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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卓恒】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次论说及历史哲学意义

 

马克思多次提出过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论说,每次论说的时代背景、语境、历史指向和列举的社会形态名目和更迭顺序都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列举那些形态和更迭顺序都只是作为“大体上”讲的历史例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形态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普遍规律,绝不是要认定其中每个形态和更迭顺序都是各个民族“普遍必经”的阶段,绝不是要描绘那样一个“一般发展道路”的公式。他始终强调的是,各个民族的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但具体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千差万别的。这是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他在不同场合举出不同的历史例证,都是为了揭示和阐明这个核心内容。本文试从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的四次论说体察他的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内容及其发展。

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四大文本及核心内容

第一次论说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掌握的西欧历史知识,把西欧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的更迭顺序归纳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Stamm]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①有的学者认为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全人类历史一般都要经历的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这三个阶段的最初的、还不够完善的表述。这是误解。首先需要看到马克思、恩格斯做此论说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是,他们当时主要是为了驳斥以鲍威尔等人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和费尔巴哈从机械唯物论转轨的唯心史观,指出历史并不是他们想象的观念演化史,而是人们的生产力及其决定的分工和包括所有制在内的“交往方式”(这个概念有些接近于他们后来所说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他们由此提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②接着他们举出“第一种所有制形式……”、“第二种所有制形式……”、“第三种形式……”作为证明原理或规律的历史例证。凭什么说那只是以西欧历史为例证呢?第一,文中所说“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的具体内容全是就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公社或城邦国家而言的,未曾涉及任何非西方民族的历史。第二,文中所说的“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也是特指西欧封建制的。他们始终认为非西欧国家未曾有过西欧那种“罗马一日耳曼封建制”。③第三,马克思在那个时期对历史的考察范围主要集中在欧美历史。他在18436月至10月期间撰写的《克洛茨纳赫笔记》是他在那个时期考察历史的珍贵记录,其中包括《历史一政治笔记》5册、《法兰西历史笔记》1册、《英国历史笔记》3册、《法兰西、德意志、英国、瑞典历史笔记》4册、《德意志和美国历史笔记和国家、宪法著作摘要》5册。没有涉及欧美以外的历史。①

第二次论说,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草稿)》中提出“三大社会形式”或“三大阶段”的论说。他说道:“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②把这一论说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论说相比较,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的不同点,就是他把“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合并在一起,总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式”或第一大阶段;而且其中的“家长制”形态(patriarchy,有的译为宗法制或宗法封建制)显然就是他在同一文稿中多次提到的“亚细亚的”或“东方的”形态。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马克思把“亚细亚”或“东方社会”纳入他的社会形态理论视野之内。这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一次重大发展。促成这一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亚洲几个大国在19世纪50年代相继出现反侵略、反封建的人民大起义,1848-1852年的伊朗巴布教徒起义、18 51-1864年的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和1857-1858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这一系列起义引起了马克思的深切关注,他从中看到了东方各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与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互相推动的可能性,从而加强了对东方国家的研究。而且,他不是仅仅从那些事件的现实意义上研究。他是“一个从历史起源和发展条件来考察每一件事物的人”。①这促使他从东方国家现实事态的研究进而追溯到对它们的历史文化起源和演进的探索,而且把这一探索纳入到他对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和规律的探索视野之内。正因为把“东方社会”纳入了探索视野,促使马克思把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共同性和各民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的思考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突出表现在这部文稿的“[ III.资本章]”标题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那一节中。在那里,马克思根据他当时掌握的历史资料认为,人类社会最早出现的所有制形式,是“亚细亚公社所有制”。那是土地完全公有的、最原始的公社。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虽然称之为“亚细亚公社所有制”,只是因为西方学者首先在印度发现并且报道了它的存在,后来发现那种完全公有的公社在别的地方也存在过,而且马克思认为那种类型的公社在“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②都存在过,因此,在完全的、最原始的公有制这个含义上,马克思把“亚细亚公社所有制”作为一个“类型”的名称而不是特定的地域性名称来使用。这是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所有创形式”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一层含义。关于这一层含义,他在同一时期撰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注释里表达得十分清楚。他在那里写道:“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原始的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形式,甚至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赛尔特人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其中一部分只留下残迹了。仔细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到证明,从原始的公社所有制的不同形式中,怎样产生出它的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的私人所有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③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按照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顺序,认为“第二种形式”是“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在那里,公有制和私有制是并存的,而且从中产生了奴隶制。他认为,更晚出现的第三种形式是“日尔曼所有制”,在那里个体私有制占了主导地位,只是不种庄稼的林木草地作为公社成员放牧采樵的公用地。农奴制就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来,然后,从农奴制产生出近代西方的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认为,古希腊、罗马那种公私并存的所有制和个体私有占主导地位的日耳曼所有制,都是作为完全的原始公有制类型的“亚细亚公社所有制”解体的产物;但是,这种原始公有制在亚洲或“东方”许多国家由于“共同劳动”或协作生产的需要而长期保存下来;但也逐渐发生蜕变,突出表现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而在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说,……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公社而赐予他的。”④这就是马克思笔下的“亚细亚所有制形式”或“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第二层含义。在第二层含义上,它主要表达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东方社会”或“亚洲社会”的基本特征,其中包括:作为公社成员的“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不会发生贫富分化,因此也就不会产生古希腊、罗马那样的奴隶制和中世纪西欧那样的农奴制。因此,马克思在谈到奴隶制、农奴制时指出,“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的普遍奴隶制;这只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①还因为凌驾于各个小共同体之上的“专制君主”具有“许多共同体之父”的身份,马克思又把它简称为“家长制的关系”,在他归纳的“三大形式”或“三大阶段”中,把它同西欧“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合在一起,总称为以“人的依赖关系”②为特征的“最初的社会形式”或第一大阶段。从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的“三大阶段”论说中包含着一个发展规律相同而具体道路相异的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图景:各民族的社会形态都要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从低级向高级推进,经过以“人的依附关系”为特征的第一大阶段,进入以“物的依赖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第二大阶段,再进入第三大阶段,其特征是“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的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的普遍化,也就是《共产党宣言》说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样一个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普遍的、共同的规律,但是各民族进入这三大阶段的道路和模式却是多种多样的。古希腊人和罗马人在原始公有制的公社解体后形成了“古典古代的所有制形式”,从中产生出奴隶制;日耳曼人的原始公有制解体后形成了“日耳曼所有制形式”,从中产生出“罗马一日耳曼”式的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在亚洲或“东方”,“亚细亚”式的原始公有制逐渐蜕变为“专制君主”统辖之下的“普遍奴隶制”,又称“许多小共同体之父”统辖之下的“家长制”。它们都属于第一大阶段上的社会形态,其中唯有西欧一些民族首先从第一大阶段转入了第二大阶段,亚洲或“东方”许多民族长期滞留在第一大阶段上,大都遭到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统治。那么,东方民族会怎样进入第二大阶段呢?马克思的严谨科学态度使他不愿去做毫无现实依据的猜测,不过,他对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现实状况和演变趋势的分析中,谈到“英国的干涉……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英国不管犯下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③从这些论述来看,马克思当时似乎认为像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沦为殖民地以后,不得不在资本主义殖民统治的苦难中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使新的生产力和新的阶级力量发展起来,然后摆脱殖民枷锁,同西方无产阶级一起,通过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革命,才能建设不再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不过总的看来,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怎样向前发展还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看法。他显然意识到,他对人类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规律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这从他后来的研究指向可以证明。

下面我们看马克思有关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第三次论说,也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论说。他在那里说到:“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④不少论者认为这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历程最完整的定论。这是严重的误解。我们需要仔细了解马克思写作那篇序言的历史背景和语境,才能比较准确地理解那些论说的含义。那篇序言是为马克思即将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写的序言,而那个第一分册本是从前面提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抽出的一部分扩充而成的。因此,要理解该序言中简略地提及的那几个社会形态名称的具体含义,就必须从草稿的有关部分,特别从其中被标为“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那一节去寻求答案。这样我们就能理解到,序言说的“古希腊罗马的”和“封建的”生产方式,全是就“欧洲”而言的。其中“古希腊罗马的”一词,过去一直被译成“古代的”,按字面上说没有译错,可是这样就很自然地被理解为泛指一切民族古代时期的生产方式,而这是背离马克思本意的。对于马克思在那部草稿中阐述“古代的所有制”的具体内容时所指出的“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式”①的译文,中央编译局在最新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中把它改译为“古希腊罗马的”,这准确地表达了马克思的本意。至于序言中说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显然是就我们前面已经说明的该词的第一层含义,即“原始公有制”的含义而言的,不可能具有它在亚洲或“东方”蜕变成为“普遍奴隶制”或“家长制”的第二层含义。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序言中所列举的四种生产方式的演进序列全是就欧洲、特别是西欧历史而言的。我们同时也能看到,这一演进序列所包含的从低级向高级推进的核心内容,同前述第一、第二次论说也是完全一致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马克思涉及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第四次论说,也就是马克思在1877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18812-3月间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和那封信的初稿、二稿、三稿中提出的论说。这些论说包含着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的重要发展的内容。我认为其中最重要的发展主要是在两个方面:其一,申明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产生过程的概述是“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②的,断然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③其二,第一次明确指出像俄国那样具有“东方社会”特征——“一种或多或少集权的专制制度凌驾于公社之上”④——的国家,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再把这第四次沦说同前面三次论说联系起来,使我们对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

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马克思对自己的社会形态理论做出如此重大的发展呢?答案是:俄国剧烈的社会变革现实中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激烈论争,促使马克思再一次系统地深入思考人类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问题。

1 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的社会变革问题逐渐成为马克思关注的焦点之一。当时,一批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投入为改变俄国现状而斗争的行列,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浪潮日渐高涨。俄国知识界就俄国社会前途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焦点就是赫尔岑提到的那个“永远令人不安的和新的问题”,即“俄国必须经过欧洲发展的一切阶段呢,还是俄国的生活要依着别的法则来前进呢?”⑤具体些说,就是在俄国应该促进农村公社的毁灭而走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还是应该在保存公社的基础上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问题。各家争论当中牵扯到是否应该把马克思先前关于印度农村公社的毁灭和西欧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一切民族都必然要经历的普遍规律的问题。这一系列事态很快进入了马克思锐敏的视野,他决定对俄国的现状和历史、特别是俄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农村公社的历史,做一番系统的研究。为此,马克思以极大毅力学习并掌握俄文,查阅了大量有关的俄文资料和专著,包括伊·德·别利亚耶夫的《俄罗斯的农民》、瓦·伊·谢尔盖也维奇的《市民会议和公爵》、费,斯卡尔金的《在穷乡僻壤和在首都》、康·阿·涅沃林的《俄罗斯民法史》、尼·卡拉乔夫的《古代和当代俄国的劳动组合》、赫列尼科夫的《蒙古人侵前俄国历史上的社会和国家》等著作,并作了摘记。因为俄国问题的争论直接涉及了社会主义是否会有不同的道路以及一切国家是否都必然或必须经过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问题。面对着这些涉及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和唯物史观的根本观点的问题,马克思当然不能沉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于1877年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针对俄国自由主义民粹派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对唯物史观和《资本论》的曲解,严正地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①

本来,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就十分明晰地从独特的历史环境论证了西欧社会形态演进的独特性。例如,在谈到希腊、罗马的“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时,他和恩格斯指出:“这种所有制首先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为一个城市而产生的”;②在谈到西欧封建制度的起源时,他们提出:“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③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④“趋于衰落的罗马帝国的最后几个世纪和蛮族对它的征服本身,使得生产力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些情况以及受其制约的进行征服的组织方式,在日耳曼人的军事制度的影响下,发展了封建所有制”;⑤在谈到西欧资本主义的起源时,他们认为西欧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正是从农奴制中萌生出来的。如他们指出:“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向封建主缴纳的贡赋降低到各种代役租和徭役地租的平均水平,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的领地,并使他有希望上升为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市民了”;⑥“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⑦这就意味着,没有西欧那样的历史环境,就不可能产生西欧那样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到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东方”国家的历史和现状以后,更加坚信西欧和“东方”社会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是各不相同的。由此看来,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申明他关于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必然性的历史概述只限于西欧各国,同他一贯坚持的看法并无区别。但是需要看到,针对一些人把他的历史概述曲解为“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并由此认定他认为一切民族都不可避免地要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马克思对此加以断然否定,这里就有了新的含义,那就是由此必然导出非西方民族完全可能沿着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发展下去。而这正是马克思当时系统地重新审视他提出的唯物史观和社会形态理论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问题。

两大系列笔记的目的及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