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专】马克思唯物史观对吉登斯的影响与启发
安东尼·吉登斯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在对历史事件的分析中，吉登斯既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于宏大叙事的“解构”，拒斥各种寻求普适性规律的观念及其理论形式，又承认能够对某些确定性的历史事件予以辨认与概括，尝试提出一种与马克思相异的历史解释理论。吉登斯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中不得不认真对待和详尽研究的一个重要思想家。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既是吉登斯历史观的重要来源，也是吉登斯历史观的解构对象。吉登斯既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马克思的诸多观点，将其运用和渗透到历史观之中（如人类社会实践向度），又批判地吸取了当代西方社会理论中最新的研究成果，得出了诸多独树一帜的深刻创见。埃里克·赖特曾指出，“针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一般趋于两种类型：要么是反马克思主义者的敌对的攻击，意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虚假的、有危害的或不合时宜的理论；要么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的重建的批判，力图克服理论的缺陷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吉登斯撰写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权力、财产和国家》一书是一本难得的著作：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批判地承认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社会理论中的价值。”[1]马克思对于吉登斯的启发与影响，不仅体现在吉登斯对于马克思的多年研究与一贯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唯物史观对于吉登斯社会历史观的内在影响。
一．马克思的名言对吉登斯结构化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文中曾有这样一句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吉登斯在构建自身理论的过程中，相当重视马克思的这句名言，甚至把自己的理论看做是对这个名言的诠释与发挥。虽说吉登斯对于古典和现代诸多社会理论，都采取了一种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综合方式，然而，马克思对吉登斯的影响的确是超乎寻常，非同一般。
如何认识和理解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社会科学理论中最为核心和最为棘手的老问题，也是吉登斯研究计划中致力于解决的重要理论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起，对帕森斯等为代表的“主流共识”的批判席卷了西方学界，吉登斯积极介入了这场大讨论，付出了多年的艰辛努力，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首先，在问题的提出方式上，吉登斯系统概括了诸多社会理论中长期存在的方法论分歧，揭示了其中根深蒂固地存在的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的二元对立，力图从本体论上实现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的有机统一。对于吉登斯而言，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问题，不仅是一个方法论原则的问题，更是一个本体论的问题。其次，在问题的解决方式上，吉登斯抛弃了单纯从行动或者从结构出发看待社会历史的两大视角，接近于确立了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出发看待社会的理论向度，把结构与行动视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两个侧面，从而建立了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方法论原则——结构二重性理论。这是吉登斯社会历史观最具特色之处，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当代西方社会理论的“实践论”转向，也可以说是结构化理论充当了帕森斯时代的“掘墓人”。
在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马克思抛弃了传统哲学从精神或者客体看待社会的两大视角，确立了从人类社会实践出发看待社会的科学的理论向度，创建了以科学实践观为核心的唯物史观，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观的革命性变革。唯物史观是“整个历史科学的一场震撼时代的革命，是新的历史科学的起点，它提出了新的史识，因此为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以及一切历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2]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吉登斯曾坦率地承认，“假定非常广义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可以指这样一种观念：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在实践（在进行日常生活时完成的实践活动）中反复形塑的，这种观念体现在广为引用的‘人类创造历史’这句话中。这恰恰是我在提出结构化理论的基本主张时竭力倡导的一种观点。”[3]国内外许多学者都注意到，马克思的名言极大影响了吉登斯的理论，然而，马克思与吉登斯的实践观也存在巨大的理论分歧。在结构化理论中，吉登斯力图阐明“人类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历史”的理论主旨，接近于确立了从人类社会实践看待社会历史的理论向度，然而，他没有全面领会马克思实践观的深刻内涵，更不了解马克思实践观在唯物史观的创立中的革命性意义。这突出地反映在吉登斯夸大了有认知能力的行动者的主体性作用，贬低了物质生产实践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的实践观作为其社会历史观的理论根基，具有无法弥补的根本性错误，也没有彻底解决行动与结构及其关系的二元分歧问题。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论述对吉登斯现代性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既是毕生致力于改变现存世界的革命家，也是力图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特别是资本主义内在秘密）的理论家。马克思从哲学的高度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真实面貌，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阐明了资本主义在历史图景中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还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着重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秘密，在《资本论》一书中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规律，从而科学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伟大论断。时至今日，唯物史观依然具有无可比拟的当代价值，对于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哈贝马斯认为，关于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革命性作用，“这些看法几乎可以直接援引《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赞美资产阶级革命作用的原话”，但是，“马克思认为，任何臣服于资本积累需要的文明都蕴藏着自我毁灭的种子，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它忽略了任何不能用价格表现出来的东西，而无论这些东西是多么重要。”[4]
对于现代社会的缘起、现状和前途的分析与探讨，始终贯穿于马克思的革命斗争与理论研究之中，也是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界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吉登斯把社会学理论的主要任务归结为对现代性的研究，把现代西方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归结为现代性的激进化或极端化（也可称为晚期现代性、高度现代性或反思现代性），力图以多维制度分析去把握现代西方社会的变迁。早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吉登斯不仅确立了马克思作为社会学经典大师的地位，而且发现了古典社会学三大奠基人在理论主旨和问题框架上的一致性：勾勒与已往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他认为，相对于其他后来的作者，马克思著作仍然呈现可贵的社会概念、历史概念。虽然吉登斯反对以任何一种单一的制度维度去考察现代社会的变迁，极力倡导资本主义、工业主义、民族－国家与军事工业化这四种现代性的制度分析框架，然而，他相当欣赏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诸多观点，他认为，对于资本主义扩张的贪婪本性，马克思的著作做出了或许依然是最强有力的理论解释。
首先，从吉登斯的相关论述来看，虽然他明确否定了劳动价值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分析的适用性，然而，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体系的分析却启发了吉登斯的诸多灵感。在吉登斯看来，尽管马克思对诸多的历史阶段都有所著述，但是他更关注的是现代社会的变革，正如马克思在其《资本论》首页里所强调的，资本主义是个商品生产的体系；马克思把商品特性和普遍商品化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在根本上依赖于劳动契约，劳动契约建立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和平的”谈判基础之上，从劳动契约中“逐出”暴力，这是民族－国家内部和解化过程的中心，马克思本人没有充分揭示这种洞察力的深意，但是他从理论高度提供了怎么达到这种结果的线索。在吉登斯的理论中，资本主义具有两种涵义，它既是一种总体的社会类型，也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组织类型。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类型，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商品生产的体系，它以资本的私人占有和无产者的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这种关系构成了阶级体系的主轴线。由此观之，在对于资本主义的狭义理解上，吉登斯几乎是照搬了马克思的观点。不过，吉登斯还力图发掘出雇佣劳动关系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相互关联，把劳动契约在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视为现代国家内部“绥靖化”过程的中心，还专门分析了常备军和警察的历史分化与职能差异。具体来说，基于劳动契约的自由平等形式，统治阶级抛弃了以武装力量或武力威胁为基础的剥削方式，采取了法律制裁、监狱和警察作为阶级统治的主要手段，常备军的主要职责是对外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因而现代国家在其统治范围内具有较为和平的特性。
其次，虽然吉登斯否定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重要论述，然而，他也有限度地汲取了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矛盾分析。早在《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一书中，吉登斯力图挖掘“矛盾”概念对于社会分析的价值与意义，区分了生存性矛盾（即人与自然的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即各种结构性原则之间的矛盾，可细分为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两种基本的矛盾类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结构性矛盾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市民社会与国家间的矛盾，它在大体上对应于资本主义“私人积累”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结构性矛盾还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次要矛盾：“资本国际化”和“民族－国家的内部巩固”之间的矛盾。吉登斯把结构性原则视为制度之间的分化和关联，特别是分析了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在文明社会之中的矛盾关系，这似乎接近于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关系的阐述，然而，吉登斯没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视为人类社会历史中的根本矛盾，并且决定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在《现代性的后果》等书中，吉登斯还力图“辩证”地分析现代性的双重后果，突出现代性的“危机”因素，并且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在吉登斯看来，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四分五裂性质的论述是正确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不断骚动着的制度，肆无忌惮的市场力量往往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并很容易出现寡头对市场的控制；资本主义市场无拘无束的运行存在马克思所强调的诸多负面倾向，市场趋向于产生不均衡发展，摧毁当地生活方式，并且产生了多种经济两极化。虽然吉登斯力图揭示现代性的发展及其全球化所蕴涵的双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也较为全面阐述了现代性的双重特征，但是，他没有从社会基本矛盾的视角来考察资本主义的双重后果，也不可能辩证地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趋势。
三．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对吉登斯激进政治理论的影响
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如何认识和评价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既是吉登斯作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代表性人物之一的大师级学者所不能回避的理论问题，也是吉登斯作为英国新工党的精神领袖所必须解答的重大问题。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吉登斯的观点主要可见于其早期和后期著作之中，也经历了一个由专注于分析概括到侧重于反思批判的演进过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哥达纲领批判》被吉登斯视为把握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的两本主要著作，在《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马克思·涂尔干·韦伯》一书中，吉登斯对马克思社会主义学说加以了简要概括与分析。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等书中，吉登斯紧密结合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现状，既否定了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的可能性，又肯定了社会主义理想与价值的当代价值，并把它视为“第三条道路”的核心目标。
无论是结构化理论的创建，还是现代性理论的建构，吉登斯反复强调一般性理论应该能够用于经验研究，他也崇信马克思关于理想与现实相结合的原则。对于超越资本主义的未来社会，正如许多学者所反复指出的，马克思并不想教条式地预测未来，只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马克思对于未来社会的这一原则立场被吉登斯视为“现实主义”，即如果没有同制度的内在可能性相结合的话，寻求社会变迁在实践上就没有什么作用，而现实主义也是吉登斯乌托邦现实主义框架的重要理论原则之一。在吉登斯的现代性多维制度分析框架中，现代性的反思性既摧毁了以往诸多思想家（包括马克思）力图驾驭历史、控制世界的信念和努力，又提供了人类积极参与改变历史、规避全球性的严重风险后果的机遇，从而为达到一个安全而人道的世界提供了可能性。基于这种理论认知和现实把握，吉登斯强调，我们必须用一种比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使乌托邦的理想与现实保持平衡，把马克思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形式的乌托邦主义在同等程度上融合起来，既立足于现实主义的根基，又保留了人类的价值理想。
“第三条道路”理论，既源自西方社会民主主义“复兴”的现实需要，又是吉登斯之前所创立的一系列理论（特别是现代性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从结构化理论和现代性多维制度分析框架出发，吉登斯立足于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和苏东剧变的现实状况，批判了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历史必然性论证的合理性，又高调肯定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与理想的当代意义。由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冲击，吉登斯强烈反对苏联式社会主义的可行性，拒斥以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选择，又深刻洞察了当代资本主义所具有的固有弊病（如财富、权力的不平等）与新的“严重风险”（如生态危机等），力图以“第三条道路”的政治框架来超越现存资本主义。简单来说，吉登斯对于“第三条道路”基本框架的定位，其核心价值观是左派所固有的理念（如公平、正义等），在具体政策层面则超越了左右划分，以期应对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挑战。吉登斯毫不讳言地承认，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某些价值与理想，是为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所要创造的美好生活必不可少的，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规划已经失信的地方使这些价值再现其意义。在这个意义上，吉登斯高扬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价值与理想，力图克服现代资本主义秩序所具有的种种危机和困境，表现了马克思未来社会学说对于他的影响与启发，然而，他否认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没有深刻认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重要意义，其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就难免流于空洞和幻想。
当然，作为吉登斯毕生高度关注的伟大思想家，马克思对他的影响与启发远不止于以上三个方面。例如，在阶级的划分问题上，吉登斯几乎完全肯定了马克思的观点，即“是否占有生产工具是阶级划分的主要标准”，他也坦率地承认，在指明现代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与“阶级分化社会”之间的某些不同点方面，马克思总体阶级观点依然具有重要性；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吉登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名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肯定了劳工运动在现代社会的各种运动形式中的中心地位。然而，吉登斯否认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变迁（特别是社会转型）中的直接动力作用，也拒绝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
【注释】
[1]Erik Olin Wright, Giddenss Critique of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March-April, 1983, p.11.
[2]吴江：《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大史学》，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第17页。
[3]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三联书店,1998，第359页。
[4]哈贝马斯：《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41~42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