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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言亮 卢风】“躲避崇高”与人的无根生存

    一、问题的由来:何谓“躲避崇高”

    王蒙曾在1991年《读书》第一期上发表了《躲避崇高》一文,这篇文章反思了传统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并评价了王朔所写的小说。在他看来,以前的知识分子总是把自己定位为“社会精英”的角色,很多人总是带着“崇高”的面具说话,而王朔无疑是给知识分子的存在提供了一种新的定位,在王朔看来,我们没有必要装出一副“崇高”的样子,完全可以以一个普通人甚至是俗人的身份去“玩文学”。王蒙肯定王朔的小说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在文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知识分子重新定位的大讨论。以至于当时有人把对王朔的态度作为文艺界的路标来理解。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反响,跟当时知识分子的处境密切相关:经过文革的浩劫之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必须回答的问题。

    王朔也曾坦言过他的创作动机:我的作品的主题用英达的一句话概括比较准确。英达说:王朔要表现的就是“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王朔说,因为我没念过什么大书,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够了知识分子的气,这口气难以下咽。像我这种粗人,头上始终压着一座知识分子的大山。他们那无孔不入的优越感,他们控制着全部社会价值系统,以他们的价值观为标准,使我们这些粗人挣扎起来非常困难。只有把他们打掉了,才有我们的翻身之日。[1]P65

    在我们看来,王蒙所要消解的是“虚伪”的崇高。他说:“首先是生活亵渎了神圣,比如江青和林彪摆出了多么神圣的样子演出了多么拙劣和倒胃口的闹剧。我们的政治运动一次又一次地与多么神圣的东西——主义,忠诚,党籍,称号直至生命——开了玩笑……”[2]P14)而王朔做的则是要拒斥一切形式的崇高。想把崇高从生活中抛出去。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彼得拉克的名言:“我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被他置换成:“我是俗人,我只追求俗人的快乐”。在20世纪90年代,“躲避崇高”是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即使在今天,其影响仍然不可低估。在某种程度上,“躲避崇高”一词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生活特征。

    在精神生活的各个角落,我们都会发现“躲避崇高”的身影。在文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俗小说和闲适小说一直独领风骚。高贵、崇高与理想这些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闪烁着耀眼光芒的词汇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作品中往往是以否定的面目出现的,《废都》的出现是这一现象的一个缩影。庄之蝶是贾平凹在该书中塑造的主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塑造的一个人物。《废都》中的庄之蝶是个名重一时,在西京无人不知的著名作家,在后来的生活里,文化人渴望的一切他几乎都具有了:作为作家他有名声,作为人大代表他有地位,作为图书字画幕后经营者他不贫穷,作为普通人他有朋友,作为男人他有妻子和情人,作为知识分子他有“清净无为”的平和心静。[3]P147)然而,《废都》中的庄之蝶总是无法摆脱绝望感和幻灭感,他抛弃了20世纪80年代,或者说中国历史上一贯以来给知识分子背负的使命感,① 为了自我救赎,他不得不沉溺于物欲和情欲之中,用荒诞回应荒诞,从堕落走向堕落。

    在哲学领域,那些在哲学的名义下工作的人,要么在述说一些别人听不懂的话,要么就是把头深埋于知识考古之中,被称为时代精神的哲学好像已经与现实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了,不知道是哲学遗弃了生活,还是生活放弃了哲学。即使有几个先觉的勇士,有感于时代的弊病,跑出来呐喊几句,不但没有听众,反而会招来一顿痛骂。所谓的哲学工作者们,大多数时候并不是为了哲学本身的目的,而是为了哲学之外的身份、地位、名声、金钱而努力。哲学家们可以每年出一本甚至几本学术专著,但是真正称得上思想的有多少呢?过去,知识分子是作为社会良知的守护者出现的,而今还有多少知识分子在守护着良知?

    “躲避崇高”的出现跟现代性价值对我们生活的深刻影响密切相关,本文将通过对现代性价值的反思来分析“躲避崇高”这一现象。以下我们将从现代性价值确立的几个历史片段来展示“躲避崇高”的过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性价值得以确立的过程就是“躲避崇高”的过程。

    二、现代性价值的确立:何以“躲避崇高”

    现代人类意识结构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折射着人类社会的“现代性”特征。如果说人类传统的意识结构是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社会历史观指导下的人生观结构的话,那么现代人类的意识结构不仅恰好与之相反,而且呈现出不稳定或紊乱的结构特征。在传统的哲学观念里,一个人只有首先正确认识了自身存在于其间的整体世界和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正确认识自身。确定这一认知秩序的哲学前提是:人作为一种生命存在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因而具有着与整个世界和社会相通的本性。[4]P2122)也就是说,在传统社会中,人的存在是建立在一个目的论的“宇宙秩序”或“伟大的存在之链”的假设之上的,传统的人是处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的一个环节。人生的意义由“存在”的意义提供担保。然而,现代性价值话语生成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把人从“存在之链”上解放出来的过程。现代人不再愿做“超越于他们之上的、假象的神圣秩序的牺牲品”,不再把自己锁在一个既定的位置上。在这一过程中,有目的的宇宙(希腊时代)隐而不现了,天(传统中国)崩塌了,上帝(基督教)死了。我们存在的依据从对一种整体结构的信仰中抽身,这样的后果是,我们只能把存在的依据建立在我们自己有限的个人理性之上,而这个地基并不像现代性的思想家们想象的那么坚固。

    现代性的价值话语,主要包括如下的部分:市场经济、民主政治、个人主义、普遍理性主义和进步主义。现代性从形成到主导世界不过是最近五百年的事情。在这一历程中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们只选取其中的几个片断,看一看人是怎样被一步一步地从“伟大的存在之链”上解放出来的,以及“崇高”是怎样被现代性叙事消解掉的。

    1. 文艺复兴的萌发

    肇始于1314世纪的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是现代西方文明的萌芽,它开启了现代性与世俗化的进程。在文艺复兴的诸多口号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是与当时教会所研究的经院哲学、神学和以神学为依据的其他学问相对立的世俗学问,人文主义者利用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个性解放,个人幸福,反对封建束缚与宗教禁欲主义,肯定人的尊严、人的伟大,肯定人能充分发展其智慧、知识和力量,肯定个人的努力能揭示宇宙的秘密,并为人类谋福利等。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人性论,在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之间,人文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属性,他们认为中世纪的种种清规戒律妨碍了人满足其自然本性的要求。

    在人本主义者的重彩描绘之下,人不再是跪在上帝神龛前的默祷者,而是有血有肉的感性快乐的享受者;人不再是上帝手中的傀儡,而是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自由人;人不再是可怜的“罪犯”,而是具有尊严居于现实生活之中心地位的主人。人从对上帝的跪拜中站了起来,并从上帝的阴影中走了出来。[5]P39

    2. 启蒙运动的筹划

    西方史学家通常把18世纪,特别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前的那些年月,叫做启蒙时代。之所以有此叫法,因为在那个时代有这样一种普遍看法:经历了漫长的晨昏蒙影以后,欧洲人终于出现了。人们把过去的时代视为野蛮时代、黑暗时代。他们相信走出野蛮、冲破黑暗的历史时机已经来临,崭新的文明已熹微初露。[5]P67

    启蒙运动高举理性的旗帜,认为一切事物都必须在理性法庭面前接受无情的审判,以决定其存在或消灭。

    从未有一个时代的人像启蒙时代的人们那样,对传统观念抱有那样的怀疑态度,对人的理智能力和科学威力抱有那样的信念,对大自然的规律性与统一性抱有那样坚定的信心,也从未有过一个时代是那样深刻地受到文明的进步感和发展观念的影响。[6]P29

    对启蒙时代的人们来说,最为重要的规定性是理性和自由。经过启蒙,人成为理性的人和自由的人。人不必再为那位莫须有的上帝而活着了,不必再为赎罪和进入“天国”而活着了,人应该一身轻松地追求“凡人的幸福”。人也不必再把自己绑缚在教会之上了,社会也只是个让个人施展抱负、追求幸福的竞技场,是个由契约保障的人际协作系统。人应该作为自由的个人去建功立业,去创造俗世的繁荣,去追求“自我实现”。“上帝死了”,人就是世界上的最高存在者,人就是最有灵性者,人就是最高的主体。在人面前,非人的一切皆只是可被认识进而被控制、征服的客体。人再不必面对“上帝”的至善而自惭形秽,既然上帝都是莫须有的,至善当然也是莫须有的。人就是上帝,因为人类的本质就是无限(费尔巴哈语)。人不必因为个体的有限性而心灰意冷,要知道人类作为一个类具有无限进步的潜能。人类知识的进步会无限逼近对宇宙奥秘的完全把握,那便意味着人类在宇宙中越来越能够“为所欲为”。[5]P170171)这就是启蒙运动所带给我们的对于人的理解。

    3. 进化论的问世

    自从达尔文在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来,进化论对于人类社会就产生了超出想象的影响。进化论包括两个部分:生物进化和自然选择。生物进化告诉我们,每一物种的产生,都是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人类和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自然选择告诉我们:生物进化没有目的,没有方向,进化并不必然导致更高等动物的出现。自然选择在进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生物变得更加适应它们所生活的环境就是进化。

    在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很久以来关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误解。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只要一提起生物进化就意味着:生物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演化而来的,人们总是喜欢把“进化”和“进步”联系在一起。而且,很多人对于进步观念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之上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进化论之父似乎在独自坚持,生物的变化只能使生物更适应所生活的环境,而不导致由结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的抽象、理想的进步。假如我们留意达尔文的警训,我们便会谅解今天科学家与普通人之间存在的许多迷惑和误解。因为在那些早就抛弃进化与进步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并将其视为最糟糕的人类中心说偏见的科学家中间,达尔文的观点已经取得了胜利。而许多普通人仍然将进化等同于进步,并且将人类的进化不止是看作变化,而且看作智力提高,等级提高,或还有其他一些假设的标准的提高。[7]P27

    在达尔文告诉我们的生物进化论中,存在的只有物质,心灵、精神、上帝不过是表达神经复杂性奇妙结果的语词。

    西格蒙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像其他人一样,出色地表达了进化论对人类生活和理想的深刻影响,他写道:“在过去的时间里,科学之手对于人类朴实的自恋有过两次重大的打击。第一次是认识到我们的地球并不是宇宙的中心,而是大的难以想象的世界体系中的尘埃……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为人类特创的特殊优越性,将人类废黜为动物的后裔”。[7]P9)人,在达尔文那里,已经完全物化了,崇高根本不需要拒斥,因为崇高根本就不存在,只是人类制造出的一种幻觉而已。

    4. 精神分析的诞生

    弗洛伊德深受达尔文思想的熏陶,因而他的初始前提就是:人是偶然进化的产物,生命物质是通过宇宙力量对无机物的作用而产生与进化的。人是动物,也仅仅是动物而已。用他的话来说,“人在向文明发展的过程中,他在这个动物王国里获得了主宰他的伙伴的地位。然而,他对这样的优越地位还不满足,便开始在自己的本质与其他动物的本质之间划下了一条鸿沟。他否认动物是有理智的,还封给自己一个永恒的灵魂,并且自称有一个神圣的祖先。这样,他就彻底斩断了自己与动物王国之间的脐带……我们都知道,半个世纪以前,查理·达尔文以及他的合作者和后人的研究接受了关于人类的这种假设,人既无异于动物,也不高于动物,他起源于动物界,只是与一些动物的关系近些,与另一些动物的关系远些。”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把人的心理活动或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自我,本我,超我。精神分析的前提是将心理区分为意识与无意识,且“心理过程主要是无意识的”,无意识比意识更广泛有力,更原初,更根本,更重要,其中包括着人类行为背后的内驱力;无意识包括各种原始的冲动本身,欲望(其中最重要的是性欲)或性冲动是神经病和精神病的重要起因,却对人类文化、艺术和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人的形象已经变得相当让人难以接受,人不仅没有想象的那么高贵,而且人的心理相当黑暗,人的行为的背后依据就是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从以上四个片断,我们可以看到,附着于人身上的光环经现代性“棱镜”的折射之后,已经消逝得了无踪迹。人已被废黜到动物的位置。“崇高”需要躲避吗?追求“崇高”只不过是人给自己编织的一个童话而已。从对于现代性价值话语的叙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