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描述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范畴。它是一个由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以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为基础、以人的社会实践和“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发展理论。不断深化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研究，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生成
把社会比做一个活的有机体自古有之。早在希腊时代，希腊人以“有机体”或“生物”的观点来解释宇宙。[1]167到了近代，康德较早从自然属性对有机体进行了定义：“一个有机的自然产物乃是一个产物，其中所有一切部分都是交互为目的与手段的。”[2]黑格尔则把有机体作为一个根本原则应用于各个领域特别是国家范畴的分析上。他说，国家是机体，“机体的本性是这样的：如果所有部分不趋于同一，如果其中一部分闹独立，全部必至崩溃”[3]。而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在19世纪初也初步提出了社会有机体思想。圣西门死后，他的门徒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中明确提出“社会是一种有机整体”，并要求分析“社会这个统一集体的各个器官”。[4]曾经做过圣西门秘书的孔德第一次将有机体概念应用于社会学领域，他把社会与生物学中的“个体有机体”进行比较，认为社会同其他生命有机体一样，各个部分之间必然是协调一致的，从而构成一个和谐、团结的整体。在他看来，社会愈发展，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谐与团结——就愈益显著。[1]154他把社会有机体分解成家庭、阶级或种族以及城市和社区，其中家庭是社会真正的要素或细胞，阶级或种族是社会的组织，城市和社区是社会的器官。他反对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其整体大于其各个部分之和，任何部分都是相互联系的，并且只有在社会统一体内才可以被认识。尔后，斯宾塞则进一步论证了生物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的同一性和异质性。他认为，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由其各个部分组成，并在相互依赖、相互联系的基础上生存和进化。而且社会有机体的进化是从量的增长开始的，随着量的增长，社会有机体会发生整体的结构进化、功能分化和相互依赖的增加。量的增长是社会有机体由小到大的规模变化，在社会有机体规模变化的同时，出现结构的进化，社会组织由简单到复杂。[5]马克思克服了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唯心主义和孔德、斯宾塞的机械性等缺陷，从人类社会的整体性生成角度把社会有机体理论奠基于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基础上，从而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为社会有机体理论指明唯一科学的方向。马克思在1842年《评奥格斯堡〈总汇报〉第335号和第336号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的文章》中，从“有生命的有机体”到“国家生活的有机体”，区别了有机体不同于无机体的本质特征。[6]333-334后来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又提出了“社会机体”的概念，强调“谁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构筑某种思想体系的大厦，谁就把社会体系的各个环节割裂开来，就是把社会的各个环节变成同等数量的依次出现的单个社会。其实，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6]143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具体描绘了一幅社会有机体结构和功能的发展图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32-33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再次明确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102这一结论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总体研究的思想结晶。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有机体的全面分析，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不可调和性，从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二、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基本内涵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一个结构严谨、博大精深的社会发展理论。其基本内涵有：
1.社会有机体是由多种社会要素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有机统一整体。马克思认为，任何社会有机体都是一个严密的自组织系统，是各种社会要素按照一定次序建立起来的复杂的有机整体。首先，社会作为一个庞大的复杂的有机系统，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在马克思看来，构成社会有机体的要素很多，但最基本的要素是自然环境与人。这里的自然环境是指进入人类社会的那部分自然界，而人是指介入社会关系的人、社会化的人、能动的人。在自然环境与人的构成要素中，又体现为两种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有其自然属性。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67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抽象的、被动的，人通过自己能动的活动改造自然，使自然人化，从而使人自身的能力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不断改变。二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物质生产活动的推进，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多层次、多向度地展开，从简单到复杂、从直接到间接、从局部到整体，形成有层次的严密的有机系统。在上述这两种要素和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前提。它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构成各种各样的关系，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要素之间决定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等都是从上述两种要素与关系中分化、派生和发展起来的，从而形成复杂的社会有机整体。其次，社会作为活的机体，不是由各种构成要素机械地结合起来的，而是按照一定次序建立的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列宁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辩证方法(它与形而上学方法相反)的，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中的科学方法，这个方法把社会看作处在经常发展中的活的机体(而不是机械地结合起来因而可以把各种社会要素随便搭配起来的一种什么东西)。”[8]如就社会生产机体而言，马克思指出，它作为总体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这四个环节或要素构成的。而就这四环节或四要素来说，一方面，“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总之，“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9]37再次，社会有机体所有各构成要素都从属于整体的社会。“这种有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9]235-236这表明，任何社会有机体无疑一产生就具有一定的独立性、自主性，相对于构成它自身的要素来说，它就是一个统一整体，其所以是整体，是因为社会所有各要素都从属于社会。
2.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既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也是人类有意识参与的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6]45这就是说，一个社会有机体必须与外部自然环境进行持续不断的物质和能量的交换、生产和生命活动，才能使自身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起来，实现自身的新陈代谢，从而显现为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有机体发展虽然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也是人类有意识参与的过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10]247这种能动性和目的性是人类社会意识性的主要表现，也是社会发展史与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地方。但这并不是说，人类在有意识地参与社会有机体发展过程中就可以盲目地、任意地创造规律，而只能是认识和自觉地运用客观规律，从推动社会有机体发展。
3.社会有机体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不断发展进步的活的有机体。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和趋势来看，社会有机体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不断进步的历史过程。其之所以会不断变动、进步，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有机体内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始终处在矛盾运动之中。在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受制于一定的生产力的发展，虽然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由于生产力是社会有机体中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因素，生产力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它要求生产关系不断与之相适应，而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引起社会有机体从低级向高级发展。马克思指出：“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6]345因此，每一个具体的社会有机体都是处在一定历史阶段上的，它不是静止的、凝固的，或者永恒的，它有其产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最终都将被新的社会有机体所取代。也就是说，“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发生的那个时代和那些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要走向衰亡和灭亡。”[10]217所以，任何社会有机体都是作为自我扬弃、自我超越的过程而存在的，而高级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总是把原来的有机系统作为根据和前提，并使之成为从属于新有机系统的因素，即辩证地扬弃它前进。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指出：“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102，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性。
4.社会有机体根源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是按人类实践活动规律运行的有机整体。马克思要求从人的实践出发来说明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从而揭示出社会有机体的运行不是按生物规律，而是按人类实践活动规律运行的。马克思指出，人类的“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6]56，生产实践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基础，人对“对象、现实、感性”的把握也是在实践中形成发展的。也就是说，社会有机体所包含的一切关系都是在实践中产生的，社会有机体来之于实践又存在于实践。实践性是社会有机体的主要特征，其他特征都是在实践性基础上产生的；只有在实践性的基础上才能科学地把握社会有机体概念。这表明：第一，社会有机体根源于物质生产实践。劳动创造了人，同时也创造了社会。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社会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存在方式，它在本质上是实践的。第二，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是实践，物质生产是社会有机体生成、发展的基础，它制约着人类的其他活动。第三，社会有机体构成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由人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展开的，都是从人的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实践是人与外部世界的本质关系，是其他关系的基石。第四，人类社会是在实践与交往中形成并在实践与交往中不断扩大的，人类自身的解放和发展也必须在实践中才能真正实现。第五，社会有机体的运行规律离不开人的各种生产实践活动，认识、把握和利用其规律也离不开人的社会实践。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社会内部诸要素在相互矛盾和不断协调中推动着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和更替。马克思正是从实践，即从人类历史的、现实的活动本性出发，发现了人、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也正是通过实践，马克思将社会有机体中各构成要素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作用与反作用得以证实，使人们认识到社会有机体的运行发展就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才得以实现的。
5.社会有机体是以现实的人为出发点、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的。从实践出发来考察社会有机体，并不排斥从“现实的人”出发去理解社会有机体。马克思把与社会和自然界发展密切关系的人确定为“现实的人”，并确定“现实的人”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和社会的主体，也是观察和思考社会有机体的出发点。因为实践是人的本质活动和存在方式，从实践出发考察社会有机体，也就是从社会历史主体去理解社会有机体。一方面，现实的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是社会历史的“剧作者”，是社会历史的主体。“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6]71-72人只有通过现实的社会实践，才能确证、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社会历史主体性。在任何社会有机体中，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并从这种基本活动中产生出复杂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另一方面，现实的人又是社会的人，是社会历史舞台的“剧中人”，是社会历史的客体。人们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必然要与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组成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有机系统。个人是在社会有机体中进行自己的活动，社会也给个人以各种限制和制约，人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当然，由于人的实践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而社会有机体也是处在不断生成和扩展的过程中。两者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
马克思在把“现实的人”作为理解社会有机体出发点的同时，又认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的。这是因为社会有机体中唯一活的因素是人，它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由人的自主活动创造和抽象出来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丰富人自己的规定性、生产人自己的全面性和发展人自己的自由个性的历史。因此，要研究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就必须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主线来研究每个历史时代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人的发展状况和人的各种社会关系。为此，马克思从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宏观角度考察了社会有机体发展的三个阶段，即“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阶段、“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和“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9]104在第一阶段，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在第二阶段，已形成了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人虽有独立性，但依赖于商品、市场和货币等物；第三阶段，社会生产力获得迅速全面的发展，所有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不断增加，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在这里，马克思把社会有机体的历史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强调了人在社会有机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辩证地揭示了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
6.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一个从地域性历史走向世界性历史的演进过程。马克思认为，社会有机体本质上作为人与人彼此发生各种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而存在，因而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0]532，或者说是人们交往的产物。交往是人类生成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它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情感等各个领域，人们每天发生着的各种各样的交往活动组成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由此产生了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巨大系统。同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开始建立，最初的几个自然区域的封闭状态开始被打破，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开拓了一个世界历史的时代。这样，各民族国家、地区间的内外交往程度就不断提高，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日益加强，因而社会有机体的规模也随之越来越大、运行的系统也越来越复杂，并逐渐形成相互依赖的同时态的世界性有机整体。此时，每个民族、国家不论落后还是先进，都是世界历史整体的有机构成部分，任何民族、国家都不可能超脱它而孤立地发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6]88在马克思看来，自近代以来，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和继之而来的社会分工、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的日益发展，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开放性、全球性的特点。这表明：当人类历史从地域性走向世界性时，社会有机体也就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视域条件下运行与互动。那随之而来的就是人们对社会有机体的认识必将超越时空、超越某种特定民族、国家社会形态而具有“世界性”、“全球性”的特征。
三、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当代价值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是一个全面系统分析社会结构和基本特征、历时性和同时性展开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并归宿于最后人类获得解放和发展的社会发展理论，它对于我们今天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1.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始终坚持以人的发展为主题，强调社会是人与人构成的社会，社会的发展以人的发展为动力和目的。这要求我们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在坚持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基础上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人为本”是对人在社会有机体中人的主体性地位的概括，反映了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的人类社会发展基本规律。当然，这里的人是指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自觉的能动的人，是创造历史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没有人和人的实践活动，也就谈不上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发展。因此，现阶段我们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一方面要看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者，要最充分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激发全社会的创造力，最大限度地集中全社会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亿万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受惠者，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当然，在积极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同时，我们还要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是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它是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和社会制度发展进程相一致的。这就是说，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能等到所有的主客观条件都具备时才开始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而是在创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主客观条件的同时，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同时又以这种实践推动更多的主客观条件走向成熟，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铺平道路。在现实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放置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认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既是未来社会有机体即共产主义和谐社会的理想目标，又是一个逐步实现的现实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有机体的发展始终经历着从相对到绝对的不断发展、逐步提高而又永无止境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归根到底是人的自由解放、全面发展的过程。
2.社会有机体各构成要素的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整体性系统性原则，要求我们认识和利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都必须将该现象放在社会有机体这个总的系统中来进行。要分析该现象在社会有机体中的作用，以及与其他社会存在和现象的相互关系。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要坚持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多样文明系统全面协调发展。其中经济是基础，只有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定不移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才能为政治、文化、社会建设提供物质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只有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为经济、文化、社会建设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文化是经济、政治、社会的反映，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才能为经济、政治、社会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社会建设是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在社会领域的综合体现，只有大力加强社会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为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当然，要实现全面发展，就必须立足新的历史起点，处理好由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所伴生的新矛盾新问题，统筹好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协调发展。
3.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是社会有机体诸多构成要素中最基本的前提性要素，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这表明社会有机体除了具有横向的发展系统性外，还具有纵向发展的连续性，这是社会有机体发展的重要特点。因此，要使社会有机体保持和谐、持久的运行状态，必须树立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代人的发展都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应该为下一代人的更好生存和发展留下空间和条件。正如恩格斯指出：“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能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11]因此，我们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时，必须充分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受能力，既重视经济增长指标，又重视环境资源指标；必须统筹考虑当前发展和未来发展，既积极满足人民群众现实的物质文化需要，又为子孙后代留下充足的发展条件和空间。一方面，要转变传统的只注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环境生态保护的发展观念，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政府的公共职能，加强对环境保护的力度。同时，不断深化对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现实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使人民在良好生态环境中生产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
4.社会有机体的发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也是历史决定论与主体选择论的统一。社会有机体的变化和发展，一方面具有和自然界一样的客观规律，社会历史发展要受这些规律所支配，因而人们的历史选择活动必须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就是说，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尊重和服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只有符合社会发展规律，人民群众的历史选择才能实现。另一方面，如前所述，人同自然界动物不一样，是有意识的、有预期目的的历史主体，尽管受到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但这并不排除人们对历史进行选择的可能性。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虽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最终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趋势，但这一规律和发展趋势只是揭示了人类社会总体性的发展方向，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最终目标的路径却是多线的，而不是单线的。因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能动的，包含了创造性、选择性的过程。在现代社会，由于受历史条件、社会制度、文化背景、国际环境等多种因素制约，不同的民族、国家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我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选择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和客观规律作出的伟大的历史选择，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5.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的一个重要意旨是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揭示了人类社会有机体的整体性联系和发展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当民族、国家间的联系和交往达到一定程度，必定会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产生深刻影响，并且这种影响是互动的，而不是单向的。这表明，一国的发展已经离不开世界，当今时代只有站在全球的高度，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才能真正把握社会有机体历史演进的规律。因此，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为我们今天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坚持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善于从国际形势发展变化中把握发展机遇、应对风险挑战，营造良好国际环境，构建和谐世界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同时，由于世界性的普遍交往，较为落后的民族不必一切从头开始，而可以实现某种跨越，这为我们在世界历史环境下如何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样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把富有时代意义的钥匙，更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历史背景下探索适合本民族、本国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2008年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