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现状
在当代西方语境下出现的“社会科学哲学”，对其研究的主题、对象和目标的界定，历来是倍受争议的核心问题之一。它是“社会科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即对社会科学之理论和实践进行的哲学反思，或者是“社会的”科学哲学（soci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即科学哲学研究中社会域面的凸现，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应当说，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领域中，比较规范的用法是前者，即社会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但是，它的研究内容却并不限于此，因为这个领域“把交叉的争论和论题比较宽泛的结合在一起”，[④]所以，它实际上包含了如下三种基本的理论定位：[⑤]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隶属于广义科学哲学，是后者的亚领域。这一观点形成于实证主义统治时期，尤其是随着自然科学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之后，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强烈影响，并以自然科学为楷模来构造自己的学科体系和研究方法，因此，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具有广泛的从属性。这一主张在逻辑实证主义时期，达到了巅峰，以纽拉特（O.Neurath）等人为代表，试图把社会科学统一在自然科学中，并最终还原为“统一的物理主义语言”。[⑥]作为20世纪前半期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观念，这一以实证主义为标签的观点，从正反不同的方向上，促成了其后各种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流派的出现。
其二，社会科学哲学是哲学学科的分支，跟传统科学哲学具有同等的学科地位。伴随着反对自然科学的霸主地位和社会科学本身的发展，尤其是库恩“学科范式不可通约”思想的影响，古典实证主义走向崩溃，出现了一系列实证主义的替代理论。这一观点普遍坚持反自然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性质，无论是社会事实还是具有自由意志的社会个体，无法获得像处理自然事实时的那种精确知识。虽然自然科学先于社会科学而产生，但“在某种意义上，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同时诞生”。[⑦]因此，社会科学哲学应当形成自己独立的领地，更多关注的不应当是寻求普遍规律或进行精准预测，而应将之定位于概率性的概括和规则的制订。更为重要的是，在该观点的引导下，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已经逐渐摆脱了认识论局限，开始与普遍的科学知识生产、社会实践等更为广泛论题结合起来。这一方向上延伸出多个思想流派，它们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主导路径。
其三，社会科学哲学是对社会研究实践进行反思的元理论研究。这是一种以社会科学的独立学科建制为基本定位的观点，它把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视为是在社会科学本身中进行的事务。比如，特定的理论或方法论的选择是否是适合于去说明社会现象，历史规律是否存在，知识亲知的模式，理论选择和说明模型的解释力，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⑧]该观点认为，社会科学更接近于其领域内，诸如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的研究对象，而非实验的和自然的科学，从而，这一类型的社会科学哲学家拒绝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普遍指导作用，其哲学在于反思社会科学学科当中的社会科学实践，寻求具体学科本身的普遍原则和理论。因此，这一方向实际上主要与具体的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在了一起。
综上可见，不能孤立的来理解社会科学哲学，而应将之视为融合了上述三种理论定位的一种新的对话平台。之所以会有这种融合的可能性以及平台地位的建立，核心的原因就在于对“科学知识”认识的转变。如果说在第一种理论定位下，需要求解的是“社会知识的科学地位”问题的话，那么到第二种理论定位下，人们已经认识到，相关于社会系统的一切因素（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语言的等等），不仅是影响科学知识形成的重要方面，而且它们本身就是科学知识。正是在此基础上，凸显这些因素的各门具体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经济学、史学、语言学等等，作为科学知识的分支，共同提出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具有普遍性、根本性的哲学论题。这三种界定之间，既有历史和逻辑上的关联性，又有论题和范围上的差异性，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主题。
所以，这三种界定的演变，本质上反映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逐渐走向自为和成熟的动态过程。从作为广义科学哲学的亚领域，到提出独立学科建制的理论诉求，进而以成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向具体社会科学学科的渗透，这一发展充分表明，当代社会科学哲学正在由作为认知的体系向作为社会化的体制迈进。诸如，当前社会科学的公众角色出现的危机，涉及到了专家系统和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科学知识在社会当中的地位问题，以及科学的社会建制和专家在生产知识中的关系问题。这就是说，“科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社会的自主性？如何来理解现代社会中，作为认知体系的科学（即知识体系）和作为制度体系的科学之间的关系？”[⑨] 这些都是当代社会科学，从而也是社会科学哲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所以，理解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既要将之视为源于科学哲学而发展起来的知识领域，又需将之置于更广阔的社会视角当中。从这一线索上看，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如下的流派：
1．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在孔德（A. Comte）于19世纪发明“实证主义”的时候，为了把知识体系跟信仰体系区别开，就已经开始倡导在科学的基础上来进行人类社会生活的研究了。在这一信念的指导下，他建立了“社会物理学”、“社会学”等作为科学的学科。由此，从孔德时代开始，实证主义这一术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社会科学方法的特点。其基本信念就是，在经验科学当中所使用的那些方法，能够而且应该被扩展到人类智力与社会生活的研究当中，从而把这些关于社会研究的领域确立为科学学科。
其后，穆勒（J. Mill）试图用人类的行为科学来模拟物理学。尽管他看到人类行为的不可预测性，从而认识到了对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类进行行为预测的困难，但是，他指出，即便所谓的自然科学，实际上也无法达到精确预测，因此，绝对精确预测并非科学之标准。涂尔干（E. Durkheim）表述了相同的看法，他认为社会科学应以自然科学为蓝本。因为社会科学的对象，诸如社会事实之类，具有客观实在的特征，具有强制性力量来规范个体的自由行为，会迫使他们在特定的环境来实施行为，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事实就类似于自然科学所面对的自然事实。亨普尔（C.Hempel）也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说明和预测，具有类似于物理学中那样的逻辑构造，人类行为完全可以像自然现象那样，通过发现适当的规律得到说明。可以说，实证主义普遍认识到，“成就一门科学的不是它的结果，而是目标。如果其目标是要建立自然属性之间的普遍联系，当对一种关系的真理检验最终依赖于数据本身，且该数据不是纯粹人造的时，那么该学科就是科学”。[⑩]
应当看到，实证主义的这一探索人类行为之路径，本质上是自然主义的。人类的思想和感觉，从而所引发的行为都是自然世界的不可分割部分。这一基本立场成为后经验主义批判的出发点。这之后，尽管各流派提出了不同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但反自然主义的传统成为基本共识。
2．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解释主义的研究路径源于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目标的认识差异，也就是“说明（explanation）”和“理解（understanding）”的区别，即认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说明，而社会科学则只适用于理解或解释。基于这样的认识，在该方向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解释主义传统：
第一个是大陆传统，以新康德哲学为代表。从狄尔泰（W. Dilthey）系统探索用“精神科学”来区分自然科学为开始，到韦伯（M. Weber）时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理论。韦伯把社会视为是由相互作用的个体所构成的，个体所实施的是有理性的社会行为，行为者通过自己的意志，赋予行为以意义，从而在面对其他行为人时达到自己的目标。所以社会科学所关注的主要就是意义，或者说有意义的行为。为此，出于跟实证主义相对抗的目的，韦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作为工具，并将之看作社会科学研究其对象的独有方法。正因为理性的思维过程会产生出知识来，所以，通过“理想化”的理想类型，人们就可以对所研究对象应当具有的最合理形式给出解释。总体上看，这一传统坚持客观主义的认识定位，希望通过对人类意义的研究来认识客观现实，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开始导向更深的文化层次。
第二个是英美传统，以语言哲学为代表。在这一方向上，温奇（P. Winch）秉承了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后期思想，将“语言维度”引入到了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当中。温奇也谈论理解和说明的区分，也指出了“我们理解自然现象是按照因果观念，而我们理解社会现象涉及行为的动机和理由的范畴”，[11] 从而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出区分。不过，对于温奇来说，更为重要的东西是语言，只有通过语言的使用，才能决定事物的存在，所以，“理解就是一种我们如何使用语词以及如何认识到用正确的方式使用语词的事情”。[12] 每一种语言都各有一套看待世界的方式，从而有理解世界的不同方法，因此就有了遵守规则的事情，也就是说，只有在特定的规则当中，才能够理解社会行为。这样，当具有了社会规则的知识，同时又理解了该规则的使用时，就可以预测人们的行为。由此，温奇就把解释主义的观念跟语言游戏连接在了一起，当人们理解了特定行为群体的语言游戏之后，就能够进而理解他们的生活形式，甚至文化。
总体上看，解释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更多的对人类行为进行了充分的阐释，认为社会科学是跟有意义的人类行为相关联的，而这种关联则在特定的语言游戏、生活形式、传统或者共同体中来进行。
3．批判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批判主义的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主要是在德国理性传统语境中形成，包括了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法兰克福学派时期。自黑格尔起，到后来的马克思，批判理论批判了实证主义价值中立的观念，而把整个世界和历史都看作是一种辩证的运动过程，因此，社会认识或社会科学之目标应当不仅仅是理解或解释社会及构成，而应当是解放人类并确立他们的主权。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社会科学知识必须是批判的知识，因为实证主义的知识或单纯的理解，都是对现存社会的断言。批判内在地相关于解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之目标就在于，通过深化社会自身的意识来改造社会”。[13] 这一基本信念由后来的霍克海默（M.Horkheimer）、马尔库塞（H.Marcuse）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学者所发扬。其核心就是把社会视为批判的整体，充分贯彻辩证方法，揭示社会矛盾运动的本质。这一工作使得社会科学被定位在了批判实践的基础上，从而走向了意识形态的社会批判。
第二个阶段是新法兰克福学派时期。以哈贝马斯（J.Habermas）和阿佩尔（K.Apel）为代表，他们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批判的悲观主义情绪中走了出来，更多关注于“如何规范地建构社会科学的理论事实”，或者说社会科学的规范基础的问题。与老一代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相比，他们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的前提有了明显的不同。正如哈贝马斯所言，“语言问题在今天已经取代了传统的意识问题：语言的先验批判已经取代了意识批判”。[14] 这种语言哲学的视角把交往行为定位于认识社会的新起点，从而既摆脱了工具理性的束缚，又为社会科学的以解放为旨趣、进行批判反思的目标提供了可能。由此，他们所主张的社会科学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语言交往行为基础上的社会理论，是一种“重构”的社会科学，即试图提供一种综合性的科学哲学，从而把理解的和说明的方法论融合起来。
4．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
如果说解释主义和批判主义以解释传统和批判理论分别介入到社会科学哲学当中，形成了另外一种研究社会科学哲学的路径的话，那么后经验主义则直接以反实证主义为基本立场，目的就是要打破实证主义的科学统一观、科学方法的整体论等观念，推翻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权威性和普遍有效的解释与预测功能等信仰，事实上，也就是要祛除实证主义的科学神话观，转而将科学的理性和逻辑，看作与科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制度、组织等外在因素具有同等的地位。后经验主义的这一目标，包含了多种不同的取向，诸如建构主义、女性主义、批判实在论、社会认识论等。虽然在理论定位、研究层面和方法论手段上都不同，但它们无疑都是对实证主义思想进行的替代性方案，共同构成了“后实证主义”或“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思想。
伴随着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在基本策略、主导观念等发生的认识转向，它所包含的建构主义、社会认识论等不同取向，也发生了相应的理论变化。它们在总体上已经超越了最初简单的“说明——理解”之争，呈现出以“建构——解构”、“实在论——建构论”等为典型的争论，[15] 使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呈现出新的理论特征，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时期。
二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理论特征
作为一种对科学进行的反思性实践活动，社会科学哲学本身的研究论域和理论定位一直处在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实证主义的终结，尤其是与库恩的范式理论相关而发展起来的后经验主义，从构成社会科学的那些认知实践和过程中来看待社会科学，从而社会科学哲学成为了关于社会科学实践的反思性话语，它不再纯粹是认识论的，变成了与认知和知识相关的更广泛论题。社会科学哲学基本观念的这一演变，是在它的一系列认识转向过程中完成的：[16]
1．逻辑转向（logical turn）
不同于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对经验的狭隘关注，新实证主义（包括逻辑实证主义或逻辑经验主义）引入逻辑的维度，在逻辑的和经验的维度之间做出了非常明确的区别。因为逻辑代表的是由科学语言所表征的知识形式，而经验则关涉于世界的知识基础，两者之间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新实证主义的这一认识为其用自然科学来统一社会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统一科学”纲领开启了理论可能，因为既然语言和实在之间存在着一种同构的或映射的关系，“实在依赖于语言”，那么思维着的行为主体在认识中就成为无足轻重的了。[17] 制造理想的科学语言，用演绎的逻辑推理替代经验的归纳，为所有知识（包括社会知识）寻求逻辑基础，成为了这一时期科学哲学的基本目标，由此，新实证主义的思想成为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正统观念。
2．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逻辑转向引发了语言转向。语言转向以语言的本质、意义、理解以及交流为主要问题点，把语言本身的一种理性知识提升到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地位上。语言转向的整个过程涉及到三个阶段，包括“以句法形式为取向的语形学阶段，形成了逻辑-语形分析；以言说对象为取向的语义学阶段，形成了本体论-语义分析；以语言使用者为取向的语用学阶段，形成了认识论-语用分析”。[18] 逻辑转向跟语形学阶段部分重叠，仍然处在自然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框架内，强调的是科学语言的逻辑形式，认为只有世界的逻辑形式才可得以抽象和把握。在语义学阶段，波普尔（K.Popper）认识到了“对实在的观察是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亨佩尔也开始用“解释”来替代因果性说明，试图超越形式框架来解释科学规律，因为经验的意义不仅在于概念和句子当中，而且在于整个理论的系统当中。其后，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意义使用论”的影响，语言转向进入到了语用学阶段，已被抛弃的主体又重新进入到了知识的视域当中，其最大后果就是，借用语言语用学来构筑知识对话的新平台，为科学理论的合理性进行辩护，寻求交流和使用中的语言的意义，从而科学逻辑不可逆转地趋向于科学语用学。
从语形、语义到语用阶段演变的语言转向，本质上也是社会科学由从属地位开始向认识论核心领域的转变过程。语言转向促使人们认识到，科学知识的生产、交流、辩护和合法化，是一种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19] 所以，语言转向实际上消解了实证主义“用假说的检验、证实或证伪来理解科学知识发展”的观念，也就意味着社会科学哲学脱离了自然主义的限制，能够在更大的空间中，使用理解、解释、意向、行为、因果关系、规则、整体、社会批判等范畴，发挥其对于社会实在和社会知识的反思作用。
3．历史-文化转向（historical-cultural turn）
“历史-文化转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逻辑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哲学在应用于社会科学哲学问题上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另外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在自然科学中是如此成功的那些方法，当想方设法应用于各个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目标时，却是完全失败的呢？”。[20] 应当说，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引进“语言的维度”，是一种理论上的创新，因为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而“对人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概念的哲学阐释，要求把这些概念置于社会关系的背景中”。[21] 这样一来，由于语言是历史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产物，而科学知识就蕴含在了语言当中，所以，语言转向的完全扩展就形成了历史-文化上的变革，对科学进行了根本上的语境化处理。文化实践中的冲突就会扩展到科学之中，科学不再是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纯粹自足的理性体系，而成为了由社会和历史所建构起来的文化的人造物。
“历史-文化转向”进一步加强了作为一种自我解释、自主的社会科学模式的出现。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社会研究的“解释主义”路径得到了加强，凸现了跟孔德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路径的对立。由此，来自于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科学知识观点，包括观察的中立性和经验的“所予”，单一语言的理想和材料之于理论解释的独立性，知识条件和理论选择标准的普遍性的信念等等，都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从而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本质的争论，进一步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的其他论题上，“在方法上，是说明和理解之间的区别；在论域上，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或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区别；在目标上，是技术控制和增进理解之间的区别。”[22] 科学开始呈现出相对主义的发展倾向，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思想流派，诸如女性主义认识论、社会建构论以及社会认识论，等等。由此，如何从科学哲学的逻辑一致性上，通过凸现社会科学哲学跟自然科学哲学的之间的连贯性，从而把各种具有社会属性的思潮统一在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范式下，避免相对主义出现导致的科学哲学学科边缘化，成为了当代科学哲学能否继续获得学科发展生命力的重要论题。
4．知识转向（knowledge turn）
“历史-文化转向”诱发了出现于20世纪末的“知识转向”，它是一种认知的（cognitive）或认识论（epistemological）的转向，本质上是朝向社会科学话语中知识的一种转向。它突凸了行为人的心理意向特征，将知识定位于相互理解的基础上，知识亲知就是行为主体（讲话者和听者）之间所共有的一种实施言语行为的过程，由此“导致了对行为中的言语和言语中的行为的交流和社会研究的繁增”。[23] 事实上，转向历史和实践已经把社会科学置于了当代科学哲学认识论的核心。一旦把所有的科学都视为历史的、社会的和自我反思的实践，那么产生了科学实践本身的那些学科，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学科，就都把知识的社会参与者（主体）视为理论的出发点，知识成为了日常生活的基础，它是意义的制造者，为社会整合提供了基本的结构。语用学对讲话者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由此，“人与人之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在规则的引导下，进入人的语言的世界，从而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进而达到沟通与相互理解”。[24]
知识转向或认知转向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中更为复杂的知识和认知主体概念的出现。通过对主体意向性、心理等的关注中来解决科学认知问题，使社会科学哲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它感兴趣的是运行于日常生活中的认知过程和结构，并且普遍认识到，知识是在一种持续的认知历史发展中形成的，这些认知形式包括了研究纲领、传统和科学共同体。但它们所产生的知识不再仅限于认识实在之类的问题，而更注重跟世界之间的反思关系。只有通过认知过程、定义、理解、实践、结构和过程，以及构成它的实践的推理，所产生的社会事实才具有意义。
这四个“转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社会科学哲学发展的清晰脉络，它们表明了社会科学哲学从认识论向知识问题，以及认知的实践、结构和过程的一种转变，正是在这种转变当中，社会科学哲学得以产生、建构、转化和应用，从而揭示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论域的情景转换，促成了社会科学哲学基本理论呈现出新的目标和定位。
社会科学哲学的新的理论定位意味着，它不再按照实证主义的要求，围绕从自然科学哲学那里借来的论题来进行组织，而是开创和发展自己的研究范式和理论目标，形成了独特的认识论观念。这些观念主要有：[25]
其一：反实证主义
社会科学哲学研究四大转向的演变发展，也是实证主义观念的逐渐消亡和社会历史语境凸现的过程。这一过程中，首当其冲的结果就是物理主义的终结。认为所有科学学科都可具有一致的科学语言的“统一科学”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抛弃。实在，无论是自然实在还是社会实在，并不外在于科学并具有固定的秩序，它们并非不变的事实，也不具有普遍的规律性，可以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来进行观察。实在本身具有多重的发生发展秩序，是一个多维度的、不断运行变化的、具有积极创造性的整体，从而也是自组织的复杂整体。
其次，伴随着物理主义终结的是反还原主义立场的出现。对于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来说，这里所反对的，不仅仅是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纲领，即把所有科学的语言都还原为理想的物理学语言，而且还反对实证主义用直接经验来认识科学知识和现象，以及用感觉来经验物理的事情或事件的认识论趋向。事实上，因为实在和社会具有多面的本质和特征，从而知识是不确定的，可能的解释也是多样性的，不可能做朝向某一学科或语言的简单还原。
反还原主义还导致了反本质主义的观念。实证主义的本质主义思想试图找到科学独一无二的本质，从而为科学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辩护，但无论适当的科学方法、理性程序还是经验验证，都无法提供科学在当代社会中的权威性。因为在一个具有语境依赖性的历史发展秩序中，社会实在是变化和多面的，不可能把社会世界还原为一种固定的和不可变化的基元，从而追求所有事物的绝对统一的本质，就成为了无法实现的事情。
最后，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还导致了偶然性观念的凸现。既然无法对实在作还原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要求，那么，作为人类认识活动结果的科学及其话语，要为它寻求一个确定而可信赖的基础，就成为了不可能。传统的认识论过分强调了必然性而忽略了偶然性的认识论地位，事实上，偶然性是世界的产物，世界并非必然和决定论的，社会的所有方面都具有偶然性的特征。正如罗蒂所言，社会具有“三重偶然性”的特征，包括语言的偶然性、自我的偶然性和自由主义社会的偶然性，[26] 那么，诸如上帝、理性、绝对精神、人和世界的本质、逻各斯、真理等等传统上一切普遍有效性的信念，都被从根本上舍弃了。人的存在以及社会存在的偶然性，使得人类的信念与愿望成为了真理的标准，人的想象力成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只有在适当的社会和伦理实践的框架中结合起来的科学知识，才真正具有实践的科学价值。
其二：知识的语境化
社会科学哲学的一个显著性的观念就是认为，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具有明确的历史性。历史对科学的介入不可避免的导致了真理的相对化。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情景下，具有永恒、超越历史和普遍性的科学真理，历史视域中的科学是相对于人类历史语境来定位的。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对普遍主义的反对，但正如科学不再具有永恒的本质一样，科学真理只能具有有限的普遍性。无论是库恩的“范式”，还是福柯（M.Foucault）的“话语”，真理的相对化的引入，已经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观和科学线形进步的天真认识，相反，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得以生产、运行、传播的基本语境。
一旦把科学置于历史的定位当中以及导致相应的真理的相对化，这就不可避免的开启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语境化知识的观点。转向语境（context），形成了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当中的各种局域主义、情景主义和语境主义的主题。这些主题共同构成了当代科学的社会语境的基本观念。科学作为知识形态，是人类整体知识的一个子系统，是构成了社会现象的重要部分。传统的科学观只看到科学的静态结构，只关注于科学的认识系统、知识系统和组织系统。而科学的社会语境观则把科学放在社会整体中来考察，看作科学与社会相关联的互动体。“科学不是一个‘独立变量’，它是嵌套在社会之中的一个开放的系统，由非常稠密的反馈环与社会连接起来。它受到外部环境的有力影响，而且一般来说，它的发展是因为文化接受了它的统治思想”。[27] 事实上，科学作为一个系统，始终与其周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处于相互作用与关联之中。任何科学发现和发明，任何理论的建构和提出，任何科学成果的应用、检验和推广都必然是在一定的社会语境中进行的。因此，科学是相对独立性和社会制约性的统一。
科学和知识的社会语境化，使得科学和社会严格划界的观念遭到了破坏，而这恰是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核心假设。当然，科学中引入社会语境，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反基础主义的观念出现。因为如果所有的科学都渗透着社会的因素的话，那么科学知识跟其他知识形式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差别了，也就不可能为认识论寻求一种本质同一的可信赖基础，这也就引发了关于知识和认识的不确定性论题。
其三：知识的不确定性
社会科学哲学认识论中的这种历史的、语言的、文化的以及社会的思想观念的转变，不是把知识建立在特定的基础上，而是认为知识包含着自主性和自反性的观念，这就与寻求统一性、普遍性以及科学知识的最终确定性等一系列旧的知识论假设相背离。由此就不可避免的把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论题引入到了科学的核心当中。这种对传统科学观念的影响，至少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学可错论成为所有科学知识的一个显然特征。这种“可错的世界改良论”使得规范的科学知识几乎成为不可能。[28] 由于缺乏构成性上的一致，现实世界受到了普遍多元的反映，科学的世界图景不仅是对实在世界的客观表达，更是科学共同体间约定的语言世界，科学家所面对的除了自己的言语行为能力之外，更身处于自己深嵌其中的社会历史的境况之中，这样，科学理论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种“叙事知识”，相反，其合法性只有经过科学共同体的论辩才成为可能。
其次，理论体现出明确的构成性本质。科学知识除了以“镜喻”的形式提供外部实在的知识描述之外，更重要还在于它起着构造和建构实在的作用。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造的世界。理论的构造作用，在后经验主义者库恩、费耶阿本德（P.Feyerabend）、汉森（N.Hanson）、图尔明（S.Toulmin）等人那里体现的特别明显。因为“观察是负载着理论的”，科学在其首要的认识论和理论意义上必须构成它的对象。正因为如此，“理论可以是不充分的或不确定的。当一个理论失败时，它就是不充分的；当它未能产生出独特的预测时，它就是不确定的”。[29] 当然，即便一个理论并非是完全确定的，它仍然具有说明力，因为确定性只是评价理解力和说明力的适当要素之一，不论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情况都是如此。无论如何，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认识取代了传统对确定性的期待。这一点对于当代大多数实在论观点，诸如建构主义、以及自然化的认识论等来说，具有核心的意义。
总体上讲，社会科学哲学中科学认识论的理论定位的这些转变，模糊了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的科学之间的概念，无论哪一学科中的科学知识，与传统上诉诸于主体、研究方法不同，更多的受到了核心论题、伦理-政治以及公共性的影响，都要求经过科学共同体，尤其是社会公众的辩论和介入。虽然公众的辩论不一定能够产生真理性的陈述，但至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达成共识，也就是说，“一种科学知识，只有在其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获得了某种合法性。”[30] 这一点已经成为了后经验主义的社会科学哲学的基本共识，由此引发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的出现。
三 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哲学的普遍趋势
回顾科学哲学发展史，可以清晰的看到，自逻辑实证主义诞生，使科学哲学拥有了其独特的学科地位之后，正统的以科学理性为基点的科学哲学传统，随着历史和实践的观点的介入，在其内在发展路径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已经充分的认识到了科学哲学的发展所依靠的，是错误的归纳主义和基础主义的认识论，一旦摧毁这些基础，那么，科学哲学就无法达到自己的目标。为此，必须引入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产生科学知识的理性基础和科学认知活动的客观性前提，进行普遍质疑和重新定位。另一方面，具有明显的大陆特征的科学哲学研究路径，也深刻的影响了传统科学哲学的这一转变。开始重申解释和理解在探索真理和有效性的认识论问题中的地位，把科学降低为一种形式的文化实践。
科学哲学发展中的这些内在动因和外部影响，结合在一起，已经显示出了深刻的“解释学转向”的特征。本质上讲，“哲学的解释学转向，是一种实践的转向，主张实践在哲学中的核心性”，[31] 由此就不再可能把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因素，视为是外在因素而置之不理了。解释学转向所带来的解释的普遍性和解释的语境论特征，促使科学哲学已经超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区分，开始朝向一种整体科学哲学的方向发展，凸现了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意义。具体来说，标示了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主要研究取向有：
1．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
总体上讲，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是社会地建构成的，就学科来说，所有的科学都是通过社会行为者所建构的，社会科学具有创造实在的力量，就知识而言，科学建构了它的对象，社会实在以中介的形式出现于科学中。除了探讨在理解科学中社会的潜在相关性之外，建构主义也提出了行为者在知识论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
后经验主义时代对逻辑实证主义标准科学观念的批判，尤其是对科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的质疑，对科学和信仰、知识和权力相分离的不满，都孕育了建构主义的思想元素。比如，在波普尔对归纳经验主义的攻击中，就认识到没有预设性研究的话，科学就不可能进行下去，而只有在认识论的框架、理论、概念和方法的帮助下，科学才构成它的研究对象。
建构主义对科学知识和科学实践的关注，以及完全不同于传统反思科学的方式，极大地改变了实证主义传统中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在相关于科学的各个方面都引入了诸如社会的结构、利益、组织等之类的社会因素，认识到它们在科学发展中具有的重要作用；而且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待科学知识的产生、评价和使用，认识到了行为者的各种社会约束和利益对科学实践的制约，从而在科学的研究方法、思维视角和话语表述上，改变了传统科学哲学的风格，开始走向科学实践和文化，走向经验案例研究方法，这都具有颠覆传统的意义。
由此，根据其建构主张的强弱程度，建构主义主要有如下三种形式：[32]
其一，社会构造论（social constructionism）。这是建构主义早期的表现形式，它认为，并非只有科学世界中的才算作知识，相反，知识是建立在日常世界当中的。正是在其中，社会行为者使用认知结构从认识上构造了他们的知识世界，从而社会世界是社会地被构造的。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在《实在的社会构造》中，对这一观点作了经典的表述：人类构造了社会现实，人类的这种构造可以使主观过程变得客观化。发生在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构造关系是“辩证”(互动) 的，“社会是人类的产品，社会是客观现实，人是社会性的产品”，它们三者结合成了构造的形式。[33]
其二，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vism）（或科学建构论 scientific constructivism）。这是一种比较强的建构主义主张，它认为，科学不只是像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认识的那样，受到了社会因素的影响，而且科学的实际内容，与其内在形式相反，事实上都是社会地得到建构的，即科学通过社会行为来建构。这方面最经典的著作是拉图尔（Bruno Latour）和伍尔加（Steve 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1979），以及诺尔-塞蒂纳（Karin Knorr-Cetina）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和科学的语境本质》（1981）。所有的这些思想，都共同把建构主义的观点作为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关注于科学的内在实践，科学家之间的交流、竞争、冲突和商议所导致的结果，诸如概念秩序、理论、图式、实验室现象、事实和知识，等等。因此，对于科学建构主义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去建构自然和社会世界的能力。
其三，彻底的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这是建构主义更为激进的一种发展形式，最早由格拉斯菲尔德（Ernst von Glaserfeld）引入，他指出，知识不是被动接受的，而是由认知主体来积极建构的。相应的，认知的机能就是适应，它应该有助于主体对经验世界的组织，而不只是对某一客观存在的现实的发现。这样，彻底的建构主义就跟认知主义（cognitivism）联系了起来，认识到系统得以建构和组织，完全可以在一个闭合形式中来进行，这种闭合的自我指称的系统，是定位于环境当中的，它创造并控制自身。
当然，建构主义不可避免的具有特定的限制。因为事实上，科学知识的形成不仅需要社会因素，还要求有社会旨趣（social interest），这就依赖于较强的行为观念，以及由外在的、社会因素形成的内在结构的强观念。但这在实际情景中往往很难达到，因此，近来出现了很多超越建构主义的思想。比如拉图尔的行为网络理论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但无论如何，建构主义为科学提供一种社会分析框架的目标，将科学置于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平台上，将科学知识跟信仰、权力、意识形态、科学批判等联系了起来，成为社会科学哲学框架下各种思潮，诸如女性主义认识论、后殖民主义、社会认识论等的理论动机。
2．批判实在论（critical realism）
社会科学哲学中出现的建构主义冲击了传统的实在论观念，最明显的表现就是“说明——理解”（explanation-understanding）之间的争论，已经由实在论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论所取代。前者强调了分析和说明，而后者关注的是解释和理解。实在论承认一个真实世界的存在，该世界的存在和行为都独立于我们关于它的知识和信念，思想可以认识到它。但实在是突现的和分层的，从而不可能简单诉诸于观察。相应的，在科学观念上，实在论认为科学必须把它自己与其根本的结构相关联，而且所有科学之关键特征，就在于说明的目的性。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实在存在于科学中，是通过界定实在的方式来存在的，因而就是通过科学中的概念系统的界定来看待实在。这是两者在实在问题上的不一致。不过，从社会科学哲学的意义上看，它们两者都是对实证主义幻想的重新认识，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研究的归纳模型论，它们没有简单的认为实在可以很容易就观察到，相反，实在的深层的、分层的特征，使得无论是自然实在还是社会实在，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呈现出了共同的本质，从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处在相同的“科学-社会-认识”的序列中，在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上形成了相同的科学本质观念，正是在这一方面，它们形成了了融合的趋势。
在这一基本趋势的引导下，实在论介入到社会科学中，并把社会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来看待，从而也就真正把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置于了相同的语境下来考察，这一思想来自巴斯卡（Roy Bhaskar）的批判实在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其核心主旨就是要把对自然科学进行的实在论解释，应用于社会科学中。但跟以往不同的是，其方式是实在论的并且反对实证主义。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巴斯卡首先对自然科学的实在论进行了分析，提出“先验论证”（transcendental argument）和“批判自然主义”（critical naturalism）的命题。前一命题试图给予特定现象一种无争论的描述，并论证该现象成立的可能条件。认为存在着独立于我们的科学研究的实在，不过这种实在具有三种本体论的深度（depth），即不及物性（intransitivity）、超事实性（transfactuality）和分层化（stratification）。[34] 由此，批判实在论就是一种深层的实在论，从而科学研究需要渗入到事物之表层现象的后面，去揭示它们的深层原因。批判自然主义的命题则接受了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解释学批判，即按照自然科学的模式来研究社会。不过，因为自然对象和社会对象是不同的，所以该种批判自然主义采取的方法和形式，要不同于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但无论如何，巴斯卡的目的就是要把对社会及社会现象的研究，提升到类似于自然及自然现象的层次上，从而可以进行“科学的”研究。这样，通过先验论证和批判自然主义，批判实在论认识到，科学是一种社会实践，科学知识是一种社会产品，而且该种科学知识具有实在论的特征，具有独立的存在性，可以通过科学实验来发现了，由此就开启了进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通道。
作为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框架下的一种思潮，批判实在论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有：[35]
首先，批判实在论认为，科学可以假设事物的独立存在性，不过科学无法提供真理性的主张，它唯一能做的只是通过科学和认知的实践，对所提供的主张进行评价。其次，跟社会科学哲学中的其他流派一样，批判实在论也同样具有普遍的自反性（reflexivity）特征。这就是，关于知识之主体在知识本身中的作用问题。自反性标明了一种认识论的立场，即研究者对自己在研究过程中的作用提出质疑，它意味着自我面对的问题，从而自反性是一种保持科学自主性的手段。第三，批判实在论不同于通常的经验实在论的地方在于，它认识到事物的表象是对其真实特征的误导，因而，它把知识看作一种过程或结果。最后，批判实在论坚持知识对象的独立实在性，这意味着我们当前的信念总是会受到进一步认知实践的修正，包括通过观察、经验证据、解释、理论推理、对话等等。由此，批判实在论就坚持一种可错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总之，批判实在论通过对社会行为和社会实践的先验论证，认识到了批判实在论哲学和解放的政治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必然的关联，由此，自我和社会的知识就在人类解放和寻求自由中具有了新的意义。这种看待科学之本质的方式，使科学成为了一种探索独立存在的事物之知识的社会活动。这进一步标示出，在整合和保持科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哲学的一致性方面，批判实在论所具有的特定功能和作用。
3．女性主义认识论（feminism epistemology）
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产生跟社会领域中普遍进行的科学批判密切相关。无论是立足于人文主义立场对科学进行社会文化层面的外部批判，还是对元科学本身的各个方面进行的内部批判，其核心都是对传统认识论提出质疑。自启蒙时代以来，社会领域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张力，一方面是客观的科学知识的公认模型，它所处理的是客观可度量的现象，揭示了由数学规律所统治的世界，并作为一种标准模式为科学道德、价值、规律所广泛采纳；另一方面，信念在历史的和文化中的可变性，又坚持一种“立场（standpoint）”的观点，深信科学之外立场的存在，凸现了真理的相对性、知识的非中立性以及认知者偏好的存在性，用以规范科学的发展方向。
在实证主义传统中，上述张力的前一方面处于“优位”状态，它坚持科学知识和方法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并形成了独特的科学认识论规范，包括：（1）科学的概念应该普遍有效，它们是跨越时间和空间的。（2）科学研究应当是客观的，探索的是世界本来面目的知识，而不是研究者希望达到的东西。（3）研究者的个人化特征，应当跟他们所做出的知识主张的评价无关，而且科学组织应当被设计来确保这一点。（4）评价竞争性知识主张的标准应当是普遍的，因而应当中立于被评价理论，从而观察和实验是理论评价最普遍诉诸的标准。[36] 随着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历史、社会和文化观念逐渐渗入并影响了传统认识论的这些规范，这就为女性主义认识论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跟传统认识论的这些标准规范不同，女性主义认识论设定了人在性别差异、劳动的社会分工等方面的普遍性，认为社会-文化过程与这些普遍特征的结合，就产生了认识论的多样性和特异性。虽然同传统认识论一样，女性主义认识论仍然承认外部世界的存在并坚持科学认识的客观性，但它看到，政治的和道德的价值，总是在激发社会运行中出现各种斗争，而正是这些斗争对于知识的增长来说，是根本性的。由此就批判了传统认识论抛弃价值判断、私人的或社会的身份跟科学无关等思想。相反，它认识到，隐喻的创造和发展，相关性标准的应用等都是科学理论创造中所包含着的合理过程。没有这些过程，就不会有可通过经验和观察来检验的理论或知识主张的存在。这一点，对于作为一种动态的和创造性的人类活动的科学理解来说，绝对是核心的。
由此，女性主义认识论以及相关的对科学的社会解释，揭示出了其核心思想，那就是，知识的创造是一个彻底的社会过程。女性主义认识论根据不同的经验、视角和文化意义，说明了传统认识论框架下那些被忽略掉的因素，事实上在科学的创造过程中完全起着作用，只不过由于传统认识论坚持价值中立性、普遍性、非私人性和经验检验性，从而普遍排除掉了女性及其他群体在知识创造中的积极参与作用。为此，女性主义认识论从社会-历史的层面上对知识创造中性别的作用给予了解释，这对于理解和改进知识创造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这样整体的认识论框架下，20世纪70年代起，女性主义认识论就对科学领域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尤其是男性中心主义的偏见进行了深刻揭示，恢复传统上被从欧洲中心主义的科学中排除出去的那些东西。具体来说，女性主义认识论的代表人物哈丁（Sandra Harding）提出了三条主要的研究路径：[37]
（1）女性经验主义（feminist empiricism），认为传统认识论误解或忽略了女性，但这并不符合科学的本性，因为它是男性统治科学并从男性出发制定科学研究规范的结果。因此，需要在经验实践中，对经验科学的运行形式予以纠正，把女性的经验作为出发点，并认为只有女性才能具有关于女性的知识，从而使女性进入到社会的或自然的科学研究当中。（2）女性立场认识论（feminist standpoint），认为传统认识论的方法、真理、客观性和中立性，实际上都具有深刻的男性化特征，但这种标准的知识生产模式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因为所有知识的探求都定位于社会环境中，知识总是跟社会力量和权力相关的，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对知识的产生形成不同的影响，所以世界上的某些事情只有从某些立场或“主观地位”来看才能得到真正理解。（3）后现代女性主义（feminist post-modernism），它是在批判女性主义立场认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认为立场认识论对女性之共同性的强调，会排斥或压制不同社会位置上女性生活经验之间的重要差异，而实际上，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身份本身，因生活环境和文化传统而有很大不同，不存在统一的女性经验和立场，为此，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后现代女性主义拒绝认识论，甚至抛弃了做出知识主张的可能，以及独立实在的观念。
总体上讲，隐藏在女性主义认识论对主流男性话语科学的批判背后的，是对实证主义科学及其标准科学模式和规范的不满。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实践的变化，科学，无论是它本身还是外部的环境，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静态的、线性的实证主义科学观显然已经无法为科学提供令人满意的说明。而女性主义认识论正是认识到了我们的理性、客观和科学的理解本身都负载着性别，这种性别本身、从而它标示着的历史-文化特征，深刻的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科学知识的创造和发展，由此也就形成了反映特定“立场”和体验的女性主义的科学观念。
4．社会认识论（social epistemology）
社会认识论是从英美科学哲学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一条研究方向，最初在图书馆学和经济学领域中提出来。由于社会中的知识要依赖于正式的交流机制，所以作为知识之知识的社会认识论，就是要对知识进行有效管理，以发挥知识的最大效能。20世纪80年代，这一思想进入哲学和社会学领域，关注于社会认识及其本质、社会认识论跟传统认识论的区别等等基本问题，因此，它是“关于过程的研究，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通过这些过程寻求达到一种与全部环境——物理的、心理的和知识的——相关联的理解或认识”。[38] 社会认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富勒（S．Fuller）、弗卢（A．Flew）、考蒂（C．Coady）、凯彻尔（P．Kitcher）和戈得曼（A．Goldman）等人，他们认识到，肇始于笛卡尔的传统认识论，是一种个人知识的认识论。在当代科学条件下，这种认识论的局限性已经暴露出来，需要一种新的社会认识论来取代，而事实上，知识不仅仅是认知的对象，它还是某种对社会价值系统的过滤。换言之，只有在社会中达成共识，才具有意义。可见，知识具有内在的社会性，学术知识的生产本身，也需要置于新的认识论框架下进行研究，诸如多元文化和公共背景下的知识，以及信息技术和知识产权的知识。
为此，社会认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认识论的新范式，在科学知识的社会产生的过程中，给予其理性和客观的解读。社会认识论认为，一旦把知识看成是社会的活动，那么，就有必要从跨学科的视角重建认识论体系。社会认识论者通常把自己的理论看成是一种哲学的科学政策，或者说，是一种形式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派别。尽管许多社会认识论的奠基者之间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是，至少有两点相同之处：（1）认为科学哲学与知识社会学的传统认识论，预设了理想化的科学研究观，但这种科学研究观无法得到科学实践的社会历史的支持；（2）认为需要在规范的意义上，对科学目的和手段进行详尽的阐述，使科学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成为理性的典范。由此可见，社会认识论者所面临的问题是，科学的实际作为是否值得备受赞誉的社会地位，以及从回答中能得出什么政治意涵。说“是”的人设想科学在走正确的道路，并为应当相信哪位意见不一的专家提供指导；而说“不”的人提出了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如何决定人们所需的知识种类，以及知识赖以生产和分配的条件应当是什么。[39]
虽然科学知识社会学和后现代主义也敏锐地看到了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社会因素，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它们认为社会因素削弱了传统认识论的真理、理性和客观性，因此而走向相对主义。相反，社会认识论看到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社会认识论的任务正是要表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会实践将会促进而不是破坏知识的发展。这一点，正如富勒所言，社会认识论从理论定位来说，就是要填补哲学和社会学之间跨学科的鸿沟，它以自然主义方式来解决有关知识过程及产物组织化中的规范问题，从而为在实际已知和实际如何认知的基础上，为人类应当认知的内容和如何去认知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可见，社会认识论与其他认识论的主要区别在于，知识不仅仅是由个体化的认知者，而且是由可跨越时空的特定关系所同化的认知者生产出来的。[40]
可见，社会认识论试图通过社会交流，提供一条探索人类知识增长的新途径，从而为社会知识论奠定哲学基础，是试图在科学“应该是什么的”规范的科学哲学进路与科学“实际是什么的”描述的科学哲学进路之间架起桥梁。
应当说，随着社会科学哲学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兴起和发展，归于后经验主义研究框架的取向并不局限于上述四个方面，它们只是其中具有代表意义的方面。尽管具体的方法和路向各不相同，但它们无疑反映了当代科学实践和知识创造的复杂特征，至少在两个方面上预设了共同的假设：一是反实证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科学传统，立足于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来思考问题和理论定位；另一就是引入历史-文化视野中的社会因素，来看待科学知识的生产、创造、发明和实践。它们共同表明了科学哲学内部所经历的一种认识论的转变及其后果，以及对重新定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本质和关系的要求，因此，它们“既表征了20世纪的哲学遗产，同时，也是21世纪社会科学哲学的需要面对的因素和问题”，它们是“后经验主义社会科学哲学中的普遍趋势”。[41]
概而言之，社会科学哲学所标示出的科学哲学发展的这种新路经，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和实践意义。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厘清科学哲学的发展脉络、把握主流思想的逻辑路径。不可否认，以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为标志的后经验主义哲学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和影响。通过范式的引入和科学共同体中对范式的运用，消除了自然科学仅仅从基本的前提问题进行内在发展的观念，但由此也就为建立在信仰的差异性基础上的多种相对主义敞开了大门，其结果就是不同历史进程中的科学共同体会有不同的基本前提，从而各种思想流派依据自身前提来构造理论，导致科学哲学的发展呈现出比较混乱的局面，阻碍了科学哲学的进步。但是，一旦引入社会科学哲学观念并从它的视角来规范和整合这些思潮时，就会清晰的发现，早期的科学哲学受制于实证主义科学观，而后来的发展则具有明显的反实证主义意识。据此，就可以把科学哲学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科学理性为基点的英美科学哲学传统；另一类是以人文理性为核心的欧洲大陆科学哲学传统。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起，实际是后一类传统逐渐介入前一类的一种表现。由此，一旦科学哲学接受了科学哲学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向，从社会的视角来理解和阐述科学家的活动，那么，这就意味着两大传统正在趋向于殊途同归的发展路向，充分说明了科学哲学本身思维的连贯性和逻辑的一致性。
其二，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规范科学哲学学科的发展，避免学科的边缘化。纵观当代科学哲学，它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学科层面上看，在主流路径、学派脉络、基本旨趣上，它不再像20世纪明朗、集中，呈现为多元、不稳定的状态。各种命题层出不穷、观点纷繁杂多。特别是受社会思潮、政治格局、现实导向的影响，科学哲学的演变逻辑、基本理念、主流态势，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从科学哲学的论域层面上看，科学技术应用于社会实践和人类发展中所造成各种问题和矛盾日益加剧和激化，使得相关于科学技术反思的各个领域如雨后春笋般突现出来。科技伦理学、科技政治学、科学社会学、STS研究等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出现，使得科学技术哲学学科几乎渗入到所有科学的研究领域，呈现出一片学术繁荣的景象。但是这种表面优良的学术生态环境，却难以掩盖令人堪忧的科学哲学的学科建设和内在规范本身的发展状况。如何面对当前科学哲学研究的多元化局面，立足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求，形成和创建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路向，都有待进一步深入和加强。
解决当前科学哲学混乱局面的关键在于，能否从科学哲学自身理性的发展，来统一科学哲学的研究范畴和逻辑体系。这就需要重新高举“奥康剃刀”，消除那些不必要的假设，把诸多思潮和流派，整合到一个统一的思想研究框架上来。科学哲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到进入21世纪的发展，驱动其演进的核心动力实际上就是科学理性。只不过早期实证主义科学哲学误解和夸大了自然和社会的区别，从而片面追求自然科学的理性，忽略了社会科学理性。其后果就是人为分离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事实上，社会领域有其科学理性的合理存在性，“所有的社会都是由生命体组成的系统（不是指那些个体的组合或信仰、价值和规范的集合）”，从而社会也能够以自身的理性方式来进行研究。[42] 无论自然科学哲学，还是社会科学哲学，理性总是内在于它们的存在，这是一以贯之的。当把后经验主义哲学中各种思潮，诸如社会建构论、批判实在论、女性主义认识论、社会认识论等这些看似各异的认识论主张，统一于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框架下时，既有利于从科学哲学本身内在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理解对科学的各种反思，又便于使不同的立场和观念，在科学理性的界面上进行自由交流，从而避免科学哲学由于社会因素介入而导致的极端相对主义化，提供一个与大科学时代的科学研究方式相协调的科学哲学新体系。
其三，社会科学哲学的发展，有助于加强社会科学本身的自我理解和扩张，在专家知识领域和大众知识领域架构起融通的桥梁，恢复其之于知识批判和社会重建的要务。科学的公众合法化问题，这是20世纪以来知识领域突现出的新的矛盾形式。纯粹的实证主义意义上的科学理性，已经导致了科学和社会在诸多层面上的断裂。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体现出的科学的“社会化”和社会的“科学化”特征，有利于打破这种科学理性的垄断，进而重新认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界限和关系。[43]事实上，在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状况下，科学层面出现的诸多问题，已非科学的认知层面所能予以完全解决的了，需要作为社会制度的科学系统来进行解答。重新恢复社会科学哲学的思考，意味着回归社会科学对现代性进行阐释和批判的这一经典传统，而不必再重提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断裂或区分的老话题。作为制度化存在的社会科学，为外在于科学的公众对科学进行批判构建了可能的理想平台，从而通过科学化的公众来进行科学的自我批判，增强科学超越自身的反思能力，形成科学在新的语境下的整合。正如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Gulbenkian Commission）报告所言，“知识是通过社会而构成的，这就意味着，通过社会，更为有效的知识也将成为可能。承认知识的社会基础，这跟客观性观念完全不矛盾。相反，通过认真反思过去的研究实践所受到的种种批判，并建立更为实在的多元、普遍的结构，完全能够增强社会科学重建的可能性”。[44]
所以，在实践层面上，社会科学哲学可以通过整合“规范科学哲学”和“描述科学哲学”两大研究资源，充分考虑认知价值与社会价值在科学研究和活动中的渗透与融合，分析社会因素在科学研究所起的作用，从而克服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的对立与二分趋势，消除学科偏见，找到真正融合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可能。这一点，对于科学专家化、知识专门化的现代社会，显得尤为重要。如何让公众参与、理解科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事务之一。应当说，通过具有学科生命力的社会科学哲学，结合具体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实践，从理性的意义上理解、解释、分析各种科学层面上的知识，从而构筑起科学知识领域和公共知识领域之间的对话桥梁，是解决现代性问题的一种可能方式。社会科学哲学所关注的论题、方法策略及知识特征，都非常有助于培育当代社会公众的公共理性，鼓励公众正确地参与到公共事件、公共危机、公共政策的处理和决策当中来。因为只有当社会出现集体性事件时，公众能够体现出整体的理性态度，才能够促进社会运行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科学哲学的学科建制化，一方面可以作为一种沟通桥梁，促进科学与社会进行成功的协调，解决科学的公众角色问题，缓解极端科学理性的垄断，增强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切实帮助科学与社会公共领域建立密切关联；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理性平台，恢复社会科学之于现代性的批判意义，从理性的层面上，解决科学知识的大众合法化问题。这对于改善社会的不良状况，促进社会理性的重构，奠定社会发展的理性基础，加快社会公共理性系统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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