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战略重点的转移，奏响了改革开放的序曲，开始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腾飞。三十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推进思想解放的过程中不断开放自己的理论视野，转变哲学观念，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取得了许多重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三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经验，重新思考其中具有研究范式转变意义的重大变革，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对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大都会承认，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是历史发展着的世界认识，哲学史即是对世界的理论认识史，是列宁所说的“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1]。然而，自觉到哲学的理论认识性质，进而反思哲学认识自身的根据、前提、可靠性、确定性等所谓认识论问题，在西方哲学史上却是迟至近代才出现的哲学转向。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需要经历这一理论自觉和转向，才能破除僵死的、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才能在哲学史、人类认识史的历史发展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意义，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重新思考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意义，既是哲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重大问题，也是对那些为此做出重要贡献的哲学家们最好的纪念。
一 认识论转向与独断形而上学的终结
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既是受近代自然科学兴起的推动，也是对自然科学迅速发展而形成的对哲学挑战的回应。一方面，自然科学的兴起促使哲学家们寻找新的认识方法和工具，哲学的兴趣由此转向了逻辑、经验等意识自身。另一方面，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其技术应用的辉煌成就也使哲学的世界认识显得抽象、无用和可疑。哲学界常用“没有认识论反省的本体论无效”这一论断表达认识论转向的必然性。确实如此，一切哲学关于世界本质、本体的认识，都是哲学家们自认为是的确定性的观念，比如说“世界的本质是物质”，或者说“世界的本体是精神”，其实质都是哲学家对世界的认识或思想规定。尽管哲学家们在自己时代的思维水平上，对这些根本的哲学观念做了力所能及的论证，但如果缺少对认识的反思即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这些哲学观念就是独断的，这种哲学就是康德和黑格尔所说的独断论的形而上学。
在我们看来，西方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实质是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终结，它使那种用单纯、抽象的思维规定断言世界的本质或本体的知性思维方式、知性形而上学成为无效的。就此，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力求划定理性的界限，他揭示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宇宙论、心理学和神学均不能建立起可靠的知识形而上学，其根源是把在经验中有效的知性范畴运用于超越的领域，从而只能产生辩证的幻象，在宇宙论中陷入不可避免的二律背反。康德的形而上学批判，作为二十世纪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先导，也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近年来逐渐明确起来的哲学原则区分。因此，是在前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在后康德的哲学原则和哲学思维方式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原则区别。
从八十年代初，随着我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开始，改革传统苏联模式哲学原理教科书的呼声在哲学界日益增强，由此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思维方式、哲学原则等重大哲学问题的重新思考，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理解。今天看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突破从改革教科书开始是十分自然的，这不仅因为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在我国数十年的普及，已使它具有了“准经典”、甚至替代、遮蔽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超经典”地位，而且因为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已成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如邓小平同志所明确的那样，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质是突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也要求突破苏联模式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顺应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时代要求，早在五十年代就对苏联教科书体系提出质疑的
以认识论的哲学原则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理论性质理解为认识论，其最重要的文本依据是列宁《哲学笔记》中的一些论断，特别是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一致”等论断。问题似乎集中在辩证法的理论性质上。在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中，辩证法被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从而认为辩证法是世界观的理论，具有本体论的性质。在我国多年的哲学教学和哲学理论宣传中，辩证法理论得到广泛的传播，几乎所有成年人都知道事物是“一分为二”的、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等辩证法命题。在群众学哲学的运动中，人们讲述着用辩证法指导花生增产、提高射击成绩等学习经验，辩证法成为“一把钥匙打开千把锁”的万能公式，成为可以到处套用的“观点”。对此，
辩证法和其他哲学原理如何获得认识的根据和证明？首先，必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论的理解，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是人类理论认识的成果，看作是哲学史和认识史发展的环节。这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理论和所有范畴与原理，就不再是抽象的思维规定，不再是哲学的独断和教条，而是人类认识历史发展特定阶段所达到的理论认识，是以哲学范畴和原理的形态所概括的人类认识史，其理论的有效性可以通过哲学史和认识史得到证明。其次，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认识论，即是要从认识的能动方面而不仅仅是从客体和直观的方面理解哲学范畴和原理，理解现实、感性和世界。即使是世界的物质性原理，也是纯粹思想的创造，是哲学反思对世界的本质规定，是哲学对世界的理论认识。因此，也需要为这种哲学认识提供内在认识根据的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一书的认识论架构，明确了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客体规定都是主体的认识规定，没有无主体的客体规定，对全部哲学原理只能在“主体—客体”的统一性中得到理解。最后，从主体的能动方面理解“现实”、“事物”、“感性”，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即从哲学原则的高度而不是局部的原理和命题突出了哲学原理中的人的地位和价值，适应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对主体意识自觉的需要。客观地说，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并非完全是“见物不见人”，它也强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但由于其哲学原理和哲学思维方式基本是前康德的本体论化思维方式，认识的能动性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最终都被还原为物质和规律的决定作用；同时，由于其哲学原则基本是前康德的独断形而上学，所以，对物质统一性和世界发展客观规律的论断也缺少认识论的反思和证明。
因此，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最重要的历史功绩是终结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独断的形而上学的理解方式，实现了哲学原则、哲学思维方式和哲学观念的变革。由于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三十年来的迅速发展，包括
二 认识论转向与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
按照认识论的范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包括辩证范畴和原理的全部哲学理论都只能在人类认识发展的历史中获得自己确定的理论内容。比如，辩证法的任何范畴如果不是抽象的、形式的、脱离思想内容的规定，它就只能在哲学史、人类认识史中获得说明和理解，由此，它才能是具体的普遍性，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性。当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把辩证法范畴与哲学史内在统一起来，把逻辑的和历史的统一起来时，意味着一种超越知性形而上学、独断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创立，意味着一种理解哲学原则的改变，因此也意味着一种哲学研究范式的变革。从人类认识、哲学史和认识史的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即是把哲学作为哲学史。
列宁之所以提出“辩证法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3]的论断，正是因为他是在阅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感受到马克思《资本论》与黑格尔《逻辑学》的内在关联，感受到只有用哲学史和认识论的知识才能使辩证法获得确定性的思想内容。否则，就只能用偶然的、任意的事例来理解辩证法的观点。脱离了认识论和认识史的辩证法必然是公式化、形式化的教条，是独断的形而上学，所以，列宁感叹人们没有理解马克思，原因是不懂得《逻辑学》就不能懂得《资本论》。我们今天可以说，没有黑格尔《逻辑学》对哲学史和认识史的思辨的范畴把握，就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范畴把握和内在地批判。没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就没有马克思《资本论》的辩证法。因此，只有在哲学史的内在逻辑和历史关联中我们才能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之后，“史论结合”的研究方法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由此出现了学院化的、理论态度的哲学研究。此前，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实现的根本变革，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实践性，努力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力求让它成为人民群众手中的思想武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运用，也曾起到重大的积极的历史作用，并且也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本的根据，也可以说部分地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性质和实践要求。但仅从政治的正确性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不够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尽管我们较少注意哲学科学与经验科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本质区分，但却都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历史的科学”，它不是离开人类文明大道的宗派性的理论，而是对以往哲学的批判继承。因此，我们不能离开哲学史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按照通常的看法，“史论结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似乎不是什么新的方法和范式，传统哲学原理教科书也明确断言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也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合理内核”的批判继承。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这些论断的理解方式，如果抽象地、公式化地重复这些论断，而不能进入到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不能从认识史、哲学史上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超越的内在必然性，我们就不能真正“史论结合”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史论结合”的研究范式的真实意义，是纯粹学术态度和理论态度的研究，他至少是补充了以往政治态度和应用态度研究的不足。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的一个基本前提。
近些年来，我国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倡导和力行“文本研究”，关注马克思和其他人文本的版本、翻译以及手稿的考订和考证，力求更严格、更原始、更准确地把握马克思哲学的本来意义。这实际上是我们所说的学院化、学术化研究范式的新进展，是在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做认识论、知识论理解的前提下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仍在分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理论成果。在我们看来，“文本研究”和纯粹理论态度的学术研究并不排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甚至可以说“史论结合”的理论研究必然要求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就“文本研究”说，马克思本人作为革命家的实践活动及其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的理解，可能是理解马克思最重要的原始“文本”。套用胡塞尔现象学的说法，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学说最原始的意向性构造成就。通俗地说，马克思的革命实践是马克思理论的原初动机。
表面看来，纯粹理论态度的研究是远离了社会现实和社会实践，是疏离了政治或去政治中心化。但从实质上说，这也许是哲学关注和把握现实最有效的距离，是真正的保证政治正确性的恰当态度。伽达默尔认为，理论就是“对实践的反驳”[4]；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有用哲学理论的形式把握自己时代的哲学使命的自觉；胡塞尔、海德格尔等重要哲学家也都有类似的使命意识。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理论把握世界的方式，它虽然不能离开世界获得一种“神目观”的世界知识，而只能内在于世界之中去思考和体验世界，但它却必须一定程度地远离经验表象，要用思想的力量为自己打开一个自由的思想空间，以使用思想去把握世界成为可能。过于急切地关注现实，难以形成对现实的理论理解；过于强烈的政治关怀，不能有哲学理论的政治理解。与社会现实和实践保持思想距离的理论研究，才能有马克思所说的“理论思维”、恩格斯所说的“理论思维能力”，才能有真正表达和引导时代精神的文明的活的灵魂。
从我国三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历史作用看，我国的一些重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工作真正起到了以理论的方式推进社会主义改革进程的作用。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认识论转向说，它破除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公式化、教条化的理解，起到了重要的思想解放作用；它开启了学院化、学术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为此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取向和标准；更为重要的是，恰恰是这种学院化、学术化取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更为深刻、准确地表达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内在要求，真正发挥了理论指导实践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源自每一个体的理性选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计算成为人们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则，而这要求每一经济活动主体自觉的主体意识和自我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认识论转向的重要意义之一，就是推动了个人主体意识的兴起。
三 认识论问题的永恒性
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迅速地超越了认识论的理解和研究范式，出现了通常所说的“实践论转向”和“生存论转向”。马克思早在1845年春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就提出既区别于旧唯物主义“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事物”、“现实”和“感性”的思维方式，又区别于唯心主义只是从“抽象的”“能动的方面”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的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5]
从认识论转向实践论和生存论，是否意味着认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和海德格尔的生存领会确实揭示出先于认识并使认识得以可能的前提，这是否意味着认识论问题已得到最终的解决？胡塞尔曾说认识论是一个无穷角逐的战场，即使在实践论和生存论转向之后，认识论问题可能仍是永恒的哲学之谜。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哲学范式似乎有以下几个纲领性的论点：一是，哲学是认识或知识，哲学作为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必须有知识的终极确定性，否则就会导向认识的无穷倒退，陷入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二是，哲学认识和知识的终极确定性，不能从外部实在获得。因为外部实在直接性的意识呈现是感觉经验，它本身已经受到了意识的中介。所以，只能从意识或认识自身寻求内在的确定性。三是，哲学认识和知识的终极确定性的实质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康德的说法是“认识何以可能”，胡塞尔的说法是“内在意识如何切中外部实在”。这几个古老的认识论问题都是所谓超越的形而上学问题。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看，这是属于不能问或不应问的问题。提出和试图解答这些问题就是在编织“宏大叙事”，就是企图建构一种权威话语系统，就会造成某种知识的霸权。但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看来，人就是形而上学的理性存在，理性固有的形而上学本能、追求知识终极确定性的形而上学提问是无法取消、消解的。
从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看，知识终极确定性和思存同一性这样的问题，似乎可以通过基因科学、心理学等经验科学的发展得到最终解决。可以设想，有一天我们破解了人脑的全部奥秘，我们提出“知识终极确定性”时的神经状态、基因图谱都得到精确的描述。我们所以提出这个问题被还原为物理主义的决定论解释，特定的基因、特定的大脑神经生理状态决定了我们说出这个问题。这就可以终结认识论的形而上学。但按照哲学家们所说的大众语言学的语义直觉，找出提问的神经生理原因与回答提问的意向性内容是两回事。我们对如此提问的基因、神经生理的解释，并未回答这个提问所问的问题。“问题”本身似乎已经预设了一个形而上学的论域，只有在这一论域中的讨论才算得上回答。并且，如果按照康德、胡塞尔的提问方式，物理主义还原论的解释根本就未回答内在意识如何切中外部实在的问题。基因科学、脑科学的理论和知识是如何可能的？科学家们如何知道自己的知识认识与对象是同一的、一致的？这是科学家所无法回答的哲学问题。
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是以哲学或他后期叫做“思想”的形式超越了认识论或知识论的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两千年的西方哲学包括认识论哲学，都是主体形而上学。自那以后，许多人都开始认为追求知识的终极确定性、思存统一性“是荒谬的、陈腐透顶的”，“海德格尔把坚持提出这类问题的现象称为真正的哲学‘丑闻’。”[6]以认识论的形态去思考存在，就是把存在当成了存在者，就是要对存在加以区分、规定、控制和宰制，从而遗忘了存在的意义。人在生存状态中的生存领会和理解，先于一切科学和哲学认识，只有超越日常生活的沉沦，在本真的死亡领会中才能获得此在乃至存在的意义。后期海德格尔主张哲学和思想的区分，力求通过“语言的移居”变革思维方式，引导人们学会归属于存在的思想。海德格尔所说的生存领会、归属于存在的语言和思想、是对认识论哲学范式的突破，它欲趋赴的哲学目的不再是知识的确定性，而是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看到了海德格尔生存论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契合之处，主张用生存论的范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就是关切人的生存状态和改变人的生存状态的学说。海德格尔赞扬马克思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人们可以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对待共产主义的学说及其论据，但从存在的历史意义看来，确定不移的是，一种对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基本经验在共产主义中自行道出来了”。[7]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海德格尔体会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内在地包含着他所渴求的存在经验和存在感受。以生存论的范式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意义带来新的理解。
海德格尔也坚持与马克思思想的区分，他认为，“对于马克思来说，存在就是生产过程，这个想法是马克思从形而上学那里，从黑格尔的把生命解释成过程那里接受来的。生产之实践性概念只能立足于一种源于形而上学的存在概念之上”。[8]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确实源于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的共产主义理想源于对社会发展的辩证分析。尽管马克思学说包含着思辨的思维和语言，并力求使其经验化、实证化，但是这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领会和诗性的思维与语言存在着重大差异。如果说，海德格尔哲学的意义在于诗意地唤起人们不同于控制论思维方式的存在经验和存在感受，进而改变生存态度乃至生活方式，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逻辑，找到超越资本统治的现实道路，实际地改变世界。马克思的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仍与认识论哲学存在着密切关联，比如，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是否具有客观真理、客观知识的意义？是否存在着源自黑格尔的辩证的真理和知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仍需要认识论范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即使是海德格尔的生存领会、诗意的思想和语言，也仍然存在本真与非本真的区分。作为海德格尔所说的“去蔽”的真理虽然不再是思存同一的问题，但“遮蔽”和“无蔽”的区分仍需做出判断或认识。
总之，生存论和实践论转向不能完全消除认识论问题。无论哲学作为知识还是思想，总要有真与假、好与坏等判断和认识，因此，生存论和实践论只要有所论说，它就是理论和认识，就需要认识论的理解和证明。生存论、认识论、存在论是哲学体系的自身区分，它们之间需要互为前提、循环论证。[9]
（来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