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习惯地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 并形成一种刚性的研究模式, 譬如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 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 东、西方宗教、文化等等。讲中国史的往往脱离整个世界大背景, 讲世界史的只是捎带提到中国。其实, “东方”与“西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意义, 方位的确定很大程度是欧洲人的视角, 或者是站在亚洲的本位上去看欧美, 而不是一个绝对可靠的分类体系。分别研究东、西方文化的特质和异同固然是必要的, 但就整个世界文化来说, 都使人产生一种割裂的错觉, 看不清世界文化的源流与脉络, 忽略了其间许多相关联、影响、渗透与互动的重大情节, 因而防碍对世界文化的深入研究。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世界是一个整体, 文化总是要不断传播和相互影响的, 因此观察世界文化的视野必须日益扩大, 关注的不仅仅是某一个国家或某个区域, 而是整个人类、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在一个长过程中考察世界文化, 事实会清楚地告诉我们, 东、西方文化并非从来就是在两股道上跑的车。东、西方文化的分野是往后的事, 其间有一个漫长、纷繁的历史演化过程, 绝对不是用简单分类法就能理清它们的谱系。当今世界已变成了一个“地球村”, 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政治多极化已成必然, 再人为地从“理念”上筑建一道东、西分隔的高墙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 要以现代人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文化发展的轨迹, 恢复它的本来面貌, 把研究引向深入。
我曾经发表过一篇《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的文章, 文章说: “世界文明的星辰, 最先在欧亚大陆和埃及升起, 东方显得特别明亮。”东方对世界文化的贡献必须重新认识, 它是世界文化的源头,给人类文明第一次巨大推动。我的根据有三: 第一, 四大文明古国在东方, 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最先迈进了文明的门槛, 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辉, 它们不但文明起源“古老”, 而且最先有了“国家”; 第二, 关系世界的重大发明, 譬如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及其他自然科学, 还有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等, 都可追溯到古代东方; 第三, 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源于东方, 它们对世界文化的传播曾经起过不可低估的作用。
地中海文明值得高度重视, 它是世界文化交汇与激荡的漩涡, 不但是欧洲文化与阿拉伯文化的渊薮, 而且是东、西文化交流的中转站, 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地中海处在一个特别的地理位置, 它介于欧、亚、非三洲之间, 很难判定它是“东”还是“西”。奠定地中海文明的首先是埃及和巴比伦, 而文化传播的则是腓尼基, 由此引发了克里特文化和迈锡尼文化。也许是地理位置的优越,也许是历史的机遇, 由于航海、贸易和战争, 使希腊、罗马成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最先受惠者, 他们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 把古代文化推向高峰。正因为人类文明在东方已有几个乃至十几个世纪的文化积累, 使希腊一开始便可在较高的的平台上树建自己的丰碑。然而, 它的发扬光大, 并使地中海文明充分交融的却是波斯与罗马帝国。要特别注意的是, 地中海文明不仅包括埃及, 巴比伦、腓尼基、波斯、希腊、罗马等许多文明在内, 而且渗入了印度文化因素, 中国的“丝绸之路”也以地中海为终端。因此, 地中海文明与古代东方的文明是前后相续的两阶梯, 是“源”与“流”的关系, 而不是两个相互平行的系统。
世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演绎出多种文化, 并逐渐形成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五大文化圈, 它们是: 佛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游牧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文化圈”的理论, 是德国的格雷布和奥地利的施密特创立的, 核心是文化传播。文化的多元性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然而,在历史长河中, 有的淘汰, 有的衰落, 有的崛起, 于是, 获得优先发展并处于强势的文化, 便向四周辐射, 影响其他的文化, 逐渐扩大范围, 形成一个具有某些共同因素的文化圈。这五大文化圈的形成, 与四大文明古国和地中海有密切关系, 而且传播文化的媒介和载体不同。它们并非一成不变, 依时间、空间、条件而有盈缩, 相互间有接触、碰撞、渗透、交叉甚至挤压、重叠, 情况非常复杂, 统称之“互动”。“文艺复兴”以后, 欧洲崛起, “西风东渐”成了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世界文化起了重大变化。
(一)在五大文化圈中, 有三个文化圈的形成与宗教有密切关系, 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范围, 或者说文化通过宗教的媒介而扩大传播。在整个世界中世纪, 世界文化的面貌很大程度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播与发展有关, 这种影响到近代尽管有所减弱, 但是依然存在。在欧洲,希腊、罗马的文化并没有直接传承下来, 而是通过基督教影响欧洲中世纪长达千年之久, 直到“文艺复兴”时期, 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才把希腊、罗马文化的精神拯救出来, 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需要。产生于印度的佛教, 在“第三次结集”之后向外传播, 南传到斯里兰卡、缅甸及东南亚各国, 北传到西亚、中亚及中国, 形成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后进一步向周边辐射, 几乎覆盖整个亚洲。伊斯兰世界的扩展是惊人的, 八世纪建立了地跨欧、亚、非三洲的阿拉伯帝国, 以后陆续将伊斯兰教传入非洲、中亚、中国、印度次大陆、马来半岛及印度尼西亚, 到了16 世纪已造成很大势力。
从宗教历史形态学的观点看, 由“自然宗教”到“人为宗教”是一次大的飞跃, 它表明原始的宗教形态已渐消蜕, 人为的因素上升到主要地位, 也就是说, “人为宗教”的出现, 主要是基于社会原因, 而不是纯粹对自然的恐惧与崇拜。从“部落宗教”到“民族宗教”又是一次飞跃, 它在一个较大范围把信仰统一起来。而从“民族宗教”到“世界宗教”更是一次巨大飞跃, 它突破了民族的狭隘观念和国家的政治疆域, 不因国家、民族的存亡决定它的命运, 可以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找到适合它生存、发展的土壤。
不要认为宗教是“傻子遇着了骗子”, 事实上, 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宗教, 都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由社会原因导致的种种困惑与不解, 正是宗教得以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在这一层面上讲, 世界宗教所关心的, 已经不是一小群人及其周围的环境, 也不仅仅是某个氏族、部落、民族和国家生死攸关的人和事, 而是整个世界, 整个人类。具有世界性的宗教, 其教义都饱含人生哲理, 包括对人生现实的态度, 对痛苦与烦恼的解脱, 对“内在生命”的净化, 对“人生终极”的关怀, 对“彼岸世界”的追求等等。人们常说宗教是“统治工具”, 这当然是不会错的, 因为, 宗教信仰的确是进行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更要重视的是, 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 它给被欺压、受凌辱者一种“安慰”和“希望”, 虽然死后未必进入“天堂”, 但起码不致于完全绝望。正是这种原因, 世界宗教既得到统治者支持, 又为一般人所接受, 特别是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 更渴望宗教使他们获得解脱。
世界三大宗教都产生于亚洲, 决非偶然, 这与它深厚的文化底蕴有直接关系。宗教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 它植根于既往的文明, 而世界宗教只能在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高文化区产生, 譬如印度和地中海。希伯来的宗教, 若不与希腊、罗马文化结合, 决不可能产生基督教这样的世界宗教, 充其量像犹太教那样。同样道理, 佛教与印度文化结合, 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结合, 才能取得走向世界的通行证, 否则就走不出国门。世界宗教与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相依傍, 以这种文化作依托才能走向世界, 并以宗教为媒介把这些文化传到世界各地。在这里, 哲学思想是重要的, 没有较深的哲理,就不可能把信仰上升到“理性”的高度, 因而也不可能使人心悦诚服。宗教具有使人“感而化之”的潜在力量, 关键在于潜移默化, 所以需要文学艺术, 需要许多感人的故事, 没有文化品位是不能产生魅力的。因为这些古老文化都包含科学知识, 如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工艺、历史、地理之类,所以, 在这里科学与宗教杂揉, 自然科学往往被包裹在宗教信仰之中, 因此, 简单地把宗教与迷信等同, 把宗教与科学对立的看法是不公允的。事实上, 这几种古老文化能够传遍世界, 在某种意义上讲, 宗教的推动力是伟大的。
佛教最先兴起, 它产生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古印度。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既有丰厚的文化土壤, 又是一个宗教意识浓厚的地方。佛教产生于等级森严的“种姓”社会, 它以反对维护“种姓”制度的婆罗门教而登上历史舞台, 赢得了许多人的心。在婆罗门与非婆罗门的剧烈斗争中, 思想异常活跃, 产生了婆罗门“正统六宗”和众多的反婆罗门“沙门思潮”; 佛教就孕育在这种哲学昌明的环境里。佛教哲学偏重于社会人生, 它以“苦”为出发点, 要求人民面对惨淡的现实, 把生、老、病、死以及爱、憎、别离、贪欲都看成是一个苦难的历程, 进而探求“苦”的根源, 反复论证事物的因缘关系, 从而劝告人们行“八正道”而进入不生不灭、无忧无虑的“涅槃”境界。印度的哲学, 逻辑学(因明) 、禅定的思维方式都进入佛教, 印度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也被吸收进来, 佛教的“五明”(内明、因明、声明、医方明和工巧明) 就是这种结晶。有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 有了印度文化的支撑, 佛教终于走出印度, 走向世界。
佛教文化圈的根源在印度, 但它的扩散却影响整个亚洲。八世纪后印度佛教衰落, 而这个文化圈的中心转向中国和东南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印度文化, 它以佛教为先导, 把中国与印度两大文明古国联系起来, 同时把印度人的智慧带到中国, 与中国人的智慧碰撞出耀眼的火花。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中, 大乘佛教与中国社会和汉文化结合产生了汉传佛教, 对中国的哲学、宗教、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建筑、科技乃至民俗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 汉传佛教又把中国文化带到朝鲜、日本、越南及其他地方。在这里, 佛教文化圈与汉字文化圈有所重叠, 或者说汉字文化圈中加进了若干印度文化因素。密宗与藏传佛教(喇嘛教) 对西藏社会和文化有极深的影响, 并扩散到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及蒙古、中亚、不丹、尼泊尔和锡金。小乘佛教与东南亚文化结合形成南传上座部佛教, 把印度文化传到斯里兰卡、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等国。同时, 还要看到, 中亚、中国的“西域”、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也曾是佛教盛行一时的地区。
继之而起的是基督教, 它起源于公元一世纪的巴勒斯坦, 形成于罗马帝国, 四世纪被罗马帝国认定为国教, 从此奠定了它在欧洲传播的基础。基督教渊源于犹太教, 但一开始就与犹太教分道扬镳,打破了犹太民族“特殊宠论”的狭隘观念, 宣布凡信上帝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而可以得救, 对一切苦难的人产生极大的吸引力。然而, 基督教毕竟是从犹太教中分裂出来, 有三个重要观念被继承下来, 其一是“至高一神”的信仰, 其二是“救世主”的观念, 其三是信仰“先知”及其“启示”, 所以一开始便是“绝对一神的宗教”。犹太教的经典也被继承下来, 成为《圣经》的《旧约》部分,“安息日”演变为“礼拜日”,“愈越节”演变为“复活节”, 教会组织形式和祈祷、唱诗、读经、讲道等礼拜仪式都沿袭下来。
基督教产生于东方, 它通过犹太民族的历史传统, 吸收了巴比伦、埃及、波斯文化, 又在“希腊化”的背景下充分吸收了希腊、罗马文化, 从一开始便建立在东西文化兼容的台阶上, 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产物。古巴比伦《创世史诗》与《吉加美士史诗》中, 有关创世和洪水的传说, 后来成了《圣经》中的“创世纪”、“伊甸园”、“洪水记”之类。古埃及的许多传说, 如奥西里斯死而复活以及死后审判、阴间冥府的描写, 都被纳入基督教的神学体系。波斯的善恶二元论、末世观念及天使、魔鬼,对基督教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性宗教, 除了把解放“信奉上帝的人”为己任而外, 与希腊、罗马文化的结合是一个重要原因。形成基督教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是希腊哲学, 特别是毕达哥拉斯的“灵魂轮回”和数字神秘主义, 苏格拉底关于知识和善德的学说, 还有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回忆说“灵魂不灭论”及“世界等级模式”。古罗马的文化也为基督教的诞生提供了温床, 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直接对基督教思想观念的形成起了作用, 新斯多葛派的禁欲主义和宿命论也为基督教所采纳。将希腊、罗马文化与基督教思想结合起来的是犹太哲学家斐洛, 集其大成者是罗马帝国后期的奥古斯丁。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 东、西罗马分裂后形成了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派(天主教)
伊斯兰教兴起于七世纪的阿拉伯半岛, 是宣扬“服从真主意志”的宗教,《古兰经》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启示”, 而《圣训》便是穆斯林思想言行的规范和行教的重要依据。伊斯兰认为今生短暂、后世永存, 死亡只是连接今生和后世的桥梁, 到了世界末日, 一切都将毁灭, 死者将被复活, 在真主面前受审, 或进天堂或入地狱, 这便是“信后世”。“信前定”的思想, 就是相信现实的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因为信后世而重今生, 十分重视实践, 所以在行动上有严格要求, 必须履行“念词作证、谨守拜功、完纳天课、封斋节欲、朝觐天房”的五功。伊斯兰教宣布“在真主面前平等”, 既不放弃今生的努力又给人予未来的希望, 因而易于为人接受。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体系, 它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原质特色, 兼取希腊、罗马、印度文化和犹太教、基督教思想而形成, 内容不仅包括宗教、哲学、政治、法律、教育、道德等方面的思想理论, 而且包括语言文字、天文历法、数学、医学、文学、艺术等等, 同时还包括以《古兰经》、《圣训》为准则的各种社会规范、行为模式和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伊斯兰文化是在地中海孕育形成的, 和基督教文化一样兼有“东西合璧”的特征, 因此, 硬要把它们说成“一东一西”显然是主观的。首先, 埃及、巴比伦、叙利亚、波斯都是世界文化较早发展的地区, 阿拉伯帝国建立后,把这些文化囊括起来并纳入伊斯兰文化体系, 同时推广阿拉伯文。八世纪至九世纪中叶是阿拉伯帝国最强盛的时期, 控制了整个地中海,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海上航运的蓬勃发展, 促进了文化繁荣昌盛, 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智慧宫(包括研究院、图书馆和翻译馆) , 在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 文学、史学、哲学、法律、地理等方面也不少成绩, 而且将希腊的、罗马的、波斯的、印度的古典著作大量翻译成阿拉伯文, 使伊斯兰文化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 中国的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等也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 对沟通东、西方文化起了积极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文艺复兴”时期, 欧洲各国学者纷纷来到西班牙, 把大批阿拉伯文著作译成拉丁文, 这对欧洲的自然科学、哲学和文化艺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伊斯兰教扩散到世界许多地方,自然把这种有世界意义的文化传播开来, 并且与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发生接触碰撞, 在某些地区挤压了佛教文化圈, 如巴基斯坦、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及我国的“西域”。
回顾世界文化发展的历史, 使我们看到一重要事实, 世界三大宗教产生于亚洲并非偶然, 它与古代东方和地中海文明有极密切的关系, 三大宗教凭借着这些古老文明而走向世界。如果不是有意回避历史的话, 应当看到, 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及波斯、阿拉伯等国家灭亡或衰落以后,这些世界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教传承和接续下来, 并通过宗教传播到亚洲、欧洲、非洲的广大地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世界三大宗教把古代东方和地中海文明延续下来, 传到近代人的手里, 使他们有可能创造出近代的文明。因此, 对三大宗教的历史意义应当重新审视, 恰如其分地评价它们的历史功绩。通过三个文化圈的分析, 不难看出“东西两大板块”理论有许多破绽, 同在地中海产生和形成的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就很难“削足适履”地装入这种僵硬的框架, 何况三个文化圈还有许多互动与纠葛。
(二)
我们再来看汉字文化圈, 东西文化平行发展的理论更是难以成立。汉字文化圈是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仅限于汉族, 而且影响国内许多民族, 并辐射到朝鲜、日本、越南及东南亚华人地区, 具有重要意义。汉字文化圈的内涵极其丰富, 它以汉字为重要标帜, 用汉字来表现各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包括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制度文化乃至风俗习惯等等。在这里, 汉字既是文化载体, 同时又是文化传播的媒介。正如法国学者汪德迈在《新汉字文化圈》中所说: “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的内聚力一直十分强大, 并有鲜明的特点。它既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各国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 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撒克逊语系各国, 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 源自萌生于中国而通行于四邻的汉字。”站在世界的高度看, 汉字文化圈既是中国的, 又是世界的, 它源远流长, 影响深远。
这个文化圈产生于中国是必然的, 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在世界历史上, 中国文明的起源并不算最先古老, 但是, 新巴比伦王朝在公元前536 年被波斯吞并后便销声匿迹, 埃及虽然延续了三千年最终却沦为波斯治下的一个行省, 印度在贵霜王朝极盛一时之后便渐渐衰落。曾经放射奇光异彩的古希腊在公元前338 年竟被“马其顿方阵”踏平了, 雄峙地中海大约6 个世纪的罗马帝国也在公元395 年分裂后一蹶不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都相继没落, 唯有中国文化, 绵延五千年而不衰, 至今仍然生机勃勃。汉字文化圈可分为三个层次: 汉族、汉字和汉文化的形成为“本圈”; 由于它的主导作用而影响国内其他民族形成“内圈”; 而它在国外的扩散则构成“外圈”。
汉族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 人口超过10 亿。她的形成与别的民族不同, 融合了许多民族成分,吸收了多种民族文化, 逐渐成长壮大。考察汉民族的形成, 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背景。历史证明, 她是民族融合的产儿,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壮大。汉族是一个开放的民族, 可以接纳各种不同的血缘成分的人, 包容国内外多种文化, 具有很强的融合能力。她的形成和发展主要靠文化, 文化是她的基因, 她的灵魂, 是维系这一族群的纽带, 并通过文化传播来扩大群体, 因而民族的认同感来自共同的文化而不是血缘。纵观中国历史, 伴随着改朝换代而来的是不同民族更迭执政, 然而文化传统却是一脉相承, 由此看来, 所谓“汉文化”, 实际上是以汉族为主不断融合多种民族文化的结果。在汉族和汉文化形成中, 汉语和汉字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有了汉字, 有利于知识的积累; 有了汉字, 文化可以世代传承, 积淀日益深厚; 有了汉字, 汉文化方可得到充分发展, 拓开许多领域; 有了汉字, 汉文化便可传播到遥远的地方。因此, 汉字是汉文化的核心, 是汉文化远播的根源, 是形成“汉字文化圈”的传媒工具。
汉族的优势之一, 就是人口多, 分布广, 与所有民族都有接触, 就像是一种极强的粘合剂, 把整个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汉族的另一个重要优势, 就是经济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的封建社会事实上是以汉族地主制为中心建立起来的, 并在这个中心的强力作用下, 把周边各民族先后纳入封建化轨道, 形成一个多民族、多层次、多类型的结构。中国文化是由多种民族文化构成的, 不能简单地把汉文化等同于中国文化, 但应当看到, 汉文化始终是中国文化的主旋律。随着汉族人口的播迁, 以人为载体把这种文化带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 造成多方面的影响, 从而使汉文化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南方民族绝大多数的语言属汉藏语系, 均为孤立语, 且惯于具象思维, 因而造字方法大同小异, 文字多属方块字类型, 如东巴文、哥巴文、水书、彝文。汉藏语系民族其语言与汉语有某种亲缘关系, 且因与汉族长期交往, 比较容易接受汉字。阿尔泰语系不是孤立语而是粘着语, 不便直接借用汉字, 于是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由表意向表音方向转化, 形成拼字文字, 如契丹文、女真文。许多民族原先没有文字, 明清以来, 随着汉文化的传播, 到近代已有21 个民族通用汉字。在清代, 满文与汉文并用,至清末满人即多习汉字了。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朝鲜族都有自己的文字, 但自近代以来, 由于与汉族交往渐多, 而且学校、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电影都使用汉字, 因而汉字也成为沟通各种民族文化的工具。从历史发展来看, 以汉字为核心的汉文化逐渐扩大范围, 影响国内各民族, 连结整个中国文化, 加强中华民族的内聚力, 意义十分重大。
在亚洲东部, 除了中国以外, 并没有出现像印度、巴比伦那样的高文化中心, 因而中国与周边各国虽然很早就有文化交流, 但它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远不如中国文化对它们的影响。正是因为这样高文化中心的存在, 周边国家不断受到辐射, 致使朝鲜、日本、越南等国被纳入“汉字文化圈”。中朝两国山水相依, 历史攸关, 文化渊源深厚, 由于历史上的这种特殊关系, 汉文化的传播比其他国家更直接, 很早便进入汉字文化圈。日本原先没有文字, 所以汉字输入后便用汉字作书写工具, 起初是原样照搬的“音读汉字”, 继后改作用日语读音的“训读汉字”, 进而出现“和化汉字”、“万叶假名”,创造出平假名和片假名, 于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了日本文化。越南从“郡县时代”开始便源源传入汉文化, 早先使用“儒字”, 继而用汉字记越语而成“字喃”或“喃字”, 受汉文化影响很深。海外华人是汉文化圈向外扩展的另一种形式, 以东南亚最为突出, 新加坡就是一个典型。由于汉字的桥梁作用, 这些地区和国家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面的, 包括儒学、道教、汉传佛教、文学、艺术、科技乃至民风、风俗。
要特别引起注意的是, 汉字文化圈并不是孤立形成和发展的, 它受到其他文化圈的影响, 特别是游牧文化圈、佛教文化圈, 还有来自西域的各种文化。中国文化当然包括长城内外的文化, 长城以南是“田园居国”, 而长城以北是“游牧行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 人口不断流动, 经济、文化相互交流, 游牧民族入主中原, 因而在汉文化中不断渗入的游牧文化, 南北文化的交融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与印度、地中海的文化交流, 一方面是“陆上丝绸之路”, 另一方面是“海上丝绸之路”, 印度文化和西域文化源源传入中国, 对中国文化产生重大影响。基于这种情况, 我们有理由说:“中国文化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
汉字文化圈从地域上来说虽不及佛教文化圈宽广, 但属于这个文化圈的人口却不下十三四亿, 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强, 是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个庞大的文化圈。这个文化圈的意义在于, 它在世界上独树一帜, 具有典型的东方色彩。它是古代东方文化的结晶, 不但荟萃了中华文化的精华,还充分吸纳了印度文化、西亚及中亚文化, 与佛教文化圈、游牧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均有某种搭界与重合。它绵延五千年, 不断丰富、发展, 充满生机, 对世界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三)
我在这里之所以要特别提出一个“游牧文化圈”, 是因为它不仅独特, 而且重要, 对世界文化产生过非同寻常的作用和影响。首先, 在人类由向自然界索取物品的采集、狩猎经济转变为靠生产来创造物质财富的伟大变革中, 最重要的发明就是农耕与畜牧, 由此开创了两种最基本的谋生手段, 并支撑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事实上, 长期影响世界文化的, 一方面是创建“四大文明古国”的农耕民族,另一方面则是驰骋欧亚大陆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进入“文明”的时间并不比农耕民族为晚, 他们很早就建立了“草原帝国”,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一个极重要的角色, 不要以为游牧民族“只识弯弓射大雕”, 要认真研究“马背上文化”的丰富内涵。他们优先发展了畜牧业, 在牧畜养殖和兽疫防治方面显然比农耕民族更有丰富经验, 并成为畜产品的最大供应地, 特别是良马。如果说在农耕民族中狩猎呈消退趋势的话, 那么, 狩猎在游牧民族中始终伴随畜牧业发展, 因而弓弩箭矢的制造遥遥领先。游牧民族使用的武器、盔甲、器皿、饰物多为金属制品, 开启了治铜铸铁的先河。最先使用牛车、马车、驼车、狗车的是游牧民族, 骑射也以游牧民族为精。裤子的发明权属游牧民族, 毛纺、制毡、制革也是他们的优势。因此, 抛开游牧民族而言世界文化是没有理由的, 必须重新认识“游牧文化圈”。
与其他文化圈相比,“游牧文化圈”显得格外独特。它不同于佛教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和伊斯兰文化圈, 因为这三个文化圈的传媒手段是宗教, 通过宗教进行文化传播。它也不同于汉字文化圈,这个文化圈植根于农业社会, 通过汉字传播文化。游牧文化圈则不然, 它的主角是游牧民族, “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经济是它的社会基础, 他们以“尚武”的姿态出现, 其活动常常伴随着迁徙、贸易和战争, 引起急风暴雨般的激变, 因而文化传播的手段始终离不开迁徙、贸易和战争。
“马背上的文化”, 风貌与农耕民族迥然不同。首先, 游牧、狩猎、贸易、作战构成了生活的基调, 栖息、迁徙、雄踞形成一条滚滚的长河, 因而人们具有一种勇武、浩荡、豪迈、潇洒、开阔、进取的特有气质, 不畏艰险, 取于开拓创新, 文化风貌显得独特。其次, 由于经济起伏、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 文化总是处在不断破坏与重建过程中, 因而文化积累远不如农业民族, 文化随时变迁,很难形成世代相承文化传统。其三, 人口大幅度流动, 各民族、各部落相互对流穿插, 文化的传播大于文化传承, 故同多于异, 轻裘, 宝马, 骑射, 歌舞, 毡房, 肉食成为普遍的习尚。其四, 游牧民族四海为家, 视野特别宽阔, 能够接纳各种文化, 对任何外来文化都不排斥, 时有改变或几种文化相兼。其五、游牧民族的群体意识特别强烈, 一遇战争便迅速集合为一个整体, 步调一致, 力量集中,为了群体利益不惜牺牲自己, 因而战斗力极强, 堪称“金戈铁马”。
“游牧行国”与“田园居国”判若天渊, 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有很大差别。与农业经济相比, 游牧经济有两点特别不同: 其一是游牧经济极不稳定, 具有“暴涨暴落”的特点;其二是牧区经济结构相当单一, 不可能像农业那样“自给自足”。“逐水草而居”是游牧经济的一大特征, 常规性的游牧是以冬牧场为圆心形成一个游牧圈, 游动半径随季节而有伸缩, 由春至夏逐渐放大, 由夏至冬逐渐缩小。可是, 当自然界出现某种异常, 整个游牧圈便必须移动, 有时一去千里。一个部落的移动, 往往使其他部落不得安宁, 争夺牧场风波由是而起, 所以, 草原上的风波很难平息,经常是戎马倥偬。社会组织深受“行国”制约, 最直接的联系是血缘的氏族, 由于利益的驱使, 往往形成部落或部落联盟, 成为一个庞大的军事行政联合体, 动辄以“控弦数
游牧经济难以“自给自足”, 必须经常与别的民族, 特别是农业民族交换产品, 所以, 从游牧民族出现之时起, 便与贸易结下不解之缘, 成为世界上最早、最活跃的商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形成经济互补, 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游牧民族是国际贸易的先驱, 他们长途跋涉, 穿越戈壁、沙漠、草原和高山开辟国际交通线, 打破国界进行物资交流。中国历史上的“茶马贸易”和“草原丝绸之路”,就是游牧民族的壮举, 通过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传到遥远的欧洲。中亚的粟特人, 是往来于欧洲、西亚及中国之间的国际商旅, 不但进行长途贩运, 而且使粟特文成为一段时期较为通用的“国际通商用语”。游牧民族对世界文化的沟通具有特殊意义, 他们介入其他各个文化圈, 联系范围最为宽广。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 波斯帝国, 贵霜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大帝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波斯将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埃及、北印度纳入版图, 使这些古老文化相互交融, 逐渐形成地中海文化的雏形。长达40 多年的波希战争, 打开了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门。与此同时,“丝绸之路”成为波斯与中国联系的一个重要纽带, 中国的丝绸、瓷器通过波斯传到西方, “西域”的许多物产也传入中国, 并从波斯传来了袄教、摩尼教和景教。贵霜帝国建都犍陀罗, 促使希腊、罗马文化与印度文化交融, 产生了犍陀罗艺术, 而佛教东传对中国又产生重大影响。阿拉伯是“世界之桥”, 它控制了整个地中海,使之成为东西亚文化的大熔炉。阿拉伯人又发展了海上贸易, 把阿拉伯与印度、东南亚及中国联系起来。蒙古人西征, 打通了欧亚大陆, 文化交流范围空前扩大, 中国的“四大发明”传入欧洲, 伊斯兰教也大量传入中国。元代, 基督教的景教、天主教再次传入中国, 统称“也里可温”。不但如此,“西域人”大量流入中国, 以后逐步形成回族、东乡族、撒拉族和塔吉尔。
（原载《贵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