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鹏颖】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社会工程哲学
社会工程哲学的兴起是21世纪以来中国哲学界的一个新创造，是对社会工程生成、发展、功能、规律的关注与追问：哲学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追问究竟何谓社会工程，什么使得社会工程成为工程，社会工程与实践、生产是什么关系，社会工程对人和人类社会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大概都有待于我们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找到答案。
一、实践（生产）的泛化与社会工程的理论价值
以生产为基本实践形式（形态）的实践，是马克思哲学的基石，是马克思哲学思维辐射的轴心，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也是我们理解马克思哲学的钥匙。马克思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一定意义上是“实践”范畴的理论功绩。
首先，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旧唯物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诉诸的是一种单纯的直观，它没有也不可能获得对感性、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本质的把握，它既不理解“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不理解人的直观所指的对象、“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1]又不理解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所谓人与自然、“自然与人的对立”其实是人们习惯思维中的一种错觉，“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与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斗争促进其生产力要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然消失了”。[2]在马克思“实践”范畴视野里，人所面对的感性自然界是一种“人类学的自然界”，它是“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关系：无论从这种关系的生成还是发展看都是实践的（当然不仅是实践关系）；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统一的基础是人的实践活动，“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4]
其次，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提供了新思维。旧唯物主义用直观的思维方式面对社会历史中的“对象、现实、感性”时，呈现在其面前的是一幅仅仅用“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难以读懂的图画。如果说在对自然界的理解上“从来不谈人的世界，而是每次都求救于外部自然界，而且是那个尚未置于人的统治之下的自然界”[5]的话，那么在社会历史领域，旧唯物主义则把对象、现实、感性视为人的思想的产物，把人与社会历史的关系看做是人与自己的思维产物的关系，只有“理论的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活动”。[6]
再次，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为人们把握人的本质提供了新思维。与旧唯物主义不同，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它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实践关系中把握人的本质，在人的对象性活动中把握人的本质，认为人怎样活动，人也就怎样。从本体论视角考察，“实践”构成了人、人类社会之本，在实践中生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构成人的本质或者是理解、解释人的本质的“工具”。
质言之，马克思的“实践”范畴的创立，意味着对于人们在物质活动基础上生成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体制、甚至社会规律及其发展都应当从实践方面去理解。同时，它意味着对于人们的社会意识的生成与发展也应当从主体、从实践的方面去理解。更进一步，马克思对实践范畴的理解至少包括批判的维度、建构的维度和改造的维度。
所谓批判的维度，就是关注整个观念的批判和现实领域的批判，强调“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极端重要性。当然这种批判应当是历史的批判、科学的批判、辩证的批判、理论的批判、文化的批判甚至应当包括实践内在、外在程序与价值取向的批判。所谓建构的维度，就是强调人类社会是一个在实践（生产）中诞生的过程，是工业发展的产物，社会的生成及其社会系统实在方式，本身是生产力和产业发展的过程，即自然成为人化的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社会实践是推动人类认识进步、社会发展及人的发展的最根本动力。人类社会之所以不是从来如此，永远这般的自然存在物，而是活动的社会有机体，关键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所谓改造的维度，就是“对实践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7]显然，马克思的实践范畴不是单纯地批判、建构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以往的实践的产物。
可是，实践的批判、建构和改造维度多年来被研究者们“遮蔽”了，其理论后果就是把“实践”范畴抽象化、理想化、绝对化了。“人们虽然反复强调感性的实践，但是其研究往往与实践的历史内涵、现实内涵和文化内涵相去甚远，往往热衷于争论：实践的本质规定是主观的、客观的，还是主客观的统一？实践的功能是什么？实践的要素和形式包含哪些？中外实践范畴在历史上经历了哪些变化？”[8]仔细想来，对实践范畴的这种研究就象中世纪经院哲学讨论的所谓哲学问题，尽管研究内容有别，但其思维方式和思考路径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这种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不仅没有按照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思路把马克思实践范畴研究引向深入，而且与极其丰富的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相比，在理论上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比如，实践与理论在“活动”意义上是什么关系？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是什么关系？社会实践与社会结构是什么关系？实践成败与社会环境是什么关系？实践效果与社会管理是什么关系？实践过程与思维方式是什么关系？实践选择与社会文化是什么关系？特别是实践目标、实践手段、实践效能、实践结果、实践观念与人的生存与发展是什么关系等诸多问题，在马克思的实践范畴里虽然若明若暗地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着，但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比比皆是。人、社会是实践的存在，社会实践（不管哪个领域的实践）的是非成败决定人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有的甚至决定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因此，人类应当对于实践，特别是有重大而深远影响的社会实践活动采取理性、科学、审慎的态度，对于握有决策权或能够对重大实践决策产生影响的人来说，尤其应当把握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及其两者的差异与统一。社会管理者在决定进行重大实践活动之前，需要深思熟虑地将拟进行的重大实践活动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当中，进行合理性与可行性的论证，充分考虑多种可能，不可草率行事。这种思维对于实践的批判、建构和改造维度都有方法论意义。
在这种思维、理论背景下，“社会工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孕育而生了！ “社会工程”缩小了“实践”的外延，丰富了“实践”的内涵，特别关注了多年来被忽视的社会生产生活中人与人（社会）关系的特殊世界，力求追问社会世界的建构和改造中的哲学问题，并致力于为其提供方法论支撑。
二、实践（生产）的理论张力与社会工程的基本规定
如前所述，“实践”是一个极具张力的哲学范畴，就实践本身而言，可以解析为实践目的、实践主体、实践客体、实践过程、实践方案、实践效果、实践环境等。就不同实践领域而言，可以解析为政治领域实践、经济领域实践、文化领域实践等。就不同实践形式（形态）而言，可以解析为物质生产实践、精神生产实践、社会关系生产实践、人类自身生产实践等。如何真正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的理论创新成果，继续把“解释哲学”向“改变哲学”、“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历史转向推向前进，我认为关键在于对“实践”范畴的深入和具体研究。
实践世界是一个人化的世界，而不是旧唯物主义的所谓不依赖人的意识而存在的客观世界。这个人化世界最为典型、最有影响、最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活动形式就是工程。李伯聪教授认为：“工程、生产、劳动、实践这几个术语是近义词。这几个术语的含义和用法既有相同、相通、相近、相似、相交的地方，又有某些不同和相互区别之处”。他还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工程化的生产活动才是最发达、最典型的生产活动”。[9]按照这一逻辑，我们是否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工程”是最典型（从构成要素看）、最科学（从现代科学理性、技术理性的渗透看）、最有力（从对当下社会支撑、牵动作用看）的实践活动。人类历史特别是进入工业文明以来的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人类的社会实践改造（建设）史，不啻是工程史，正是无数个工程项目承载和推动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如果说第一次浪潮的财富体系主要是基于种植农作物，第二次浪潮财富体系基于制造东西，那么第三次的财富浪潮体系就是越来越基于服务、思考、了解和试验了”。[10]从人类财富体系的演变可以看出，不同的文明时代有不同的工程（内容、规模、形式、手段、性质）来支撑，但基本趋势恐怕是工程性，即规划性、设计性、科学性、技术性越来越强。工程这种实践形态在诸多形式当中日益完备、典型，而且影响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可以说，工程是实践的转化形式、或者说实践在现代社会中主要采取了工程的形式以使人类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自然界，进而达到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目的。
现在的问题出现了：实践不仅仅是人类对自然世界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还包括人类对社会世界的适应、依赖、生产和改造；生产不仅有物质资料的生产，还有社会关系的生产、人类精神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所以，作为实践（生产）转化和典型形态的工程自然不能只是（有）自然工程，还应当有以适应、依赖、建构和改造社会关系为目标取向的社会工程。
首先，实践（生产）自身蕴含着双重矛盾关系，即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和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其中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是人与自然世界关系得以生成、维系的充分条件。也就是说实践（生产）不是简单的人与自然的单一的线性关系，即人与自然进行物质、能量、信息交换就是一切了，而是要受到人与社会世界关系的状况、性质、水平的影响甚至制约。实践（生产）本身是一个复杂的非线性系统，这里包含着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这两种关系的关系，这里有物际关系，人际关系，还有人与物的关系。在这个系统中，哪种关系不协调，都会给实践（生产）带来影响，甚至破坏这个实践（生产）系统的正常运行。所以，马克思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11]作为现实实践（生产）的充分条件，这些所谓“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并不是抽象的概念，在不同的社会形态、社会阶段，它们有其自己特定的实现方式和存在形式。显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不是或不同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两者不是一个东西，就两者共同存在并发挥作用于同一实践（生产）系统中而言，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践方面或实践领域。
其次，在社会（自然人化和人化自然）系统中，实践（生产）是全面的，而不是单一、片面的实践（生产），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领域、人的精神领域，包括人类自身繁衍领域等都是独立的实践（生产）领域，不能用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取代另一个领域，而且不同的领域的发展、演化具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与此相联系，人类对世界的改造也不仅单单是改造自然世界，单单改造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而且还要改造社会世界、精神世界，改造人与社会世界的关系，改造人与精神世界的关系，实现物质文明、社会文明、精神文明的和谐共建。因此，工程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就必然包括社会工程等其他工程领域、工程内容和工程形式。
综上所述，我们在哲学视野中实现了实践（生产）向工程的转变，从自然工程向社会工程的逻辑转变。
社会工程是什么？就是社会主体以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以社会技术为中介，改造社会主体、调整社会关系、控制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其核心词是“科学”、“技术”、“理性”和“过程”。其根本目的是将社会主体的本真价值目的嵌入改造社会世界的实际活动过程，构建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换言之，社会工程不是在社会机体中自然“生长”出来的，而是人为建构的产物，具体地说： 第一，社会工程是实践活动。社会工程不是纯粹的思想（尽管思想本身也是活动），而是现实的可以感知、经验、操作的实践活动，它既不先验，更不是超验。第二，社会工程不是一般的实践活动，或者说并不是所有的实践活动都是社会工程。比如走路、吃饭、交友、唱歌等都是实践活动，但我们却很难说这些实践活动也是社会工程。第三，社会工程是人们改造、调整、协调社会世界、社会关系、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或者说只有指涉社会关系领域的实践活动才可能成为社会工程，而指涉自然领域的工程，如“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等虽然也是工程活动，但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工程。第四，社会工程是指那些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指涉整个社会（或者整个地区）范围、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影响的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换言之，那些“小范围”和“小系统”的实践活动，如一个企业、一个学校、一个社区、一个机构的“改造、调整和协调”活动很难说是社会工程。第五，社会工程，特别是现代社会工程是在一定社会理论思想“支配”下，以具有一定科学理性的社会技术为中介进行的人们改造社会世界、调整社会关系、协调社会运行的实践活动过程。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科学理论为逻辑前提，没有比较科学的社会技术作中介，那个所谓社会工程不过是盲目的实践活动 。中国工程院长院长沈珠江教授认为：由于世界分为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工程”合乎逻辑地可分为“自然工程”和“社会工程”。前者不妨称为“硬工程”，后者不妨称为“软工程”，虽然工程的名称上属于硬工程，但把它推广到社会改造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如“知识创新工程”、“希望工程”等。[12]甚至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在一定意义说，就是社会工程史。
马克思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点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者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1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多元的，人们所要建构和改造的世界也是多元的，“社会革命”或 “社会改革”、“社会变革”是必然的，不同的领域的变革（改造、革命）方式是有区别的。因此，工程作为实践（生产）的典型形态也必然是多元的、有区别。社会工程作为独立的哲学范畴的创立是合乎逻辑的。诚然，中外社会发展史中的历次社会革命、社会改革，实际上都是对人们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全部或个别环节的改革与调整，都是非常浩大而复杂的社会工程。正是这些社会工程的实施，冲破了一定社会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桎梏，进而推动社会向上、向前、向着更文明的方向发展和演进。
三．社会工程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14]把这段话倒过来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即“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不理解人与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真实关系，不理解人对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实践”（生产）所形成的现实关系，不理解这种现实关系而把人与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系当作人对世界的“直观”的关系。无论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还是抽象发展了“能动”方面的唯心主义都只能是用“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的东西”来解释世界，而无法改变世界，只有超越这些“神秘的东西”，形成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为其理论内涵的新哲学，才能实现对世界的自我建构、不断完善和有序改造。
社会工程哲学就是按照这一逻辑思路，把非物理学意义上的不可“触摸”但却真实在场的现代社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机制，甚至社会制度（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建构、改造作为研究对象，从思维与存在、实然与应然、理想与现实、可能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关系层面和视角，深入讨论社会工程思维、社会工程规划、社会工程设计、社会工程实施、社会工程效果、社会工程管理、社会工程评估等问题的新的哲学分支学科。显然，社会工程哲学必须具有现实性、具体性、科学性、技术性、操作性。但在现代社会语境下，研究社会工程哲学又不能只主张现实性，还必须凸显社会工程哲学作为哲学的超越性。
唯物史观的创立不在于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发现了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常识，甚至也不止是发现人类历史的世俗基础，而且是人类在这个基础上站立起来自我解放并掌握自己命运的基本途径。一个半世纪以前马克思所谓的实践（生产）显然主要是指运用着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世界具有巨大改造作用的现代工业生产。正是这种生产使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创造性和主体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凸显出人与外部世界（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为我”性质，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包括人的精神世界在内的人的整个存在方式，而人们的存在也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这个现实生活过程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又到后工业文明或信息文明，原来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被破坏了，现代工业文明也使现代社会陷入一系列悖论当中。社会工程赋予唯物史观视野中人们改造社会世界的实践活动以历史的、文化的内涵，就是既要增加社会工程活动的科学性、技术性，又要提升社会工程活动的人文性，用社会工程的人文精神整合或统摄科学精神，实现人类对现代性构成文化支撑的科学精神的超越。这就要求我们不能只在“改变社会世界”的向度上理解社会工程和社会工程哲学，而应当在开发社会主体人的潜能、发展人的理性、尊重人的权利、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深入思考和创新社会工程哲学，通过社会主体人的对象性活动达到对现代社会及其人的本质的变革与超越。
【注释】
[1][2][4][5][6][7][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76页；第77页；第55页；第97页；第58页；第75页；第5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第127页。
[8]衣俊卿：《哲学问题与问题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9]李伯聪：《工程哲学引论》，大象出版社，2002，第7页；第8页。
[10][美]阿尔温·托夫勒：《财富的革命》，中信出版社，2006，第20页；第21页；第22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8，第344页。
[12]沈珠江：《工程哲学就是发展哲学》，《清华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32~33页。
（原载《哲学动态》，2008年第7期。录入编辑：乾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