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M·丘奇兰德（Paul M. Churchland，1942- ），著名哲学家，现为美国加利弗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哲学教授，是一位研究兴趣广博并在心灵哲学、科学哲学、认识论等多个哲学分支上卓有建树的哲学家。在国际哲学界，特别是在科学哲学、心灵哲学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本文论述丘奇兰德站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所系统阐发的语言哲学思想，以此表明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功能以及当代哲学各个分支走向整体交融的趋势。
一、基于科学实在论的语词意义的刻画
传统经验论认为，知识大厦由两个部分构成。一个是基础部分，由非理论的经验知识构成，是整个知识大厦的基础。另一个部分建筑于第一个部分之上，由理论知识构成，受经验知识的检验。就概念而言，有所谓的经验概念和理论概念之分。就信念而言，有所谓的经验信念（知觉信念）和理论信念之分。在丘奇兰德看来，经验论为人们所接受的理由是，人们希望通过阐明理论概念必定与非理论概念之间具有的特定的关系，来说明理论概念，提出一个有关理论概念的语义学，并且通过阐明理论信念必定与非理论知识之间具有的特定的关系，从而说明一个理论信念的根据或者为之加以辩护。丘奇兰德认为，上述经验论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知识大厦并非如经验论所认为的那样建构在一个坚实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之上，根本不存在作为基础的纯粹的经验知识，也不存在纯粹的经验概念和信念，所有的知识、概念和信念都是理论的，都具有理论的特征。丘奇兰德说：“看起来所有知识（甚至是知觉知识）都是理论的知识，根本不存在诸如非理论理解的东西。”[1]2既然所有的知识都是理论知识，所有的概念都是理论概念，由此“在理论信念与知觉信念之间的类似区别也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知觉信念的集合必须看作是理论信念集合的子集：粗略地说，它们可以看作是那些单称的理论信念。”[1]3一旦打破在理论的东西和非理论的东西之间所做出的传统的区分，那么有关从非理论概念出发去阐明理论概念，从知觉信念去说明理论信念，以及从经验知识去解释理论知识的良好愿望也就自然不能实现了。
基于这种科学实在论的观点，丘奇兰德探讨了观察谓词的语义学问题。该问题是从知觉问题引出的。他认为：“知觉就在于对包含在我们的感觉或感觉状态中的自然信息的概念开发。”[1]7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一个概念架构，我们的知觉就是在特定的概念架构的作用下发生的，可以说具有什么样的概念架构，就具有什么样的知觉。知觉的形成是一个概念架构能动作用于我们感觉所包含的自然信息的过程，它不是一个被动的纯粹感官反应过程。随着概念架构的变化，知觉也随之发生变化。按照这种观点，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不受任何概念架构支配的知觉，我们的知觉包含有概念的成分。
在经验论看来，观察语词是直接与我们的感觉相关的，比如“黑”、“灰”、“白”等语词与我们的视觉相关，而“冷”、“暖”、“热”等语词与我们的触觉相关。观察语词的意义因而是由我们的感觉给出的，或是由我们的感觉确定的，应该从我们的感觉出发阐明观察语词的语义学。但丘奇兰德认为，我们的感觉不是纯粹的，受我们所接受的概念架构支配，根本没有能确定观察语词的意义的固定的客观的感觉。阐明观察语词的语义学，不必考察人们具有的特定感觉器官的特性和能力，只需考察人们具有的有关这些观察语词的信念。观察语词的意义不是在语言使用者的感觉中被给定的，或由语言使用者的感觉确定的，而是由语言使用者的信念之网决定的，这个信念之网由人们所接受的包含该语词的语句的网络所表征。因此，丘奇兰德提出了语义空间的概念，认为语词的意义是由它在语义空间中的位置决定的。“如果一个语词在语义空间占据了一个确定的位置，那么它在那个空间中必定处于联系之中；它必定与语义空间中其他成分具有一定的语义关系，并且它的地位将由这些成分来确定。其他语词可算作这些成分，而感觉本身并不算作这些成分。”[1]16观察语词的意义如此刻画，理论语词的意义的刻画当然更是如此。丘奇兰德关于语词意义的刻画的观点是建立在科学实在论的基础上的，它是他的语言哲学的立论根据。
二、对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的反驳
丘奇兰德基于科学实在论的语词意义的刻画，展开了对于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的反驳。众所周知，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是经验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著名哲学家蒯因把它称之为经验论的第一个教条并对之展开了致命性的批判。[2 ]但丘奇兰德站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另辟蹊径，提出了独到的批判。一般来说，主张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的人认为分析语句具有如下重要特征，即它的否定的不可构想性。如果否定了分析语句，就会导致与我们日常关于它所包含的语词的理解不一致，就会违反矛盾律，导致自相矛盾。比如说，就“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这个句子而言，如果对之加以否定，就使得我们关于语词“单身汉”的理解产生矛盾，违背了日常我们关于它的理解。由于分析语句的这一特征，他们认为，分析语句的真完全由它所包含语词的意义决定，是必然为真的语句，缺乏任何经验内容。与之相反，综合语句的真不完全由它所包含的语词的意义决定，具有经验内容并且是偶然语句。比如，“所有单身汉都是喜欢听音乐的”就是一个综合语句，它的真要求经验的检验。
丘奇兰德反驳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的着眼点，就在于分析语句的“否定的不可构想性”这一基本特征。他以语句“燃素与其他物质形成复合物”为例加以反驳。在他看来，我们关于语词“燃素”的意义的理解是由以下语句决定的：“燃素是一种基本物质”，“燃素与其他物质形成复合物”，“燃烧与石灰化都体现于燃素从包含它的复合物中释放出来”，“燃素的释放由高温引起”，等等。我们所具有的由这些语句所表达的信念确定了语词“燃素”的意义。如果我们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加以否定，都会导致与我们关于语词“燃素”的意义的通常理解不一致，因此按照上述分析语句的基本特征，这些语句也是分析语句。但丘奇兰德指出，这些语句纯粹是偶然的具有经验内容的综合语句。而且更为关键的是，这些语句后来随着科学的发展被证明是假语句。因为人们认为根本不存在燃素这种东西，当然一直以来人们持有的有关燃素的信念以及表达这些信念的语句自然也就作为假的东西而被放弃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区分的标准就不再成立了，按照这个标准，我们不能把“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和“燃素与其他物质形成复合物”分别归入到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中去。总之，丘奇兰德的反驳是很有说服力的，它直接面对分析语句的基本特征展开，从根本上排除了分析语句和综合语句加以区分的可能性，而他反驳的基础就是科学实在论视野下的关于语词意义的刻画的观点。
三、意义理论
基于科学实在论的语词意义的刻画，丘奇兰德探讨了意义和理解问题，提出了意义理论和理解理论。丘奇兰德首先区分了意义问题和理解问题。他认为，一个个体关于给定语词T的理解与语词T在他的共同体语言中的意义是不同的，前者是所谓理解问题，或者是所谓意义问题。前者可以由讨论中的个体所接受的包含语词T的那些在系统上重要的语句集加以表征，而后者可以由在他的语言共同体中对于语词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集加以表征。
丘奇兰德引入了语义重要性概念来刻画语词T在说话者的共同体语言中的意义。他认为，在探讨意义问题时，接受概念对于说明语义重要性是主要的因素。一个语词T的意义是相对于一个语言共同体而言的，是由该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包含语词T的语句决定的，或者说是由这些语句所表达的语言共同体的信念的网络决定的。因此，刻画一个语词T的意义，可以从使用该语词的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包含它的语句出发。但这些语句对于语词T在语义重要性上是不同的，有的语句比另一些语句在确定语词T的语义上更加重要。语词T的意义并非由所有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包含它的语句刻画，而由其中在语义上更加重要的语句刻画就足够了。
丘奇兰德认为，语义重要性是直接与语言交流相关的，他从语言交流入手来阐明语义重要性概念。在他看来，语义重要性是相对于语言共同体的语言交流而言的，在语义上更加重要的语句是在语言交流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语句，它们保证了语言交流的有效性和流畅度。“语义重要性与其说是个人的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的问题。粗略地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只是这些语句，某人在社会交往中语词交流的流畅与效率，最大程度地依赖于（在时刻t）对它们的接受。”[1]53因此语义重要性概念是一个社会性概念。“语句的语义重要性完全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个体的问题，并且与之相关的只局限于交流理论。”[1] 59
丘奇兰德从语言交流的实践出发，具体分析了决定一个语句在语义上更加重要的因素。他认为，决定一些语句比另一些语句更加重要的因素很多。首先是普遍接受。一个语句在相关共同体中获得普遍接受，这个事实就为它赢得了重要性。否则，它就缺乏这种重要性。因为所有这种语句构成的网络，确定了每一个人共有的推理形式，以及对于语言共同体中其他每一个成员期望的倾向。其次是普遍性。普遍语句比单称语句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在做出实质推理中作用更加突出。再次是使用频繁程度，那些全体共有的普遍语句，由于它们在日常推理中使用最为频繁，因此它们必定被赋予比那些比较不频繁使用的语句以更大的语义重要性。此外是相对独立性。如果一个共有的包含语词T的语句，恰巧是非常少的包含该语词T的这些语句中的一员，那么它必定被认为要比它只是一个更大的、不断扩展的一组语句中的一员更加重要。虽然确定语义重要性的因素很多，但它们都是围绕语言交流这个核心的，都是根据它们对于语言交流的重要性加以评价的。
丘奇兰德还考察了评价语义重要性的一些具体的特殊的情况。丘奇兰德认为，在评价一个语句对于语词T的语义重要性时，有时我们并不需要考虑整个语言共同体。就某些语词来说，有时只需考虑确定语义重要性的那些很小的“优先”团体，即熟悉该语词的人所构成的团体。比如对于“muon”(“μ子”)、“nucleotide”(“核苷酸”)、“dyslexia”(“诵读困难”)等语词而言，因为熟悉这些语词的只是少数相关的专家，因此考虑这些专家构成的“优先”团体所接受的包含它的那些在语义学上重要的语句就行了。丘奇兰德认为，虽然接受概念对于语义重要性的说明是主要的，但这个概念需要加以进一步限定。就已经消亡的理论语词而言，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接受对于它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但是这个语词本身仍是具有意义的，它现在所意谓的正是它过去所意谓的。这是因为，除了在这个语词的鼎盛时期那些对于它语义上重要的语句之外，现在还没有其他的对于它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基于它特定的过去，我们承认它具有一个特定的意义。只要对于相关语词的控制目前还不存在竞争，那么，过去的接受对于现在的语义重要性而言就是足够的。就新的理论语词而言，我们接受包含它们的假定，这种接受是一个弱化意义上的接受。这些语句是出于检验和评价的目的而“被假定”，但我们仍然可以描述它们的语义重要性。一旦包含这些假定的理论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这些语句就将赢得普遍的接受。因此，如果目前的竞争没有抢先取得对相关语词的控制，那么将来接受的希望对于现在的语义重要性来说就是足够的。丘奇兰德在分析语义重要性问题时既考虑到语言使用的历史性，也考虑到语言使用的将来可能性，对于这两种情况做了特别的对待。
在对于语词T的意义刻画的基础上，丘奇兰德进一步刻画了意义相同概念。他说：“语词T对于α与β这两个团体具有相同意义，仅当在每一个团体中对于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构成的各自集合具有相同的成员。”[1]63因而语词T对于α与β两个团体具有相同意义，不必要求它们所接受的全部包含语词T的语句构成的各自集合具有相同的成员。
四、理解理论
丘奇兰德使用系统重要性概念来刻画一个特定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提出了理解理论。他认为，通过一个个体所接受的包含语词T的语句构成的集合（简称为T-集合），可以表征一个给定个体对于T的理解。但在任何说话者的T-集合中，某些语句会比其他语句更加重要，它们是对于这个个体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丘奇兰德对这些语句做了说明：“与其他语句的否定相比，一般来说，它们的否定要求在他的信念整体中做出更大的调整与修正，或者它们的否定意味着更大地丧失解释力。这些语句是更加“玩固”的语句，……它们是对于这个个体在系统上重要的T-语句。”[1]59比如，“所有单身汉都是未婚男子”这个语句就是一般主张分析与综合区分的个体所接受的包含语词“单身汉”的语句集中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个体的T-集合中在系统性上更加重要的成员，来表征该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在丘奇兰德看来，“语句的系统重要性主要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显然与之相关的是认识论。”[1]59它与个体的信念体系直接相关，所谓系统重要性，主要指的是语句在个体的信念体系中的重要性。那些对于某个个体在系统上重要的语句决定了这个个体的整体信念，理解问题主要涉及个体的信念。
由此，丘奇兰德刻画了两个说话者具有关于语词T的相同理解这一概念。既然我们根据一个个体的T-集合中在系统性上更加重要的成员，来表征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那么与此相对应，“我们说两个说话者具有关于语词T的相同理解，仅当他们各自的T-集合的‘优先’子集具有相同的成员。” [1]62这些“优先”子集是由T-集合中那些在系统性上更加重要的成员构成的。这种关于语词T的相同理解的刻画，允许两个说话者在各自的T-集合中的那些系统上不太重要的语句上可以不同，因此刻画了一个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是刻画两个个体关于语词T理解相同的基础。
丘奇兰德讨论了语词T在语言共同体中的意义和一个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述表明，前者是由语言共同体中那些对于语词T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刻画的，而后者是由相关个体所接受的包含语词T的那些在系统上重要的语句刻画的。如果刻画语词T在语言共同体中的意义的那些语句包含在刻画一个个体关于语词T的理解的那些语句中，那么就表明，该个体就语词T而言是那个相关的语言共同体中的一个有效而正常的说话者，他可以与共同体成员就语词T而言的内容进行有效的交流。而如果情况相反，那么就表明，就语词T而言的内容，该个体不能融入语言共同体中，他不能进行有效和流畅的交流。
五、语言翻译理论
在刻画意义概念与意义相同概念、理解概念与理解相同概念时，虽然丘奇兰德讨论的对象是语词的意义以及个体关于语词的理解，但他实际上是在一个关于意义和理解的近似整体论的构想中探讨这些问题的。
丘奇兰德是通过语言共同体的信念来说明意义概念的，语言共同体的信念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由于信念的表达是语句，因此表达这些信念的语句也构成了相应的网络。而语词的意义是由表达语言共同体信念网络的语句网络决定的。因此，在刻画意义问题时，他必定对于意义的基本单元持有近似整体论的观念。丘奇兰德说：“意义的基本单元实际上必定是接近整个语言。因为，只有在某个最大单元提供的背景下，我们才能明确地说明较小单元的意义。一个语词的语义身份，来源于它在由这个语言整体的语义上重要的语句构成的网络中的特定位置。”[1]64这里所谓“接近整个语言”是指，语词的意义并非是由语言共同体所接受的所有包含它的语句决定的，而是由其中那些对于它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决定的。丘奇兰德并不主张意义的基本单元是整个语言，而是主张一种近似整体论,主要是因为真正的整体论会导致“语义学唯我论”。他的这一看法与达米特所主张的意义的分子论有些相似[3]，达米特认为，分子论的语言观与整体论的语言观之间的区别在于，按照整体论的观点，不知道整个语言就完全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句子，而按照分子论的观点，对于每个句子而言，语言中都有一个确定的片断，获得了关于它的知识就足以完全理解那个句子。[4]只不过达米特是为了意义理论的构造，而丘奇兰德是为了阐明语词的意义。
在上述关于意义的近似整体论构想的基础上，丘奇兰德探讨了不同语言之间意义相同的问题，由此提出了语言翻译理论。丘奇兰德从不同语言中的语词意义相同这一问题出发，来探讨不同语言之间意义相同的问题。他说：“如果我们希望在不同语言之间谈论意义相同，那么，我们就必须学会谈论那些在相关的类似网络中占据类似位置的语词，所讨论的这两种语言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各自集合提供了这些网络。”[1]64丘奇兰德认为，在只是发音不同的两种语言的情况下，所谓“在相关的类似网络中占据类似位置的语词”实质上指的是它们具有类似的内涵结构。它们的“内涵结构”的类似性在于以下这个事实，即存在着由第一种语言的语词到第二种语言的语词的映射，在这个映射下，在第一种语言中对于每一个语词来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映像，恰恰是在第二种语言中对于它的匹配语词来说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这种映射只不过是两种语言的互译，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一个完美的翻译。由此丘奇兰德定义了一般的翻译概念：
一个从Lα到Lβ的最佳翻译，是一个从Lα的语词与句法形式到Lβ的语词与句法形式的映射。这个映射满足以下条件：（1）在这个映射下，Lα的每一个符合语法的语句的映像，都是Lβ的一个符合语法的语句。（2）在这个映射下，对于Lα的每一个语词Tα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的映像，恰恰是在Lβ中对于它的匹配语词Tβ在语义上重要的语句。
以上述概念为背景，丘奇兰德构造一个适当的语言之间同义性的定义：
两个语词，Lα中的Tα与Lβ中的Tβ是同义的，当且仅当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最佳翻译中它们是匹配的。
丘奇兰德的翻译定义，充分表明了他的翻译构想，即“翻译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留语义重要性的语词之间的映射。”[1]72
六、理解翻译①理论
丘奇兰德通过说话者的信念来说明理解概念，说话者的信念构成了一个动态的网络。由于信念的表达是语句，因此表达这些信念的语句也构成了相应的网络。因而说话者关于语词的理解是由表达说话者信念网络的语句网络决定的。因此，在探讨理解问题时，他必定对于理解的基本单元持有近似整体论的观念。丘奇兰德说：“理解的基本单元一定是接近整个个人语汇(idiolect)。只有在由他所接受的（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构成的整个相互联系的网络背景下，才能明确说明这个个体对于一个语词的理解。”[1]64这里所谓近整个个人语汇是指，一个说话者关于一个语词的理解并非是由所有他所接受的包含它的语句决定的，而只是由其中那些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决定的。
在上述关于理解的近似整体论构想的基础上，丘奇兰德探讨了不同的个人语汇之间的理解相同的问题，由此提出了理解翻译理论。丘奇兰德从不同个人语汇中的语词理解相同这一问题出发，来探讨不同个人语汇之间理解相同的问题。丘奇兰德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谈论个人语汇之间的理解相同，那么我们必须再次根据在两个个人语汇中“足够类似的网络”中“相互对应结点”来考虑。丘奇兰德认为，如同在解决语言之间语词同义性问题时引入语义重要性概念，从而保证所构想的语言翻译定义能最大限度地保留语义重要性一样，就不同个人语汇之间的语词理解相同，或者个人语汇之间的个体理解相同问题来说，也应引入系统重要性的概念，从而保证所构想的理解翻译能最大限度地保留系统重要性。由此丘奇兰德提出了以下定义（这里的定义仅限于共有相同句法的个人语汇的情况）:
一个从个人语汇Ix到个人语汇Iy的最佳的理解翻译（transdoxation），是一个从Ix的语词到Iy的语词的映射。在这个映射下，对于任一语词Tx，包含Tx的Ix-语句中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的映像，恰恰是包含与它相匹配的语词Ty的Iy-语句中在系统上更加重要的语句。[5]69
根据上述定义，丘奇兰德构造理解相同的定义：
两个语词，Ix中的Tx与Iy中的Ty是理解相同的（homodoxical），当且仅当在一个从一个个人语汇到另一个个人语汇的最佳理解翻译中，它们相互匹配。
在丘奇兰德看来，在理解相同问题上，我们必须特别重视对于有关个体来说那些在系统上重要的语句。这就是说，个人语汇具有一个系统结构,它类似于语言的内涵结构，只有在有关的个人语汇共有非常类似的系统结构的情况下，准确的理解翻译才是可能的。
七、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丘奇兰德的整个语言哲学思想都是站在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以科学实在论为基础提出的。从科学实在论出发，语词意义的刻画就必定以语言使用者即说话者的相关信念为基础，就必定从说话者的信念整体去把握语词的意义。因而一个语词的意义是由说话者所接受的包含该语词的语句（它们表达了说话者的相关信念）刻画的。无论是使用语义学重要性概念来分析语词在语言共同体（说话者的集合）中的意义，进而分析（针对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两个团体来说）意义相同概念，还是使用系统重要性来分析一个说话者关于一个语词的理解，进而分析（针对同一个共同体中的两个说话者来说）理解相同概念，都以上述关于语词意义的科学实在论的刻画为前提。而不同语言之间的语言翻译以及不同的个人语汇之间的理解翻译，又是以上述意义概念和理解概念的分析为基础的。所以，丘奇兰德基于科学实在论的语言哲学思想，充分表明了科学实在论对于语言哲学的深刻影响，展示了科学实在论的方法论功能。同时它也从科学实在论和语言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这样一个侧面，揭示了当代哲学各个分支由以往各自孤立分割、片面分离到综合交融、全面发展的总体发展趋势，这无疑对于我们认识当代哲学发展的总体态势具有重要意义。
（原载《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3期。录入编辑：百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