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中国沧桑巨变、成就举世瞩目。这30年，也是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异彩纷呈、相互激荡和急剧变迁的30年。30年来，中国经历了两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及“真理标准大讨论”，冲破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思想桎梏，形成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启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从过去的“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开始发生全面的转变。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发生在1992年以后，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以及“三个有利于”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破除了有关“计划”与“市场”以及“姓资”与“姓社”的谜结，而随后全面展开的市场经济进程更是前所未有地促使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全方位的转变。由此，30年的社会文化思潮也由此分为两个大的时期：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对应的是贯穿于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思潮；与邓小平南方讲话及其第二次思想观念大解放相对应的，则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近20年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和多样化。
实际上，近些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进入到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正在经历第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蕴含着社会文化思潮的新变化。对于这一正在显现的新变化，人们未必同意也的确不是十分清楚。出于一种描述上的方便，本文把30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对已经呈现出来的社会思潮作一个大致勾画，对其历史效应做出相应的评价。在此基础上，对于目前正在展开的第三次思想解放及其社会思潮方面正在或即将呈现的新变化做出一定的分析。
一、30年来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总体走向
大体说来，30年社会文化思潮分为两个大的阶段。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二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与多样化。
(一)80年代激进的新启蒙思潮
从1978年至1989年，大致可以看成是思想观念的新启蒙时期，也可以看成是当代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是20世纪五四文化精神在当代中国的续写与再现。新启蒙思潮的背景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对十年“文革”浩劫及其人道主义灾难的人性以及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反思；二是社会发展、尤其是改变国家尤其是农村贫困落后现状的现实要求；三是在新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的困惑、迷惘与思考；四是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心理结构的深层挖掘与反思。
新启蒙思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的价值目标。
一是人道主义的兴起，表现在文学艺术、哲学以及现实生活等各个领域。文学艺术领域表现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崛起，表现为诸多赞美生命、讴歌人性的外国文学名著一时间洛阳纸贵、广受追捧。与此同时，哲学界开始展开人性、异化与人道主义的讨论。人们认识到，人性与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也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同样是一种人道主义，人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社会主义同样存在异化，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同样需要反思。在讨论中，马克思早期著作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作品特别是人道主义方面的著作也开始引入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人道主义则主要表现为个性化与多样化的追求，一时间，喇叭裤、长发、迪斯科流行起来，而港台歌曲尤其是邓丽君的歌曲更是久盛不衰，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与爱情生活。事实上，这一时期正是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念发生深刻转变的时期，“潘晓来信”即折射出处于这一深刻转变中的价值困惑，并引发了贯穿整个上世纪80年代的人生观大讨论，此后，围绕青年大学生张华舍身救粪农事件以及“蛇口风波”，讨论一直在延伸。在后来的讨论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撇开或悬置旧的价值体系尤其是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转向一种实用主义的价值取向，这一取向实际上直接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世俗化及功利主义价值观打下了伏笔。
二是自由民主诉求。“文革”十年，严重破坏了我国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法治被不断的政治运动代替，法律的权威与尊严被严重践踏，上到国家主席，下到知识分子、党员干部以及普通群众的人身基本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而人道主义的兴起，本身就蕴含着相应的保障人的权利方面的诉求，在当时的语境下，人道主义主要强调个人及自我意识，排斥集体主义与国家意识，进而希望获得一种更加自由的言路及民主政治要求，从“文革”结束后，特别是在知识界及大学生中，兴起了广泛的自由民主诉求。三是科学主义精神。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及五四运动一样，高扬科学精神也是当代中国新启蒙思潮的主题。文革结束，在邓小平的力促之下，高考制度得以恢复，1978年召开首届科学大会，邓小平号召“向科学进军”，一方面大大激发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科学研究热情；另一方面在全国上下激发了一种崇尚科学的社会风气，科学精神深入人心。上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流行的口号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社会崇尚的偶像则是陈景润。
上述三种精神主旨中，人道主义与自由民主诉求本来就包含着对现行政治体制的批判与怨怼，其所依从的标准当然是西方化的观念体系，而对自身制度的反思批判也难以把握好边界，这自然会引起政治意识形态的警惕与介入，由此出现冲突与对抗。实际上，新启蒙思潮尽管看起来是偏重于文化上的，但其实质却是政治上的，新启蒙思潮实质说来还是以西化为主旨的激进主义政治思潮。
胡乔木的《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发表以后，实际上将人性及人道主义问题在理论研究上引向深入。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美学热兴起，随后哲学上有关人、实践以及主体性问题等兴起，新启蒙思潮进一步在学术中扎根。与此同时，除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外，当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也被大量引入，前后出现“弗洛伊德热”、“萨特热”、“叔本华热”以及“尼采热”，这些人物及其思想对当代中国思潮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科学主义一派也推出“走向未来”丛书，并把诸如库恩、波普、拉卡托斯、普利高津以及“新老三论”等思想、连同相应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自由主义)一并引介过来，一时间蔚为大观。与此同时，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寻根文学”开始兴起，一批相关影视作品如《黄土地》、《红高粱》等，开始在国际影坛走红，台湾作家柏扬的以揭露民族劣根性为主旨的《丑陋的中国人》在大陆畅销。80年代末，随着《河殇》推出，以西化为主题的激进主义思潮达到高潮。
上世纪80年代日益激进的新启蒙思潮，同时引发新权威主义。新权威主义强调政治稳定，主张依靠开明的权威主导现代化，强调发展经济，强调以利益分化引导契约性的人际关系，实现社会团结，进而实现民主政治。新权威主义与自由民主派之间发生了激烈论战，“89风波”过后，争论中止，接下来，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新权威主义在文化保守主义的浓厚氛围下再度复兴，并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影响政治文化。
(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与多样化
在30年时间里，1989年至1992年是一个调整期，更是新思潮的孕育过程。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中国开始由计划经济社会形态全面转向市场经济社会，部分与先前的新启蒙思潮有一定关联，而更多的则是回应时代的新变化。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十余年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出现分化与多样化，大体分为如下五种。
1.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先前新启蒙思潮所禀承的理想主义迅速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迅速的世俗化以及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价值观。上世纪90年代兴起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乃是理想主义抵抗世俗主义的一次努力，但这场讨论终因缺乏当下环境的支持，从而不可能像上世纪80年代有关人道主义大讨论那样获得公众的广泛支持。接下来的王朔热表明，先前理想主义时代受到贬抑的市侩气与痞子气，在世俗化的时代以自身证明了其存在的合法性。贾平凹则以一部描写知识分子沉沦的小说《废都》，颠覆了先前人们对他本人及其寻根文学的所有期待。人们喜欢的文学作品，已不是经典作品，也不是现实主义为基调的作品，而是武侠小说、言情小说与财经小说，金庸、梁羽生、古龙等的作品走红大江南北，9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似乎不得不将媚雅与媚俗当成了自身存在的现实前提，这种情况显然也反过来加重了文学艺术本身的生存焦虑。在巨大的世俗化浪潮下，王小波、海子等人的抗拒、反击以及悲剧性的个人结局，当然留下了值得重视的历史祭奠意义，但终于还是无力的反抗。作家“集体死亡”，作家们显然不可能像先前那样，通过提出某种具有思想启蒙意义的命题或观念，从而对整个社会文化思潮形成巨大的影响，代之而起的是，歌星、影星、体育明星，甚至于“超女”，成为大众文化时代的“英雄人物”，上世纪80年代动辄上百万订数的小说刊物，如果不是靠一些不太上档次的广告维持，显然已难以为继。与此对应的则是人文学科(也许还延伸到一些市场度与实效性相对较低的理学学科)普遍陷入生存危机，诸如国际经济、金融、电子、建筑等市场型高学科则成为大学中的热门学科。
在哲学理论方面，世俗化带来的是理论旨趣的淡薄，实用主义盛行。在中国推行市场经济没有现成经验与理论可循，不仅如此，人们发现，既定的理论与现行的实践之间实际上是拧着的，理论妨碍了实践。于是，套用现象学的说法，对于各种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好，本土化理论也好，舶来品理论也好，人们统统采取“悬置”态度。哲学的主题不再是超验、先验、理性，而是感性、体验乃至于享乐，胡塞尔那里作为原初经验的生活世界概念，在中国的日常语境中则经历了一种实用主义式的改装，成为人们描述当下感性需要的关键词而广为流行。各种哲学，不管它们原本有多少形上与理论意味，但在当时中国语境中，一律要求体现出当下性与有用性。
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与世俗化的确大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上世纪80年代的“西学热”、“文学热”、“美学热”风光不再，代之而起的是“股票热”、“期货热”、“房地产热”，一言以蔽之，“淘金热”，这一时期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当时的流行词汇是：下海。官员下海、知识分子下海、全民下海，连部队也办起了企业。人们崇拜的偶像(如果还承认有偶像的话)便是企业家和老板，“商贾不入流”的传统观念被彻底改变，毛泽东时代流行的职业排序是：工、农、兵、学、商，而90年代以来，随着“商”的地位的空前提升，随着国企生存的举步维艰，随着大量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以及城市下岗者的出现，这个排序已然发生了很大程度的倒置。在传统中被定位为知识与德性主体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融入市场化与世俗化大潮，新读书无用论开始流行，大学开始出现企业化和产生化倾向，“知本家”出现，而导师的称谓也换成了“老板”。实际上，上世纪90年代科技热的兴起，也带来了实证主义与工具理性的盛行，出现了技术实用主义与技术功利主义。
从积极的方面看，实用主义与功利主义创造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外部环境，甚至于提供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性形式。从消极的方面看，则是物化意识的加深，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盛行。金钱与实惠成为人们行为的主导价值，而且常常就是唯一的价值，在此，传统价值受到质疑乃至废黜，友情、亲情乃至于爱情均受制于利益与权势。在市场利益趋动下，社会诚信系统危象重重，“道德滑坡”、“底限伦理”成为流行术语。
2.文化保守主义与民族主义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时兴起文化保守主义(又称新保守主义)，主要表现为对儒学文化传统的重视与认同。上世纪年代也有过“儒学热”，如大陆方面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再如“中国文化书院”丛书的推出。但当时的“儒学热”主要是服务于新启蒙主旨，是在寻根、文化的自我批判以及学术研究方面做文章，在价值导向上，也是抵触马克思主义的，依然只是从属于新启蒙思潮。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儒学放弃了激进的思想主张，转而强调“返本”与文化守成，“告别革命”说盛行。顾准研究的兴起，尽管敞开的是自由主义视阈，但也为文化保守主义提供了某种契机。冯契提出的“化理论为德性”引起人文知识分子的积极反响。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透露出来的“文化战略”意识，反过来也促使人们思考儒家文化圈在全球文明体系中的战略地位。季羡林、汤一介等老一代哲学家则不遗余力地强调儒家文化的当代意义。杜维明也适时地提出了“大中华文明圈”的概念。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守成是现代性社会十分必要的文化向度，儒学不仅是文化的事体，更是国家主体性的标示。上世纪90年代以来迄今，发生了有关儒学复兴的大事件，国学热成为今日中国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人们力图在多样性的全球文化体系及其框架内，凸显中国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文化传统的异质性与包容性，强调儒学对于现代性社会、对于其他文化传统的沟通、融合与协调价值。实际上，人们看到，这一段时间里若干热门西学领域，如现象学、基督教以及政治哲学等，都存在着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诉求。
在保守主义兴起的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起，民族主义思潮走上前台，并借助于一系列事件，全面影响中国发展。民族主义显然不只是一种学术思潮，更主要的是一种存在于民间因而有着广泛影响力的现实运动。从上世纪90年代的反西化思想，到在民间引起巨大反响的《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都可以看出民族主义的强大声音。民族主义的兴起，自有客观原因，国家的日益强盛，诸如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入世、中国赢得2008年奥运会举办权等一系列成就，显然极大地强化了民族的自我认同；一系列事件，如1993年的“银河号”事件、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更是直接激发了民族主义情绪。人们注意到，在民间、特别是在网络媒体上，民族主义更为盛行，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强大的民意基础。
3.新自由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初保守主义政治力量上台之后，英美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实施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政策，随后新自由主义或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或作为一项社会文化思潮在全球范围扩散。新自由主义的重点是通过发展经济来解决其他社会问题，这一点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的新权威主义中有一定反映，但是中国出现新自由主义思潮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推行显然是直接契机。这一时期，激进的自由主义淡出，新自由主义登上思想舞台。
当代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潮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强调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价值。在这一方面，对西方新老自由主义思想的译介与传播，以及一批学者不遗余力地为自由主义的辩护与诠释，都产生了重要的思想影响。(2)强调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重视的正是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他们相信市场经济以及全球化可以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包括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消除腐败以及实现分配正义，包括对市场经济本身进行规范。(3)强调建立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性。市民社会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东欧国家及东方社会的热点探讨领域，并具有社会实践效应，随后在国内也出现了市民社会热，实际上这是新自由主义参与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入口。在新自由主义看来，通过市民社会的建立，重新建立个人与财产之间的物化关系，是解决市场经济过程中诸多社会问题的不二法门。(4)明确宪政主张。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开始出现宪政热，成为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主张。在确认市场经济与市场社会同时必须是法治经济与法治社会的基础上，新自由主义提出应在“共和、民主、宪政”的框架下构建市场秩序及其政治架构。
至于新自由主义的主张是否行得通，抑或是否诚实地坚持了上述主张并且在中国站住了脚跟，并得到大多数中国人的认同，倒是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
4.“新左派”
上世纪9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新左派思潮有外部原因，这就是目前西方各路新左派，但更多的还是国内的状况，这就是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行及其经济全球化过程带来的新的矛盾(如资本与技术殖民、贫富分化、社会不公等等)的加剧，新左派认为需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拒绝资本主义，尤其是拒绝市场经济。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在新左派看来，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而市场化的中国目前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并且是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大举扩张时期。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改革开放实际上恰恰提供了供国际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所谓“改革就是受资本家剥削，开放就是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剥削”。在新左派看来，造成目前物欲横流、腐败盛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私有制，消除的办法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平均分配，并让下层民众参与民主管理。新左派思潮因为更强调新时期社会分化中处于弱势的群体的利益，包含着浓厚的底层情绪或草根关怀，因而在一般知识分子、青年大学生以及民众中拥有很大的影响。
5.后现代主义
前四种思潮还不足以全面反映近20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还需要加上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思潮全面传入中国，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文化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大抵可看成是上世纪80年代美学热以及实践哲学的延伸，随后，学界对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如福柯、德里达、利奥塔，展开全面译介与研究。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占据上世纪90年代西学的半壁江山，诸如海德格尔、尼采、马克思，也开始被纳入后现代主义视野中进行研究。与同此时，人们开始致力于开展后现代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沟通与对话。新世纪之后，后现代主义几乎渗透到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社会学、教育学、法学、传播学、管理学以及建筑学等众多学科，对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后现代主义成为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思潮，还在于这一时代人们生活方式的现状。在今日消费时代、技术时代与大众文化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呈现出多样化与个体化态势，社会的宽容度也随之加强。当下时代，诸如网络生活、虚拟生存、丁克族、飘一族、泡泡族、布波族、同性恋、行为艺术、波普艺术、超女现象等等，凡一切一时难以理解但却又实存的现象，都被冠之以后现代主义。而后现代主义，因其拒绝宏大叙事与启蒙话语，强调消解中心与解合法化，重视生活世界，追求小型叙事与多样性，追求个性真实性，强调边缘人的生存状态，强调生活游戏，等等，也的确构成了另类生活的价值坐标。
十多年来的社会文化思潮，见证十年来中国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与问题，但社会文化思潮同样、甚至于更加容易陷入自身的问题域。社会文化思潮更加具有历史的阶段性与局限性。人们发现，不仅前述新启蒙思潮被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思潮取代，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诸多思潮本身也不断呈现出某种衰相。这些思潮，本身也存在着时间上的差序效应，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总的趋向是世俗化、功利主义以及技术实用主义的普遍盛行，随之新保守主义登场，接下来是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出笼与相互攻讦，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则作为一种姿态贯穿于整个过程。时至今日，这些在其形成时纷纷冠以“新”的思潮，如今已不同程度地耗尽了自己的资源，是继续存在高歌猛进还是偃旗息鼓退出“江湖”，是借势于其他新涌现的思潮还是复原到它原初的思想或理论形态，或还原为一般社会意识，正是诸多思潮面临的问题。
二、30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历史效应
观念变革，思潮先行。理一分殊、殊途同归。社会文化观念及其思潮是时代的情绪与风向标，本质上是一定时代各种社会矛盾相互冲突激荡的反映，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时代精神的走向及变化。30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纷起，并十分活跃，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对于30年社会文化思潮的历史效应，我们有两个基本评价。
(一)前后两个时段的思潮演进具有一种内在的历史联系，折射出改革开放道路的深化及其走势
改革开放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摆脱积贫积弱的困境进而实现国家民族复兴的伟大历史使命中的有机的同时也是关键的组成部分，它本身就是一项连续性的事业。在这一意义上，贯穿于上世纪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与90年代以来呈分化态势的社会文化思潮，并不是一种断裂，而毋宁说只是侧重点的差别。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从总体上充当了改革开放事业在思想意识上的开路先锋。在这个意义上，启蒙显然意味着为所有不利于或阻碍改革开放的观念扫清道路，并把一种主体自我意识赋予每一个中国人。因此，我们把改革开放前十年看成是当代中国史上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看成是80年前五四精神的再现，是新中国以自己的方式对历史上现代化过程中必经的启蒙阶段的复习与再现。因此，新启蒙思潮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末走向了终结，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挥历史作用，恰恰相反，意味着其使命在其固有的阈限内的初步实现和完成。在某种程度上，新启蒙思潮及其激进主义本身也是改革开放思想之一维，只是这一维在当时表现出了其片面性乃至于危害性，而官方的所作所为也只是中止了新启蒙思潮的表现方式，但同时却在一个更大的方向上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现代天命。
启蒙并不只是某一个时代的主题，而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直面的实践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自以为是一个成熟的时代。启蒙的实质正是哲学的本质：不断地自我认识。启蒙依然是当下时代中国的主题，中华民族是否形成了一种成熟的精神心灵，是否形成了高度自觉的文化意识与哲学自我意识，以应对全面展开的全球化及现代性社会，依然是一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与90年代以来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之间的历史连续性值得高度关注。
首先，上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思潮为90年代的市场经济提供了一定的观念支撑。90年代以后的人文精神，其切入点是个人本位，在理论资源上直接依赖于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中的人本主义。新启蒙思潮所强调的个人与自我，正是个性自我及其独立意识的觉醒，而这与市场经济社会以及法治社会所强调的个体独立性恰恰是关联在一起的。个性意识的启蒙，为个体从对计划经济的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置身于市场经济做好了观念准备，没有这种启蒙，不可能自觉地形成与计划经济社会以及法治社会相适应的个体人格。因此，从很大程度上讲，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功利主义以及个人主义，本身就是十年新启蒙思潮的成果。自由主义尤其是新自由主义同样也分享了这一成果。因此，不应该把新自由主义与上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思潮割裂开来，与整个自由主义传统割裂开来，更不应该仅仅把它看成是“强力压迫”及“思想寻租”的结果，那样理解的新自由主义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不幸的是，这正是目前新自由主义令人诟病的地方。至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真实性，更是必然以这种启蒙为前提，后现代主义思潮中的现代性基础，正是在新启蒙思想中展开的。新保守主义，看起来更多的是强调传统观念中的整体及社群的一面，但同时又是对新启蒙思潮的一种反拨。与老的保守主义相比，新保守主义离新启蒙思潮其实更近。正是通过新保守主义，新启蒙思潮中的很多建设性的东西得到保留。甚至于看起来与新启蒙思潮对立的新左派，也在很大程度上分享了新启蒙思潮的成果。
其次，上世纪90年代以来盛行的技术实用主义以及实证主义，与上世纪80年代的科学主义一脉相承。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主流文化中，科学主义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事实上，在新启蒙思潮的三个维度，即人道主义、自由民主以及科学主义中，被主流文化一以贯之的加以肯定的，正是科学主义。在主流文化中，科学主义最直接地表达了现代性话语，从邓小平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到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十分明确的科技强国路线，到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一直如此。人们通常只是看到上世纪90年代人文精神危机的现象，但是，在笔者看来，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一个重要变化，恰恰是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沟通对话，在对抗90年代中期的神秘主义的过程中，科学主义一方面继续释放其启蒙资源，另一方面，正是借助于人文精神大讨论，展开了科学精神的自我启蒙，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破除了科学万能论的观念，并对文化保守主义产生了一定的治疗与纠偏效应。上世纪80年代种下的科学主义种子，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在中国的大地上全面开花结果。
再次，民主与法治精神也是一以贯之的。这首先取决于国家的路线方针。十年“文革”对法治的破坏触目惊心，上世纪80年代以来，尽管有时失当(如80年代的“严打”)，但国家的基本国策还是依法治国。国家在意识形态层面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无疑，新启蒙思潮对当代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及其问题的出现，尤其是随着腐败现象的日益严重以及各种社会矛盾及其冲突的加剧，国家在民主与法治建设上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强调通过立法来规范市场经济。人们逐渐认识到，市场经济本质上必然是法治社会——与此相关的另一个观点则是市场经济必须包含伦理道德内涵——这也可以看成是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成果。上世纪90年代以来，自下而上，都十分强调人权，新世纪以来物权法的确立则在人权建设上迈出了一大步。经过几十年的法治实践，人权与维权意识已成为中国普通老百姓自觉的观念。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电影《秋菊打官司》的主题就是“民告官”，不过还带有一定的诙谐意味，是一件新鲜事，而今天“民告官”则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这些年来，百姓维权意识日益增强，维权事件也越来越多；基层干部直选制度，尽管存在不少问题，但依然还在有序地推进。与上世纪80年代强调自上而下的法治有别，上世纪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法治，更多的是强调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现实，更宜于使上世纪80年代的那些合理的法治启蒙思想落到实处。
从很大程度上说，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展开的。上世纪80年代国家意识与社会文化思潮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现在看来并不利于社会文化思潮本身的形成，人们对新启蒙思潮过于理想主义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新启蒙思潮实际上缺乏它发生作用的社会环境。启蒙的真正地平是世俗生活，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社会展开的社会的急剧世俗化，正是这样的地平。但是，一旦发挥切实的作用，就不再只是理论与理论之间的“空对空”的关系，而是实践活动本身所展开的复杂的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实践把自身变成了理论家”。而启蒙一旦真正开启实践，启蒙本身也变成了实践。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之所以呈现分化与多样化，与这一时期因市场经济及世俗化所带来的强烈的实践导向密切相关。其实，如果要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进行评论，也必须依赖于启蒙话语：功利主义与技术实用主义本身就是启蒙性的批判话语，对新保守主义保守形象的批判，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性质与思想立场的判定，对新左派专制主义的识别，对后现代主义边缘状况的揭示，实际上都来自于启蒙。
(二)从历史、现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维度把握当代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诸多社会文化思潮的中轴与合力
分析30年社会文化思潮的走向，需要引入三个维度：历史的、现实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维度。
中国30年的经验有其历史背景。这一背景，一是西化背景，二是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就作为西方现代化历史的参照经验而言，中国在短短30年里，实际上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史，因而西方几百年来思想文化的演进历程，也会以不同的方式反映到中国这30年。大体说来，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见证了近代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文化思潮的分化和多样化，则在很大程度上见证了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的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历史与社会文化思潮都带有一定的重复性，因而，借助西方近代史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到法国大革命再到以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潮的变迁过程，大体可以透视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乃至于整个80年代社会政治思想的变动轨迹，而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转型时期诸多社会思想及其错综复杂矛盾的认识，也为我们把握和批判上世纪90年代以来观念与社会思想状况提供了一个历史性的批判框架与视角。就自身民族的现代化背景而言，30年观念及社会文化思潮，乃是150年来特别是五四运动以来思想观念不断演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累进。比如，上世纪80年代新启蒙思潮，就需要回溯到五四运动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状况进行分析，进行一定的还原与剖析。
从现实维度而言，把握30年社会文化思潮，必须更全面地结合中国已经置身的全球化处境。大体说来，前十年的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以激进的方式表明了中国重复西方现代化道路的不可能性，新启蒙思潮表现为激进的变革诉求，邓小平同样把改革理解为一场革命，但他却主动和更为建设性地把握了中国当代史的内在方向与命运。实际上，新启蒙思潮所依从的西化路线及其观念性的实践过程，正是以他者体验的方式反证并确证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现代化是有主体的现代化，其主体性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体，还要求体现为国家、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社会实体。新启蒙思潮实际上是在做一种试探、一种实验，经过试探与实验，它以自身的方式限定了西式个体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能性，并且在一定意义上直接通向了在形式与思想立场上完全不同的保守主义。然而，这又是一种内在的转换。
第三个维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这似乎是一个现成的模式，但这一模式涉及到当代中国在世界历史时代的总流向中的定位、方向与命运，只是目前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世界各民族现代性的经验，大体分三个层面：一是物质层面上的，这就是发达的工商业；二是制度建设层面上的，即形成与现代性生活相匹配的法治社会；三是理念层面上的，尤其是要求形成并解释相应的发展模式的哲学精神。西式的现代化模式或者更实质地说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化模式，其实是把这三个方面统合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与文化的建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非西方被看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甚至被完全看成是它者而被摒弃于“世界历史”及“世界体系”之外。经过长期的引进消化，20世纪初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终于意识到，在既有的世界历史体系内，中国以依附方式实现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只能选择以反叛西方资本主义为主旨、但又是作为西方另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通过马克思主义破解西方化，进而使中国在马克思哲学人类学视野中的世界历史时代中获得主体性，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背景，而在全球化时代更是如此。因此，中国现代化是有主体的现代化，这里的主体性不仅是实体意义上的，还是理念与道义上的。这一理念及道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目前更确切地应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代则特别标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因此，当一些左派常常批判中国的现实政治有意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淡化马克思主义传统时，其实是误判了中国模式的世界历史意义。
当我们面对这一时代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时，尤其不能忽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时也作为一种主流社会文化思潮与相关社会文化思潮发生关联。
这一时代的社会文化思想与马克思本人的学说及其变化存在着一定的历史联系，这一联系呈现的不仅只是马克思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联系，而且还是全球化现实以及世界历史时代流向上的联系。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西方早期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主导性社会文化思潮，但却是作为批判的形象呈现出来的，马克思本人前后期的思想轨迹，实际上对应于两个时代：早期的人道主义及政治解放思想对应于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一方面具有自由主义背景，另一方面其激进的民主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又与自由主义传统区别开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新启蒙思潮之所以受早期马克思思想的很大影响，不是没有原因的，但对新启蒙思潮的反思，同样也值得从马克思于1845年转向唯物史观的意义上进行反思和批判，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诸多社会文化思潮，如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新左派以及后现代主义，也特别值得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上展开批判性的分析，以揭示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内涵、边界及其问题，剖析其中蕴含的社会文化矛盾，判断其政治性质，从而把握其与当前国家政治任务的关联性。
社会文化思潮与国家意识的区别在于，社会文化思潮往往是社会一部分成员之观念、情绪及心理的汇合，是社会演进的一个向度，而国家意识则中道性地承担起社会的自我意识，并且是国家意志的显现，具有主体性与正当性，因而至少在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国家意识会对社会思潮有所吸取，但绝不会跟着社会文化思潮走，而在社会政治系统出现一定失范时，它甚至可能要牺牲社会文化思潮尤其是某种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潮。相反，如果国家意识完全采取了某种激进的社会文化思潮，那就意味着社会主动或被动的大变革甚至于革命。
当代中国现实仍然属于政治社会，这是分析社会文化思潮与主流文化之间关系的一个基本判断与框架。邓小平的不争论，看起来是撇开了主流政治文化与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关联，实际上是化解了上世纪80年代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文化思潮与官方政治意识之间过于紧张的关系，并在政治社会的框架下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兴起创造了外部条件，使它们保持一种民间性与鲜活性，使它们集聚为不同的社会情感及情绪，并作为亚文化形态与作为主流文化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间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关联。实际上，人们会发现，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形成及其相互对话，正是围绕着作为时代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展开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实证主义以典型且极端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物质与技术上的要求，新保守主义试图以其特有的方式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文化传统的回返，新自由主义悬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政治及文化上的规定性，而具体化为经济领域的制度设计，新左派则强调从毛主义来把握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对政治社会的解构与纠偏，同时又是主流文化所承认的亚文化的典型，是全球化时代西方当代文化在中国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实际上，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其合力、合题与中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三、第三次思想解放及其社会文化思潮的新走向
近几年来，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面临新的问题与使命。
1.中国需要确立起与和平崛起相匹配的世界形象。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十余年里，中国通过市场经济社会的实践，中国成功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国家的综合国力以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实际上已经解决了当年让邓小平苦恼不已的“球籍”问题。今日中国的发展，已经成为整个人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未来的全球化时代，中国将以什么样的形象承担世界责任？当代中国是否具备承担相应历史角色的精神面貌？正在实现创造性转换的中国文化传统将在今日及未来世界文化及价值体系中担当怎样的角色？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
2.发展模式需要进一步调整。30年一以贯之的改革开放政策仍在向纵深推进，并且进入了攻坚时期，机会与风险并存，各种社会矛盾也在进一步激化，社会巨差、贫富悬殊过大，压在老百姓头上的新的三座大山(“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各种民族社会矛盾呈激化之势，腐败现象，愈演愈烈，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内部又积累起新的矛盾与问题，比如社会公正以及共同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有一个新的转变，即要求从单一的发展速度型向发展质量型转变。在很大程度上说，经过一种具有原始积累性质的发展阶段以后，中国进一步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已成为十分重要的问题。
3.理念的调整与理论上的创新尤为重要。整个改革开放是实践哲学的时代，但又表现为不同的样式，在前两次大的思想解放中，第一次是启蒙精神，其成果是主体性的复苏；第二次是实用主义，其成果是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然而，面对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状与机遇，无论是启蒙，还是实用主义，都显得不敷以应对。因此，如果先前将邓小平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实用主义诠释还有一定根据，那么，在新的条件下，显然需要做出更为深刻的哲学解读，当代中国的理论研究者责无旁贷。相对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以及管理创新而言，理论创新越来越显示出前提性的地位与意义。
从2002年开始至今，中国实际上正在兴起第三次思想观念的大转变。透过科学发展观、以及以人为本与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关于作为执政党的存在方式的新的判断，以及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明确提出，人们可以看到，近几年中国的思想观念正在经历一种重大转变，这些转变也蕴含着社会文化思潮领域的新变化。
1.与先前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文化建设的重视相比，社会建设已提到实践操作层面。通过批判性的质疑与探讨，先前流行的“效率第一、兼顾公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否定，与此对应，先前的功利主义与实用主义思潮在近些年有所减势。在社会建设方面，公正甚至比效率更重要。经济学不再是唯一的热门社会科学，追求社会公平的社会学日益成为显学。
2.随着经济领域向包括经济领域在内的社会领域的扩展，原先限于经济领域的新自由主义，其势头呈减弱之势。但新自由主义依然是政府治理的重要资源，并发挥重要功能。物权法的制定与实施，尽管连带着一定的道德与经济代价，但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标示着中国色彩的“原始积累时代”的终结，将推动市场经济真正走向法治社会，与此同时带来国人财产观念的重大变化。
3.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体制改革的障碍重重，基层民主改革的成败得失，维权及上访事件的频频出现，官方、学者以及民间形成越来越自觉的民主、人权以及法治意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越来越要求得到一种体制保证，这些都使得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可能而且越来越现实，并成为改革开放走向深入的标志。
4.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4年以来，国学热持续升温，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化保守主义将是中国主要的社会文化思潮。近年来民族主义也越来越活跃。2008年尤其如此，大雪灾、反藏独、奥运会，尤其是汶川地震，使得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认同感空前加强，民族精神进一步激发。
5.新左派原来主要发生在文学艺术界，现在则有向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政治学扩散的趋势。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之争，第二国际研究的复兴以及民主社会主义在一定意义上的活跃及其受到的批判，一些新自由主义思想近年来发生的重大转变，尤其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对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的批判，都使得国内外左翼思想日益活跃，并且新老左翼思想有融合之势。
6.至于后现代主义、相对主义、享乐主义、虚无主义等等思潮，则随着现代性问题的累积，随着技术社会、消费社会以及各种新的生活方式的出现，不断抬头，其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
值得注意的是，十多年来尤其是近些年来，中国在文化与思想建设领域也取得了重要成绩。上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谷，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也受到怀疑。但是，十多年后的今天，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功，随着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形象包括国际形象迅速提升。特别是随着西方新自由主义陷入种种危机，随着中央一系列惠民政策的实施，以及2008年国内发生的一系列振奋人心的重大事件，使得中华民族复兴及其民族凝聚力空前提高，使得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在意识形态领域逐渐占据主动。与此同时，国家意识形态与社会一般意识形态以及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模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上世纪80年代，主流意识形态与新启蒙思潮之间的关系一直较为紧张，缺乏协调性，但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主流意识形态开始积极寻求与诸多社会思潮的对话互动，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也在不断改进和完善，更加富于弹性，应变能力加强，今日中国正在形成一种既保持社会思想观念多样化，又能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健康发展的文化与思想建设局面。这种状况也为人们应对社会文化思潮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包括进一步完善意识形态建设机制，创造了可行的制度条件。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