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特南和罗蒂在一系列问题上分歧明显，但在否定还原论这一点上他们是彼此呼应的。罗蒂曾经对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代表作《表象与实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它是“我们至今所见的心灵哲学中对于还原主义的最彻底、最细致的批判之一”。罗蒂将分析哲学传统下的心灵哲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罗素、卡尔纳普为方向的“原子论派”，另一类是继承了后期维特根斯坦、赖尔的“整体论派”。前者主张将心灵、语言看做可孤立研究的对象，把心灵还原为大脑，还原为心理学、神经生理学的研究对象，希望一劳永逸地揭示心灵、语言的秘密。后者则对此表示强烈的质疑，反对将心灵、语言作为固定的实体，认为科学的研究方式在此于事无补，心灵、语言只能放在历史、社会的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理解心灵和语言，就是理解我们现在介入其中的社会实践的演变” 。
罗蒂所欣赏的整体论立场，显然和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立场是一致的，事实上，普特南早在罗蒂之前也专门阐明过自己的整体论主张。考虑到罗蒂对普特南否定功能主义代表作的高度赞誉，我们有理由认为，普特南是属于罗蒂心目中的“整体论派”阵营的，同时，也有理由认为，罗蒂也同样是否定功能主义的。然而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罗蒂最近所发表的论心灵哲学的著述中，我们既没有在他的“整体论派”的“英雄榜”上见到他曾经欣赏过的普特南的名字，也没有听到他对功能主义的任何批判的声音。在批判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原子论派”时，他的矛头所指显然是以斯马特为代表的“同一论”，而他所使用的论据居然恰恰是普特南所放弃的功能主义！整体论者指出，关于计算机电路的完美理解，对于理解你的计算机如何设法做到所有它所做的那些美妙的事情，几乎没有任何帮助。要理解这些，你就必须对软件知道很多。因为，计算机能运作很多很多不同的程序，而对于它当下运作哪些程序却漠不关心；同样的程序可以运作在许多不同种类的硬件上。根据整体论者的观点，心灵和大脑，文化和生物学，就像软件和硬件一样，彼此自由摇摆。它们可以也应该被独立地加以研究。在另一篇题名为“作为硬件的大脑，作为软件的文化”的文章中，罗蒂也明确指出：“文化是软件就像大脑是硬件一样”，“尽管软件每年越来越好，然而硬件却完全保持不变”。
这里，我们逐渐看清了，原先初看之下显得一致的普特南和罗蒂，其实有着重大的分歧。而分歧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把文化当做软件看待？能否经过修改，继续保留功能主义的基本思路？
罗蒂的基本观点是，心灵不能还原为大脑，因为大脑的物质结构可以保持不变，而心灵显然是变化着的；这种变化只能由文化、历史的演变来解释。他继承了杜威“心灵是一意义系统”的主张，把这种意义系统看做决定人们大脑运作的程序系统，即所谓的软件系统。我们的文化意义系统其实是决定我们大脑活动的关键，是决定信念、语言、意向性的关键。研究心灵，最重要的就是研究这个软件系统。因为“软件正是运作硬件的一种方式，文化正是运作我们生理构造的一种方式” 。普特南和罗蒂一样，反对把心灵还原为大脑，主张从文化、历史的角度理解心灵的内涵。他同样欣赏杜威的心灵概念，提出“心灵是一能力系统”。但是，普特南坚决反对把心灵还原为软件，反对将心灵理解为计算机程序。他曾多次批评罗蒂将文化语言共同体的标准程序化，以至于人与文化的关系，就像计算机硬件和程序的关系，每个人不过是一个执行程序的工具罢了。普特南指出：“罗蒂的想法是，许多谈话是受标准支配的，操一种语言的人依照该标准达成协议。……那些标准被比喻为算法，也就是说，被比喻为计算机执行的那种决策步骤。在这里，罗蒂所使用的方法与分析哲学家所使用的方法极为相似，我们将会看到，这不是罗蒂使用这种方法的唯一之处（选自不管他大肆宣扬与分析哲学的决裂。在解释某些事物在一个共同体的语言中如何为真和某些事物在该语言中如何为假时，求助于算法观念是使用这个方法的一个很好的范例，即使它仅仅是一个隐喻。”
普特南这里所说的“分析哲学”指的是以卡尔纳普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他们幻想着寻找一种纯粹的科学方法，以此决定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还原论的思维方式，普特南称其为“唯标准观点”。初看之下，罗蒂似乎亦如此，因为他反对科学主义的还原论主张。但当他把文化当做一种支配大脑运作的程序时，他就和卡尔纳普的立场殊途同归了，因为他同样要把意义、合理性等还原到一种程序，只不过这种程序和形式化的科学表面上有所不同而已。所以，普特南说：“认为界定合理性的是一种理想化的计算机程序的观点，是一种被精密科学激发起来的科学主义理论；认为界定合理性的仅仅是本地的文化规范的观点，则是一种被人类学激发起来的科学主义理论。”两者没有实质的区别。
在这场罗蒂和普特南的争论中，笔者站在普特南一边。理由是，罗蒂的“文化软件论”会导致一种僵化的文化绝对主义。文化程序决定一切，犹如内涵决定外延一般，程序成了一种建构式的理论，当下的所有理解活动都只能还原到它那儿去。这样，程序成了一种新的“实体”，文化软件论成了一种新的原子论，它整个违背了罗蒂所倡导的整体论，又回到了一种准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去了。普特南放弃功能主义的重要原因就是，所有的还原都是行不通的，所有的“内涵式”的思维方式都是应该放弃的。真正的整体论者或真正的实用主义者，应该始终坚持“实践优先”的立场，在文化意义系统和当下的实践活动之间，保持一种“反思的平衡”，一种辩证的张力。诚然，我们的所有理解活动都离不开我们所继承的文化意义系统，它构成了我们当下理解活动的前提，是我们的“先验”理解结构，但是，任何先验的理解结构或罗蒂所谓的文化软件，都不可能固定我们当下实际的理解活动。实践的主体不是被动的计算机硬件，他/她永远有着在具体实践场景下对文化意义系统的解释问题，也永远参与着对于文化意义系统的修改、构造活动。罗蒂正确地指出，维特根斯坦是整体论的代表人物，他把自己看做维特根斯坦的追随者。但罗蒂并没有真正领会维特根斯坦的思想，他片面地强调了维特根斯坦的“规则”决定论，而没有看到维特根斯坦所揭示的遵守规则和具体实践场景、遵守规则和修改规则之间的辩证关系。
至此，原先关于罗蒂的困惑或许可以给出答案了。他之所以对曾经欣赏的普特南只字不提，对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讳莫如深，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还在追求一种把文化和大脑分别等同于软件和硬件的理论构造，还在做着准科学主义的梦。这是一个很美妙的追求，然而很遗憾，这个梦想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也损伤了罗蒂哲学的融贯性，为他的整体论罩上了阴影，使他在反对还原论的道路上半途而废。
（选自《学术月刊》2008年第3期，原题为《功能主义错在哪里（选自论普特南的反功能主义及其与罗蒂的分歧》，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