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以实证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哲学，看起来是对立的。然而，恰恰这一对“冤家”之间构成了一种思想与学术上的关联。马克思主义传统已经转化为社会哲学的资源，并成为经典社会哲学最重要的部分，且持续地影响着现代社会哲学尤其是社会理论。另一方面，社会哲学也深深地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证科学追求，到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倾向，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以及科学主义路向，都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传统对社会哲学的应对、吸纳与批判，以确保和重构自身独特的解放政治及其现代性批判旨趣。就此而言，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引入社会哲学视角，恰恰是再现、丰富和反思马克思主义史的应有视域。本文仅作粗线条的梳理，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中的社会哲学状况
就道统而言，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哲学是异质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传统本身是批判和扬弃社会哲学的结果。社会哲学乃是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相汇合的理论表达，是实证主义及社会进化论的学科表现形式。十九世纪的知识界乃是“实证科学”的天下，科学的含义就是“实证科学”。即使以思辨为特征的黑格尔哲学也自称是最符合实证科学要求的，甚至称自己的哲学体系是“科学的科学”。马克思本人也十分推崇实证科学并称自己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为“人的科学”，马克思是在对自然科学以及工业的积极理解的基础上提出总体科学的。“全部历史都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的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1]这里，“一门科学”仍然包含着当时科学理性时代雄心勃勃的学科建构。只不过马克思确定地把这样的科学看成是“历史科学”或“人的科学”，而不是如孔德那样的实证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有一段删去了的文字，提示马克思所要求的“历史科学”：“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2]，这里的历史科学既区别于黑格尔的唯心史观，也区别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前一方面通常已受到重视，后一方面则常常被忽视。然而，当马克思把自己创立的作为历史科学的唯物史观明确地看成是“真正的实证科学”时，他与实证主义的社会学的原则区别立即呈现出来。后来，恩格斯明确地把唯物史观称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称唯物史观为“历史科学”。这些说法显然巩固了作为实证科学的唯物史观。马克思肯定实证科学，但明确反对和批判实证主义，具体表现在对国民经济学及其自由主义政治本质的坚定批判。
对马克思而言，基于唯物史观展开的社会政治学说，远远优越于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哲学。马克思称之为“一门科学”即“一门唯一的科学”，已经隐含着要求舍弃实证主义的社会哲学。恩格斯将历史唯物主义看成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以区别于费尔巴哈以“抽象的人”为基础的“新宗教”[3]。而且，恩格斯提出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其中“自己的科学”的建构任务即由唯物史观所承接，从而“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4]马克思后40年倾其全力而研究撰写的《资本论》，尽管渗透着实证科学与实证方法，但绝不是实证哲学，正如《资本论》绝不是资本论主义的辩护而一定是其批判。对马克思而言，“社会”是从属于其唯物史观中的“历史”的，批判的并且是变革的历史观是其社会观的前提，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同实证主义的原则区别。这是唯物史观超越社会进化论的关键所在。在这方面，吉登斯说得对：“如果马克思不把整个历史过程看做是一种革命性变迁的话，那么，这种一般性观念还是具有完全实证的意义。”[5]马克思显然超越了实证主义社会哲学传统，进而以唯物史观从总体上统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传统同实证主义存在着政治原则上的不相容。因此，当发现第二国际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引入实证主义时，恩格斯马上给予迎头痛击，甚至承认马克思与他先前有关唯物史观的表述中“强调经济方面过头了”。列宁则干脆直接称唯物史观为“科学的社会学”、“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以及“社会科学的唯一科学方法”。而在苏联社会科学体系建构中，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代替整个社会科学，进而演变成代替乃至于取消社会学、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等具体学科，或弱化如史学、政治学的学科色彩。应当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社会科学建设，因受苏联模式的主导，也大体走着同一条路。由此，政治上的分野演变成学科及学术上的排斥及打击。这是至今仍然需要进行深入反思的，并非只是历史的旧账。因为在今天的学科建设以及研究传统中，唯物史观仿佛是可以完全从具体的社会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中单独提出来的抽象方法，人们似乎可以完全不懂得任何一门具体的社会科学就可以直接研究唯物史观，这种凭空式的学科模式实际上也架空了唯物史观。与此同时，长期形成的理论压迫以及学科怨怼，使具体社会科学渐渐形成了舍弃唯物史观、甚至悬置一切理论探究，公然把社会学科变成实证主义大本营，画地为牢。
今日提出马克思主义史研究的社会哲学视角，必然要求突破上述学科分野。
二、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何以引入经典社会理论资源
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矛盾激化的结果。从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到德国式的国民经济学传统，从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特别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思潮，连同青年黑格尔派及费尔巴哈的激进的宗教批判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古典自由主义、改良主义乃至于保守主义。马克思则抓住了最本质的矛盾，即在现代工商业兴起过程中日益严峻的劳资矛盾及其贫富两极分化，必然导致激进的社会革命，其逻辑是实践批判即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共产主义行动而不是实证主义式的社会改良。通过把市民社会创造性地理解为物质生产资料的总和并实践地考察、描述和批判社会历史过程，马克思形成了唯物史观，进而也建构了基以社会革命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旨的社会理论。实证主义主张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则反对改良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兴起时即已置入的区别，在随后不断巩固，并在《共产党宣言》达到顶点。马克思主义与生俱来的政治批判立场在随后也遭遇到特别在英国复兴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及其实证主义的质疑，并且连同实证主义在法国及德国的复兴，给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极大的挑战(此后第二国际的实证主义取向显然有“外部”的原因)。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断定，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不再可能在法国和德国发生，但可能会在工商业较为发达的英国以及北美发生。然而，英国及北美并没有发生革命。英国在1851年进入盛期维多利亚时代，此后步入日不落帝国时代。这一时代的思想英雄是集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以及英国实证主义大师于一身的斯宾塞。在马克思激进政治视野里，先进的工商业革命遭遇资本主义私有制，一定会导致社会革命，其历史方向则是人类的真正解放，而在斯宾塞那里，同样是基于人类解放的现实目标，先进的工商业文明一定会使资本主义做大做强，然后通过国家与社会双重建设，推进社会的改良与进步，斯宾塞所凭藉的哲学基础，依然是启蒙理性所强调的人类进步。斯宾塞再次复兴了实证主义，同时也复兴了保守主义，与此同时，政治经济学传统再次复活。其实就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1848年，约翰·穆勒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原理》，此著的附标题即“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运用”，穆勒自己在“序言”中说政治经济学是同社会哲学的很多其他分支不可分离地纠缠在一起的。这部著作被誉为“现代国富论”，主要突出了在当时社会哲学特别注重的公共福利方面。对此，陈岱孙先生作过精彩的评价：“穆勒在写本书时力图把经济学从李嘉图以次的英国经济家们的教条精神中拯救出来；在经济学理论分析中注入大量的对人类福利的关注和容忍的精神，从而对他先前所服膺的边沁的功利主义和以之为社会哲学基础的李嘉图经济学，作了修正。这一立场部分是受浪漫主义者的影响，但更多地源于英法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原理》是在这一转变之后的产物。”[6]实际上，此著本身即是面对当时社会主义运动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挑战的产物。对福利的关注表明穆勒已经开始超越古典自由主义。此后马克思倾其余生撰写《资本论》，而自由主义传统也在形成“自我超越”，直到格林明确提出新自由主义。
这里，很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史研究中补上经典社会理论的“课”。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成就了经典社会理论之一种，即批判的社会理论。经典的社会批判理论之形成，固然是马克思的首创之功，也在于法兰克福学派之发扬光大，同时还在于这一传统与经典社会理论的另两种形式的对话，即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社会理论与以韦伯为代表的解释性的社会理论传统。
涂尔干沿袭了圣西门及孔德的启蒙思想，也肯定了斯宾塞的工业主义，而其近代理论资源，则是卢梭与孟德斯鸠。涂尔干重视的依然是唯物史观所扬弃的启蒙传统，是为科学社会主义所克服的空想社会主义或早期社会主义。换句话说，是马克思主义传统之后社会哲学中启蒙传统的复兴。与此同时，涂尔干又受到当时德国社会思想家如舍夫勒、利林费尔德等的影响。涂尔干并不满意于当时法国社会哲学的滞缓，以至于抱怨“起源于法国的社会学越来越成为一门具有德国色彩的科学了”[7]。构成其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实证主义色彩甚浓的社会事实，而不是马克思的批判性的社会存在概念，社会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社会分工，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或功能不是激进的社会革命，而是社会转型。在马克思的激烈批判(政治与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涂尔干在社会哲学传统中复兴了实证主义，甚至于基于实证主义建构起了“道德生活科学”——既是对斯密、边沁从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展开的道德学说的回应，也是对唯物史观把道德问题观念上层建筑化的批判。涂尔干对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的批判，乃实证主义传统中克服古典自由主义的结果，看起来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有关古典自由主义批判的再一次回应。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走向马克思及其科学社会主义主义，恰恰相反，是实证主义传统的回复与发展，其社会结构学说依然回到了实证主义传统的社会进化论及其社会有机体思想，发展的方面则是奠定了后来成为英美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关于结构功能主义对功利主义的超越，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得到学理层面深入的研究。涂尔干有关社会主义的研究是从属于其整体的实证社会学方案的，因而他说“我们将要进行的社会主义研究，与我们做的有关自杀、家庭、婚姻、犯罪、惩罚、义务以及宗教的研究都是同样类型的研究”[8]。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主要功能表现在经济方面。“我们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每一种学说，都要求所有经济功能，或其中的某些功能(目前这些功能依然是分散的)与带有指导性的和有意识的社会核心建立联系”[9]，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中因不断批判无政府主义最后导致过度强化国家的经济功能提出了批判。吉登斯是如此理解涂尔干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社会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是，不仅生产应该集体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且国家的角色也应该是完全经济性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对经济的安排或管理是国家的基本任务。”[10]
涂尔干显然是在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因对无政府主义的清洗，从而过度强化了国家的经济功能。与此同时，因为不能把社会主义限定在经济方面而扩张到一切社会领域，进而导致激进的同时也是破坏性的社会变革运动。“社会主义几乎不可能在一个有限的社会领域中划出界限来，可是，理论家们却充满热情地去追求他们达到这一界限的思想的结果，继而超出了纯粹的经济领域。这样一来，那些个人的改革方案并不会平稳地融入到体系中。”[11]涂尔干清理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并把社会主义看成是改良主义与实证主义的一种方式。由此，涂尔干还要求把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区分开，因为共产主义是各个历史时代都存在的现象，这样一来也就否定了马克思有关共产主义将只是属于未来社会的构想。涂尔干批判社会主义过度地集中国家的经济功能，因为在当时社会主义理论中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强调用国家机器消灭国家机器，与此同时强调国家统筹整个经济生产功能——这一观点后来逐渐演变为臭名昭著的国家社会主义。但委实说来，涂尔干所批判的这种社会主义并不符合马克思社会主义的论说。在马克思那里，正如其基点是对黑格尔国家观的批判，国家的功能无论从现实还是从历史的方向都是受一个自觉建构的积极社会所制约的。实际上，涂尔干的论说更多地受到了当时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因为对新自由主义依然保留的个人主义及功利主义不满，他才诉诸马克思之前的社会主义资源，并把问题本身切入他终生关切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社会转型及其社会稳定的创造性分析。根本的问题或许在于，当涂尔干试图通过社会本身的建构解决经济政治问题时，他与马克思所强调的社会观及其社会建构，包括与新自由主义有关社会的积极理解之间，倒是共享着一种正在发展的社会现实，其向社会主义提出的问题，更本质地属于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时代课题。
挑战在更大程度上来自于韦伯。这位看上去比涂尔干更“懂”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家向唯物史观提出了强有力的质疑。韦伯反对仅仅从经济基础方面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他把重点放到新教伦理，进而从不同的宗教传统及其文明类型解释不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及其可能性。韦伯反对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构成韦伯社会学的基础概念是社会行动，这是一个具有描述和解释双重功能的概念，社会行动意味着形成具有实践意义的社会关系，它不是像马克思社会存在那样具有总体性特别是历史总体性、也不像涂尔干的社会事实那样是基于实证主义立场。韦伯认同新康德主义，这意味着其方法即使不是反实证主义的，也是非实证主义的。事实上他称自己的方法是解释性的社会研究方法。他要求将社会研究的意图与实际后果区分开来，甚至于针对性地批判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人道主义悖论及其制度腐败。韦伯确定的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影响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传统，当然也向具有明确政治价值立场的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质疑。
当然有理由指责韦伯误解了唯物史观。正如吉登斯所说：“当韦伯使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术语时，所指的往往是出版于19世纪90年代、奉马克思为鼻祖的大量学术著作。这些著作有时表述的观点被韦伯认为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庸俗化，或者是对韦伯所认定的马克思思想的主要原则的显著背离。”[12]但当时历史唯物主义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那里就是经济决定论，恩格斯对此就留下过批评和检讨[13]。从经济决定论表述唯物史观，确也是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的基本做法。根本的问题则在于，正是从经济活动及其社会结构入手阐述历史问题，才使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本质地区分开来。从另一个意义上讲，19世纪下叶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经济决定论已成为同样复杂的社会政治思潮中的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的理论标志——韦伯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包括后来其他一些自由主义思想家对唯物史观的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对唯物史观显然发生了一种思想史上的定位作用。唯物史观命运般地被处理为经济决定论。
从其政治取向上看，韦伯的解释学社会哲学方法，意味着保守主义取代激进政治思潮，直接走向德国思想的前台。在这里，因为回应了正逐渐成为现实的民族主义，并为此前处于焦虑状态的历史主义确立了相应的制度框架及其宗教社会学理据，韦伯不仅为保守主义正名，而且为其提供了优越于自由主义的理据。这同1848年的德国革命以及此后的后革命氛围，尤其与德国民族主义的兴起直接相关。这也意味着从马克思到韦伯思想的某种过渡。
“1848年发生的事件表现了马克思与韦伯之间的直接历史联系。对于马克思来说，事件的结果使他流亡英国，并且在思想上认清了具体阐明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的‘运动规律’的重要性。在德国，1848年的失败显示了自由主义政治的不合时宜性，相反倒使俾斯麦的强权统治获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功，这是韦伯整个思想形成的重要背景。”[14]吉登斯的这一分析清晰地再现了1848年之后德国思想主流何以从刚刚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激进左翼思想向民族主义的转变，进而进入到以韦伯为代表的思想世界。这里马克思所谓“与资产阶级的联合”依然只是手段与策略，而不是目的，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真正把无产阶级自身的历史使命“收藏”起来。在这个意义上，拉萨尔倒只是马克思主义史上的一个容易搬掉的障碍。反倒是来自于理论对手(如新老自由主义及其保守主义的挑战)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持续课题。
在某种程度上，韦伯试图完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覆盖。他充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给出了新的解释方案与理论结构。其理想型以及文明比较方法中已经包含有经济分析的维度，但只是其多种研究方法中的一种。其用阶级、地位与国家三维为社会结构的主体，也克服了马克思“单一”的阶级分析法的“局限”。他建立了一个以物化理论为核心的现代性分析框架，在那里，不仅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历史异化的产物，而且，连同工商业、资本主义文明以及科层制本身，都是人类永远也不可能摆脱的“铁笼”。这种彻底的历史悲观主义实际上破解了唯物史观建构的人类解放叙述，也“瓦解”了自启蒙以来就确立起来并在马克思那里依然延续着的历史进步观。在这一意义上，韦伯又不同于新康德主义而与存在主义同类(甚至是存在主义的一个开端)，在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中，则是历史主义的再次复活，只不过这一次复活彻底地暴露了历史主义宿命论与神秘主义本质。
展开马克思主义与经典社会理论的批判性互动的研究，大有可为。实际上，这一批判性互动，本身就是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理基础。比如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同韦伯即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同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直接文本联系并不大。卢卡奇同《巴黎手稿》思想的契合是一种巧合。这一巧合映衬着伟大思想家的惊人一致，但同时也暴露了《巴黎手稿》本身的局限性。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社会理论家同第二国际分享着当时实证主义以及保守主义的复兴。因此，现代理论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其激进左翼理论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以及各种重建或重述的努力，卢卡奇、萨特、哈贝马斯、福科、吉登斯、哈维以及鲍德里亚，其学理渊源都少不了经典社会理论这一环节。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开拓的社会哲学传统
毋庸置疑，西方马克思主义开辟了社会批判理论传统。首先，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柯尔施以及葛兰西对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实践哲学的发掘，进一步巩固了马克思主义对实证主义的批判。这当然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黑格尔主义的复兴，表现为总体性的突显。在强调总体性的方面，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分享了列宁主义传统，并与现代西方实证主义占主流的社会学传统(结构功能主义)分庭抗礼。卢卡奇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到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科学，而只有一门唯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15]其次，在第二国际之后，同时也是对第三国际人道主义问题的反思，西方马克思主义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解放政治与激进政治确定了新的方向，这即是社会文化批判。把文化与社会领域而不是经济与生产领域看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导领域，这从客观上强化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批判层面，并使马克思主义的学科类型更加接近于社会理论而不是经济学。
将马克思主义拓展为社会批判理论，应归功于法兰克福学派的贡献。法兰克福社会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格律恩堡致力的工作是编纂《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文库》，这是一个历史向度的研究，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将马克思主义改造成社会批判理论，转向文化与意识形态批判。这一转变的确是问题意识突显的结果，但同时也是先前的马克思主义史开放自身并切入现代性社会与文化问题的结果。
68运动接受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指导，但同时也向法兰克福学派提出了难题。正是这场运动改变了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并且改变了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学生运动乃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实践方式。但运动似乎要同时消灭学派本身——阿多诺之不满于68运动有其苦衷。68运动怀有本质上的“轼父”情结。当然，68运动也是存在主义的表现空间。站在学生运动最前列的萨特发现自己是亲近马克思主义的，但他实际上是将个人主义亦或就是无政府主义推向了极端，由此导致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向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转变。阿尔都塞、列斐伏尔见证并推进了这场转变(更多的激进左翼理论家仍然为这场转变所焦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传统上，这是一次重大的转变。阿尔都塞及列斐伏尔对人道主义的批判所带来的是对《资本论》的社会资源的开掘，政治经济学批判被实质性地解读为批判性的社会理论，一种不再拒斥具体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维度，而是在具体的、空间的并且同实证科学展开平等对话的新的激进左翼社会学理论。至于法兰克福学派则并未转向法国式的结构主义，而是转向哈贝马斯的以交往语用学为核心的交换行为理论，然而，在这一转变中，整个社会批判理论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基础已不复存在。
68运动的精神实质在于：受存在主义鼓舞的青年学生向越来越蕴含着社会建构取向的法兰克福学派本身的挑战，批判的武器变成了对武器的批判，武器本身也失去了对人的武装，并且改装为不伦不类(不“左”不“右”亦非中立)的话语工具，实践的社会批判蜕化为服从于商谈伦理原则的社会行动理论，社会性本身也消散于诸多话语政治，并遁入“后”字头的文化体验活动中。
68运动的确改变了社会批判传统。此后，在后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展开的社会政治分析，更像是在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中扬弃掉的道德伦理维度的蓄意的再现。而科耶夫在保守主义取向下对黑格尔主奴辩证法的夸大其辞的解读，也成为今日后马克思主义津津乐道的“学术资源”不再重思解放政治，或者把基于激进实践的社会批判处理成服从于民粹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大众情绪，然后又在这种情绪上贴上诸如“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标签，聊作反抗意见，其实无益于展开对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政治批判。后马克思主义在解放政治问题上的“穷途末路”，在很大程度上断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问题。
上述梳理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源而展开的。至于国内学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依然还处于起步阶段，同当今正处于社会学的社会实践很不相称。正如本文开头所说，这一视角之容易引来非议，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究其实，本文无意于引导对西方本领域研究的细密梳理(尽管十分必要)，而是受其启示(包括批判性分析)，进而富于成效且创造性的展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背景下的社会哲学研究。也愿以此与同道诸友共勉。
（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3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