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东美提出,原始儒家哲学、原始道家哲学和大乘佛家哲学最能体现中国哲学的价值取向和内在精神。而这三家哲学尽管持论有别,在思想上却有相互贯通之处。正是这些相互贯通之处,构成了中国哲学的“通性”。而“从本身看起来是通性,同其它的思想体系比较起来又构成了特点”,(《
一、“旁通统贯论”
所谓“旁通统贯论”,是说中国哲学把宇宙万物看成“纵之而通、横之而通”的整体。方东美认为,这是中国哲学各家各派在理论上的第一个共同取向。至于如何把宇宙万物看成统而贯之的整体,各家的做法有所不同。方东美论述了儒、道、释三家“旁通统贯论”的不同表现形式。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哲学各家虽然都讲旁通统贯,但“怎么样子贯法”,却各有讲究。
儒家的“旁通统贯论”,就是孔子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这个“道”,方东美说最根本的是“忠恕之道”,即《大学》中所讲的“挈矩之道”。也就是“启发广大的同情心”去看待万物,特别是看待人。人在宇宙中,各有自己所处的位置和角度。如果我们不能依据广大的同情心去理解别人,那就会产生种种偏见。因此儒家的“旁通统贯论”所采取的形式是:“整个的家庭、社会、宇宙都成为广大同情的领域,每个人都能设身处地以各种观点体察各种人在不同境界中的问题,如此使天下之所有境界纵之而通、横之而通,贯穿起来成为统一的系统。”(《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 年版,第27 页) 方东美认为,儒家的“旁通统贯论”基本上是从“人事”的角度来讲的。
道家的“旁通统贯论”,则“不像儒家在这一点上比较平易近人”,即道家不是从“人事”的角度去建立其“旁通统贯论”的。道家要“了解宇宙里面最高的秘密与真相,乃至于最高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对于道家主要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在宇宙论方面的不同,方东美还作了具体分析。他说,老子提出“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其目的是去追求不可言说、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也就是宇宙的最高秘密、最高价值。老子的宇宙论“由无说到有,由有追到无”，“是要将一切表相幻相了解之后再撇开,向内在深处求其真相。”(《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9 页) 所以老子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认为只有将表相、幻相一层层地剥去,才能发现宇宙的最高真理——“道”。可见老子是一心向上,追求宇宙的最后真相、最高价值。庄子同样追求宇宙的最高价值,但是他“多多少少受了儒家的影响,把老子这一个超越的道,再回徼到变化的世界里面来”(《演讲集》,第47 页) 。这里“变化的世界”,指的是现实的世俗世界,它与永恒的超越世界相对应。庄子将老子所提出的超越价值,拉回到现实世界来体验。“所以庄子的这一种道家的思想是在儒家与道家之间想求一个折衷的一条路。”(《演讲集》,第47页) 但不管怎么说,老子和庄子都是在对宇宙最高价值的追求之中,把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这种共同之处,体现了道家“旁通统贯论”的基本形式。
佛家的“旁通统贯论”,是要消除自我的各种执着和偏见,修炼出“内在的精神之光”,然后“投射到宇宙上面,宇宙才变成光天化日,一切黑暗扫除了,一切迷惘、疑惑丢掉了,而在精神之光照耀之下,全盘的宇宙才赤裸裸地把它最后的真相和最高的真理揭示开来”! (《演讲集》,第48 页) 佛家通过修炼,摆脱各种世俗的寻常见解,使自己的精神和宇宙的“最高真相”化为一体,从而将“全盘的宇宙”看成旁通统贯的整体。方东美认为,在这一点上佛家和道家十分相似,那就是都要将精神提升到超越界,把握宇宙的最高价值、最后真相,从这样的精神高度,视宇宙为旁通统贯的整体。方东美曾说,正因为道家的思想“先已在精神上面给它(引者按:指佛家思想) 铺路”,外来的佛家思想才能在中国生根,从而导致了中国大乘佛学的产生。在方东美看来,道家和佛家的“旁通统贯论”都是在对超越界的追求、对宇宙最高价值的追求之中形成的。
儒家、道家、大乘佛家，“这三类哲学都在不同的形式之下,没有把宇宙当作一个孤立的系统, ……要旁通统贯到宇宙各种真相,把宇宙的各种真相显现出来,把人生各方面的意义与价值显现出来! 然后形成一个统一的理论,这就是第一种所谓‘一以贯之’的精神”(《演讲集》,第49 页) ,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第一个“通性”。方东美认为,儒、道、佛诸家的“旁通统贯论”尽管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其实质则完全相同,即:“总是要把多元对立的系统化成完整的一体。”(《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26 页)“总是要说明宇宙,乃至于说明人生,是一个旁通统贯的整体。”(《演讲集》,第45 页) 宇宙是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都处于彼此相因的交感和谐之中。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一贯之道”。
二、“道论”
中国哲学把宇宙理解为旁通统贯的整体,“在一以贯之的形式之下,再去追求它的内容。”(《演讲集》,第49 页) 中国哲学对于宇宙的“根本之道”的追求和探索,叫做“道论”。而“‘道’之一词,虽为诸家通用,堪称共名,然于各系统之中,意指不一”(《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37 页) ,虽然“道”在中国哲学中是个普遍概念、基本范畴,但“道论”的理论内容,在不同的哲学派别那里却有所不同。
(一) 儒家的“三极之道”:儒家“道论”的内容,是“讲天道、地道、人道;用周易的名词即所谓三极之道”。儒家将包罗宇宙万象的“‘一以贯之’之道”析而为三,即:
一曰天之道(又名天道或乾道) ,天道者、乾元也,即原始之创造力,资始万物,复涵盖万物,一举而统摄之,纳于健动创化之宇宙历程之中(易曰:“大哉乾元! 万物资始,乃统天”) ,俾人与天地生命皆能充其量、尽其类、致中和、育万物、位天地,尽性发展,充分实现,臻于最高价值理想之极诣,以完成“继善成性”，“止于至善”之使命。
二曰地之道,地道者、坤元也,乃顺承乾元天道之创造力,而成就之,厚载万物,而持养之,使乾元之创造力得以绵延久大,庚续无穷,蕲向无限圆满之境。(易曰:“坤厚载物,德合无疆,含宏光大,品物咸亨”) 。
三曰人之道,人道者、参元也。夫人居宇宙之中心位置,兼天地之创造性与顺承性,自应深切体会此种精神,从而于整个宇宙生命创进不息生生不已之持续发展历程中,厥尽参赞化育之天职,其特色也,端系乎一种对个人道德价值之崇高感,对天地万有一切内在价值之同与感,并藉性智睿明,洞见万物同根、天地一体之同一感。(《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 第37～38 页)
天道,就是《周易》的乾元所象征的宇宙“大生之德”,即原始的创造力。方东美说《, 易·系辞》所谓“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乃是表明:“乾元就是在宇宙里面一个‘宇宙的创造冲动’(Cosmic Creative impulse) ,一个有广大性的宇宙的创造精神,有一切事物的根源,为一切生命的根底,而以创造的方式把它发泄出来,这用周易的专门名词来说,这天道就是大生之德。”(《演讲集》,第49 页) 可见，“天道”的提出,体现了儒家对于宇宙的创造力的尊崇。
地道,就是《周易》的坤元所象征的宇宙“广生之德”,即孕育万物的能力。《易·系辞》称“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这表明,坤元“是维持生命持续的一个孕育力量,这是创造力量的一个辅助力量,所谓广生之德! 假使宇宙一创造了各种生物,没有这一种资源可以维持它的生命继续存在,这个生命还是要毁灭、死亡,至少是要枯萎”(《演讲集》,第50 页) 。宇宙不仅创造了万物,而且还要让万物得以存在、延续,这就需要以广袤的大地,为万物提供不竭的生存资源。这就是《周易》所说的“广生之德”,亦即儒家所谓“地道”。
人道,就是孟子所说的“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承受了天的创造力和地的孕育力,而人类以外的其它生命虽然可以存在、可以延续,但是“对于生命不能提高它的意义与价值”。惟有人类，“他在意义同价值上面求真善美,把人类的精神价值向上面发展,向上面提升, ……在立体的境界中,表现人生的意义同价值!”(《演讲集》,第50 页) 也就是说,人在精神上面可以而且应该“上下与天地同流”,成为“贯通天与地”的大“人”。这就是人之“道”。
可以看出,方东美所说的儒家“三极之道”,最终落实于“人道”。他说儒家所持的一个基本信念,是“人为万物之灵,人为万物之长”。人凭借昊天之创造力、大地之孕育力,得以生存繁衍,并执着地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实现人生的意义。因此“天道”和“地道”,最终落实于“人道”的实现。人承受天的“大生之德”和地的“广生之德”(统称之,即天地的“生生之德”) ,发扬创进不已的生命精神,追求崇高的价值理想,便是“立人极”。
(二) 道家的“超脱解放之道”:谈及道家哲学的“道论”,方东美首先指出它在价值理想方面与儒家的区别。他说儒家看重“六艺精神”,即“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表明,儒家在价值理想方面所关注的,乃是一种“社会、政治的、和历史的世界;而在这个世界里面所成就的主要价值,是就家庭、社会、国家的制度里面所流行的人类创造出来的价值”(《演讲集》,第51 页) 。儒家把人看成宇宙的中心和主体,把人类社会的价值看成宇宙的最高价值。道家也承认人类社会的价值,但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类社会的价值固然重要,“但是在宇宙里面,并不是最高的绝对价值”,而只是相对的价值。因为“人性的弱点”决定了在一定的社会中流行的价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值理想必然有其缺陷,社会一旦变迁，“流行在一种社会制度里面的价值标准,就表现缺陷出来!”因此,道家不满足于儒家所追求的人类社会的价值系统,不满足于这种相对的、并非最高的价值,而要在儒家所主张的人类社会价值标准之上，“再向上面追求”,不断地“超脱解放向上面寥天一的高度发展”。因此“道家所讲的道,是超脱解放之道”。鉴于这种区别,方东美说儒家哲学讲“本体论( Ontology ) ”,道家哲学则不仅讲本体论,而且还讲“超本体论( Me-ontology) ”。“透过超本体论看出其隐藏一切表相之后的最后真相,这就是道家之道。”(《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30 页)
方东美在将儒、道两家的“道论”进行比较时,说过这样一段话:“道家所讲的道的内容,不像儒家,儒家一方面也有高度,他是下学上达,上达之后,再下来践形,那么一切理想在人类的家庭、社会、国家、国际的秩序里面,或者是在人类世界里面去兑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子兑现,假使从历史这方面看起来,历史的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在一个时代认为最好的精神成就,等到世界再以它的创造过程到达很高的第二种境界时,再回顾原来第一种境界里面所流行的价值,我们不满意,在那上面就要求再进一步向上面超升。所以,历代,尤其从汉代以来,一直到宋代以后,我们认为中国最高的智慧只有儒家,这是很偏狭的一个见解,道家的精神至少可以纠正儒家的弊端。所以讲中国文化只讲儒家而抹杀道家,不是智慧。”(《演讲集》,第53 页) 在方东美看来,儒家所追求的价值最终要落实到人类社会,这种价值就必然要受到时代的限制,而道家则追求不受时代限制的、永恒的“最高价值”,这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方东美说道家精神可以纠正儒家的弊端。
(三) 佛家的“菩提道”:谈到佛家的“道论”,方东美将它分为两种:“束缚道”和“解脱道”。他说就小乘佛学来看,人生无非是“痛苦愚昧的活动,最后是毁灭、死亡这一套苦、惑、灭所构成的一套大轮回”。小乘佛学认为人们今生今世只能被束缚在这套轮回之中,将脱离苦海的希望寄托于来生。这就是“束缚道”。大乘佛学则认为,人在生活中之所以感受精神痛苦和困惑,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人类的‘愚钝’,缺少知识,更没有智慧”。因而大乘佛学教人如何“本着最高的智慧”看待人生,从痛苦和困惑之中解放出来。这就由“束缚道”上升到了“超脱道”,亦即“菩提道”。方东美以释迦牟尼为例,说他未成道时，“只有诅咒世界、罪恶、痛苦、人类、甚至自己。等到他在菩提树下成道之后,将所经历的烦恼、痛苦、罪恶都体会深切,再以智慧提升,便知道这些都不属于自己,所以不再为其沾染,他的智慧使他出离烦恼、罪恶、痛苦, ……所谓‘菩提道’,是将一般人认为真实的世界,用‘缘生法’找出它构成的因缘条件。如果不能超出此种束缚,生命必在烦恼圈中永远不止地轮回;如果能够看穿现实世界生命构成的条件,人类生命如何附着在世上的道理,就不再受这套思想(引者按:指小乘佛教把人生看成‘苦、惑、灭所构成的一套大轮回’的思想) 的束缚, ……如僧肇的《般若无知论》看透一切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而不再受其束缚,看清现实世界只是似是而非的表层世界,这之后才不会再将生命陷入生死苦海,而得以进入自由的精神世界,得到‘真空论’,像老子所谓‘为道日损’的办法,以否定态度看透宇宙一切表相而得到精神上的解放。”(《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31 页) 看透现实人生,但不像小乘佛学那样对现实人生持消极、悲观态度,而是以高度的智慧,勘破“轮回构成的原因及其解放之道”,悟出“人生的理想和价值”,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解放。这就是方东美所说的大乘佛家的“解脱道”,亦即“菩提道”。他认为,在对于最高理想境界的追求方面,中国大乘佛家的“道论”所显示的哲学智慧,可以与道家的“道论”等量齐观。“在佛学上面我们中国接受印度来的思想,不仅仅局限在小乘佛教里面,而把小乘佛教提高到哲学上面极高的智慧,甚至可同道家的智慧平衡。如此,我们才能了解佛家所讲的道,就是‘菩提道’。”(《演讲集》,第54 页) 也就是说,理解了中国大乘佛家的“解脱道”,才能真正理解佛家“道论”中的哲学智慧。
对于“道”,儒、道、佛三家各有说法。唯其如此,方东美又将“道论”称之为“殊异道论”,以表明三家“道论”内容的区别。但他认为,中国哲学诸家都追求宇宙人生的根本之“道”,诸家哲学理论的基本内容,都是关于“道”的探索和阐发,则是共同的。所以他提出，“道论”是中国哲学的第二个“通性与特点”。
三、“人格超升论”
方东美说,中国哲学诸家的“旁通统贯论”和“各种不同的道论”,最终“都是要把世界提升到理想的存在平面,人生要配合这个理想的世界,要从人类现实的知能才性培养出来美的人格、善的人格、真诚的人格,这样产生‘理想化与圆满无缺的人格’(idealized personality , integrity of human personality ) ”(《演讲集》,第72 页) 。这是中国哲学的又一个“通性与特点”,即“人格超升论”,或曰“个人品格崇高论”。
在如何看待“个人”的问题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具有不同的着眼点。方东美说:“作为个人而言,人性本质及其功能在哲学中乃一争议主题,聚讼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39～40 页) 对此,西方哲学中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贬低人性,例如基督教哲学认为“人性悉有原罪”,其结果是导致人的“自我贬抑,自我否定,甚至自我毁灭”。另一种是抬高人性,例如近代西方哲学认为“个人为自然演进之颠峰”,人是宇宙万物至高无上的主宰,其结果是导致人的“自我崇高,自我赞美”,乃至流于狂妄自负。中国哲学与这两种极端的倾向不同。“其论个人,恒兼顾其可观察之现实性(实然) 与理想化之可能性(应然) 两方面着眼。由现实至可能,其间原有一种极细密之自我实现历程,一种极艰苦之自我修为功夫,以及全幅自我实现之道。”(《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40 页) 中国哲学着眼于人性的“实然状态”与“应然状态”之间的差别,致力于将人的德性、品格从实然状态提升到应然状态。这方面的内容,构成了中国哲学的“人格超升论”。
这种人格超升,在儒家那里表现为如下的途径:常人—士—贤—圣—大圣。儒家追求圣贤理想,认为人应该不断地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朝着“大圣”的目标攀登。尽管并非人人都可以达到这种境界,但人人都应该在精神上确定这个目标,并且在行动中为此而努力。原始儒家的这种精神,后来被宋明新儒家所继承和发扬。宋儒从周敦颐开始,就主张“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大讲“圣者气象”。这正是继承了原始儒家“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的人格理想。道家所说的人格超升,则是指朝着“博大真人”的理想境界提升自己的人格。这种“博大真人”,就是《庄子·天下》篇所赞叹的:“古之人其备乎!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道家所谓“不离于宗”,就是指向着“天人、至人、神人、圣人”的境界提升自己的人格。至于佛家讲的人格超升,则有一个预设,那就是认为“现实的人是一个颠倒的人、愚昧的人”。因此佛家提出,人须得不断地“自我解放”,脱去尘世的重重束缚,历经《华严经·十地品》所说的种种境界,方能“超凡入圣”,成为菩萨、阿罗汉、大菩萨,然后再成佛。“如此把人性发挥到一个最高的最光明的精神阶段,变作佛性。”(《演讲集》,第72 页)
这表明,儒家、道家、佛家都主张把人性从现实的境界提升到理想的境界。方东美说∶“就儒家、道家、佛家乃至于新儒家来看,人生活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塔形的组织。”(《演讲集》,第65 页)“个人”生命的价值,便在于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生命精神,追求人格上更高的层次。中国哲学诸家都主张人在现有的知能才性的基础上,努力培养真诚的人格、善的人格、美的人格,即“理想化与圆满无缺的人格”。这种理想化的人格,就是儒家所谓“圣人”、道家所谓“至人”、佛家所谓“觉者”。在这三家看来,人的一生就是向着这种理想人格层层上跻、不断超升的过程。在这方面,三家的致思趋向是一致的。
同时,方东美也指出儒、道、佛三家的“人格超升论”在价值取向上有所不同。他说这三家所共同追求的人格,可以说是一种“先知、诗人、圣贤”三重复合的人格,而“这三重复合的人格,有时有单向发展”。就儒家而论,从原始儒家直到宋明新儒家，“儒家真正的精神集中在圣人这一方面。”而且,儒家的圣贤理想要体现在现实人生。“他的圣者气象要在身体力行中表现哲学的智慧。因此儒家的生命焦点集中现在世界的阶段! 他的圣者气象属于现在的世界这一个阶段。”(《演讲集》,第77 页) 可见,儒家的人格精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51神侧重于“圣贤”。就道家而论，“他是艺术的才情多过圣者气象。”对于现实世界,道家有很多地方“看不惯”。按照道家的价值标准,对于看不惯的东西“可以掉头不顾”,而凭借诗人的“奔放的想象力”,在精神上陶醉于“过去梦呓的时代”和“未来可能的境界”。因此,道家是“more a poet than a sage ”。可见,道家的人格精神侧重于“诗人”。就佛家而论,为了让世人在精神上走出尘世烦恼、困惑的泥淖,佛家不仅讲“缘生论”,讲“轮回说”、“业障说”,而且还“从事反轮回,在精神上求解脱,找到精神出路”,凭借其宗教家的先知,为世人指点出精神上的光明未来。因此,佛家是“more a prophet than a mere poet or a sage ”。可见,佛家的人格精神侧重于“先知”。
但方东美强调,尽管诸家的人格精神各有侧重,而追求人格超升则是共同目标。他说:“就儒家言,主张‘立人极’,视个人应当卓然自立于天壤间,而不断地、无止境地追求自我实现;就道家言,个人应当追求永恒之逍遥与超放;就佛家言,个人应当不断地求净化、求超越、求解脱,直至各派所企仰之人格理想在道德、懿美、宗教三方面之修养俱能到达圆满无缺之境界为止。”(《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50 页) 三家的理想人格精神虽然各有侧重,但三家都追求圆满的人格境界。方东美说,苏格拉底曾称赞伊索格拉底“其人有哲学”,就中国哲学而论,我们可以反过来说“其哲学体系中有人”。而中国哲学对于“人”的关注,归根结底是关注人格精神的提高、超升。因此,“了解中国哲学一定要透视那一个哲学系统后面所隐藏的精神人格,把它呼之欲出! 就一个人格的精神来看学说的内容,这是中国哲学思想上面的一个特点。”(《演讲集》,第77 页) 方东美视此为中国哲学的第三个“通性与特点”。
方东美提出中国哲学的这三条通性与特点,目的在于说明∶“在中国哲学上面,随便哪一派都是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演讲集》,第104 页) 他所谓“旁通统贯论”,说的是以生命价值为中心的旁通统贯;所谓“道论”,说的是人类的价值理想实现之“道”;所谓“人格超升论”,说的是个人的人格如何不断地提升到更高的价值境界。他所提出的每一条,都与“价值”观念紧密相连。可见方东美关于中国哲学通性与特点的阐述,归结起来反映了他的一个基本观念∶中国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哲学”,更准确地说,是以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的哲学。
在方东美看来,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以生命为中心的本体论”。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生命”,以其生生不息的本性,创造、孕育着天地万物。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以其创进不已的生命精神,参赞着宇宙的创化。在这创化过程之中,世界不断地“超化”而更臻美好,人类不断地“超升”而更臻高尚。这种超升,是人的生命精神——亦即人格精神——无止境地向上提升的过程。生命精神不断地超越各种相对价值而蕲向更高的价值理想,就是人格的超升。方东美认为,就中国哲学的主流——儒家、道家、大乘佛家——来说,这种对价值理想的追求,不以贬抑、否定现实人生为前提。中国哲学诸家,其学说虽有歧异,却都是将宇宙视为生命大化流行的旁通统贯整体,而探求其中的真善美价值意涵,“把宇宙的各种真相显现出来,把人生各方面的意义与价值显现出来”。中国哲学总是致力于阐明:任何个人,均应当于现实生活之中不懈地追求更高的价值理想,实现生命精神的“内在超越”。由此可见,中国哲学是一种“价值学的理想主义”,是一种以人的生命的精神价值为中心的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此种价值取向,方东美持全盘肯定和热烈赞扬的态度,而不去分析这种价值取向的偏颇之处,未能看到(或者说不愿看到) 并指出这种价值取向亦有其弊端。但方东美的论述作为对于中国哲学基本精神的一种阐释,尤其是其中对于中国哲学基本价值取向的理解,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
（原载《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2 期。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