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与非国有资本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人认为中国大陆资本必然产生雇佣关系，因此阶级斗争将成为社会主要矛盾。一些研究者将“阶层结构”作为中国的主导性社会结构。本文遵循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的分析范式，认为历史上简单的资本形态生成的是阶级对立的板块社会结构，而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当代资本新形态将会逐渐消融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出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这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
马克思《资本论》指出，资本在追求自身价值扩张的过程中生成了现代社会结构。资本扩张必须吸收三种“自然力”：劳动力（人力资源）；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社会劳动的自然力”（协作与分工等劳动关系中所蕴含的生产力）。资本吸收自然力转化为不断扩张的社会物质生产系统和物质财富，同时也制造出社会各个层面的冲突与危机，成为现代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资本对人的“自然力”（人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产生过剩的贫困化人口，减少市场的有效需求，由此形成经济危机与社会冲突；资本对自然界的“自然力”(自然资源)的无止境消耗形成生态危机；资本对“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社会关系）的无止境开发使人沦为“单面人”，产生人的发展危机。由此构成资本扩张悖论，进而演变为社会冲突。这些冲突在不同条件下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从而生成不同的社会结构。
在生产关系相对简单的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社会资本由各个相互竞争的独立资本所组成，这是最简单的资本形态，它形成了资本家与无产者之间的对立。资本扩张过程不断将一切其他社会力量都归并到这两大阶级的社会经济政治版图中，生成一个以阶级斗争为社会结构主轴的时代，形成了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抗为轴心的板块式冲突结构。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经历了重重磨难的国际资本要寻求新的扩张路径，不得不寻求新的形态。这些形态不断消解着以阶级斗争为轴心的简单的社会板块结构：
无产阶级贫困化导致社会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其结果危害包括资本家在内的全社会。资本家集团出于其“集体理性”而限制单个资本竞争行为，使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分配到了部分剩余价值。而资本的扩张本性使垄断资本通过股市重新吸收分散的小额资金，置于其支配、操纵与盘剥之下。由此形成了资本新形态——“大众资本”，产生了由垄断资本所操控的资本市场结构。劳动者既被卷入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也被卷入资本市场中的冲突，分散并弱化了社会冲突能量。
资本运行需要公用设施和公共环境，它们构成全社会资本运行所需要的公用资本。生产公共产品，既能消化过剩资本，又能通过建立社会公共领域形成社会冲突的缓解地带。
科技发展提高了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巨大的就业竞争压力迫使社会成员将其分配到的劳动价值转化为人力资本，它要求参与剩余价值分配，使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冲突部分地被消解。
资本扩张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所形成的社会冲突结构，导致了错综复杂的冲突网结构。同时，跨国资本在全球投资所形成的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消解着板块式国际冲突的能量。部分对抗资本扩张的冲突力量游离于国际社会之外，成为一种不受国家控制的国际恐怖主义力量。
以上资本新形态消解板块式社会结构，但资本逻辑并没有消解，它在各个领域中生成新的冲突：职业市场冲突、产权市场冲突、资本市场冲突、产品市场冲突、公共领域冲突，以及民族文化冲突、种族冲突等等。资本逻辑每时每刻都在获得新的表现形式：一方面，资本新形态消融着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另一方面，资本强势者会操纵各个领域，通过这些冲突场使各种资本集中到自己手中。现代社会结构处于两种相逆的发展趋势的博弈之中，其结果则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资本新形态在消解以阶级对立为轴心的板块结构的同时，资本强势者也会千方百计操纵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产权市场与公共资源环境领域。如果公共权力与这些资本相结合，便会形成“资本怪胎”，产生两极分化的阶级结构。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只是资本逻辑局部失控的表现，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真正发展方向。现代中国处于两种社会结构模式的冲突与博弈之中。有些学者简单地以职业为基础划分出“中国十大阶层”。然而大量社会冲突问题无法纳入到“阶层论”模型中，如环境问题冲突、土地与产权问题上的冲突、消费者与厂商的冲突等等。这不仅于理论无据，而且人为制造社会疏离，于社会无益。
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资本逻辑将会通过各种新形态使界限分明的“阶级阶层结构”消解，生成层层嵌套的新型“复杂性网络结构”，社会矛盾不再尖锐地表现为社会集团分裂，而是纵横交错地表现在资本新形态的各种冲突场——职业市场、产品市场、资本市场、资源与环境领域等等之中。因此，当代中国不能奉行“阶级与阶层”的分析范式，而应当坚持社会主义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使这些冲突得到制度化解决方式，努力创造“复杂性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条件。这就要求我们既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巨大动力作用，又防止垄断资本对各种冲突场的操纵，用社会主义价值观规范和协调产品市场、资本市场、土地等资源市场、生态环境领域的复杂的利益冲突，将各种资本力量纳入到有利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轨道；在各种冲突场中，使政策的天平倾向于缺乏资本力量的弱势方（并非“弱势阶层”，如消费者等），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通过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培育农村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等等，使资本力量的弱势方补偿性地获得新资本形态。实现社会公平，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
（摘自《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