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维语义学自从在1996年被查尔默斯提出(Chalmers，1996)并初具雏形已经有十多年，其影响也已超越了心智哲学的范围。其间，这个理论在受到关注的同时也成了批判的对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些批判也促进了这个理论的成熟。在查尔默斯2006年的文章中，这个理论获得了最成熟的阐述。(ibid，2006)这个阐述既回应了一些批判，也采纳了另一些批判，并将其用于修正前期的一些有问题的论述。不过，在我看来，二维语义学并不因此成为一个成功的理论，因为它仍旧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即它的理论框架是否真的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语义学——这个语义学一方面可以避开传统语义学的困境，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传统语义学中的一些基本面。本文将论证二维语义学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
一、二维语义学的目的及其进路
让我们先看看二维语义学的目的何在。查尔默斯说：
二维语义学为什么是重要的？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包含三个核心哲学观念——意义、理性和模态——的戏剧的最近一幕。首先，通过提出必然的就是先天的，先天的就是必然的，康德把理性和模态联系在了一起。其次，通过提出意义(涵义sense)的一个方面和认知意义(cognitive significance)构成性地相关联，弗雷格把意义和理性联系在了一起。再次，通过提出意义(内涵)的一个方面和可能性与必然性构成性地相关联，卡尔纳普把意义和模态联系在了一起。(ibid，p.55)
查尔默斯认为这三个观念通过上述三个联系构成了一个“金三角”：三角的顶点就是上述三个观念，而三边则是这三个观念间的联系。查尔默斯进一步认为这个“金三角”被克里普克破坏了，因为“克里普克弄断了先天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康德联系，因而也就弄断了理性和模态之间的联系”(ibid)，这使得整个三角形散了架。而二维语义学就试图重建这个“金三角”。
那么，二维语义学怎样来重建这个“金三角”呢？按照查尔默斯的说法，二维语义学将“通过对意义与模态和理性领域更紧密地相关联的更深层的方面进行阐释”来重建“金三角”。具体地说，就是通过“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视察可能空间，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意义观念”来重建“金三角”(ibid，pp.55-56)。
这里有两点需要注意。首先，查尔默斯对“金三角”散架的原因的诊断是：克里普克弄断了康德联系。其次，查尔默斯基于这个诊断开出的药方则是：基于另一种视察可能空间的方式建立一个意义观念。这两点对于我们理解二维语义学并进一步判断它是否成功是很重要的。
无疑，在上述“金三角”中，意义观念起着枢纽的作用：一方面，它与理性相联系；另一方面，它与模态相联系。这样，理性就自然地与模态联系在一起了。如果理性与模态之间的联系断裂了，那么意义观念肯定出了问题：或者它与理性之间的联系出了差错，或者它与模态之间的联系出了差错。这也表明了二维语义学试图通过建立意义观念来重建“金三角”的原因。但是，原来的意义观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以之为基础的三角会散架呢？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传统语义学以及克里普克对它的批判，因为，正是克里普克对传统语义学的批判弄断了康德联系，并进而导致了“金三角”的散架。
二、传统语义学以及克里普克对它的批判
传统语义学中有两个部分与本文的主题相关，一个是关于专名的，另一个是关于自然种类术语的。关于专名的传统语义学就是摹状词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一个专名是有意义的，而且其意义可以用限定摹状词来表达，尽管我们也许不能完全确定是哪一个或哪一些限定摹状词表达了一个专名的意义。另外，专名的意义决定其指称。比如，“晨星”这个专名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大致可以用限定摹状词“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来表达。而“晨星”之所以事实上(在事实世界中)指称金星，是因为金星就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如果火星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的话(一个反事实的假定)，那么“晨星”就指称火星。关于自然种类术语，传统语义学的观点类似于专名的摹状词理论：一个术语是有意义或内涵的，而它的指称或外延则是由意义或内涵所决定。比如，“水”这个术语就有内涵，该内涵大致可以用摹状词“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可饮用、布满江河湖海的液体”来表达。任何满足这个摹状词的对象都在“水”的外延之中；反之，任何在“水”的外延之中的对象也都满足这个摹状词。由于事实上是H[，2]O满足了这个摹状词，所以事实上“水”指称H[，2]O。如果另一种物质也满足这个摹状词(一个反事实的假定)，那么这种物质也是水。
但是，克里普克论证说，专名和自然种类术语都是严格指示词，即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一个专名或自然种类术语都指称它在事实世界中的指称(Kripke)。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即使火星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晨星”也是指称金星，而不是火星；因为在事实世界中，“晨星”指称金星。同样，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即使有另一种物质是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可饮用、布满江河湖海的液体，比如说XYZ，“水”也是指称H[，2]O，而不是XYZ。因为在事实世界中，“水”指称H[，2]O。这也就是说，意义或内涵(通过被满足)并不能决定指称或外延。
不过，传统语义学以及克里普克的批判与康德联系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们在可能世界的框架下理解必然性，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其间的关系。当我们说一个命题是必然的，就是指在任何一个可能世界中，该命题都为真。这是对于必然性的模态理解。基于这样的理解，让我们考察下面这个命题：
(1)晨星是金星。
很明显，这个命题是一个后天命题。同时，按照传统语义学，它也是一个偶然命题，因为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如果火星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那么，“晨星”就指称火星而不是金星。关于自然种类术语，我们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可以看出，传统语义学与康德联系是一致的。
当我们用可能世界框架来理解模态时，卡尔纳普联系就可以被看做是传统语义学的一个结果或延伸。按照传统语义学，内涵通过被满足决定外延，于是在每个不同的可能世界中，一个内涵都会决定一个相应的外延。因此，我们可以把内涵看作是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其中可能世界是自变量，外延是因变量。给定这样的关系，内涵可被看做是由可能世界和外延所确定的。
如果克里普克的专名和自然种类术语是严格指示词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命题(1)虽然是后天命题，却也是必然命题，因为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晨星”的指称不是由它的意义决定的。就算在这个可能世界中，火星才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晨星指称的也不是火星，而仍然是金星。很明显，康德联系被断开了。不过，康德联系之所以被断开，是由于传统语义学的一个信条即意义决定指称受到了批判。克里普克的论证是，如果在另一个可能世界中，意义不决定指称，那么在事实世界中，意义也不决定指称。
意义和指称之间的关系问题当然是语义学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其实，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关系与先天性和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意义是我们所理解或把握的，因而意义观念是认知层面上的观念。而指称则是外部世界的对象，所以指称观念是形而上层面上的观念。以命题(1)为例，我们对(1)的理解基于我们对“晨星”、“是”、“金星”等语词的意义的把握。由于对这些语词的意义的领会和把握并不能使我们认识到(1)是真命题，因而(1)是后天命题。但是，尽管“晨星”和“金星”的意义不同，它们却拥有同样的指称，也就是说，它们的指称之间的关系是同一关系。这样的同一关系与我们的认知无关，而是取决于外在于我们认知的外部世界的事实存在，所以，这种指称间的同一关系是形而上层面上的关系。由于同一关系不会因可能世界的改变而改变，所以(1)是必然命题。由于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关系和先天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是对应的，克里普克对传统语义学尤其是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观点的批判，就必然导致康德联系的断裂。
所以，要想重建“金三角”，我们需要修复康德联系。而要想修复康德联系，我们就必须修复意义与指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重建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观点。然而，要想重建这个观点，我们必须回应克里普克的批判。所以，二维语义学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一方面能够避开传统语义学的困境，即能成功地回应克里普克的批判，另一方面又可以保留传统语义学的意义决定指称这个基本观点。
可以看出，克里普克的批判并没有破坏意义与理性之间的联系，而是破坏了意义和模态之间的卡尔纳普联系。因为卡尔纳普联系是传统语义学之意义决定指称这个信条在可能世界框架下理解的模态中的延伸，故一旦意义决定指称这个信条受到了批判，卡尔纳普联系也就出了问题。但是，查尔默斯认为克里普克并没有破坏卡尔纳普联系，这是为什么呢？我将在考察二维语义学是如何重建“金三角”之后来回答这个问题。
在考察二维语义学是如何重建“金三角”之前，我还想谈一下因果指称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对我们评判二维语义学是否成功是很有帮助的。因果指称理论是克里普克在批判传统语义学之后提出的。虽然克里普克有意地把它说成是一个图示，而不是理论，这个图示还是被发展成一个替代传统语义学的语义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个专名或自然种类术语的指称由存在于其使用与最初的命名活动之间的一条因果的、历史的链条决定。命名活动可以是指示性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Kripk，pp.93-97；cf.Evans)这里，我们不需要关注这个理论的细节及其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首先，它是一个替代传统语义学的语义学理论；其次，在这个理论中，没有涉及意义问题，而指称的决定也与意义无关。需要注意的是，这并不是说这个理论否定意义的存在，它否定的是意义在决定指称中的作用。既然意义不决定指称，那么先天性和必然性之间的断裂就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了。
三、二维语义学的理论框架
1.两种考察可能世界的方式
如前所述，查尔默斯认为，二维语义学将以另外一种方式考察可能空间，并基于这种方式建立一个意义观念，以此来重建“金三角”。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查尔默斯认为，有两种考察可能空间的方式：
在第一种情形下，一个人把一个可能性当作表征着这个事实世界可能成为(might turn out to be)的方式来考虑，或者如同有时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把这个可能性当作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在第二种情形下，一个人先承认事实世界已经是定下来了的，然后把一个可能性当作这个事实世界可能是却并不真的是(might have been but is not)的方式来考虑，或者如同有时我们所说的，这个人把这个可能性当作反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Chalmers，2006，p.59)
查尔默斯把在第一种情形下被考虑的可能性，即被当作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的可能性叫做“认知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对应着“就所有的我们所知道的来说，这个世界可能是的方式”，或更进一步说，对应着“就所有的我们先天地知道的来说，这个世界可能是的方式”(ibid，p.75)。查尔默斯把在第二种情形下被考虑的可能性，即被当作反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的可能性叫做“形而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可能性。(ibid，p.60、76)
无疑，充分理解和把握这两种考虑可能性的方式以及它们间的区别对我们理解二维语义学是必不可少的。下面，我想用一个大家熟知的例子说明，究竟什么是认知的可能性，什么是形而上的可能性。
考虑一下孪生地球。孪生地球无疑是一个可能性。对于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用以下这种方式去考虑它。我们可以先确定下来我们是生活在地球上的，地球是我们的事实世界，然后再去思考，如果孪生地球和我们的地球一样，一切将会是什么样。但是，地球和孪生地球不是一样的，所以地球和孪生地球是一样的这个假定是一个反事实假定。当我们把一个假定视为反事实假定时，就意味着事实世界是已经定下来的。既然如此，当我们考虑别的可能性时，我们就是从事实世界的角度出发的。比如，事实上(在事实世界——地球上)金星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当我们考虑如果一个人从地球来到孪生地球上(假设在孪生地球上，火星才是那颗在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他说的“晨星”在孪生地球上的指称是什么时，我们是带着地球(事实世界)上的信息来考虑这个问题的。由于晨星事实上是金星，这个人在孪生地球上用“晨星”这个专名时，他仍然指称金星而不是火星。被以这种方式考虑的可能性就是形而上的可能性。
当然，我们还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考虑孪生地球。可以设想我们从来就没有在地球上生活过，也就是说，在考虑孪生地球时，我们不把地球看做是我们的事实世界。这样，在考虑孪生地球时，我们一开始就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来考虑。于是，我们所考虑的就是，如果孪生地球从来就是我们的事实世界，一切将会是什么样。由于我们在作这样的假定之前没有设定事实世界，这个假定就不是反事实假定，既然如此，我们考虑的角度就是从孪生地球出发的。被以这种方式考虑的可能性就是认知的可能性。
可以看出，上述这两种考虑方式的不同点在于是否事先设定一个事实世界。如果事先设定了一个事实世界，那么考虑的出发点就是这个已经设定的事实世界；反之，考虑的出发点就是被考虑的可能世界。出发点的不同会导致对一些问题的不同回答。比如，如果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从来的事实世界，那么，在考虑“晨星”指称什么这个问题时，我们就不会去问在地球上“晨星”指称什么，而是直接在孪生地球上考虑这个问题。而由于在孪生地球上，火星才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所以在直观上，我们会认为“晨星”指称火星。
很明显，当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来考虑时，我们对“晨星”指称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正是传统语义学的回答。而当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反事实世界来考虑时，我们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则是克里普克的回答。“晨星”指称什么这个问题当然是语义学问题，由于我们考虑可能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对应着两个对此语义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方式也许蕴含着语义学的两个不同维度。这正是这个新语义学被称作“二维语义学”的原因。
此外，既然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我们对“晨星”指称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传统语义学的回答；而如前所述，传统语义学的这个回答是与康德联系一致的，于是这种把可能性当作事实的或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的方式，似乎可以修复康德联系并进而重建“金三角”。然而，这虽然是二维语义学的进路，却不是其全部进路，因为我们还要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事实的或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晨星”指称火星。注意，这是任何一个语义学都必须回答的问题，它要问的正是使一个语义学成为语义学的根本，即指称确定机制(reference-determination mechanism)。给不出一个指称确定机制，一个理论是不能叫做语义学的。另外，正是指称确定机制上的不同使一个语义学区别于另一个语义学。比如，传统语义学对“晨星”在地球上指称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和因果指称理论的回答是相同的，即金星。然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理论所给出的指称确定机制却大相径庭。所以，对某个语义问题的回答相同并不意味着指称确定机制相同。
我们知道，按照传统语义学，在孪生地球上，“晨星”之所以指称火星，是因为在那里，火星才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也就是说，火星才是满足“晨星”的意义的对象。很明显，这样的回答预设了“晨星”是有意义的。如果二维语义学对于上述问题(即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事实的或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晨星”指称火星)的回答和传统语义学一样，那么二维语义学也要预设“晨星”有意义。查尔默斯把这种预设了意义的二维语义学叫做“弗雷格式二维语义学”。查尔默斯认为，弗雷格式二维语义学是有问题的，他还认为，二维语义学真正要做的不是去预设意义，而是为意义奠基。(Chalmers，2006，p.69)至于二维语义学是如何为意义奠基的，我将在下文谈到。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二维语义学不预设意义，那么在认知的可能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就自然地把我们引向了二维语义学的理论框架的另一个部分。
2.可解读性
什么是可解读性(scrutability)？查尔默斯给出了下面这个定义：
真理的可解读性：对于一个说话者所使用的绝大多数术语T，并因而对于任何一个涉及T的真理S来说，都有一个真理D，以至于一方面，D是独立于T的，另一方面，知道D是事实使这个说话者处在一个能够(不需要做进一步的经验调查，而只是基于理想化了的纯理性的反思)知道S也是事实的位置上。(ibid，p.90)
这样的定义当然很难理解，不过查尔默斯给我们举了下面这个例子：
拿“水”为例来说。这里，我们可以让D是这样的一个真理，这个真理详尽表述了关于在一个人的环境中的对象和物质的显象、行为、构成以及分布的足够多的信息，同时还有所有这些对象和物质与这个人之间的关系信息。在D的任何部分不需要出现“水”这个词：显象可以用现象术语表述，行为和分布可以用时空术语来表述，而构成则可以用微观物理术语和化学术语来表述。这样，D对于“水是H[，2]O”来说在认知上就是足够的。当这个人知道D是事实时，他就会处在一个能够知道在他的环境中存在的各种各样的具有不同的表面特征的液体的化学构成的位置上，并因此能推知水是H[，2]O。毕竟，在正常的认知情形下，这些关于显象、行为、构成以及分布的信息正是我们确定水是H[，2]O所需要的。而且这里不需要任何进一步的经验信息来起作用：即使我们把其它所有的经验信念都悬置掉，我们也能知道如果D是事实，水就是H[，2]O。(Chalmers，2006，p.90)
虽然这样的例子并不能消除我们关于可解读性的很多疑问，但它至少回答了上文的问题——在认知的可能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是什么。这个新的指称确定机制就是：基于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canonical description)之上的理想化了的纯理性反思。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样的指称确定机制如何为意义奠基。在上文中，我已经谈及卡尔纳普联系，并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内涵可以通过可能世界和外延而被确定下来，因为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给定自变量和因变量，我们当然可以反过来定义或确定一个从自变量到因变量的函数。由于这里的自变量是可能世界，因变量是外延，被确定的函数自然就是内涵了。既然通过理想化了的纯理性反思，我们可以确定在某个具有如此这般的标准表述的认知的可能世界(自变量)中某个术语的外延，那么我们就可以定义或确定一个函数，而这个函数就可以被看做是这个术语的内涵。查尔默斯把这种内涵叫做“第一内涵”(primary intension)。相应地，当我们把可能性当作反事实的或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时，也可以如此确定一种内涵。查尔默斯把这种内涵叫做“第二内涵”(secondary intension)。(ibid，p.60；cf. ibid，1996)
可以看出，当我们把可能性当作事实的或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时，至少根据查尔默斯的观点，二维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和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是不同的。这样一来，二维语义学就不必预设意义，并因而避开了预设意义所遇到的困难。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把可能性当作事实的或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按照二维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即基于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之上的理想化了的纯理性反思，我们对像“晨星”和“水”这样的语词在孪生地球上指称什么这类问题的回答，和传统语义学的回答是一样的，而传统语义学的回答是和康德联系一致的。这样，二维语义学就通过一方面提出新的考虑可能性的方式，另一方面提供新的指称确定机制，拯救了康德联系。下面看看这是怎么具体做到的。
很明显，对应于认知的可能性和形而上的可能性，有认知的必然性和形而上的必然性。因为我们是在可能世界的框架下理解模态的，所以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的不同自然会导致不同类型的可能性与必然性。一个认知的必然命题指的是在任何一个认知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的命题，而一个形而上的必然命题指的是在任何一个形而上的可能世界中都为真的命题。很明显，克里普克在其对传统语义学的批判中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是形而上的方式。相应地，他所谈到的必然性也是形而上的必然性。所以，克里普克的批判只是表明了这种形而上的必然性和先天性之间并不存在康德联系。
然而，这种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不是唯一的，而它与另外一种考虑方式即认知的方式也不冲突。所以，即使形而上的必然性和先天性之间不存在康德联系，这也并不意味着认知的必然性和先天性之间没有康德联系。如果二维语义学基于认知的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提供的指称确定机制没有问题，那么可解读性就在认知的必然性和先天性之间建立了康德联系。比如，“水是H[，2]O”这个后天命题也是认知的偶然命题，因为在另一个具有不同的标准描述的认知的可能世界中比如说孪生地球中，水就是XYZ。同理，“晨星是金星”这个后天命题也是认知的偶然命题。可以看出，首先，基于对两种不同的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的区分，二维语义学表明，在克里普克意义上的后天必然命题其实只是后天形而上必然命题而已；其次，基于可解读性这个指称确定机制，二维语义学表明，这些后天命题同时也是认知的偶然命题。于是，按照二维语义学，所有的后天命题，即使是后天形而上必然命题，都是认知的偶然命题。另外，既然认知的可能世界对应着“就所有的我们先天地知道的来说，这个世界可能是的方式”(Chalmers，2006，p.75)，那么无疑，所有的先天命题都是认知的必然命题。这样，在认知的必然性和先天性之间的康德联系就被建立了。
如前所述，对应于形而上的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有所谓的第二内涵。而既然是第二内涵，它就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意义，或意义的一个方面。无疑，这种意义和理性之间是没有弗雷格联系的，但是它与模态之间仍然有卡尔纳普联系。事实上，它本来就是基于卡尔纳普联系之上而被确定的意义。这也许是为什么查尔默斯认为克里普克并没有破坏卡尔纳普联系而是破坏了康德联系的缘故。其实，他还应该进一步说，克里普克破坏了弗雷格联系。因为，如果考虑可能世界的形而上方式可以奠基一种意义，而克里普克也是基于考虑可能世界的形而上方式来批判传统语义学的，那么，他就可能把意义理解为所谓的第二内涵；而第二内涵和理性之间并没有弗雷格联系。
到此为止，在传统语义学以及克里普克对它的批判的背景下，我大致地交代了二维语义学的脉络。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二维语义学这样便可以成功地重建“金三角”吗？
四、如何回避克里普克的批判？
我在前面对“金三角”散架原因的诊断和查尔默斯的诊断是略有不同的，并且，我的结论是：要想重建“金三角”，就要重新建立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观点。但是，二维语义学并没有重新建立这个观点，然而看上去，它却似乎完全可以重建“金三角”。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知道，当可能世界是作为认知的可能性而被考虑时，二维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与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是不同的。然而，如果二维语义学想重建“金三角”，那么，在可能世界是作为认知的可能性而被考虑时，尽管其指称确定机制与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不同，但依据其指称确定机制所确定的指称却必须与依据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所确定的指称完全一致，否则它就不能重建“金三角”。然而，如果两个不同的指称确定机制在所有的认知的可能世界中都确定完全相同的指称，这难道不说明其中可能会有问题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让我们再回头考察一下二维语义学在认知的可能世界中的指称确定机制。根据查尔默斯的说法，一旦一个人知道了关于一个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后，尽管这个描述中没有提及“水”这个词，这个人也能推知水是H[，2]O。这个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查尔默斯的理由是，在正常的认知情形下，这些关于显象、行为、构成以及分布的信息正是我们确定水是H[，2]O所需要的。可是，在正常的认知情形下，我们是掌握了“水”这个词的意义的。如果我们没有掌握“水”的意义，而只是掌握了关于水的显象、行为、构成以及分布的信息，我们是不能确定水是H[，2]O的。设想一个人掌握了所有出现在关于这个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中的语词的意义，但是他却不认识“水”这个词，也就是说，他没有掌握“水”的意义。此时当你问他，“你想喝水吗？”，他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同样，他也不能理解“水是H[，2]O”这个句子，或这个句子所表达的命题。对于这样一个人，如果他知道了关于这个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他能推知水是H[，2]O吗？如果他能，那就意味着他能推知一个他根本不能理解的命题。这个结果显然是不能被接受的。当然，既然这个人知道了关于这个可能世界的标准描述，他就会推知，具有如此这般的显象、行为和分布的液体具有如此这般的化学构成，但是这不等于知道水是H[，2]O。所以，虽然直观上，我们会接受查尔默斯的观点，即在正常的认知情形下，这些关于显象、行为、构成以及分布的信息正是我们确定水是H[，2]O所需要的，但我们的这个直观却基于我们对“水”这个词的意义的把握。这也就是说，在二维语义学的可解读性下面恰恰隐藏着对于意义的预设。而如果在确定指称时我们需要预设意义，那么，这就意味着意义在指称确定中要起作用。可是，意义怎样才能起作用呢？很明显，意义只有通过被满足才能起作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可解读性中需要预设意义，那么可解读性所能提供的指称确定机制只能是：通过意义的被满足来确定指称。这个指称确定机制正是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即意义决定指称。所以，事实上，二维语义学正是通过建立意义决定指称这个观点来重建“金三角”的。
也许有人会问，就算是这样，这又能说明什么呢？在我看来能说明两点：首先，查尔默斯认为预设意义的二维语义学是有问题的，他的二维语义学中不需要预设意义。所以，如果他提出的可解读性必须基于对意义的预设，二维语义学的框架就出了问题。其次，也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这个指称确定机制受到了克里普克强有力的批判。
可是，我在上文中不是指出，克里普克的批判是基于他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之上的吗？而很明显，可解读性是基于把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之上的。所以，就算可解读性需要预设意义，而且它所能提供的指称确定机制正是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但由于这里存在着考虑可能性的两种方式之间的不同，故克里普克的批判在这里也许显不出效力来。
于是，这里需要讨论一下我们为什么要考虑可能世界。其实我们并不真的关心一个可能世界是什么样，恐怕也很少有人会认为可能世界是真实存在着的。之所以考虑可能世界，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事实世界是怎么回事，我们要揭示这个事实世界里的一些根本规律。在这里，我们要研讨的则是语义规律，更具体地说，是指称确定机制。拿我们的事实世界——地球来说，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在地球上，“晨星”指称金星，“水”指称H[，2]O。传统语义学告诉我们，这是由于这两个词的意义分别被金星和H[，2]O满足。但是克里普克通过考虑可能世界告诉我们，这是不对的，在我们的事实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不是传统语义学所说的那样。当然，克里普克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是形而上的方式。现在，二维语义学区分了两种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但是这种区分能说明什么呢？或许，查尔默斯想说的是，克里普克的论证是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的。如果我们把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可能性来考虑，我们就得不出克里普克的结论。或者，查尔默斯并不是认为克里普克的论证有问题，或他的结论不对，而是认为克里普克的论证和结论对应着二维语义学中的一维，即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的那一维。我觉得后一种看法更有道理，也更符合查尔默斯的原意。其实，查尔默斯就是想通过在二维语义学中给克里普克留出一维来避开克里普克的批判。可是，我们的问题是，在地球这个事实世界上，指称确定机制是什么？可能世界或对于可能世界的考虑，对于我们这个问题来说，只是工具而已。指出我们以不同的方式运用这样的工具，并不能使我们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也许有人会认为，按照二维语义学，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我们考虑这个事实世界的方式。毕竟，事实世界也是一个可能世界，它不过是被实现了的可能世界。比如，虽然地球是我们的事实世界，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形而上的可能世界来考虑。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地球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形而上的可能世界。
然而，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我们无论怎么考虑可能世界，都要设定一个事实世界(注意，我不是说，在考虑一个可能世界前，要事先设定一个事实世界)。当我们把一个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我们就同时设定这个可能世界就是事实世界。而当我们把一个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或反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我们就要把另一个可能世界设定为事实世界。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设定一个事实世界，而我们也只有一种考虑这个被设定为事实世界的可能世界的方式，即把它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被设定为事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是什么。无疑，这里已经不再有不同的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的问题。
很明显，二维语义学必须正面回答在事实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是什么这个问题。其实，这个答案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它就是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即意义决定指称。但是，克里普克要指出的也正是这种指称确定机制是错误的。所以，二维语义学与克里普克的结论直接冲突。仅仅指出克里普克在考虑可能世界时，是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的，这并不能避开这个冲突。
当然，与克里普克的结论相冲突并不能说明二维语义学是错误的，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能说明传统语义学的指称确定机制是错误的。其实，一个人完全可以通过直接反驳克里普克的批判来维护传统语义学。可是，二维语义学却试图通过区分两种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来回避克里普克的批判，并进而重建“金三角”。我这里想说的是，这个批判是二维语义学所避不开的。
五、认知的可能性如何为意义奠基？
那么，二维语义学能不能通过区分两种考虑可能性的方式来直接驳斥克里普克的论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当我们把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时，指称确定机制是不是一定是意义决定指称。如果是，那么克里普克的论点就被驳倒了；而如果不是，二维语义学也就不能避开克里普克的批判。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考虑可能世界的认知方式。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直观上，我们认为“晨星”指称火星，而“水”指称XYZ(我们假定在孪生地球上，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是火星，而清澈透明、无色无味、可饮用、布满江河湖海的液体是XYZ)。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这样的直观，所以我们确定，如果孪生地球从来就是我们的事实世界，“晨星”指称火星，而“水”指称XYZ。现在的问题是，给定这样的指称关系，指称确定机制就一定是意义决定指称吗？也就是说，是不是“晨星”之所以指称火星是因为火星满足了“晨星”的意义，而“水”之所以指称XYZ是因为XYZ满足了“水”的意义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弄清楚所谓的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我们就是把自己放在孪生奥斯卡(一个生活在孪生地球上的人)的位置上，并且从他的角度去考虑一切问题，包括语义问题。因为直观上，孪生奥斯卡使用的“晨星”和“水”分别指称火星和XYZ，所以我们认为，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我们使用的)“晨星”和“水”也分别指称火星和XYZ。于是，上述问题就变成了：孪生奥斯卡使用的“晨星”和“水”之所以分别指称火星和XYZ，是因为火星和XYZ分别满足了“晨星”和“水”的意义吗？
这个问题很自然地让我们想起传统语义学的竞争对手——因果指称理论。无疑，因果指称理论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晨星”和“水”分别指称火星和XYZ。尽管因果指称理论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仍旧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上的)奥斯卡使用的“晨星”和“水”分别指称金星和H[，2]O。而如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它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孪生奥斯卡使用的“晨星”和“水”分别指称火星和XYZ。这个解释正是我们需要用来回答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晨星”和“水”分别指称火星和XYZ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一个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在这个被当作事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指称确定机制也不一定是意义决定指称，它可以是因果指称理论中的那个存在于命名活动和语词使用之间的因果的、历史的链条。
也许有人会问，但是传统语义学不是也可以成功地解释这个语义现象吗？的确，传统语义学是可以解释这个语义现象。其实，传统语义学可以解释很多(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在我们的事实世界——地球上的语义现象。而如果它可以解释在地球上的语义现象，它就可以同样解释被我们当作事实世界的孪生地球上的那些语义现象，因为当孪生地球被当作我们的事实世界时，就指称确定机制而言，它和地球没有什么区别。即使批判传统语义学的克里普克也说过，传统语义学有它的内在美，这种内在美当然是指它在解释语义现象时的成功。可是，这种内在美的存在却并不意味着传统语义学是正确的，因为事实是，当我们把可能世界引入考察视野后，我们发现传统语义学遇到了困难。当然，二维语义学的信奉者们会说，这个困难是由于克里普克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造成的。但是，如果一个语义学真的是正确的，那么即使我们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它也必然会遇到传统语义学的困难吗？
答案是否定的。克里普克自己提出的、经后人发展而成的因果指称理论就不会遇到相同的困难。这也就是说，无论我们以哪一种方式——认知的或形而上的方式——来考虑可能世界，因果指称理论都不会遇到困难。所以，对照而言，传统语义学在我们把可能世界当作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时遇到的困难，就足以证明它是有问题的，而这个问题并不能因为存在另外一种考虑可能性的方式而被回避掉。
如果我在上面对“金三角”散架的原因的诊断是正确的，那么避不开克里普克的批判就意味着二维语义学不可能重建“金三角”。但是，也许有人会认为上面的诊断不对，所以有必要来考察一下，如果不去关注克里普克的批判，二维语义学是不是就可以重建“金三角”呢？
我认为，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知道，二维语义学的立论之根本就是考虑可能世界的两种不同方式。可是，即使我们把一个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性来考虑，在这个可能世界上，指称确定机制仍然可以是因果指称理论的指称确定机制。而我们知道，在因果指称理论中，意义观念并没有出现，意义在指称确定中也不起任何作用。所以，就算我们基于因果指称理论并通过可能世界这个自变量和指称这个因变量来确定一个内涵(姑且可以把它叫做“因果内涵”)，此种因果内涵与(弗雷格式的)意义在本质上也大不相同。严格来说，因果内涵不是一种可以被满足的内涵，因为它只要求它所确定的指称是其命名活动与一个人对此专名或术语的使用之间存有一条因果的、历史的链条的某物。因果内涵并不会像意义一样表达一个可以被归属的属性并因而可以被满足。当然，有人也许会说，“其命名活动与一个人对此专名或术语的使用之间存有一条因果的、历史的链条”本来就表达了一个可以被归属的属性，所以因果内涵与意义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也可以被满足。但是，我们所理解的弗雷格式意义并不是这样一种类型的意义。弗雷格式意义表达的是一个对象的呈现方式，而一个对象一般说来是不会以作为其命名活动与一个人对此专名或术语的使用之间存有一条因果的、历史的链条的某物这种方式呈现给我们。而且，弗雷格式意义的某个方面是与认知意义(cognitive significance)构成性地连系在一起的，而正是这种连系使意义与理性(先天性)联系在一起并成为“金三角”的一个边。可是，因果内涵与认知意义并不相关，它与理性之间也没有弗雷格联系。考虑下面这个命题：
(2)晨星是那颗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
这个命题可以说是先天命题，因为基于对“晨星”这个词的意义的领会(加上对出现在句子中的其他语词的理解)就足以让我们知道命题(2)是真命题。由于命题(2)是先天命题，根据二维语义学，它就也是认知的必然命题。可是，如果上述通过因果指称理论的指称确定机制而建立的因果内涵也可以被看做是“晨星”的意义，那么，很明显命题(2)并不是认知的必然命题，因为在另一个被看做是事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其命名活动与一个人对“晨星”这个词的使用之间存有因果的、历史的链条的那个对象完全可以是另外一个东西：它可以根本就不是一颗星星，更不用说是早晨出现在天边的很明亮的星星了。在这样的被当作事实世界的可能世界中，命题(2)就不是真命题，也不是认知的必然命题。而既然命题(2)在一个可能世界中可以不为真，它也就不可能是先天命题。这就是说，如果因果内涵也可以被看做是“晨星”的意义，那么，原本我们认为是先天的命题就变成了后天命题，因为通过对这个意义的理解我们根本不能知道命题(2)是真命题。所以，基于因果链条建立的内涵并不能重建“金三角”。
当然，二维语义学试图建立的意义是弗雷格式意义。可是，我们看到，区分两种考虑可能世界的不同方式并不能保证建立的意义就一定是弗雷格式意义，因此两种方式的区分也就不能保证可以重建“金三角”。
其实，如果我们通过因果指称理论的指称确定机制来建立一种内涵，而这种内涵又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意义的话，二维语义学就变得没有必要，因为这种内涵可以同时代替第一内涵和第二内涵，而这样一来，二维语义学的两个维度就合二为一了。这种内涵之所以可以同时代替第一内涵和第二内涵，那是因为无论我们是把可能世界当作认知的可能性还是形而上的可能性来考虑，这种内涵通过其被满足都可以确定正确的指称。这一点应该是很清楚的，因为因果指称理论既可以成功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认知的或事实的可能世界时，“晨星”指称火星，“水”指称XYZ；也可以成功解释为什么当我们把孪生地球当作形而上或反事实的可能世界时，“晨星”指称金星，“水”指称H[，2]O。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首先，二维语义学试图通过在其理论框架内给克里普克的“专名和自然种类术语是严格指示词”这个观点留出一个维度(形而上的维度)并不能避开克里普克的批判，因为可解读性下隐藏的正是对意义的预设。其次，区分出两种不同的考虑可能世界的方式也不能保证在考虑可能世界的认知方式之上建立的意义或内涵是弗雷格式意义，而不能建立弗雷格式意义就不能重建“金三角”，因为“金三角”的一边正是弗雷格式意义和理性之间的弗雷格联系。
任会明，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原载《哲学研究》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