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首先需认识清楚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这个时代具有什么特征呢？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特征是：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高科技竞争空前激烈，互联网浓缩地球时空，虚拟化颠覆传统生活。这样一种时代特征导致文化景观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景观是这样的：传统、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地交织着、PK着。例如在中国，刘忠德PK超女，白烨PK韩寒，就典型地体现了传统、现代、后现代的冲突。
如果说传统保留着古典的韵味，现代是震惊中的批判，后现代则是用嘻笑的众生喧哗来解构一切严肃。
德国著名美学家本雅明说：韵味在震惊中四散。这是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的信号。
古典的韵味是高山流水，恬淡自然，是温柔敦厚，含而不露，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是以理节情，大团圆。你看《西厢记》：“软玉温香抱满怀，春至人间花弄色，露滴牡丹开。”写什么呢？就是在写张生和崔莺莺做爱，但写的含蓄、美丽，特有韵味。
现代呢？千真万确，韵味在震惊中四散。霓裳羽衣舞被迪斯科震的七零八落，京剧拼命地振兴，但全部曲目加在一起还没有一部美国大片卖的多，《渔舟唱晚》只能作为背景音乐保留在天气预报这样的节目中。既如女子十二乐仿，好像回到古典，但那搔首弄姿，其实却是在嘲弄传统，解构古典，不过是超级女生的丝竹版,古典艺术的商品化罢了。
本雅明十分欣赏尼采的说法：“当什么东西正在衰落时，应该给它最后的一击。”这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信号
无论从自然的历程看还是从时代的环境看，后现代裹挟着商业大潮，都似乎不可阻挡地成为主流文化。王蒙的小说，刘心武的小说看的人越来越少，就连莫言尽管大写“丰乳肥臀”，也不灵了，后现代作家则不然，例如那个郭敬明尽管法院都判了剽窃，还能够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作协的会员。因此这里多说几句后现代。
后现代主义主张一种多元论的、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它和现代主义的区别是：现代主义有批判热情，后现代主义认为这是傻帽，认为享乐才是一切；现代主义有创造欲望，后现代主义满足于模仿，这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就像用同一张底片冲洗出来的一大堆照片，就象汽车厂里开出来的一大堆汽车，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超女”们难道不是对模仿的模仿，最后谈不上谁对谁的模仿吗？最典型的是迪斯尼乐园。一切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一切都是人为的模型的模拟，可以无穷地复制。如巴黎、东京，现在还有香港都复制了美国的迪斯尼乐园模式。再举一个绘画艺术的最极端的例子。杜尚以“现成物”来取代传统的艺术创造，这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操作，连模仿都不需要了，直接拿来模仿的对象就是了。
在后现代艺术中，复制取代了原创，操作取代了想象，破碎取代了整体，过程取代了作品。
这是一个圣人巨匠被平庸之辈所取代的时代。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泡沫大师”，英雄不再。
后现代，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
老子说的太有道理了，他好像针对的就是几千年后的后现代，真的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声色的刺激已经使人的感官逐渐麻木，麻木的感官需要更强烈的刺激。艺术从传统到现代发展到后现代就是不断地研究各种佐料，不断地制作浓度越来越高的精神麻醉品，来加强感官的刺激。节奏代替旋律已经不够用，音乐已经变成重金属加疯狂念咒；迪斯科摇滚已经不够用，舞蹈已经变成群体发作的癫痫。能够把人们留在电影院的只有惊骇、震撼、魔幻、还有血淋淋的怪诞。黄色文学早就过时，毛片也早就没有感觉，剩下的只有零距离的体验了。这一切都还不够用，许多人索性就直奔毒品去了。
流行的代沟之说可以为我的看法作一个注脚。什么是代沟？为什么会出现代沟？代沟就是文化取向不同而在几代人之间划下的鸿沟。传统、现代、后现代由于存在着这样的鸿沟，不断地形成文化的紧张、对抗、博弈与冲突。一般地讲，传统派崇尚权威，维护秩序、固守传统，偏爱陈旧的一切，追求明显过时的理想，多少都有些奴性意识。负面的极端表现就是机械、呆板、僵化、教条和虚伪。我曾用四句话来描绘那些极端的传统主义者：思想僵化而自以为是，观念陈旧而不思更新，背离时代而不甘寂寞，口谈道德而利欲熏心。现代派富于批判热情，坚守人文价值，高扬怀疑精神，凡事喜欢问为什么。负面的极端表现是迂执、自负、狂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老子天下第一，自命普世价值的承担者。后现代派则解构一切价值，嘲弄所有权威，沉迷享乐主义，推崇玩世不恭，用费耶阿本德的话来说，就是：“怎么都行”。负面的极端表现就是颓废、放浪、寄生、自恋、及时行乐、无所事事与病态的狂热。当然，还有颇为奇异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混杂的文化景观（如张艺谋、冯小刚的作品）。
那么，我们置身于这种传统现代后现代共存，后现代似乎占有未来的局面中何去何从？怎样选择？要传统？还是要现代？还是要后现代？
明智的抉择应该是：要传统，要现代，也要后现代。三者不必对抗，对抗不是必然的逻辑；三者可以对话，或许在对话中，三者都能升华，都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从而共同构成当代中华文明的连续的靓丽的丰盈的壮观的风景线。
那么，如何对话？
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这句话体现了民主的精髓。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对话应该树立的一个基本态度。
本着这种态度，我对后现代派说几句话：
后现代可能提供了空前的精神自由的天地，但亦毋庸讳言，后现代弥漫于社会所带来的问题是既存秩序的全面瓦解，甚至是文明底线的根本动摇。
作为后现代文化，例如“超女”展示了青春的放浪与自由，体现了商业消费文化的巨大活力。“超女”现象是一种纯粹的大众娱乐现象、通俗文化现象，甚至是市民社会的主流文化现象，是文化市场再常规不过的文化经营。在任何文化产业发达的国家，都大量地存在着这类文化现象，都很少有人批评这类文化现象，特别是不会有官方背景的人公开要求取缔这类文化现象。但这都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超女”不可以批评。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外，“超女”本身的文化内涵也应该允许人们怀疑和质询。例如“超女”展示丑陋等现象确乎不是辩护者一句人性需要就能合理化，人们有理由质问：刻意地挑逗、戏弄、张扬、欣赏人性的弱点、缺陷、残疾，将其进行商品化包装，真的是正当的追求、健康的心理吗？“超女”的异乎寻常的狂热也确乎有病态的成分，人们同样有理由怀疑：五六十岁的老人异乎寻常地投入，甚至举着吊瓶要做超女，真的是一种青春梦幻的浪漫回归，生命欲望的正常宣泄吗？
人性有许多需要或欲望确乎需要检点，确乎应该杜绝。你想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抽大烟，这欲望还是趁早憋回去好。人类文明的一个重大成果，就是晚上拼命干的事，白天却能够守口如瓶。您怎能把一个众目睽睽的文化市场，变成淫乱的学习班，强盗的讲习所！
不错，需求决定供给，但那位很有名气的德国经济学家萨伊也曾指出，供给也能创造需求。多听听肖邦，肯定少几分粗俗；多看看冰心，肯定少一点儿无赖，文化市场难为文化人，也锻炼文化人，您能创造出既有市场销路又能提高品位的货色，那才真叫能耐！
说来说去，就触到了艺术的商品化。那么作为提供精神产品的文化市场，商业成功是否真的就能一俊遮百丑？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艺术的商品化？我以为，如果将商业利润视为取舍艺术的唯一圭臬，那么最得意者便只会是一等痞子、末等文人；如果将艺术活动完全纳入市场运作的滚滚洪流，那么弄潮而不灭顶的，大概就只有毛片、黄碟、春宫图。人们常说，艺术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那么灵魂怎么能拿出来称斤论两地卖？你说你的灵魂多少钱一斤？人们还常说，“黄金有价情无价”，艺术恰好以表现情感为天职，那么有情无价的艺术和无情有价的商品如何用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当然，齐白石的画一尺多少多少钱，梵高的画一锤子下来就几千万美金。但那些天价真的就体现了艺术的价值吗？梵高的画卖不出去的时候，就真的没有艺术价值吗？这些确乎都是热衷艺术商品化的后现代们不能不正视、不能不讨论的问题。
后现代更要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理想真的只是虚幻的吗？道德真的只是虚伪的吗？价值真的只是一种骗局吗？批判真的只是一种傻帽行为吗？真善美真的已经陈腐不堪、完全过时了吗？无可无不可、怎么都行万岁吗？
当代大哲李泽厚就曾深刻地追问：后现代解构了一切，那么解构以后怎么办？
美国最有名的新左派理论家詹姆逊同样深刻地追问：审美本是克服异化、克服艺术商品化的力量，但审美、艺术本身被商品化后（如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应该怎么办？
值得后现代注意的是，就在后现代流行的欧美，美国大片《泰坦尼克》在回归温情和挚爱、《拯救大兵瑞恩》在回归英雄主义和人道关注、《哈利•波特》充满了善于恶、光明与黑恶。在红尘滚滚的中国，《千手观音》以明净的慈爱、美丽的温暖抚慰了亿万颗躁动的心。《孔雀之灵》则以自然的宁静、单纯与真趣引领我们回到古典。总之，又都回归真善美的主题。当然形式可能是现代的、后现代的，宏大的、高科技的、震撼的、魔幻的。
真假善恶美丑的考量与取舍永远不会过时，人类文明永远要有一个标准、底线。不能什么都“恶搞”，不能对丑恶现象无动于衷。对目前某些学术的恶搞、文化的“恶搞”，确乎应该警惕。“恶搞”搞到专门拿人类普遍认可和敬重的崇高价值开涮，“恶搞”搞到专门剽窃别人的成果以欺世盗名，“恶搞”搞到放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恐怖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甚至反人类，那就真的需要考虑采取“非文化”的措施了
怎么都行最后就可能怎么都不行。我记得波德莱尔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对于终生以喜剧为职业的人，严肃的事却具有无穷的吸引力。
梦阑时，酒醒后，后现代是否也需要一种生命的安顿，文化的皈依？
我再对传统派说几句话：
传统合理价值的保守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伟大的严峻的文化任务，人格高尚、趣味高雅的追求也是任何一个民族提高精神品位的保障。历史文化遗产是民族群体的灵魂、生命、记忆和密码。当保守的旨归体现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呵护时，保守就是一种优秀的品质。因此我们不能一提到传统，一提到保守，就和腐朽、僵化、落后联系在一起。发思古之幽情，缅怀或构织人类文明已经永远消逝的黄金岁月，崇奉凝聚了历史智慧与价值的文化理想，都是美好的情怀与诉求。但传统也必须面向未来，保守也必须走向创造。在这个问题上，传统派应注意荷兰文化哲学家冯•皮尔森的观点：文化不仅是一个名词，还是一个动词；文化不仅是一种传统，还是一个任务。这个任务就是创造。清末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曾经指出：中人跨多识而西人重新知。对于以加速度前进的历史，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这个花样翻新的时代，夸多识往往是个毛病，重新知才是生机所在。例如，1831年发现了电机原理，1872年造出第一台发电机，用了42年时间；1974年发现无线通讯原理，1978年就造出了第一部手机，只用了四年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科技的发明和淘汰已经不是以年为单位，而是以月为单位，一种电子消费品的寿命一般只有两个月。在这样一个时代，世界情势瞬息万变，知识更新风驰电掣，真的是日新月异，夸多识而不重新知，拘守传统而不锐意革新，就只能是死路一条。
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文化，传统主义者也必须学会理解和宽容，如果不能接受和欣赏的话。
譬如所谓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关系，就不像某些传统主义者所理解的那样简单。“俗”和“雅”也往往具有历史的相对性。宋词相对于唐诗是“俗”，相对于元曲就是“雅”。唐诗宋词元曲相对于明清小说又都高雅起来。民歌永远都是“俗”，历朝历代都有部分民歌低俗得很,“黄”得很，但这并不影响民歌整体的健康活泼的生命力。小说在传统社会一直是伤风败俗地“俗”，正经人家决不让子弟看小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因为喜欢看这类书，差点让他老爸贾政打死。但如今，一些主要刊载小说的刊物，如《萌芽》等，在现代电影艺术乃至电子传媒的冲击下，也差不多挤进了需要关照的高雅行列。京剧和一切戏曲艺术当年是“下九流”，“俗”的不行，今天则是需要振兴甚至抢救的高雅艺术。电影刚出现时，整个儿是现代工业社会大众俗文化的艺术象征符号，今天在电视的冲击下，也常常以高雅身份寻求保护了。
况且，“俗”和“雅”也并非势不两立。美国有麦当娜，也有波士顿交响乐团，俗文化发达的地方，雅文化也同样发达。
传统主义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市场，离不开一个“俗”，不管您怎样引导，如何说教，“俗”文化在看不见的将来将始终是文化市场的主流。您想增加书刊印数，您想提高票房价值，您就得无条件地贴近、投入那个“俗”，关键是怎样“俗”出水平来。对目下文化市场的“俗”的火爆，一方面固然不应“星空灿烂”地胡吹乱捧，另方面亦无须“世风日下”地痛心疾首，特别应消除这样一种心态：计划时代您红得发紫从未觉得过分，市场时代别人红一阵子您便嫉恨交加，痛骂冷落了您就冷落了高雅冷落了精华冷落了艺术，甚至国家民族中华文化也将如何如何。例如某些戏曲艺术家对流行艺术的谴责，对“小沈阳”的抨击。
不管喜欢还是厌恶，事实就是这样：文化市场首先是市场，是市场就罩着一个供求规律。不管您拥有什么样的文化，进市场就得遵循供求规律。您的文化可能做的尽善尽美，但千万不能使它和者盖寡，和者盖寡就失掉了需求，失掉了需求还哪儿来的市场？当然，您一开始就存心要孤芳自赏要友人唱和要藏之名山，那又另当别论。反正您只要不光想占有文化，也还想占有文化市场，您就得处处投合大众口味，处处想大众所想。
我在这儿“媚俗”，决不是鼓吹“庸俗”、“低俗”、“粗俗”、“卑俗”、“恶俗”。“俗”族也有高下之分。金庸古龙谢尔顿，那是“俗”之大家，那也是艺术天才。目下中国的文化市场，倒确乎是“庸俗”、“粗俗”、“卑俗”、“恶俗”于是俗不可耐多了些，“俗”出审美水平的少了些。究其原委，自然是歌痞、影痞、文痞多了些，歌星、影星、文星少了些，艺术大家，尚未得见。
总之，谈到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艺术现象，往往是各有各的道理，各有各的价值。西谚云：“谈到趣味无争辩”，千真万确。文化的事，切忌以宫笑角，以白诋青，爱吃川菜的不能强迫人家必须喜欢辣，爱听京剧的不能强迫人家只谈生旦净末丑。和十生物，同则不济，这也是文化生态的金律。
在当前文化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对文化市场出现的问题，一般地讲，管理要匡正，媒体应批评，学者须引导，该走法律途径的走法律途径，该用经济手段的用经济手段，但慎用行政权力干预市场行为，却是宝贵的经验。
总之，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作为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文关怀、不同价值取向、不同生活观念、不同思维模式、不同审美趣味的文化潮流，可以取长补短，并行不悖，甚至可以共冶一炉，整合转换，实现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创新。
前提是要对话，不要对抗。对话不仅是应该的，也是可能的，因为人类有共同的文化诉求。
我十分喜欢
例如我们吃米饭，西人吃面包，我们用筷子，西人用刀叉，我们娶姨太太，西人养情人，我们把脚裹得很小很小，西人把胸衣开得很低很低……这是民族性的差异，大家都看到了，这个差异在今天差不多已经弭合了、消失了。
还有时代性的差异。
例如情欲，就有它的时代形式。
关关雎鸠，在河之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是上古的少男对少女的纯情追求。比兴特有混沌初开的情味。
今天呢？“我就是那只披着羊皮的狼，你就是我的猎物，我嘴中的羔羊”、“就像老鼠爱大米”，这是后现代。一种浅率的、好玩的、毫无顾忌的比喻，什么都可以拿来调侃。
还有那只蝴蝶。
庄子梦中变成了蝴蝶，醒来怀疑：究竟我是蝴蝶呢？还是蝴蝶是我？蝴蝶是我的真身呢？还是庄子是我的真身？多么美丽、多么迷惘的哲思。
这是一只很哲学的蝴蝶。
于是，有李商隐的诗：庄生晓梦迷蝴蝶，……
然后有梁祝化蝶之凄美，较之罗密欧与朱丽叶横尸冰冷的墓穴，加上了中国人特有的那种寄托和祝福，冲淡了恐怖的悲剧性，虽虚幻但却令人遐想，更浪漫，也更令人心碎。
到了今天，有《思念》：“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充满美丽的迷离的向往和期盼。
还有《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有执着，有关切，有真情，但总还是脱不掉那种现代的轻浅、直率、为赋新诗强说愁的味道。
但必须是蝴蝶，而不能是蟑螂。庄子只能梦见自己变成蝴蝶，而不能梦见自己变成蟑螂，《思念》只能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而不能是““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跳蚤，跳进我的窗口；庞龙也必须唱“两只蝴蝶”，“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而不唱“两只蟑螂”，“亲爱的，你慢慢爬，小心前面灭蟑灵把你杀”，那就太煞风景了——为什么？这里面有很深的美学道理。它体现了美的形式的普遍性和永恒性，体现了时代差异中的不变追求。
不用说，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爱情方程式，但总还是那几个字母abc加减乘除，平方根，总还是那对蝴蝶，总还是男贪女爱，悲欢离合。
人类面临的根本问题始终是同样的。
维特根斯坦说的深刻：“在其他问题都被解决的时候，生活问题却尚未触及。”
一切文化都要回到生活。文化不就是生活吗？看看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问题吧：
一面是高科技迅猛地、几何级数地创造财富的时代，一面是假恶丑凯歌行进的时代，或者如费希特所说，罪恶完成的时代。
一面唱着猪之歌，一面活猪取胆，活熊取胆，活猴取脑，活藏羚羊剥皮……一面是火星探测、基因解密，一面是臭氧层空洞、温室效应、生态恶化、禽流感……
父母夫妇兄弟朋友，人伦关系都成了算账关系。
海德格尔的问题是发人深省的：“在技术化的千篇一律的世界文明的时代中，是否和如何还能有家园？”
加州大学
总之，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来自全球化的，来自高科技的，来自商业大潮的、来自人性弱点的，向我们提出一个个全新的文化课题。如何解决这些课题，直接决定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建设的成败。
（原载《美学》2010年第3卷，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