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我在“朴素地追问我们自己的问题和希望：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会通的基础”一文中认为，我们能否平凡、真实、快乐地生活，是我们本己的问题和希望，是我国中西马哲学研究和理论创造所要共同指向的目标，它成为中西马哲学会通的问题基础。[1]进一步深入思考，我认为平凡、真实、快乐的生活是一种心安理得、自在自足的生活，是一种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达到本体实在的生活。用海德格尔的说法，是“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用儒家学者的说法，是“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的“得道”的生活。这种心灵的安居和德性的自信、坚实是如何可能的？它必定是漫长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追寻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抽象的理智信念。孔子、孟子都讲年龄与修养和心灵境界的关联，这既是他们为学做人的真实感言，也是个体生命达到哲学本体自觉的普遍过程。黑格尔在阐述逻辑的具体普遍性时表达了相同的看法：“只是由于对其他科学有了较深刻的知识以后，逻辑的东西，对主观精神说来，才提高为一种不仅仅是抽象的共相：——正像同一句格言，在完全理解了它的青年人口中，总没有阅世很深的成年人的精神中那样的意义和范围，要在成年人那里，这句格言所包含的内容的全部力量才会表达出来”。[2]对于每一个人作为主观精神说，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本体性获得离不开日用常行的生活，这是生命和精神成长的过程，也是现实生活的过程。哲学既是生活哲学，也是成长哲学，而生活、成长就是主观精神自身中介、自身发展、自我觉解的辩证运动，精神自我运动的辩证法是中西马哲学会通的辩证本体基础。
一 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
哲学是人的自我意识的理论，哲学的起点是人的主观精神对生命、生活和精神的自觉，它首先要在自然态度的生活中寻找和发现精神、意义的存在，并进而把生活和世界精神化。哲学思想的这种特点，根源
苏格拉底的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表达了西方哲学的生命自觉，人必须认识自己，必须弄清如此生活的根据和理由，必须把遵守伦理和法律规范的伦理生活转变为自觉这些规范根据的道德生活。苏格拉底的追问和讽刺的辩证法暴露了人的无知，这不是习俗、规则的无知，而是对精神生命缺少领会的无知。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既有对什么是勇敢、为什么不能撒谎这些美德和规范的追问，也有共相无穷倒退从而自身悖谬的高度思辨，黑格尔所说的纯粹思想的精神本体开始显露出来。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苏格拉底之后的柏拉图主义哲学，走上了用思维规定存在，进而用思维宰制存在的思想道路，这种柏拉图主义的思的视域和方向在现代科学技术中得到完成。存在或世界在技术座架中被分割、控制，计算的、控制论的思维方式笼罩了世界，存在的意义、人归属存在、扎根于存在的经验被遗忘了，这就是两千年的西方的主体形而上学。在我们看来，这种主观精神对生活和世界的精神化是哲学必须经历的主观性环节，是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的精神本体自我规定的第一阶段。
与西方哲学不同，中国哲学在原初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感受到的不是理论理性的能动性，而是道德理性或实践理性的能动性。[4]哲学的任务不是用思维规定存在，而是发明本心固有的良知良能，仁民爱物，使人与人、人与天无所隔碍，处于彼此通达的和谐境界中。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良知、良能”，固然是人心所自有的，但必须存养、发明、习练等才能由微而显，不断成长，乃至浩然充沛。孔子是中国最好的学者典范。他十五岁志于学，从此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以至在“不可以已”的学习中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他自觉地表达了一种精神成长的“学习本体论”。生命在学习中增长，境界在学习中提升，从“不惑”到“知天命”，再到“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体验和领悟到的是主观精神在客观性中的自由境界。孟子哲学过去被我们称之为“主观唯心主义”，他较孔子更加鲜明地突出了心的能动性，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尽心、知性、知天”，这既是日常生活中自觉的道德践履，也是反思生活中的精心集义和存养。孟子自称“我四十不动心”，在回答学生问他的优长时，孟子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解释“浩然之气”是与“义”和“道”相配的，是“集义所生者”，它是靠长期的道德实践和自觉反思存养而成的。孟子对“知言”的说明尤有现代哲学的意味，“?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5]，并认为这些不当的言词生于心，害于正，进而害于事。这可能是中外文献中最早的语言分析经验：片面的话知道它为什么所遮蔽，反复多余的话知道它陷入了什么偏好或思想的怪圈，偏颇邪恶的话知道它从哪里离开了正道，掩饰、逃避的话知道它的道理走不通的地方。如此敏锐和透彻的语言穿透力，必是如黑格尔所说阅世很深、历经沧桑的老人才能具有的成熟智慧。孟子所说自己的两点优长即“养气”和“知言”都是漫长的精神修养过程的结果，也都是主观精神充分发展的成就。
西方哲学在近代达到了自觉的主观性原则，世界是对人显现的意识世界、表象世界，“我思”和“纯思”的确定性是世界唯一可靠的基点，生命、生活和世界只有在纯粹思想的逻辑中或在内在包含世界的意识原理中才能有最终的确定性和存在意义。这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哲学，但却是有充分理论论证、甚至可以说是有历史必然性和重大历史贡献的唯心主义，套用列宁的说法，这是比较接近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唯心主义。从学理的根据说，人们在日常生活行为中本能地感受到物在我之外的实在性，朴素的实在论信念是日常生活乃至经验科学的基础。但用黑格尔的说法这是物质的思维和知性思维，用胡塞尔的说法是自然态度的思维。从他们所说的思辨思维和理论态度的思维看，哲学正是以不同于常识和经验科学的思维方式看世界，哲学才有自身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按照近代哲学的主观性原则看世界，世界尽可能是自身存在的自在世界，但为人意识到或对人显现的世界却是倚赖人所固有的意识机能或主观精神的能力，按照现代哲学的说法，也依赖于人的身体。如果人是如几何学中的“线段”那样的一维存在，人就不可能看到一个三维的世界。对人显现的世界是为人的意识中介化的世界，也可说是主观精神化的世界，它不再是自在存在的客观世界。近代唯心主义的主观性原则是有充分学理根据的原则，即使是贝克莱的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在学理上也不易反驳，这使康德、狄德罗乃至列宁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困扰。从主观性原则的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贡献说，它比其他哲学更多地强调了意识的能动方面，它对主观精神的自觉和弘扬宣告了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工业化时代也是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祛魅”的时代，不仅生活和世界被精神化，即使是古老的基督教信仰的上帝作为超越的客观精神，也逐渐被人本化、主观化，上帝原理被还原为人性原理、人的意识原理。总之，人所面对的整个世界，无论是自然存在，还是历史存在，都必须从人的意识和思维的原理去理解和说明。“人为自然立法”，人也为自己建立规范和规则。用康德的说法，启蒙的实质是每个人大胆地运用自己的理性，这样主观精神成为一种理性规则、理性实践、理性控制的精神，它推动了现代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
按照黑格尔对“精神”概念的使用，它是超越了个体自我意识的“我们”的精神，单纯自我意识的本质是欲望，而只有通过个个不同自我意识的斗争使人们彼此“承认”，从而才有“我们”和“精神”。因此，即使是主观精神也较个体自我意识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主观精神、主体性原则和主观思想只是对哲学史发展的主导原则的抽象，每个哲学家具体的哲学思想很少有片面的、绝对的主观主义，他们总是要思考主观精神的客观性和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精神的本性就是要在对象化、客观化中确证自身。
二 精神的对象化与客观性
主观精神的实质是超越个体欲望的普遍的社会心理动态和趋向，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心所向”，它表现为一定时期、一定人群的普遍的实践意志。在哲学反思的规定中，主观精神是尚未对象化、制度化、客观化的精神。但精神固有的辩证法使它必然超出自身、对象化自身为某种客观知识、客观制度和客观物质的形态，成为某种“可见”的客观精神。
西方哲学在对意识能动性、主观能动性的反思中至少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历史贡献：一是发展了有关人性、意识能动性原理的客观知识的形而上学；二是发展了有关公共生活、政治生活制度建设的政治哲学。在中、西、马哲学的比较研究和吸取、借鉴中，这是我们最需要留意和吸取的哲学资源。首先是对意识能动性的客观知识化。从近代西方哲学以来，西方哲学自觉到人性即意识性，人性原理即意识原理，意识和思维的规律是认识和理解世界规律的前提，至黑格尔建立了包含思想内容即世界和存在的思辨逻辑，完成了逻辑学与形而上学、思维规律与存在规律的统一。上述学说自觉地采取了概念、范畴、命题和原理的客观知识形态，把内在的、主观的意识活动表达为外在的、客观知识，把似乎是有关心理学对象的知识转变为形式的和内容的逻辑学，把经验科学提升为哲学。有关意识能动性的原理和知识，作为先验的、超验的知识，虽然不能像经验科学知识那样具有经验的效准和经验的检验、证明方式，但它毕竟有系统的范畴形式，可在思辨的思想中传承、批判、改进和发展，从而有类似经验科学知识的客观进展。比如，黑格尔对康德的先验逻辑的批判和变革，可以清晰地看到思辨逻辑的根据、理由、论证。这些反驳和论证不能用经验判定，但可以依据经验的类推和联想获得一定程度的理性理解。把主观能动性、意识能动性在内涵逻辑、先验逻辑、思辨逻辑中表达出来，在不同的逻辑视野、逻辑原则中批判、构建出一种知识系统，是最根本的主观精神的客观化、对象化，它以超越历史时代的形式表达了自己时代最紧迫的精神要求，是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留给我们的宝贵的哲学遗产。
其次是近代哲学对主观精神的制度化。在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中，哲学自觉到宗教、法律、伦理和习俗等作为客观思想规范的体系原本是主观精神的对象化，它必须在主观精神的内在要求中重新理解和建构。康德认为自己的时代是批判的时代，宗教不能因为其神圣，法律不能因为其权威而免受理性法庭的批判和审查。[6]启蒙的理性法庭和理性信念具有至上的权威，它以“天赋人权”、“契约论”、“自由、平等、博爱”等理论原则，以 “普选制”、“代议制”、“权力制衡”等制度设计，奠定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主导精神和制度框架，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一个国家和民族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形成，是多种社会力量斗争、博弈的结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在东西方的多数国家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却被披上了神秘的外衣，政治权利和制度体系被幻化成神的意志和安排。启蒙哲学的理性批判终结了神权政治的历史，完成了政治的祛魅。世俗化的政治思想把基本政治、经济和制度看作是主观精神的客观化，亦即普遍社会实践意志的对象化，看作是公共理性选择或阶级意志的体现。不管怎样，它不再是神秘的天意，而是需要理性思考、批判、规划和设计的对象。从此，政治生活虽然仍然有许多谋略、狡诈、欺骗和秘密，但总地说却日益公开、理性和规范。我们所说的“政治文明”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了不起的进步和成就。
中国哲学曾被说成是“早熟的智慧”，孔子、老子等伟大的哲人依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天才地直觉地领悟到许多人生的真谛和高明的哲理，达到了很高的哲学境界。他们也留下了见诸文字的圣人或经典文本，这也可说是客观化的精神。但由于中国先哲对生命的领悟侧重人的道德意识的能动性，而“仁心”、“良知”、“良能”的实现必得在具体道德情境中才有其正当性和客观性，而难以形成先验的、纯粹实践理性的知识系统。这就使他们的道德格言必须在不同的情境中体会、领悟，亦即停留在主观精神的环节上，而没有发展出客观化的、知识形态的形而上学。[7]后学者要贴近圣人之心、“古仁人之心”，必须依据自己的阅历和经验，切己体察，努力践履，其天资纯厚、颖悟者或许接近圣人境界，从而使道统存续，不绝如缕。但终究难有哲学知识的系统性的积累和明显的历史进步。也许印度佛学传入之后，中国的形而上学语言和范畴有了极大的丰富和拓展，逻辑学、知识论、存在论等领域的分析性的概念在研究者中开始使用，但由于佛学的宗教旨趣和悟觉修炼的途径，仍然没有超出直觉体悟的主观性精神环节。
中国哲学对意识能动性的自觉，是道德理性和道德能力的自觉，它也必须使其对象化、客观化成为可见的制度和规则，在儒家的思想中这大致是称为“礼”的体系。“礼”作为国家法律和道德规范的总和，是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心的对象化，是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水平上对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关系合理性的普遍共识，是内在的、主观的普遍道德实践意识的对象化和制度化，是建立良好的和谐的社会秩序的精神基础。从理想性上说，因为“礼”是“仁”的客观化，具有仁心、良知的人在尊“礼”、行“礼”的过程中，就是在实现自己的规律和原理，亦即自己的道德实践意志，因而是自由的。但在孔子的时代，社会现实已是“礼崩乐坏”，“仁”与“礼” 、内在的道德意识与外在的道德规范已经分裂和离异，即使是人们仍在沿袭某些“礼”的规范，也已缺少内在的敬重和真诚，所以孔子问道：“人而不仁，与礼何？”从今天的立场看，中国儒家“内仁外礼”的道德思想不仅因为历史的变化而难以实现，就其自身说也有根本性的缺陷。首先是它缺少西方哲学对生命和精神的自由本质的意识，不仅缺少个体自由的原则，也缺少对精神生命普遍的自由本质的自觉，从而使礼法规范系统的内在的精神本体只能是人的社会性生活的自然倾向，即仁爱之心、恻隐之心等。所以，
三 精神的自觉与生命的完成
东西方哲学虽然旨趣、方法和理论形态各不相同，但从根本上说皆出自对生命的领会和精神的自觉，特别是他们共同意识到的精神生命的自觉和完成，构成了东西方哲学共同的存在论基础。精神生命固有的自己规定自己、自己发展自己和自己完成自己的辩证运动，是东西方哲学会通的本体论视域，也是我们今天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意义的一个重要维度。
生命领会与精神自觉始自主观精神。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从个体生命欲望的自然生命形式进展到“我们”的精神生命形式，已经是有些客观性的理性，而普遍的精神生命的自觉必然发展出客观制度、伦理的客观精神形式以及宗教、艺术和哲学等逐渐达到精神自我意识的主客统一的绝对精神形式。在国内外黑格尔哲学研究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本体论和历史哲学的辩证法，而较少思考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个人精神生命自我实现和完成的生存论意义或者说人生哲学的意义。
中国儒家哲学的直接理论形态就是道德形而上学，是人生哲学。它始于人的实践理性的自觉，即人心固有的良知良能的自我意识。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等“善端”或者说是“道心”，尽管有一种说法“道心惟微”，但人却可以在真诚的道德践履中，择善固执，操存涵养，逐渐使其充实扩大，直至成为浩然之气。致良知良能于万事万物，廓然而公，达到道德生命的自我完成。孔子、孟子等都深知“内圣外王”、“致君尧舜”的困难。道德生命的完成需要自然生命的成长，需要在漫长的道德实践中体验、省思、学习，从而才能获得具体而微的情境性的实践智慧，也才能逐渐获得普遍原理的明证性和坚定性。孟子所说“四十不动心”，不是道德生命的终止，而是如孔子所说“不惑”于外物、人言的内在坚定，是“收其放心”的“不动心”。至圣如孔子至七十岁才敢说“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不是圣人的谦虚，而是真实的道德感言。道德生命领会的自觉最初只能是主观性的精神环节，虽然“求仁在己”、“吾欲仁斯仁至矣”，主观道德的意欲较易实现，但仍要在具体的道德情境中客观化、对象化，要与外在的礼法规范相统一。至于内在与外在、主观与客观的契合自如，以及道德自由的境界可能真的需要毕生的努力。如果说“内圣”是可期的，“外王”则就是儒家两千多年的一个梦想。历代帝王“望之不似人君者”有多少不好说，但真的能以民为本，以道治国者肯定太少了。总之，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一种超越的道德形而上学。它虽然没有黑格尔式的理性形而上学的逻辑形态，却同是区别于个别化的自然生命的普遍化的精神生命作为本体的领会和自觉。
按照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思路，中西哲学都根源于人与自然的分裂和断裂，即人的自我意识的出现。黑格尔在许多著作中都强调人和自然的和解，强调通过思想的努力重新回到人与自然统一、和谐的天真状态，中国哲学也有“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说法。我们可以说，中西哲学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都指向“天人合一”的绝对目标，都力求达到自在自为的统一。但无论是西方哲学对理论理性能动性的自觉，还是中国哲学对道德理性能动性的自觉，都是一种精神的觉解，或者说都是观念论的、唯心论的精神自觉，用海德格尔的说法，中西哲学所开启的思想方向、打开的思想视域注定无法完成弥合人与自然分裂的“原始创伤”。这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对人的自然状态、物质生命的否定、漠视或淡化。即使如黑格尔这样最思辨的学者，也仍然在自然与精神、自在与自为、个体与普遍的区分中，把自然、自在和个体的欲望作为低级的意识而扬弃。中国哲学也在人心与道心、人欲与天理的区分中，否定了人的自然欲望的道德意义。中西哲学对精神生命的自觉与提升是哲学的历史贡献，但对自然生命的贬抑则使其难以成为普通大众的精神自觉，从而受到历史的惩罚。在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一个物质主义时代，或者说是消费主义的时代，高贵的、贵族式的形而上学的人的自我意识，被世俗的纵欲主义的狂欢所淹没。学理上的形而上学终结、后形而上学等说法，无非是我们时代个体自然欲望当权、当令的理论表现而已。也许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才是必然的，马克思哲学是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的理论学说。
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马克思哲学用“生产过程”取代了黑格尔“生命过程”的存在论，用“人的优先性”取代了“意识优先性”，马克思没有超出“主体形而上学”的视域。[11]而在我们看来，“生产过程”恰是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人的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统一的过程。物质生产过程既是满足人的自然欲望的过程，也是人的精神创造和精神提升的过程。“生产过程”的存在论真正克服了传统哲学中人和自然的分裂，是对人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真正辩证的整体觉解。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满足人的物质生活需要的生产劳动是历史存在的前提，因此，作为自然存在的个体的欲望不是应使人害羞的动物本能，而是人性固有的并且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只有在满足了人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才能有人的精神生命包括理论理性能力和道德理性能力的自由发展。马克思并未否定希腊自由民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而是认为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生产力已经具备了或者说应进一步创造条件使社会具备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每个人都可以而且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希腊式公民。同样我们也可以推论说，马克思并未否定中国儒家道德生命自我完成的理想，而是认为只有在物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本社会制度是正义的前提下，“内圣外王”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生命领会和精神自觉，是对中西哲学精神本体的内在超越，是一种新的存在视域的开放。按照马克思的理想，人类社会将进入“后物质主义”的时代，在共产主义的“自由王国”中，劳动成为游戏，人是自然的朋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是存在的自身绽放、自身显现。自由的人才能给自然以自由。海德格尔晚期苦苦寻求的超越“主体形而上学”的存在感受也许只能在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真正获得。
（来源：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