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传统认识论在理性问题上的困境
1.1 唯理论和经验论：两种不同的知识纲领
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哲学一直存在着追求知识确定性的传统。古典唯理论和古典经验论是这种传统的两个极端。它们都认为科学知识是确实无误的，与意见或谬误有着根本的区别。但两者对知识确定性的说明却完全不相同。唯理论者从数学出发，其为知识确定性辩护的纲领立足于这两点：①演绎推理的逻辑必然性、有效性，这种必然性、有效性是为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所证明了的，是无可怀疑的；②存在着某些不证自明的天赋或先天的原则或公理，以此作为推理的前提，依靠演绎逻辑即可推出可靠性不容置疑的结论。唯理论者相信，依靠他们的这一纲领，就能够令人信服地说明科学知识的确实可靠性和真理性，从而彻底摧毁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的怀疑论。
可是，是否真的存在如古典唯理论者所说的那种天赋观念或先天原则，它们是否绝对无误，唯理论者并不能给出任何理性上的证明。为了逃避责难，他们中许多人不得不诉诸某种无以名状的直觉，某种至高无尚的权威，甚至堕入神秘主义。古典经验论者的纲领则与古典唯理论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唯理论的纲领是失败的，因为，第一，假定先天原则或天赋观念的存在并无合理的根据；第二，演绎推理是空洞的同义反复，并不能扩展我们的知识。他们的全部纲领立足于这两点：①经验基础的确实性、可靠性；②归纳推理的正确性、有效性。古典经验论者相信，在科学实践提供的确实无误的经验事实的基础上，依靠比唯理论者的演绎逻辑强有力得多的归纳逻辑，就可获得确实可靠的科学知识。科学家在他们的科学活动中正是这样做的。
1.2 休谟问题：传统认识论的出路何在？
古典唯理论者和古典经验论者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继承了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相信科学活动是理性的事业，科学知识是理性证明了的。只不过唯理论者认为科学知识的基础是他们所谓的“天赋观念”、“先天原则”，科学的逻辑是演绎逻辑。而经验论者则把科学建立在感觉经验的基础上，企图由此借助于归纳逻辑建立起整个知识大厦。可是，不仅如上所述，古典唯理论的纲领是彻底失败了，甚至被认为是唯理论最大代表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庞大体系也不能避免这种失败。而且古典经验论纲领所立足的两点：经验基础的确定性和归纳推理的正确性，其可靠性也是令人怀疑的。感觉经验的主观性、私人性、不可靠性，历来都有不少人强调过。如果承认这点，经验论者将科学知识建立在这种其可靠性未经证明的感觉经验的基础上，其纲领的失败，就必然同唯理论者将科学知识建立在先天原则上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说，仅仅驳斥经验论纲领的第一点，就足以置其于死地（就像置唯理论于死地一样）。但是，面对这种致命的攻击，经验论者似乎并不以为然，因为他们手中拥有归纳逻辑这一威力已为近代科学的发展所证明了的武器。要使经验论纲领彻底陷入失败，必须摧毁其用以自卫的归纳逻辑。奇怪的是，唯理论者似乎都没有真正认识到这一点。事实上，给经验论纲领以致命一击的力量来自经验论的内部，这就是近代经验论的完成者休谟的怀疑论。
休谟是一个敏锐而又清醒的经验论者。他指出，不仅以前的经验论者用来作为知识基础的感性经验是不可靠的，就是经验论者引以自豪的归纳逻辑，其可靠性也是十分可疑的。因为归纳逻辑从单称陈述上升到全称陈述这一程序在逻辑上并不是必然的。即使“日出于东”这一常识是为千百万年来人们的实践所“证明”了的，我们也没有逻辑上的理由认为今后也永远是日出于东。这一命题不可能得到逻辑证明。人们对知识可靠性的信仰，不能从理性上得到证明，而只能以“习惯”这一心理学的术语为之辩护。一切都只是习惯在那里维持着。总之，归纳逻辑并不具有经验论者所赋予的那种可靠性、有效性。古典经验论者为知识确定性辩护的企图也和唯理认论者一样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休谟对归纳推理的反驳，在逻辑上是无懈可击的。这不仅使古典经验论归于失败，实际上也宣告了整个西方传统认识论的破产。休谟以后的哲学家面临着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是接受休谟的结论，彻底走向怀疑主义、信仰主义、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还是试图回答休谟的诘难，重拯理性主义。逻辑经验主义者和波普代表了后一种倾向，但他们挽救理性主义的药方却大相径庭。
1.3 概率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对传统认识论的挽救
自休谟以后，绝对无误论逐渐丧失了它在认识论中的统治地位，大多数哲学家都相信科学知识是可错的和不可证明的。逻辑经验主义者继承了西方哲学的经验论传统，但他们和古典经验论者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赞成休谟对归纳逻辑及科学知识绝对可靠性的反驳，但他们不同意休谟的怀疑主义而坚持理性主义。他们认为，可以采取以下办法来避免休谟的结论：①用或然性的经验基础来代替古典经验论的确实无误的经验基础；②用具有一定概率的假说来代替证明的知识。这一补救办法的实质是承认科学知识的可错性、或然性，企图以概率主义来挽救传统认识论使之不陷入非理性主义。但正如后来的许多哲学家所指出的，这一纲领的实质仍然是经验主义的，仍然坚持传统认识论的归纳主义、基础主义和辨护主义，它并未能从根本上克服经验论的致命缺陷。因而，逻辑经验主义的这种努力仍然挽救不了传统认识论的命运。
2 科学的本性
波普审视了从古希腊到逻辑经验主义的全部西方哲学史，发现休谟的怀疑论事实上已给传统认识论划上了一个句号，表明在传统认识论的基本框架内挽救理性主义的任何企图必将陷入失败（如逻辑经验主义就是这样）。但波普在骨子里仍然深深眷恋着理性主义，他试图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来为理性主义辩护。他以为，问题的关键在“理性”一词的内涵。他试图赋予“理性主义”以新的含义，以便重新确定科学合理性的标准。这可以说是他的科学哲学的根本出发点。由此，波普构筑起他的“批判理性主义”的大厦，从而构成了西方科学哲学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在1934年以德文发表的《研究的逻辑》（1959年出版的英译本改名为《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波普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科学本性的看法，建立起一种新的科学观。波普指出，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科学知识的确实性、可靠性一直是人们孜孜以求的理想。这种理想要求科学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已被认识和已被证明的真理。但在波普看来，这种确实性的理想不过是一个幻想。因为要使一个理论被经验证据所证明，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他举例说，无论观察到多少只白天鹅，我们也不足以从中得出“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因为在逻辑上不能够排除黑天鹅存在的可能性。因此，确实性的理想是绝对不能够实现的。不仅如此，逻辑经验主义的不完全确实性的程度或概率同样也是一个幻想。依波普看，“科学同寻求确定性或概率性或可靠性毫不相干”（波普《猜想与反驳》第327页）。与传统观点相反， 波普认为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猜想或假说，都包含错误，迟早要被实验所“证伪”。他强调科学的可错性，认为可错性并不是科学的缺点，而恰恰是科学的优点，是它的力量所在，是它区别于非科学或伪科学的本质特征。后者正由于没有这种可错性因而失去了向前发展的根据和动力。
对科学知识可错性、易谬性的认识早在古希腊时代就产生了。但波普以前的哲学家实际上都把可错性作为科学的偶然的性质，认为科学按本性来说是能够达到确实性的。因此，可错性与科学的本性是不相容的。波普的独特之外，在于他把可错性和科学的本性联系起来。他首次赋予否定，证伪以前所未有的突出地位，把证伪看作是科学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科学的里程碑，主要的生长点。这是波普科学观不同于传统科学观的根本所在。
把可错性、可证伪性看成是科学的本性，这种观点与常识完全相反，因而引起了普遍的震惊。波普之前，传统观点把科学与真的、正确的、可靠的东西等同起来，坚信“科学就是真理”。波普却完全颠倒了这种科学观。这不能不使习惯于在旧世界生活的人们感到极度的恐慌。他们质问到，果真如此的话，科学岂不是一笔糊涂帐，科学史岂不是谬误史，科学与宗教、迷信等非科学的东西区别究竟何在？波普回答说，的确，“科学史也像人类思想史一样，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纪树立编译《科学知识进化论》第176 页）但只有科学才是这样一种人类活动，有了错误可以系统地加以批判，我们正是从错误中学习的。错误不但不会成为前进的障碍，相反，倒是科学增长最重要的动力。况且，科学也不是只有错误，我们也可能碰上真理，只是我们可能并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真理的标准。科学需要真理，有了真理，我们才能谈论错误，才能有科学进步。波普认为，不必抛弃客观真理这一概念（像怀疑论那样），只是应该对真理以及科学与真理的关系给予一种新的理解。
上述科学观的要义在于将科学与真理加以分离。波普敏锐地看到，传统的科学—真理一体化的做法，在科学的发展面前容易遭到怀疑论难以反驳的攻击。传统认识论正是由此陷入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波普试图以科学—真理二元化的办法来避免这种结局，以维护理性主义的地位。较之传统的“乐观主义”的科学观，波普的看法无疑更为完善、更为成熟、也更为客观和清醒。他告诫人们对科学身也应该采取科学的态度，而不应该采取一种宗教式的信仰态度。但在科学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波普的观点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把科学与真理分开以否定传统观点；另一方面，为了不陷入怀疑主义，他又不愿完全割断科学与真理的联系，对这种联系给予了一种含糊的承认。这导致他在理性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左右摇摆，而不能使自己的观点贯彻始终。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劳丹等人）甚至比波普走得更远，干脆完全割断了科学与真理的联系，否认科学是向着真理前进，认为坚持理性主义不必保留真理的概念，从而抛弃了包括波普在内的把理性和真理联系在一起的传统做法。依这些人看来，波普并没有跳出他所极力否定的传统认识论的框架。
另外，从逻辑上说，波普的证伪主义与他所坚持的真理概念是不相容的。因为既然理论只能证伪而不能证实，那真理就成了空洞无物的东西（波普实际上是把理论和真理分开，真理成了外在于科学理论的东西），真理的存在就只能是一种假设。事实上，波普正是把真理作为一种调节观念，作为谬误的背景或陪衬，真理并不是他的体系的不可缺少的、核心的东西。这也表明他对真理的理解与传统的观点不同。
3 可错论：传统认识论和怀疑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
传统认识论是基础主义的，它要求为认识设立一个可靠的出发点或基础，企图以此说明知识的合理性。无论是古典唯理论还是古典经验论，都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种“基础”。从这种观点出发，传统认识论认为科学的目标是探索真理，坚信科学最终一定会达到真理。然而，如前所述，这种基础主义遭到了怀疑论的猛烈攻击，最终不得不败下阵来。怀疑论似乎成了传统认识论的必然结局。
波普同意传统认识论的这一观点：科学的目标是探索真理，科学正在日益向着真理逼近。但他并不认为科学能够掌握绝对真理。更重要的是，波普强烈反对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他强调他的可错论与基础主义针锋相对。他认为传统认识论关于存在知识基础或终极源泉的主张，“本着这样的信仰，即知识可以其谱系证明为合理的”（《猜想与反驳》第36页）其根本错误是混淆了知识的起源和正确性问题。通过追溯一个断定的渊源或由来去检验它的正确性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批判地考察所断定的事实本身才能做到这一点。关于“知识的终极源泉是什么：理智还是感觉”这一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它应代之以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有希望发现和消除错误。在波普看来，认识不存在，也不需要什么基础，人对世界的一切认识都不是绝对无误的，一切知识都是猜测的、可错的、易谬的。
波普对传统认识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另一方面，波普拒绝接受怀疑论，他不认为怀疑论是基础主义破产之后的唯一选择。因为不存在终极源泉或基础，并不表明知识缺少合理性。其实，正是“基础”的假定使传统认识论不得倒向怀疑论。传统认识论一开始就搞错了，它假定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基础”，并在这个自我设定的圈套中葬送了自身。因此，完全没有必要抛弃知识的合理性而接受怀疑论。应该抛弃的恰恰是使传统认识论走向绝路的基础主义、归纳主义，而代之以可错主义和证伪主义。由此波普用可错—批评增长的新问题取代了古典合理性的中心问题即“基础”的老问题，以这种“问题转换”的独特方式给出了他对“归纳之谜”的解答。
波普的上述观点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是怀疑论。相反，他的可错论正是力图在传统认识论的基础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开辟第三条道路，以避免滑向怀疑主义。其实，把否认知识存在（可靠）基础的人说成是怀疑论者，恰恰是犯了基础主义的错误。从根本上说，怀疑论和基础主义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因为它也是从基础主义框架看问题：它从怀疑知识基础出发进而怀疑知识本身（它隐含着一个定义：知识的合理性在于知识存在一个可靠的“基础”）。而波普的可错论的出发点与此不同。它力图回避和取消这一使传统认识论陷入困境的“基础”问题，而代之以一个新的问题。它认为，我们应该关心的科学知识的成长而不是知识的起源；是探索真理而不是证明真理。它强调连续性增长是科学的特点。从精神气质上讲，这种可错论是积极的、富有建设性和启发性的，这与怀疑论的悲观结论适成对照。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知识本性的看法。可错论把可错性、易谬性作为知识的本性，这是它考察问题的出发点；而传统观点则把确定性或真理性作为知识的本性，怀疑论则由于否定了这二者而使传统认识论走入绝境。况且，波普强调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表明他并非完全排斥确定性，而是承认科学中有某种确定的东西存在。仅此一点就使他与怀疑论和相对主义区别开来了。因为怀疑论完全否任何的确定性，既否定证实，也否定证伪。
然而，从根本上说，波普并没有摆脱他所极力反对的基础主义的阴影。他的“独断证伪主义”实际上把经验视为科学理论唯一公正客观的裁判官，从而承认了经验对于科学的某种“基础”作用。“经验基础”的问题，不仅对于波普，而且对整个当代西方认识论，都是一个难以逃脱的怪影。
4 批判理性主义与科学的合理性
传统理性主义从证实或辩护的角度看待理性，把理性主义等同于证实主义或辩护主义。它认为，只有当一个信念能够为经验证据所证实（辩护），或概然地被确认，才是有意义的、合理的、真的。但波普指出，休谟对归纳问题的回答使这种证实主义完全破产了，即使逻辑经验主义的概率主义也不能挽救它。证实主义者维护科学的合理性，对此波普是完全赞同的。但他认为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把科学合理性的赌注押在证实主义或辩护主义身上。合理性不但不需要证实主义或辩护主义，而且与这些东西毫不相干。
人们担心，波普抛弃证实主义或辩护主义，会连同理性主义一同抛弃。对此波普回答说，关键的问题是要认识到一点：“科学的合理性并不在于它诉诸经验证据以支持其教条的习惯——占星术也是这样干的，而仅仅在于批判态度，当然也包括在各种证据中批判地利用经验证据（尤其在反驳中）的态度。”（《猜想与反驳》第327 页）理性并不在于证实，而在于证伪，在于批判态度，理性的态度就是批判的态度。
如前所述，休谟的怀疑论为现代非理性主义开启了先河。而到世纪之交，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一声呼喊，非理性主义的洪流汹涌而来，大有吞噬理性主义之势。如逻辑经验主义者那样的少数哲学家企图挽救理性主义的呐喊在这股汹涌浪潮面前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在此危急时刻，波普提出了自己的“批判理性主义”。它认为理性主义是可以挽救的，我们应该抛弃的仅仅是对理性的传统理解，而不是理性主义本身。我们只需以证伪主义来代替传统的证实主义，就可以为理性主义找到一条光明的出路。
波普这种挽救理性主义的药方是一种批判主义。他同意康德关于理性创造规律的思想，但认为理性的创造不是固定不变的“先天形式”，而是理性的不断尝试的产物。因为理性并不在于永远保持正确，而在于不断地批判谬误。波普认为，并非理性主义本身有什么过错，而是过去人们对“理性”一词的理解完全搞错了，人们习惯于从证实或辩护的角度看待理性，以致认为抛弃了证实主义或辩护主义也就抛弃了理性主义。其实，只要以可错主义、证伪主义来解释合理性，理性主义就不仅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必要的。非理性主义的责难给理性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切不可再掉进证实主义和辩护主义的陷井中去。
上述“批判的理性主义”有一总的特点：既是不断批判、“不断革命”的批判主义，又是承认客观发展规律的理性主义。这一特点体现了波普的根本立场：既与传统理性主义相对立，又与非理性主义区别开来，同时也是批判理性主义的最大合理性所在。它把理性与科学知识的成长联系起来，突破了传统认识论对理性的静态理解。波普认为知识的增长和发展是较之它们的证明或证实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问题（而传统认识论却把“证明”或“证实”作为中心问题）。科学的合理性正在于科学这一人类活动能够通过批判、证伪这一方式获得增长和发展。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波普已具有某种历史主义的因素（虽然波普并不是一个历史主义者）。
从哲学史的角度看，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可以说是合理性观念的一次重大变革。因为他把传统的从证实来理解理性转变为从证伪来理解，揭示了人类理性的可错性、非必然性，抛弃了那种相信理性的必然性、绝对性的唯理论传统，并首次把发展的思想引入了合理性观念的领域。但从另一方面讲，批判理性主义和传统认识论一样，对理性的理解仍然是逻辑主义的和僵化凝固的。它所坚持的证伪主义表面上与证实主义针锋相对、互不相容，但这种“证伪理性”和“证实理性”同样把理性标准纳入逻辑主义的框架。它不仅只注重科学的可证伪性，而忽视它的可证实性和不可证伪性，对可证伪性本身的认识也是逻辑化、简单化的，没有看到证实和证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过程，不是决定性的，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受社会历史文化、心理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作为哲学史上变革合理性观念的首次重要尝试，虽然使人们对理性和理性主义获得了新的认识，给后人以十分有益的启发，但作为合理性标准的答案，它远不是成功的。它对科学、理性、真理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虽然是新颖的、大胆的，但也是片面的、肤浅的。它并没能像它所希望的那样，在传统理性主义面临危机时，真正担当起挽救理性主义的重任。当然波普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给出了合理性标准，而在于提出了“什么是科学的合理性”这一当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科学哲学家。这正是批判理性主义的意义所在。
（原载《大自然探索》1999年0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