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的原始发生
凡是用以研究与人有关的现象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分析的与规范的，价值哲学研究就更是如此。这是因为，价值哲学研究总是相关于人的这样三个根本问题而展开其逻辑：我能做什么、我应该做什么和我想望什么。这三个命题实际上是两个逻辑的问题：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两种逻辑及其内在关联决定了价值哲学研究必定是分析的和规范的。分析的要求来自于事物的内在逻辑，一种事实之能够出现并不取决于人的愿望，愿望只构成使某一事实之能够出现的动力；规范的要求来自于研究者的价值观和立场，价值中立只是方法上的要求，而不是立场上的要求。事实逻辑描述的是一个事实在何种条件下依照何种模式组合才能出现。价值虽与生命物质的需求相关，但它首先是一种事实，只是这种事实与纯粹的事实不同，是包含有用性和需求者的目的于其中的。狭义上的价值逻辑是指需求者之需求的实现方式和实现程度。在事实逻辑和价值逻辑的交织中，行动者的能、该和想蕴涵其中。因此，关于价值的任一一种研究都不可能是无立场的，必定包含着言说者的价值判断，也就是包含着什么事实是有价值的，什么事实是无价值、反价值的，有价值的事实有多大价值。
正由于价值概念所描述的是一种关系状态、一种境遇，是需求者与被需求者的特定关系，所以价值哲学研究极易出现两种倾向：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其实，这两种倾向存在着相同的错误，就是把特定的境遇和关系状态原子化和结构化。原子化和结构化是原子主义和结构主义思维方式被极端化的一个后果。在我看来，原子主义和结构主义思维方式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这种方法的最大优势在于，首先找出某一类现象的构成要素，也就是原子化；然后再发现各原子间的内在关联。如结构主义先驱、瑞士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所提出的语言的结构主义模式，强调研究语言的同时性结构比研究语言的历时性结构更重要；语言的意义依赖于一个符号与其他符号的关系，如上下文的关系，而不依赖于它和外界事物的关系。原子主义和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在中国近些年的价值哲学研究中被广泛使用，然而我们并没有很好地使用这种方法，反而把这种方法极易产生的缺陷推向了极端，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是这种缺陷的直接表现。
为着研究某个或某类事物，首先要在思想的领域把这类事物原子化和结构化，这是必要的环节，也是进行科学研究所必须的环节。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环节之上，更为要紧的工作，是把原子和结构还原为事物的本真状态，只有最接近于事物本真状态的原子化和结构化才是可取的。而在我们近些年的价值哲学研究中，却常常停留于原子化和结构化的环节而不能还原。主体主义抓住了需求者的需求在价值生成中的重要地位，却忽视了甚至完全忘掉了需求对象在价值生成中的优先地位，断言价值就是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客体是否具有意义、有多大意义，完全取决于主体对客体之意义的给予过程，边际效用理论是主体主义的经济理论形态。可以说，主体给予意义的行为是有特定条件的，主体无论具有怎样的给予意义的能力和愿望，都不能取消被给予之物的先在性。客体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主张主体无论具有怎样的给予能力和愿望，都是在客体的规定下完成的。物质本体论是界定价值所必须坚持的原则。某物是否具有价值、具有多大价值，根本不取决于主体的愿望、感受和体验，价值是自在的，无论需求者怎样地享用价值物，都不会使它的价值元素多一些或少一些。客体主义和主体主义的研究方式，其共同缺陷是明显的。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最接近价值之本质的理论和方法呢？发生学的方法也许是这种理论与方法之一。
关于价值的原始发生可有两种致思范式：系统奠基和生成奠基①。系统奠基的典型代表是笛卡儿和康德。笛卡儿通过普遍的怀疑找到了最为原初的本体：我思。一切命题和结论都是“我思”的展开方式。康德通过对人的实践理性的全面批判，确立了一个使人成为人的本体：理性与善良意志。尽管“我思”和“善良意志”仍需进一步论证，但笛卡儿和康德从未怀疑过“我思”和“善良意志”的普遍有效性。生成奠基的典型代表是胡塞尔和福柯。胡塞尔在《生活世界现象学》中非常细致地描述了主体、主体间性的原始发生过程。福柯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阐述了规训与惩罚、疯癫与文明、压抑与反常的发生过程。相较于系统奠基，生成奠基更少强制感，而长于历史感和灵动感，至少看上去和读出来较为可信。在对价值的研究中，系统奠基和生成奠基是必不可少的。
系统奠基在价值研究中的效用表现在对价值何以可能的追问上，进言之，价值概念是对谁有效的。在系统奠基的视野下，我们把“非自足性”和“稀缺性”作为类似于笛卡儿的“我思”这样的本体，简约地说，一切价值均奠基于“非自足性”和“稀缺性”之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用社会学术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最基本的系统由两种元素组成，这些元素按两种方式联系在一起。第一种元素是行动者，第二种元素是某种事物。行动者控制着这些事物，并从中得到利益。根据不同情况，本书称这些事物为‘资源’或‘事件’。行动者和资源之间是控制关系与利益关系。”② 价值作为关系状态和境遇就是“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而这些关系之能够发生则决定于价值概念所指向的那些特定存在物：有生命物质。正是有生命物质的存在状态和存在性质才决定了“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之所以有发生“控制关系”和“利益关系”的必要，乃是由于“非自足性”和“稀缺性”这两点，而这两点恰是与一切有生命物质相关的。所谓非自足性，是指一切有生命物质经常处于不足和匮乏以及由内向外的释放状态。这种状态决定了两种指向：由外到内的摄取、占有，由内到外的释放与表现。此种状态和指向决定了有生命物质若要维持自身的生命状态，就必须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过程，依赖性是一切生命物质的基本特性。然而，生命物质所依赖于外界的并不是随便的什么质料，而是那些于它们的生命有用的东西。这些有用的东西可称为生活资料或价值物，生活资料或价值物乃是稀缺性的存在物，它们是大自然赐予生物的天然礼物，既不是遍地都是也不是珍贵之极。正是生物的“非自足性”和生活资料的“稀缺性”才使价值现象得以产生，价值概念对无生命物质来说是无效的，因为它们无需外界，它们是自足的，只是这种自足无任何意义。可以肯定地说，价值现象存在于一切有生命物质对外界的依赖关系中，而并不仅用来指称人对外界的依赖关系。毫无疑问，系统奠基在说明价值得以发生的原初根据时，其效用是明显的，但要进一步说明价值是如何发生的，就得求助于生成奠基的研究范式了。
生成奠基所描述的是价值之原始发生的内在逻辑，关于这种内在逻辑的陈述可分成两个环节进行：价值物的生成和价值的实现。
我们在底线的意义上给出了价值现象之能够发生的根据：非自足性和稀缺性。这是一个对所有有生命物质都适用的条件。当我们进一步考察具有稀缺性的价值物时，就立刻显现出有生命物质的不同种类以及不同种类之间的明显差别。我们把有生命物质分成人类以及人类以外的其他生命物质。这两种有生命物质的本质区别不在于它们共同的“非自足性”，而在于它们与价值物或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确切地说，人以外的其他生命物质的价值物是既成的，由于它们没有创生价值物的能力，因而只能适应环境，适者生存，优胜劣汰。人以外的动植物只能通过改变自身而适应环境，而不能相反。人则不同，人恰是通过创造价值物或生活资料而创造人本身的。人作为自在与自为的存在物，在两个层面上构造着世界：精神上的构造与物质上的构造。精神上的构造是一种先行构造，是人类借助于足够的想象力，通过所指减去能指的剩余量（语言符号）去构造于人有用的世界，我们把这个世界称之为属人世界，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合意的世界，蕴涵人的意愿、愿望、意志、快乐、幸福于其中。然而，这却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它不能使实际的价值要素多出任何一个分子，人不能徜徉于虚拟世界而不能自拔，要使虚拟世界变成现实世界，人必须行动，劳动是人的基础性的行动。通过劳动，人创造了自己所需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通过精神构造与物质构造，人类表现出了超拔于其他动植物而独秀于灵长类之林的优势。借助于这种优势，人类不仅创造了被其视为基本价值的系列，用于满足人的衣食住行用的需要，而且创造了用于满足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的社会价值系列和精神价值系列。
价值物之原始发生是价值之原始发生的必要前提，没有价值物便不可能发生任何价值。但这绝非意味着价值物就是价值本身，价值物只是价值得以发生的一个必要性的要素，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要素，从要素到结构、从结构到功能、从功能到意义尚有诸多环节。价值就是在诸多要素有机结合的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只有深刻揭示价值的原始发生方能见出价值的本质。在这一步骤中，我们仍需借助系统奠基和生成奠基。从结构的角度看，价值物与需求者构成价值的两端。如果这两端永不搭界，便不可能有价值概念。一个物件、一个事实、一个现象、一种关系、一种设置、一套规范，其所以被认为是有效用的，那一定是相对于需要这些效用的需求者而言的。一个面包之被称为食物，是因为它含有足够的热量，而这些热量恰是需要食物的需求者所意欲的。在价值物与需求者这两个端点中，需求者具有逻辑上的优先性。只要存在一个需求者，就必定存在一个需求行为，需求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具有某种效用的事实。而一般的价值物却不会自行地寻找需求者，以证明自己是价值物。那么，价值是如何发生的呢？
价值是价值物与需求者之间的构合以及由这种构合所产生的效用。这个效用是从两端来看的。从价值物方面看，价值是价值物之效用的显现，其显现的结果是载体的消失和效用的转移，当然这只是就物质价值物而言的。与物质价值物经常是一人一次消费不同，精神价值物可以多人多次消费，且可以产生倍加的和扩展的效用。因此，比较而言，精神价值物要比物质价值物更有效率。从需求者方面看，价值是需求者享用价值物时所产生的快乐与幸福的体验，之所以会有此种体验，是由于价值物之效用的转移而解除了需求者的不足和匮乏。我们把由于不足和匮乏状态的解除而产生愉悦之感称之为“意义”。如果说价值是价值物与需求者之间的一种双向运动过程，那么意义就是这种运动过程在需求者方面的效用，意义是价值在需求者方面的实现，价值就是意义的瞬间生成。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意义就是价值的被给予性。物件、事实、现象、关系、规范等被称为价值物，被说出是有价值的，分明意味着，它的功能、效用被需求者给呈现出来，从遮蔽的状态进入到澄明的状态中。由此可以说，关于价值的哲学研究可以是分析的，但价值的实现——意义却是不可分析的，它是直观和直感，是经历、感受，总之是体验。而就作为意义的瞬间生成的价值来说，其预备过程是相当艰难而漫长的，而它的产生却又那么快捷。任何人都无法长时间地停留于意义的瞬间生成之中，既是瞬间的就不是长久的，但它的作用却是长久的。
以此观之，由质料到价值再到意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在实际生活中，价值的原始发生与意义的原始发生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进言之，它们不是函数关系。两个变量x、y，对于某一范围内的x的每一个值，y都有一个或几个值和它相应，y就是x的函数。这种关系一般用y＝f（x）来表示，x是自变量，y是因变量。我们可以把附着在价值物之上的某种功能、效用称之为自变量，因为只要有某种价值存在就有可能产生某种意义，尽管不一定总是产生某种意义，但没有价值肯定不会产生某种意义。要而言之，意义不是价值的函数，对于某一范围内的价值的每一个值，意义不一定都有一个或几个值和它相应。这是由于，价值是单项事实，而意义则是两项或多项事实。然而，无论是在理论推理还是实践推理中，人们总是这样设想：创造价值的过程就是创造意义的过程，价值愈丰富，意义也就愈饱满。其实不尽然。作为功效、效用、功用之体现的价值只是产生某种意义的前提、条件，由价值进到意义须得主体的意义构造。意义的构造与意义的体悟是价值能否实现出来以及实现到何种程度的关键，意义的构造和体悟低于价值总量，就会产生意义小于价值甚至没有意义的后果，有价值没意义的现象并不少见；意义的构造与体悟大于价值总量，有可能从少量的价值中创造出饱满的意义来。然而，在实际的生产、交往和生活实践中，人们常常忽略了意义的构造和体悟，而专注于价值的创造活动；而且，在人们的日常意识中，创造价值就等于创造意义，积累财富就等于追求和获得幸福。
作为研究价值现象和价值本质之学科的价值哲学，就不能仅仅研究价值的原始发生，而应该作进一步研究，意义之原始发生的机理，而且要在现代化、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背景下，考察价值与意义相分离的根源，并指明一种使价值与意义相和谐的可能之路。
现代价值的原始发生
价值哲学固然要研究价值一般或一般价值，但一定要在研究者所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社会环境中进行研究，学术研究的道路不是从一般到特殊，而是从特殊到一般。只有研究现代价值的原始发生，才能更好地理解一般价值的原始发生，并了解是何种原因导致了人们产生这样的日常意识：创造价值就是在生成意义，积累财富就等于获得幸福；而又是何种社会设置造成了价值与意义的分离，造成了人们把几乎全部精力投放在了价值的创造中，而忽视了意义的创造与体悟。
自现代化以来，有这样一种颠倒的逻辑值得深入研究。依照人的生活逻辑，追求快乐与幸福是其全部活动的意识起点，同时也是其一切活动归之于的终极目的。然而，这样一种生活逻辑若是缺少了那个能够带来快乐与幸福的创造活动，即生产生活资料的活动，便是难以为继的。如此一来，生活实践的逻辑必须转换成生产实践的逻辑，否则便无法实现其自身。而生活实践的逻辑与生产实践的逻辑则是刚好相反的两件事情：生活实践以追求快乐和幸福为终极目标，这是一个通过享用价值物而生成意义的过程，而生产实践是以追求“庞大的商品堆积”为目的的。于是，以追求意义为根本目的的生活实践和以追求价值为直接目标的生产实践就会发生严重分离。其实，它们原本就是分离的，或者说，生活与生产原本就存在着发生分离的危险。把这种危险变成现实的，完全是那个并不出于人们的意愿然而却出于人们追求财富的目的的生产实践，以及把这种生产实践商品化的社会设置，这套设置是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直接造成的。
我们直观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人是一个二元性的存在，他首先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具有空间性（体积）和时间性（生命），需要同外界进行必要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借以维持自己物质性的存在。然而，人又不仅仅是物质性的存在，除了物质力量之外，尚有心志力量；除了衣食住行用等物质需要之外，尚有信、知、情、意等精神需要。人的这种二元结构决定了人必须进行两种生产、交往和生活：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如西蒙所确证的那样，人作为有限理性的存在物，其精力也同样是有限的。人类如何将有限理性和有限精力与物质生产、交往和生活以及精神生产、交往和生活相匹配，取得帕累托效率佳度，无疑是整个人类的事情，也是永恒式的难题。有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值得注意，当人类与自然相比处于弱势情形之下时，人类似乎超乎寻常地发掘了自身的心志力量，进行了大量的精神活动，创造了大量的精神产品，诸如原始的宗教、巫术、绘画、舞蹈、祈祷、朝拜、祭奠等等，即便是物质性的狩猎、采集、出征、生产，也要涂抹上浓郁的精神色彩。时下，社会科学家们热衷于把不同国家的不同国民或民族进行比较，以确定不同收入或相同收入之间在幸福感指数上的差异，但人们却不能把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幸福感指数上进行比较。不过，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幸福感指数一定和国民或民族的精神结构和文化传统相关。③
当人类把主要精力投放在对外界环境的改造上且卓有成效时，其用于发掘自身心志力量的精力必然减少。但人类很少去反思这样一个问题：忽略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究竟会产生何种后果？只有当这些后果明明白白地摆在人类面前的时候，他才会去考虑，如今这些问题似乎已经凸显出来了。正如人类历史是不可重复的一样，人类活动也是不可实验的，不可以反复进行，因此，人类一切活动都是充满风险的，只是今天的风险超过以往，是世界性的、全面的，这便是风险社会的来临。
近代以来，随着世界图像时代（海德格尔语）的到来，人类产生了一种可怕的幻象：人类靠着科学和技术可以改造一切、完成一切，包括人自己。给我物质，我将告诉你地球是怎样生成的；给我知识与工具，我将告诉你一个人造的世界是怎样生成的。人们不但在实践中、更在观念中建立起了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认识：创造财富意味着创造幸福；获得财富等于获得幸福。在此种观念的支配下，全球范围内的生产革命和消费革命开始了。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消费全球化，而完成这一革命的不是人本身，而是由人发明出来却又不由人驾驭的外在力量：资本的运行逻辑及其人类学后果。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胜利并没有如人们所愿的那样，通过创造一个庞大的物的世界创造一个精神世界，进而创造一个意义的世界和幸福的世界。非但没有实现人类的幻象，反而引发了新的问题：精神与物质的颠覆、价值与意义的分离。④
为了对近代以来价值与意义的分离作出适当地分析，我们必须对人类对象化活动的两种基本方式——物质活动与精神活动——进行比较。人本质上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人的对象性存在是通过对象化活动实现的。而人的对象性活动主要表现为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有很大的不同。物质活动浸润着活动者的心志力量，以创造出为人所需的产品为目的，亦如马克思所说，当我的产品被别人享用时，他感受到的是我的力量、我的本质；但事实上，当人们以购买的方式消费别人的产品时，被他能够记起的可能是通过等价交换而实现的满足感，恰好不是印记在产品中的劳动者的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进言之，物质性的对象化活动存有与劳动者相分离的危险，这就是马克思在分析劳动异化时所强调的四个方面：产品异化、过程异化、关系异化和类本质异化。资本的运行逻辑恰好造成了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的分离，而产品只有与其生产者相分离才能实现其价值。实际上，在资本的运行逻辑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都被归并在价值的系列中，它们构成了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其目的与结果就是“庞大的商品堆积”，也就是日益增加的物质财富。与之相匹配的是原子主义与计算主义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切事物是否具有价值，有多大价值，都得通过物质的标准与手段来进行，货币凭借其五大职能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因此，资本决非是一种简单的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分明是一种包含商品、货币、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诸种要素在内的社会设置。经济依赖性是公共交往和公共生活的直接前提。资本这种复杂的社会设置造成了两个直接的后果：物质性的生产与消费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但本质上是价值系列的生产、积累与消费；商业文化成为了文化的主流形态，人们的心智结构和精神境界并未随之达到与物质生产相匹配的高度，相反，传统意义上的宗教、民俗、家庭的文化在消失。总之，价值与意义的分离是所有现代问题中的核心问题。
精神活动是人的对象化活动的另一种方式，与物质性的对象化活动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第一，直接性。无论是作为过程还是作为结果，精神活动或精神产品的生产者与享用者具有原始同一性，精神活动过程与精神产品在最为原初的意义上是为着自己的，而不是用来交换的，因此，只有首先被创造者理解和享用了的精神过程和精神产品，才有可能被他者理解和享用。正是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的原始同一性，才保证了价值与意义的原始合一。创造精神价值的过程也就是理解、体悟意义的过程，一面是各种仪式，如祈祷，一面是心灵深处的激越、净化与愉悦。令人称奇的是，当精神过程和精神生产结束，意义的创造和体悟过程却并未终止，而是在人们的心理和精神上继续着。与物质生产过程不同，精神活动是一个净化和累积的过程。第二，累积效应。物质产品的消费本质上是排他性的，一个具体的产品常常只能是一人一次消费，且不可重复使用，稀缺性是其本质特征。无论是生产物质产品所用的质料，还是物质产品本身都具有明显的稀缺性。与物质生产是对外界的开发不同，精神过程与精神产品是对人本身之精神力量的开发，人的精神力量以及人类开发精神力量的兴趣构成精神活动和精神生产的自变量，而精神过程和精神产品则是因变量。于是在精神活动范围内，价值与意义构成了一个函数关系：y＝f（x）。意义是价值的函数，在一定范围内，精神价值的任意一个值，都有一个或几个意义与之相对应。而且，价值与意义的原始合一不会因为某个人消费或享用而减少，或排除了他者的享用，也不会因为此次享用而排除了以后的享用，它们可以反复享用，只要你有能力和兴趣。第三，给予性与被给予性。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意义上指明世界意义的被给予性，也许世界本身具有意义，也许根本就没有意义，但无论怎样，世界的意义都得通过人的活动得以生成和显现。这种结论尽管含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但也确实存在通达世界的桥梁。通过物质生产，通过改变物质的结构，通过分解与合成，创设人类所需的产品；通过附加，把人类自己的心性与理想刻画到外面世界中。于是给予性便有两种可能：通过最少的消耗创设饱满的意义；通过极度的浪费产生较少的意义。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过程恰恰把后者变成了现实。
资本运行逻辑的第一个后果就是把人们的占有欲望和显现欲望激发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欲望作为原动力必然促发人们寻找实现欲望的环境与条件。15世纪以后，人类找到这样的环境与条件：科学技术为手段；市场经济为环境。第二个后果就是世俗与祛魅，在可计算的商品与货币面前，一切神秘的东西都无所遁其身。假如在17、18世纪，一切事物的合法性需得理性的确证的话，那么20世纪以来，一切价值需得货币的衡量与评估。于是，人便处在被物的世界包围的环境之中。一切高尚的东西、一切乌托邦构想似乎都得通过激发人们原始的欲望才能被人问津。价值与意义的分离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价值与意义该如何发生
价值哲学本质上是实践哲学、生活哲学，因此，指明什么是好生活、怎样过上一种好生活，是价值哲学的学科使命。
重建价值观是首要的事项。必须转变价值即是意义、财富就是幸福的观念。追求快乐与幸福是每个人无须论证的权利；尊重他人、尽到自己对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与责任是每个人的天职。那么，财富与幸福具有怎样的关系？如何获得幸福呢？
（一）财富与幸福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先天的遗传素质＋后天的环境＋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其英文的表达是：H＝S＋C＋V。总幸福指数是指一个人的较为稳定的幸福感，而不是暂时的快乐与幸福。偶尔极度快乐或幸福，但在绝大部分的时间里处在沮丧、郁闷、压抑的状态中，其总幸福指数小于偶尔较为快乐或幸福，而在绝大部分里也保持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努力参与各种有益活动，且满意度较低的情况。运气往往与幸福无关，幸福是合于德性的实现活动，幸福不是一种品质，不是物的堆积如山。幸福感是一个人稳定的、持续的幸福感觉，包括对现实生活的总体满意度，对自己的生命质量的评价，是对自己生存状态的全面肯定。中年妇女罗斯平时总是处在情绪低落之中，不幸的离婚状况更加重了这种情绪。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有希望，她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每个星期用五美元购买一种彩票，突然有一天，她中了2200万美元的大奖。她几乎兴奋到了极点，于是便辞去洗衣工的工作，购置了有18个房间的别墅，把孩子送到最好的私立学校去学习。然而她的幸福的心情不到一年便消失了，很快又恢复到了往日的抑郁之中。金钱和财富的总体水平与幸福人生的关系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密切。赛利格曼等心理学家从各个国家抽取了1000人的样本进行研究，比较不同文化背景和经济水平条件下的个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指数。
不同国度千人幸福感调查表国家 购买力 生活幸福感
保加利亚 22 5.03
俄罗斯 27 5.37
罗马尼亚 12 5.88
匈牙利 25 6.03
土耳其 22 6.41
日本 87 6.53
尼日利亚 6 6.59
韩国 39 6.69
印度 5 6.70
西班牙 57 7.15
德国 89 7.22
阿根廷 25 7.25
中国 9 7.29
意大利 77 7.30
巴西 23 7.38
智利 35 7.55
挪威 78 7.68
美国 100 7.73
加拿大 85 7.89
丹麦 81 8.16
瑞典 96 8.31
调查表明，人性中对好运气和成功具有心理适应性。当好事发生后，人们很快会适应它，并认为这个好事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珍惜的。处在贫困状态下，会认为拥有财富是一件多么令人幸福的事情。而一旦拥有了财富，这种想象的幸福感并没有长久地保持，反而被更大的欲望所代替，便又处在不满足当中。随着财富和成功的增加，目标也在水涨船高，所以财富和成功都不能令人永葆幸福。通过对调查数据的比较，我们发现，幸福感与一个国度或民族的消费文化有着极大的关系，与攀比、模仿和比较的强弱程度有关。幸福感与贫富程度虽有相当密切的关系，但也有不相符合的情况。巴西、阿根廷和中国人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比其收入预期的要高出一些，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人的幸福感则比其实际的经济收入水平预期的要低一些。而与收入反差最大的是日本人，其国民经济收入水平很高，但其幸福感却很低。根据赛利格曼的观点，财富只是缺少时才对幸福有较大影响，一个特别贫穷的人不会感到幸福，可当财富增加到一定水平以后，财富与幸福的相关程度就小多了。调查表明，最贫穷的人的生活幸福感并不是特别差，他们的幸福感比中等收入的人只是稍微低一些。贫穷并不必然使人精神上痛苦，贫穷是一种社会状态，是就业、教育和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与心理—精神结构上的关系不大。如何看待金钱比金钱对你的实际影响更大，一个对金钱特别看重的人会对收入有较少的满意度，对于生活的总体满意度也就相对低一些。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幸福固然与财富有关，但更与德性相联。幸福是因其自身而不是因某种其他事物而值得欲求的实现活动，它是一种合德性的实践活动。“德性与努斯（良好状态）是好的实现活动的源泉，而这两者并不取决于是否占有权势。如果这些人没有对纯净的、自由的快乐的喜好，而只是一味沉溺于肉体快乐，我们就不应当把这种快乐看作是最值得欲求的。”⑤而幸福与人的智慧、勇敢、公正、节制的品质直接相关，沉思是幸福的最高状态。如果说，幸福在于合德性的活动，我们就可以说它合于最好的德性，即我们的最好部分的德性。“我们身上的这个天然主宰者，这个能思想高尚［高贵］的、神性的事物的部分，不论它是努斯还是别的什么，也不论它自身也是神性的还是在我们身上是最具神性的东西，正是它的合于它自身的德性的实现活动构成了完善的幸福。”⑥
（二）获得幸福的根本方式不是占有更多的财富，而是基于责任与义务之上的实现活动，其根本道路是构造意义世界
依照舍勒的说法，幸福在于一种有根基的体验方式，形成一种稳定的、积极向上的态度，而不是无法填平的欲望之壑。我们不过是多种物类中的一种，即便我们与他物不同，能够通过生产创造我们所需的物，但也永远不会达到为所欲为的程度，开发人的灵魂的资源而不是一味地向外界挑战和索取，可能是重返人类家园的根本之路。构建和谐社会，重建人文生态是根本性的工作。
构建和谐社会之根本道路乃在于构造意义世界的过程。构造意义的过程就是一个创造文化和感受文化的过程。被称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其传世之作《原始文化》开篇便说道：“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⑦ 依照泰勒关于文化或文明的定义，作为一种复合体，文化既包括人化自然（人以外的自然和人本身的自然）的过程，又包括人化自然的结果。然而，始于近代的现代化运动，将人化自然的过程仅仅定义为人化人之身外自然的单一行为，其结果便是作为主流形态的生产文化和消费文化；相反，人化人之自身自然的过程却被大大削弱了，甚至变得可有可无。于是，作为人化自然的结果，剩余下来的也就只有可计算、可识见的物质生产与物质消费了，一切用于创造意义的行为似乎都已边缘化了，仪式、祈祷、敬拜、祭祀等都被快速的生产和消费所取代了。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历史过程，因为，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精神生产和精神过程而获得意义支持的，正是通过心灵的沟通，人才可以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撑，继而获得吉登斯意义上的本体安全和信任。物像世界是无法沟通更无法通约的，只是因了人的精神性的过程或精神性的尺度，物像世界才获得了可通约性。一如使用价值那样，各种使用价值是形态各异、无法让渡的，只是因了人的社会劳动、抽象人类劳动或作为一般人类劳动之凝结的价值，才使使用价值可以相互比较和让渡。确切地说，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不是物质性的存在，相反，它是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存在，是一种作为统一性尺度的精神符号。然而，货币却与其他的社会性和精神性的存在极为不同，它无法承担起充当意义载体的历史重任，它只是价值载体，因为它意味着财富和消费，而不是意义载体。
人在本质上是独立的，甚至是孤独的，这是由人的需要的多样性与人的能力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的，解决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并不限于当下的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还包括与传统的历史连接。人是通过创造价值而创造自身的，但人更是通过创造意义而生活于世间的。意义世界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活动与结果。作为活动，意义的创造表现为一个过程，这是一个合意义的创造与意义的体验为一体的过程，这是一种生成和经历的过程，它并不留有一个客观的作品在那里，而是通过精神的活动把意义创造出来，供活动者享用，仪式、祈祷、祭奠、舞蹈、巫术，就属此类。通过一种一律化的祈祷仪式，活动者组成一个精神共同体，且获得一个作为公共物品的“合作剩余”：意义世界。通过创造一个可以共同分享的意义世界，每一个活动者均获得了“本体安全”、意义支撑和生活想望，活动者相互之间获得了情感寄托和生活呵护。作为结果，意义世界表现为形态各异的精神产品：器物、遗存、书画、音乐，等等。作为结果的意义世界，其功效在于唤醒或唤起人们的认知、情感和意志，以使人们求真、向美、趋善，摆脱孤独与无聊。人原本生活在经验的世界里，通过精神的过程与结果，人又创造了一个超验的世界，这是一个无法言说但却真切感受得到的世界。人不能没有这样一个世界。
要创造这样一个超验的意义世界并充分发挥它的作用，必须集中精力做两件事情：意义世界的创造与体悟。然而，一如舍勒所说，近代以来的“工商精神”代替了传统的亲缘宗教精神，以自然情感和宗教情结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逐渐缩小其边界，而逐渐被以经济依赖性为基础联结起来的联合体所替代。于是，精神过程与精神结果、人们体悟意义世界的兴趣与能力逐渐弱化，其结果是现代化使人们创造了一个丰富的价值世界，却造成了日趋贫瘠的意义世界。如何看待和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价值与意义的悖离，理应成为价值哲学的研究主题。
（原载《学术月刊》2008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