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哲学的兴起与“人文精神的危机”大讨论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颇为引人注目的两个亮点，前者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哲学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探讨，改革理论、发展哲学及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等一脉相承，是中国哲学走出困境后的富有建设性的试步，表现为明确的理论方向、自觉的导向意识、强劲的理论建构势头，以关注现实、服务现实的态度探索全新的导引中国社会改造实践的理论体系；而后者则与人性论、人道主义、主体性、人的现代化、价值论问题研究，持久的文化热及人学的兴起等密切相关，更多地体现出在社会转型的大潮中原有观念体系和规范体系崩溃解体、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思想新机制尚未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形成的文化无序期所引起的复杂心态及反映，在相互矛盾、纠结的不休争执中逐步走向深入，在更广泛的层面上探索中国文化的可能出路，多角度透视现代化进程，反思传统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群体自身，尝试拉开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个体与整体间的必要距离，形成独立话语体系，并渐渐由解构走向建构。这两个从不同兴起重心出发的哲学潮流的相互趋近和视界融合从学理上讲有其必然性，而且在现实中对二者的发展均有很大促进作用：从社会结构切入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哲学与作为人类精神的外显的人文精神间有着客观的内在联系。社会哲学是从社会与人的相互关照中研究社会的，而人文精神只有在其外化形式即社会结构中凝结起来的具体形态中——这是露出水面的冰山——才真正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人文精神的视野中透视社会哲学，有利于社会哲学始终保持开放的视界和不竭的活力，在社会哲学视野中探索人文精神，有助于人文精神的研究摆脱纯粹玄想和形而上学思辨而走向现代科学形态。
一
人类对人自身及其外部世界关系的终极思考有两个向：匍匐于客观力量阴影下突出信仰的宗教与立足于主体性发育突出理性的哲学（即使是非理性哲学目前也是以理性的方式表达的）。哲学作为“智慧学”，磨砺出人类征服自然的利器——认识能力。近代以来，随着人类文明由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工业文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人类凭借对自然规律的把握和技术—工具系统、社会组织系统的合力暂时驯服了自然，哲学由“神学的婢女”成为“科学之科学”，哲学研究重心由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本体论，转向以发展起来的自然科学为丰厚资源建构的认识论，转向对历史转折中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性探索；历史观走出了神学玄想和形而上学思辨的阶段，引入了科学精神和实践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体现出本体论、认识论、历史观贯通的雏形，在马克思那里则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他的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不仅“第一次使科学的社会学的出现成为可能”， （注：《列宁全集》第1卷， 第120页。）使人们能够科学解释与“自然”相对应的“社会”，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为中介成为改造世界、改变历史的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代哲学伟大的拓荒者和卓越的里程碑；它对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模式的批判视角，从反面促进了西方文明由自发膨胀走向自觉调节，为西方现代文明模式下被异化、剥削、压迫、奴役、侵略的群体、阶级、民族、国家、文化指出了解放的道路，为人类文明更合理的发展模式的探索开辟了一个可能性空间；它改变和塑造了一个世纪的风貌，直到今天，在奉其为指导思想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步入困境、误区之际，它依然潜在地深刻影响着当代世界文化发展趋势，是那些即使处在探索人类文明出路最前沿的思想家们目前仍不能绕开、不可或缺的理论基石，而对于那些刚进入工业文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真正理解它的时代似乎才正在到来。
对人类社会历史的认识的发展与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阶段和程度是相应的。世界范围内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始于16、17世纪，19世纪基本定型，先发型现代化国家迅速形成优势文化中心，并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化过程不断扩展，打破各民族国家的樊篱，推进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日本与俄国以各自的方式带动了第二轮现代化高潮，积极加入世界政治经济竞技场。20世纪中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被动卷入到主动转向而汇入现代化洪流，面临已然形成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有利位置的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格局，发展伊始便受环境问题、生态问题、资源问题、人口问题、文化冲突问题等的困扰和制约，而且作为主要参照系的西方现代文化模式弊端百出，也进入新的蜕变期，这样，探索新的发展模式、新的现代文明形式和人类文化新形态便成为世界性的重大课题，成为当代哲学的主题。突破中世纪的的黑暗后，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尤其是对自己生存的自然环境的认识有了突破性进展，自然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等优先发展、日臻成熟，使现代文化带上了浓厚的泛科学色彩，但人对人类社会、人自身的认识却相对滞后，圣西门在《人类科学概论》（1813年）中指出“关于人的科学迄今只是一门猜想的科学”，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长期徘徊于历史形态更迭的宏观描述和对其内在规律的猜想观测上，神学史观、循环史观、复古史观、英雄史观等唯心史观形式充斥历史哲学领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大大复杂化，在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化，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结构及相互作用机制凸显出来，对社会的近景观察、深入剖析成为可能，社会哲学也兴盛起来。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将历史哲学的维度与社会哲学的维度内在统一起来。“对于现实生活过程的关注和研究始终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源泉和起点，但他在考察社会生活过程时又总是保持着高远、深邃的历史视野，并善于从对于现实历史的研究中抽引出历史哲学的结论。”（注：陈晏清《关于社会哲学的几个问题》，见《新华文摘》1998年第11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历史哲学发展的高峰，并以其科学实证精神、唯物辩证方法论，直接从具体社会形态的社会结构切入研究现实生活，将古老的历史哲学研究推向其现代形态，也为社会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科学原则和理论基石。
社会哲学既是科学的历史观的基础，又是历史哲学研究的前沿；它直接关注现实社会生活，包含对现实的历史问题的哲学层面的解答，同时又透过纵深的历史视野指向未来；它的产生与兴盛是人类社会生活相对独立并充分发育的结果，更是人类主体性走向成熟的表现，体现出高度的历史自觉意识和主动建构意识，预示着人类文化的史前期蒙昧状态的最终突破，一个新文化时代已悄然来临。
文艺复兴以来，与神学相对应的作为“世俗的学问”的人文学科体系便分化为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两大分支，到17、18世纪，在启蒙思潮中兴盛的社会政治理论尝试对现实的人类社会生活、社会变革规律作出总体性说明，社会哲学发育起来。到19世纪前后，社会哲学（包括早期理论社会学）自觉引入科学实证精神，促使社会科学逐步独立，（社会科学在19世纪初发育起来，直到近几十年来才汇集在“社会科学”这一名称下，多属年轻学科。）直接导引改造社会的具体实践。早期社会哲学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的建设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学多还保留传统人文学科注重直观和切身体验的特性，强调对人与社会的主观理解、阐释、思辨等，专注于人类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及其成果，探索人与文化间的关系。在当代哲学发展的图景中，社会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的特殊地位，使社会哲学也成为沟通自然哲学与人的哲学的关键环节；又因社会与人的内在一致性，人的哲学与社会哲学的研究对象客观上构成内外隐显的关系，也形成学科间相互渗透、共振共进的现象。社会哲学与社会学（理论社会学与实证社会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有亲缘性，它们的区别在于社会哲学的哲学特质：它更多地在社会与人、社会与自然、人—社会—自然的相互关照中来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它着眼于社会的“变化态”而非“常态”，其目标不是通过回顾把握历史发展脉络，而是以整体的、反思的、批判的视角，深刻剖析变化中的现实，解答重大现实问题，导引社会改造的实践，寻求实现社会理想的现实途径，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一种未来哲学，与人类文明发展最前沿的东西息息相关。社会哲学致力于探索人类社会更合理的发展模式、探索更有利于人类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生存方式。
二
社会哲学从人类活动出发研究社会结构，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透视人的生存状况，寻求人类生存的意义支撑，在与人的本性、本质的关照中探求社会结构的本质、规律、合理性及其可能性，因而它也就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实际上，作为人类文明的出发点、内核的人文精神始终是哲学思考围绕的轴心：在自然哲学中，它通过人所揭示的自然规律而确定和印证自身；在人的哲学中，它在人类返己以求的内学中，在人类“精神现象学”中逐步生成、明晰化；在社会哲学中，它成为实质化了的凸显出来的主题，在其已生成的历史形态和现实状况中展示和发展自身。人文精神是植根于自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逐步生成和不断完善的人类精神。这种人类精神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从现实的个人发生并通过现实的社会主体的思想与实践体现出来，但它是以个体形式体现的整体性，是在现实历史中删饰、提炼的“类意识”，是人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标志，是人区别于自然的本质体现：这种人类精神固然是意识的产物，但不是意识的所有产物，它是社会化了的意识，是立足于现实人世指向理想世界和自由王国的意识，是文明进步的底蕴，是人类生活的意义支撑；这种人类精神总是鲜活的，是一切“人化”迹象的源头活水，它的外化形式构成人类文化各个历史时期、各种民族形式的风貌，但它自身并不持久冻结在它借以挺立、得以显现的某种文化形态、社会结构、意识形态、学术思潮或思维范式中，它总是不断地破壳而出，保持强健的生命力，虽非“大道无形”，而是广泛显现在人类文化的方方面面，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也是“人文精神”难以确切定义的内在原因。
我们可以说，人文精神就是显现在人类文化中的人类精神，是人作为一种“类存在”其“类本质”的体现，与人性同构，是人的本质的显现。它是人类文化之灵魂、之内核、之生命力、之基本原则、之公理体系；从作用机制来看，它好比人类文明有机体内部的神经元、神经系统，人类文明的每一触角、触须都有其神经末梢，只不过有些活动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是下意识、潜意识、无意识的。人文精神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有不同的历史形态、时代内涵，彰显着人性、主体性、人的本质力量不断拓展和强化的历史进程；它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类精神由混沌到自觉的过程，与人性从自然中剥离、理性从感性中剥离、个体性从整体性中剥离、现代性从传统中剥离的过程同向。在原始文明时期，它隐身于自然精神，在生存挣扎中萌芽；在农业文明时期，它带着宗教精神的神圣面具，也带着蒙昧主义的沉重枷锁；进入工业文明时期，它以科学精神武装自己，却也被物性精神辖制；直到人类文明正在跨入知识经济、生态文明的今天，它更鲜明地体现人对自身自由本质的自觉意识，体现人的内在尺度的明晰化，体现以人为本位又突破以往狭隘人类中心主义的积极价值取向，关注人性的拓展和不断完善、人的价值与尊严、人的主体地位与权益、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等等。人文精神在不同的文化形态中亦有不同表现。在以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为重心的西方文化体系中，人文精神更多地体现为人对自然由敬畏到认知、征服、守护的态度变迁及人自身原罪意识向主人意识、主体意识的生成，有突出的外向开拓、建设性品格；在以处理人与社会关系为重心的中国文化体系中，人文精神更多地表现为追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及理想人格的实现，有明显的现世现实精神；在以佛教文化为代表的印度文化体系中，更多体现为追逐彼岸世界、强调精神升华、寻求精神归宿的不懈努力，有内向拓展、虚涵超脱的风范；而在以《古兰经》元典为核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中，则更多地体现在强劲的精神凝聚力上，自有其执著情性；在不同文化体系中孕育出的风格迥异的人文精神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人类精神家园，汇成人类精神洪流。人文精神往往向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文化精神几个角度辐射，在目前正在突破民族、国家的樊篱跨入“世界历史”的时代的关头，在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文化交流与文化冲突空前广泛剧烈的背景下，在人类文明空前强盛也空前危机的情况下（而且这些危机多由人文领域中的问题造成），人类精神走向应有重大变化，更明确地趋向体现全人类利益、共同价值观及对人类命运终极关怀的“全人类精神”，越来越多的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的世界公约、国际宣言便是其表征，相应地，各种特定形态的人文精神的反思、整合、重建迫在眉睫。
人文精神是人类精神家园的宿主，对人类的思维方式、心理机制、情感世界、意志力、价值取向、审美体验、意识形式系统、理想模式有决定作用。深刻影响着人类的精神生活、精神生产，它与人类精神发展俱进，但不局限于精神领域。越来越主动有效地导引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人类精神的发展是在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具体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中实现的，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与社会的发展、人自身的发展、世界范围的文化转型息息相关，互动共进，因而总在着重研究社会转型的社会哲学的视野之中，并且对社会哲学研究的深化、人文社会科学的重建有范导作用，对自然科学发展重心的确定和人对技术系统的驾驭亦有重要意义。
三
社会哲学在中国目前尚属新兴学科，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基础上领域合一的简单社会结构、经学模式的思维方式、厚古薄今的历史传统等都严重阻碍其正常发育，也导致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误解曲解，在现实生产力低下的基础上，企图推行建立在高度发达生产力前提下的理想社会原则，结果造成理论领域畸怪百出，社会实践活动遭受重大挫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终于踏入现代化正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全面转型，急剧的社会变革中社会矛盾激化、社会问题成堆，旧的社会规范体系瓦解，意义支撑坍塌，新的观念体系尚未系统化并上升到主导地位，而在工业文明、市场经济发育的基础上社会交往关系大大丰富化，社会结构大大复杂化，试图导引中国社会变革潮流、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健康顺利发展的中国社会哲学应运而生。
中国社会哲学虽然晚出，但发展势头甚健，影响深远，这是由于其研究对象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四重转型的关键时期，而且在每重转型中，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世界范围内都可谓一典型，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角色：一是在文化、政治、经济前提均已具备的条件下由传统社会迅速向现代社会转型，首先表现在这个农业大国向工业文明的迈进；二是由扭曲的理想模式向客观现实的回复，突出表现为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三是由封闭半封闭的民族文化自循环主动走向世界，加入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大循环，逐步形成开放的文明体系，谋求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融会互补；四是自觉顺应世界文明发展大势，向后工业文明靠拢，探步信息时代、知识经济、生态文明，在全球性环境、生态、能源危机中探索人类文明新出路。总之，中国后发型现代化的进程，处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交汇点，处在几大文化体系全面冲突交流的漩涡中心，处在人类文明由主要依赖自然资源利用而发展向主要依赖人自身智力资源开发而发展的质变期，情况十分复杂，需要全新的理论支柱和意义支撑。“一旦社会失去了超验纽带的维系，或者说当它不能继续为它的品格的构造、工作和文化提供某种‘终极意义’时，这个制度就会发生动荡。”（注：（美）霍顿—库利：《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275页。 ）因而在中国大踏步进入现代化正轨的同时，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也全面展开。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当然不能脱离中国传统思想资源，但也应清醒认识到农耕文明基础上生成的中国古典人文精神的严重局限，返本不足以开新；西方现代文明形式是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参照系，但中国目前面临的情况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所面临的情况有很大区别，不能直接将西方近现代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全盘搬来做现代化的观念基础，而且西方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资源、环境、生态、文化危机已将西方现代人文精神的缺陷暴露无遗，使其对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大为减弱；以反思现代化、重写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在全球化浪潮中不可阻挡地波及了非西方文化圈，蚀解着一些刚刚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石，使其在发展模式选择上忧疑不定、举步维艰，但其积极意义也不容抹煞，这就是它们普遍的对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批判视角及具体观点，对于试图探索新型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有所启示甚至起到范导作用。所有的这些都构成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想资源和观念背景，但作为后发型现代化意义支撑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不能单从思想资料出发进行纯粹抽象的概念推演，否则不免会落入这个或那个窠臼，而偏离了目标。中国近现代不少思想家正是脱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的现代化进程（客观条件也不具备），而把文化当作可随意裁制组合的东西来作空泛议论和理想化的设计，试图将中西文明中最好的东西组合起来，摈弃那些看起来有害的、消极的东西，来塑造一种更完善的新文明，这些理想的蓝图很少有现实化的可能。而我们的当代人文精神必须与中国现实的现代化进程相呼应，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现代观念、现代意识的发育发展中汲取营养、动力和启示，深入研究高起点、高速度、追赶型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对中国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社会主义正向价值与初级阶段国情共处，封建主义残余、资本主义痕迹、计划经济的框架、工业文明的勃兴、现代化主潮交集的特殊现实深入考察，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按照社会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综合研究古今中外的有关思想资料，吸收人类文明的精华来促进社会进步，更要注意催生和扶植那些在中国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萌芽、成长、壮大起来的现代意识、现代观念、现代机制等，促进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全面现代转型，重建和高扬体现当代时代精神的中国人文精神。
四
社会哲学视野中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不是要建造一个纯粹的精神乌托邦，它首先面对的严峻现实问题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全面暴露的当代中国的精神危机：理想失落、规范失效、价值迷途、思想观念或僵化保守或痞气十足、审美情趣粗陋、艺术媚俗、迷信复返、人欲横流、情感匮乏、非规范文化（包括黑文化、反文化、神秘文化、黄文化等）盛行等等。究其原因，有的是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时期的必然现象，这个短暂的文化无序期是新文化有精神生长的必要空间、是新文化秩序建立的前提，因而危机中也孕育着转机和生机；有的则是传统痼疾的复发和恶化，暂时的强力扫除并未真正扯断其根，只破不立的“文化革命”既没有建设出蓬勃发展的新文化，又推毁了原有文化根基，致使文化基础水准大大降低，一旦政治高压减轻而经济状况初步好转，便不免沉渣泛起、丑态毕露，不过，顽症的再暴露也激起了根治的热望；还有的是在现代文明的映照和要求面前显现的巨大差距，或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改革不配套、某些方面决策失误的结果，这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只能在发展中逐步解决。体现在哲学层面上的“人文精神危机”主要表现在：人性的现代形态尚在萌芽期，主体性正在觉醒，科学理性精神不足，现代性定位困难，传统思维方式未根本转变，人、自然、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未确立，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诸领域发展不平衡，民族性与时代性仍在争执，世界历史、人类精神大坐标还不明晰，整体文化走向在摸索中——，由80年代的“启蒙导师”在市场经济发展早期迅速被甩向社会边缘的人文知识分子首先感受到了这一深刻危机，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身、改变致思路径，使起初只在终极关怀层面徘徊，或在自身困境中慨叹，自觉不自觉地与科学理性、现代性龃龉，与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时时亲和的人文精神研究逐步舒展了其固有的现实关切的触角，与中国现实的现代化进程中生长着的现代观念、现代思维方式接轨，而发生蜕变，焕发了强大生机。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是人文精神的一种特定形态，有其特殊的内涵、特殊的文化背景、现实基础和建构方式，亦有其特长和缺陷。尤其在剧变中的社会转型期，在以现代化为主题的当代人文精神萌生和建构期，我们的研究常常更多地（不得不）是病理学的而不是生理学的，是围绕现实问题展开的针对现实病态的疗治方案，所要提供的首先是有效药物（无毒不成药），其次才是普适的营养滋补品，因而转型期的理论大多有所侧重（也可能有所偏颇甚至形成理论盲点而难以自觉）、有所强调（也可能矫枉过正甚至走向极端而出现负效应）、有所贬抑（也可能祛邪伤元甚至消解过度而走向虚无）、有所促进（也可能急躁冒进甚至拔苗助长反而造成倒退）。这些特点是处在客观社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主体在其认识上留下的印记，没有什么超越时空的绝对完满的认识，每个时代都有其面临的特殊现实问题，理论的现实导向功能的发挥正植根于对当时现实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上，失却了这些特点则我们的社会哲学研究及人文精神建构的现实意义有限，甚至会趋近于那些搭着别人的脉给自己开药或自己生存尚成问题却一味热衷于拯救世界的“泡沫哲学”。所以关键不是急于在理论上消灭一切“片面性”（往往只是消灭了深刻性）而达到一种肤浅的全面和表层的统一，规范思想只能导致思想僵化、文化失去活力，却无补于行为失范、社会失控，而是应以科学的、理性的、辩证的、系统的现代思维方式，在伴随社会转型而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分离各循其则的大背景上，重新审定理论与实践、思想与行为、目标与手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必要距离和必然联系，习惯于在它们所构成的张力系统中寻找切实的理论切入点和与实践的适宜的结合点，对症下药，因势利导，尽可能增强理论的正功能，减轻其负效应，并在两端的关照中不断调节，深化认识、导引实践，探索可能性，寻求新的突破。
当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建构与其现实生长是同构的，准确把握现实是正确建构理论的前提，应注意到理论文本与现实文本的差异，不要把理论千呼万唤的东西当作现实中的已然、实然，应从客观实际出发；也不能超阶段跨层次地将理想强行灌注现实，在发展的初级阶段，过分强调理想层面的完美有时反而会抑制现实中进步因素的正常生长；理论应以理论的方式为实践服务，理论过分贴紧具体的实践会被缚住升华、超越的翅膀，实践过分依赖某种理论，会形成另一种盲目性，连在实际生活中自明的智慧也会退化，而二者两相背离又会造成理论空洞、实践盲目，从整体上损害和阻滞社会发展、文化进步。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也是人类精神的理论形式与其外化形式、现实形态的结构—功能系统的调适过程。转型期的当代人文精神恐怕也有个“领域分离各循其则”的问题，不光循着人类精神的不同走向、不同维度而分化，循着人类本性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而分化，也随着现代社会中人们的不同职业、不同阶层而有不同显现，这种分化是必然也是必要的，多元化、多样性的发展是积极的整合的前提，也有利于现代精神因子的培育。如中国历来有该务虚的过分务实——理论家不是为君谋便是为稻梁谋，该务实的偏爱务虚——百姓不喜实业鄙夷商业知足常乐好圣慕仙，这对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消极影响不少，在人文精神的层面分离进程中或可有所匡正。另外应注意，在社会哲学视野中研究人文精神，单从精神领域、文化结构切入来研究人类精神的变迁是不够的，正像不能根据大脑的区域功能划分来判断思想变化的成因一样，应更多地从人、社会、自然的关系中把握人类精神的变化；“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而对人类本性的理解阐释不是科学实证方法能单独胜任的，意义总是主体间性的，人文精神研究中主体性原则与方法十分重要，这使人文精神研究构成社会哲学独具特色的灵动的一面。
中国当代人文精神也是当代世界人类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站在世界的、未来的、终极关怀的视角上才能看到那些该变的东西、看到变化的整体方向和利弊，而这样的理论才可能起到导向的作用，也只有这样的理论才更具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终极性的哲学特质。中国尚处于工业文明发展初期，生产力水平还相当低下，且发展不平衡不稳定，资源贫乏、人口压力极大、在世界市场体系中难占优势，因而关注焦点往往集中于基本生存和平等发展权利的问题上，无暇顾及其余，易造成短视、追求当下利益而损害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并制约理论发育和升华，这就需要以导引中国社会变革大潮为己任的中国社会哲学必须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切的人文关怀。后发型现代化意义支撑的中国当代人文精神只有置于人类精神发展的当代大坐标系中，才能确定其意义何在，才能找到其力量的支点。而如果中国目前所探索的新型现代化模式能成功实践下去，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文化领域中更会影响日增，中国当代人文精神也会强有力地影响世界当代文化发展趋向，这样，中国当代人文精神的构建同时也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原载《学术研究》2000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