直接对应，以及对物质性实验的非严格依赖，使理性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空前提高。它充分展示了主体思想认识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主体对于客体的认识论设定来看，模型作为一种认识手段，它为主体的这种“设定”活动提供了直接的现实性。它使主体对于客体的思想建构与理性设定，获得了逻辑的、形象的规范，有了更加精确、更加稳定、更加严密的意义。模型作为一种认识中介或认识手段，它既使主体对原型客体的观察和认识有了间接性的意谓，又使主体观念性地建构客体有了直接性的意义。并且，主体对原型的直接建构，正是实现主体对其进行间接观察的现实基础。模型的建构和运用，最切实际地发挥了主体在观察和研究中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因而在认识论上，它最充分地展示了自我设定非我的基本意义。
（原载《学术研究》1999年1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