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相对主义的提出是与文化哲学传统的创造相联系的。文化哲学产生于18世纪，它的创始人是意大利的哲学家维科和德国的哲学家赫尔德。维科把人类历史规律、人的文化创造活动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要求从人的创造活动本身和人所创造的制度之间的关系来说明民族文化的创造是如何可能的。赫尔德也提出了历史规律就是人的文化规律，主张把人的文化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在对思维工具的清理和批判方面，维科和赫尔德反对近代哲学以自然科学的演绎的或经验归纳的方法来构建人的理性，主张以语言为哲学的理性工具来揭示人的创造活动。通过对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思维工具的上述清理、批判和转换，维科和赫尔德以文化理性消解了近代哲学的科学理性，以历史相对性原则消解了哲学对确定性的追求。维科和赫尔德的文化哲学思想在克罗齐、狄尔泰、马克斯·韦伯、新康德主义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的特点。其一，它是借助于历史哲学和生命哲学发展起来的；其二，历史本体论构成了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的基本内涵；其三，它代表了与近代理性主义对立的哲学传统。
文化相对主义的第二个阶段是针对“西方中心论”及其支持这一理论的文化进化论而展开的。它发生于20世纪初。当时，有两个因素刺激文化相对主义的发展：一是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的出现，为人类研究各民族的文化现象的共时性存在提供了人文科学的根据；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工业危机的发生，充分暴露了西方世界的内在矛盾，显示了“西方的没落”。这使陶醉于“西方文化最高成就”的人们震醒，开始怀疑“西方中心论”。正是基于这两个因素，斯宾格勒、汤因比、本尼迪克特等人提出了文化相对主义，要求以民族的价值观念取代知识、技术等因素来考察民族文化的发展，承认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特殊性。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从哲学的高度提出了一个文化定义，肯定了每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根据，强调了民族文化的特殊性。他运用这一定义考察世界历史，提出了“比较形态学”或“文化形态学”，主张通过比较世界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高级文化，找出各种文化在其生命周期中表现出来的形态上的相似性和共同点，来理解各种文化，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
在斯宾格勒之后，汤因比把世界历史列为26种文化类型，考察它们各自的起源、生长、衰退、解体和死亡的发展阶段，批判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本尼迪克特提出了以目的、价值观为中心的文化定义，指出文化即不同人格心理特征的规范化、各种行为要素的构型。每种文化内部都有主导目的和内在结构，是多样化的，因此行为和价值都是相对的。
从文化哲学的发展看，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本尼迪克特提出文化相对主义的贡献在于，结合世界历史的发展，创造了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推动着哲学从自然本体论进到了文化本体论，创造了20世纪新思维，从根本上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文化相对主义的第三个阶段主要是在批判西方以经济为核心的发展理念中展开的。在这一阶段，文化相对主义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以生态运动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发展观。20世纪70～80年代的生态运动直接挑战了传统的发展观，提出了建立新的发展观的要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适应了这一要求，从哲学上批判了传统的发展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的发展观有两个缺陷：一是只承认生产和技术对于发展的意义，而没有看到文化、价值在发展系统中的地位；二是只看到人对自然的作用，没有看到自然对人的作用，采取的是一种线性的、决定论的发展观。针对这两个缺陷，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探讨了文化、价值在发展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文化的生态发展观。美国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不仅要受到技术因素的影响，而且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影响。正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创造了人化自然的历史，也创造了自然史，使自然成为人类的价值对象。不仅如此，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文化因素还起着校正人们因单纯追求技术因素而导致的掠夺自然的行为的偏差作用，建立起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联系。
其二，以全球化运动为基础，提出文化发展观。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运动再度确立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化中的主导地位。面对世界历史的这一变化，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对原有的发展观提出了质疑。土耳其哲学家约安娜·库丘阿迪认为，“文化发展”是说明个体价值实现的概念，个体价值的实现即个体的自我确认。人们在谈论全球文化发展时，多采用“发展”概念，即把工业化和人均收入作为标准。这实际上是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全球发展模式，而在文化上，又以“文化认同”概念来强化这一观念。这一意义在全球文化发展中的运用，其实质就是要发展中国家遵从西方的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然而，当代全球文化冲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展现出“文化发展”概念意义上的发展，即要求在全球发展中确立非西方国家的价值。在这里，全球文化发展不是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是以“文化的价值综合”为基础。“文化的价值综合”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立存在的，都是有价值的。
这种新的文化发展观的实质就是反对以西方哲学为当今世界哲学的唯一话语系统，要求确立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而表达这一发展观的哲学观，就是多元文化论。因此，可以说，文化相对主义在第三个阶段上是与发展观相联系的。这种发展观既有对传统发展观的否定，也包括对传统发展观的西方话语霸权的批判。
文化相对主义从18世纪到今天的历史演变，展示了文化哲学发展的历程。这种新的哲学世界观不是实证的，而是批判的；不是科学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文化相对主义与文化哲学之间的这一有机联系，要求我们结合文化哲学的整个发展来研究文化相对主义，并以此打通哲学的形上和形下的联系，以新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当代中国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