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认为在各门文化科学之外的文化哲学问题, 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专门科学内部之逻辑与知识论问题。如(1) 关于某一专门科学之范围, 当依何概念, 加以规定, 以别于其他科学之范围之问题; (2) 某一专门科学中之基本概念名词, 如何加以界说, 以别于其他科学中之基本概念名词之问题; (3) 某一专门科学之方法, 如何加以说明, 某一专门科学之限效, 如何加以规定, 以别于其他科学之方法, 其他科学知识之限效问题等。二是关于专门科学之对象之存在地位的形上学问题即是关于一专门科学之对象, 与其它存在对象如自然之存在, 上帝之存在, 人之心理生理之存在及其他形而上之存在, 如理念或上帝存在之关系问题。三是以文化科学内部之价值论、人生论之问题, 即一专门科学与其所研究之对象, 是否表现价值, 是否合于人之理想, 如何方能表现价值, 以合于人之理想。以上三类问题可以说是各部门文化哲学研究之基本问题。然而总的文化哲学问题, 则为总论文化之范围、文化之概念、研究理解文化之方法以及人对文化之知识的限效; 总论文化与自然以及上帝人生之关系, 人类文化世界中各种文化领域之价值, 及其与人生之理想的关系, 与人类的不同类型文化的价值与理想及其如何配合, 以实现一最有价值最合理之人类文化之世界诸问题。按照唐君毅先生的观点, 任一部分之文化哲学及总的文化哲学与历史哲学, 皆同时包涵知识论、存在论或形上学、价值论或人生论三方面问题。虽然每一门文化哲学似只局限于一文化领域之中, 实际上亦连贯于通常所谓哲学之知识论、形上学、人生哲学之三部门, 是将三者会通而论。
冯沪祥首先评价了大陆出版的基本文化哲学著作, 然后指出了研究文化哲学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冯认为, 综观大陆已经出版的几种文化哲学著作, 主要存在着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 脱离了时代背景, 以致形成了闭门造车, 往往由作者抽象地架构一套概念, 却与时代的人心的需要脱节; 第二, 脱离了生活环境, 以致形成空中楼阁, 未能结合文化园地的土壤环境, 因而无法真切与亲切, 也无法扣紧问题, 解决问题; 第三, 脱离了中西哲人, 以致形成架空理论, 未能吸取中西哲人的传统与智慧, 好比撇开了文化园地的师傅, 当然不能深入了解文化哲学。[4] 这里我们无意对冯氏有关大陆文化哲学研究现状的估价作进一步的评价,我们只是指出: 按照他的理解, 研究文化哲学必须做到三个结合: 即结合时代人心、结合具体问题、结合先哲智慧。由此出发, 他认为文化哲学的基本问题可以归结为“六W”, 如果结合文化的特性内涵就是: 什么叫做文化(what) ? 为何会有文化(why) ? 文化往何处去(where) ? 文化何时兴衰(when) ? 文化应由何人推动(who) ? 文化建设如何推动(how) ? 换言之, 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主要包含: 文化本质论, 文化发生论, 文化发展论, 文化契机论, 文化结构论, 文化方法论。[5] 因此, 他的《中国文化哲学》一书就是以中国历代哲人为“经”, 以文化哲学的六大问题为“纬”, 现代社会的需要, 以学理结合实际、以传统结合现代, 申论中国文化哲学的现代意义。
三 文化哲学的现代意义
冯沪祥在《中国文化哲学》一书中较详细地讨论了文化哲学的现代意义。他认为: 从性质而言, 文化哲学乃是文化建设的哲学基础; 从功能而言, 文化哲学乃是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 从定位来说, 文化哲学乃是文化建设的罗盘指针; 从效果来讲, 文化哲学乃是文化失调的固本药方。[6] 《中国文化哲学》的主要宗旨, 就是论述中国文化哲学的特征, 分述中国历代重要哲人的文化哲学思想, 透过各代哲人的文化哲学, 阐明各人对当今时代的重要启示。
在谈到文化哲学的时代使命时, 冯沪祥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文化哲学的首要使命就是充实心理建设。在此意义下的文化哲学, 迎和人类心灵的呼声, 结合实际社会的需要, 尤应结合精神空虚的病症, 才能真正发挥文化哲学应有的功能; 其次, 平衡工商发展。如何促进精神生活平衡发展, 既不致堕入功利主义, 也不致形成反商情节, 就有赖文化建设—工商建设能齐头并进。最后是提升文化生活。
综上所述, 港台学术界有不少学者自觉地以文化哲学的视野来透视中国哲学。无论是方东美、刘述先, 还是牟宗三、唐君毅、邬昆如、冯沪祥等人, 他们都有比较自觉的文化哲学意识。例如, 从哲学的探索归根到底不能不是一种文化哲学的探索出发, 方东美提出了“哲学三慧”的比较模型, 纵论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 刘述先倡导用“理一分殊”的思想来比较中西哲学, 建构系统哲学; 牟宗三则是“配合着哲学家康德的思考人类理性的问题”, 从而“疏解中国传统之智慧方向, 配合康德之思考, 一方面消化康德, 一方面畅通中国之文化声明, 开源畅流”, 提出了“综合的尽理之精神”与“分解的尽理之精神”、“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外延真理与内容真理等中西文化比较架构;[7] 唐君毅提出了文化哲学的中心观念,自觉地用文化哲学来规范中国哲学, 从而对港台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这方面, 冯沪祥的《文化哲学面面观》、《中国文化哲学》可以说是港台学者研究中国文化哲学的代表作。当然, 港台文化哲学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对大陆文化哲学研究现状仍存在隔膜。我们希望两岸三地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 以期共同促进中国文化哲学研究的繁荣。
【注释】
[1] 唐君毅:《哲学概论》, 孟氏教育基金会出版, 1961 , 第8 章。
[2] 参见樊志辉:《台湾新士林哲学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 第421 页。
[3] 邬昆如:《文化哲学讲录》(二) , 东大图书有限公司, 1982 , 第1 页。
[4] [5] [6] 冯沪祥:《中国文化哲学》, 台湾学生书局, 1993 , 第47～48 页, 第21～22 页, 自序。
[7] 洪晓楠:《当代中国文化哲学研究》, 大连出版社, 2001 , 第181～186 页。
（《哲学动态》，2003 年第12 期。录入编辑：神秘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