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 ) →理的过程即是理学讲的“即用见体”。“天理”是生活实践的终极价值引导, 它范导着生活, 使生活不断得以提升与超越。“生活之事”通往“生活之理”不仅是一种价值跃迁, 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活的层次与境界的塑造与提升。从“生活之事”通往“生活之理”, 有三种模式或路径: (1) “明理”。即程朱理学所说的“即物穷理”。明理要求研究渗透入生活事象的自在规律, 发掘其道德属性。程颐曾说: “随事观理, 而天下之理得矣。” (《二程遗书》卷二十五) 朱熹也认为,要“随事观理, 极深研几, 无不各得其所止之地”。明理也蕴含着对主体道德意识的改造, 因为我们生活在“彼此关联”、“物我一体”的世界中, “观物察物”与“见物反求诸身”、“随事观理”和“随处提撕此心”的巧妙结合构成“明理”行为的一体两面。穷理不是追逐与我们生活无关的客观知识或概念, 而是竭力寻求内在于实践主体自身的生活理性, 这体现了知识、道德、生活三者的合一。(2) “逆觉”。牟宗三探讨了心学中的两种体证工夫。一种是“超越的体证”, 如禅修之静坐, 虽不必隔绝现实生活, 却要在静中闭关以修之; 一种是“内在的体证”, 即内在的“逆觉体证”, 它要求对于本心而言反而觉识之、体证之。“内在的体证” (逆觉) , 是“就现实生活中良心发现处直下体证而肯认之, 以为体之谓也, 此所谓‘当下即是’是也” (牟宗三, 第394页) 。心学强调体认“心中之理”, “去其心之不正, 以全其本体之正”, 工夫论上有“复其本心”、“致良知”或“逆觉体证”诸种异名, 它们都是要发见我们本来业已完全具备生活理性、生命价值和道德经验。所谓体证无非是“全体发见”此生活理性, 从而促使生活的圆满。(3)“践形”, 即在客体化的“事物”、“形体”、“人力”上面进行道德实践的生活理性, 明末清初的王夫之、颜元、戴震为其代表。
理→生活( + ) 的过程即是理学讲的“由体发用”。生活理性决不是静态的玄念, 而是必须在生活事象中得到自我确证和意义充盈, 于是, “理”便呈现为“百姓日用”, 也就是说, 生活的超越维度———理体(心、性、知) ———必以生活事象为终极指向。生活之“理”不是悬诸云霄的设准,而是以转化为生活现实层面运转的力量为鹄的。理学思想中最值得称道的“百姓日用之学”就体现了这种精神———超越的形上“理”体赋予了生活事象的道德性, 从而使生活演化为道德生活, 这是生活的道德形上学。理学的此类话语很多, 如“道理只在日用常行间”、“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百姓日用莫非天命之流行” (《明儒学案·泰州学案》)等等。朱熹认为, “理”要从虚悬转归活用, 即要由生活之道(理体) 发为生活之用(百姓日用) : “道之体用⋯⋯能虚心静虑, 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实。” (《朱子全书》卷一) 程颐持相同观点, 王阳明也非常强调生活中的道德实践, 认为“致良知”即是“实实落落”去做, 戴震则坚持道和日用的合一。三者的思维进路虽有差异, 但都坚持生活超越之理要贯彻到具体的日用、器物中去。惟有如此, 生活理性才能与生活样态、生活实践保持始终应然的张力, 从而使生活获得内在的引导与规范, 生成德感生活。
概言之, “由一本而万殊, 而所谓体者, 常呈露于用之中。合万殊而一本, 而所谓用者, 未尝离乎体之内” (陈淳: 《北溪大全集》卷九) , 这是理学的体用生活逻辑构造集中而简约的表达。然而,必须注意的是: “体”和“用”、“本”与“殊”之间的运行不是直接现实性的生活运动, 而是精神领域内的意念运作, 或者说是在意念领域中完成的。“理”的体认和下渗完全系于主体的道德修养,“穷理明德”的生活哲学导致“生活”的理念化、境界化, 同时也表明理学生活观念是私己化和精英化的。
四、余论: “德感生活”的现代开展
现代性表现为“生活世界的非传统化” (哈贝马斯语) , “现代性生活形态”“正在改变我们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带个人色彩的领域” (吉登斯语) 。现代“生活世界”已经历了陌生化、合理化过程, 被贯注了公共性、理性化生活程序。在中国, 现代性生活观念冲击的直接后果是儒家“德感生活”的渐次解体, 这是由儒家德感生活的固有弊端决定的。在德感生活的解释框架下, 道德成为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系统和社会生活中的渗透性力量, 道德化言说方式变成支配性话语。在特定历史条件下, “德感生活”的排他主义思考方式容易造成“道德至上主义”、“道德绝对主义”以及“泛道德主义”。然而, 只有在现代情境中, 我们才能较为明晰地辨识这种弊端。“五四运动”前后, 梁启超、李大钊等人不约而同地提出两种生活观念的冲突, 这就是“静”的生活与“动”的生活的对峙。他们认为, 古典生活观念导致“闭关自守”和“静”的生活, 道德、圣道、王法、纲常名教也应该·112· 《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随着生活的变动, 社会的要求, 而有所变革” (郭湛波, 第120页) 。“五四运动”对“吃人的礼教”和“理学杀人”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
然而, 在这种理论气候下, 仍然有学者在努力使“德感生活”进入现代社会。梁漱溟认为, 中国文化是伦理本位的, 道德生活是中国传统生活界域的主体和渗透性力量。在现代的人心政俗之变之过程中, 要接续儒家生活哲学的理性精神。(梁漱溟, 第133页) 儒家生活哲学的现代开展问题一直是冯友兰思考的重点, 《新原人》提出的“人生四境界”也可以说是生活的四境界。他还把《新世训》定名为“生活方法新论”, 力图构造古老儒家生活哲学的新样式, 用崭新的现代生活经验去诠释、接引、落实儒学德感生活观念, 使之在变化了的世界里重新获得话语能力。《新世训》的突破点是: 生活方法必须以“眼前之事”为证, 而不必遵循古代的教条; 生活方法是依据每个个体所皈依的生活理性而不必如宋明理学家那样以“圣人”标准为遵循, 也就是说, 要“为生活而生活”, 而不是为了达到“圣人”的目标而生活; 生活的目标不必像理学家那样崇尚静止的“境界”或“气象”,而是要在现实生活的运动中来把握。(冯友兰, 第375 - 381页) 《新世训》强调遵循生活的道德理性和理智理性精神, 并把“尊理性”集中在日常道德生活视野内, 消解传统道德观念与现代生活实态之内在紧张关系, 从而力图达到接续传统道德观念进入崭新生活世界的目的。唐君毅则认为, “当下生活之理性化”是儒家传统“尽性立命”的补充义、延伸义, 必须以当下的情境为起始点, 亦即人的生命存在与心灵必须面对此当下情境而开朗。在此之境, “性命之德”与“天德”同时流行, 这是儒家生活理性、生活哲学切入现代生活情境的另外一种方式。(《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唐君毅卷》, 第760页) 唐君毅认为儒家生活哲学应因时而变, 其理论旨趣比起遵循绝对“天理”律令的宋明儒学无疑鲜活了许多。方东美从哲学人类学视野界划了德感生活, 他把生活境界界划为物质境界、生命境界、心灵境界、艺术境界、道德境界。“道德生活”归属于道德境界, 是生命地位、生命成就、生命价值之最高地位的体现, 道德生活可以旁通一切人类、一切万物。(《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方东美卷》, 第467页) 这些见解显示了当代儒家较为开放性的视野。
在现代社会中, 儒家“德感生活”的具体设施、度数、仪则或许已过时, 运作机制也需要改迁。在维护“德感生活”的理性精神和超越原则之外, 追寻生活的道德理性的实现形式, 应该是儒家进入当下生活的可能方式。建构当代中国生活哲学, “德感生活”的缺位将使我们错失中国文化的核心与精髓。这一文化认知同时也为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敞开了一条隐秘的路径。
【参考文献】
冯友兰, 1996年: 《贞元六书》,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籍: 《周易》, 《礼记》, 《左传》, 《荀子》, 《史记》, 《中庸》, 《大学章句》, 《二程遗书》, 《朱子全书》, 《北溪大全集》, 《传习录》, 《高子遗书》, 《明儒学案》等。
郭湛波, 1997年: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 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 1987年: 《中国文化要义》, 学林出版社。
牟宗三, 1999年: 《心体与性体》(2) , 上海古籍出版社。
徐复观, 2002年: 《徐复观文集》(3) , 李维武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学术经典》, 1996年, 河北教育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05年第11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